奧斯曼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路徑——Partners of the Empire 述評（上）

長期以來，晚期奧斯曼史的主流敘述模式經常是「銳意改革的蘇丹和他的小夥伴們克服重重阻力，降伏反動的禁衛軍，桀驁不馴的阿揚（ayan，土豪）與頑固不化的烏里瑪階層，最終凝聚改革共識，走向坦齊馬特」。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繼承了這一史觀，以此作為推行世俗化改革的依據。顯然，這種「國家/中央本位」的敘述模式把活躍於奧斯曼體制中的其他各種參與者打成了他者。這種史觀同樣長期影響西方學界，斯坦福·肖的《奧斯曼帝國史》可以說是這種史觀影響下的典型作品。（順帶一提，這是唯一一部漢譯學術型的奧斯曼通史，但這本書觀點陳舊，錯誤也很多，更噁心的是，這本書的譯者完全不懂土語的發音規則，導致人名地名的翻譯錯誤百出，所以只要有六級的閱讀能力就一定要讀劍橋土耳其通史，千萬不要讀這本）

90年代以後，這種傳統史觀受到挑戰，對禁衛軍（yeni?eri ），行會（esnaf），少數族裔，女性，地方豪強等邊緣群體的研究成為了奧斯曼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而不再以國家/中央/政治史為單一的重點。對於土耳其近代史研究界的現狀，《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一書中有很精闢的概述：

關於歷史上亞美尼亞大屠殺的研究，主要受到來自國外的影響，還有一些學者對猶太人、阿萊維教派（Alevis）、「境外土耳其人」、土耳其婦女等作為歷史主題進行了研究，特別是近年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成為很多國際學術會議的主題，反映出土耳其學者與外國學者的交流日益密切和頻繁。這種情況，一方面顯示出原來的民族—國家宏大敘事的確忽略了那些被壓抑、排斥或淹沒的歷史因素；另一方面，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土耳其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深遠，以前被認為是禁忌的主題，現在可以自由討論了，相關檔案也漸漸開放了。

上述的新史學研究不僅在學術上使我們認識到歷史的複雜性所在，還在土耳其造成了一種懷疑、批評凱末爾主義的革命與改革，進而否定現代化的傾向。「這些學者的批評影響十分之大，以至於到70年代末，『現代化』已經成為一個很骯髒的詞，像勒納和劉易斯這樣的學者僅僅被作為晚期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共和國研究中錯誤方法的例子而被引用。

對這種傾向，作者同樣引用了其他歷史學家強有力的批判：

傅勒在評論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中關注下層人物命運的趨勢時曾說過一句話：「注重法國大革命中的民眾階層及其行動，倒是給我們有關農民和城市社會底層作用的知識帶來了一些進步，無視或低估這些進步當然是荒謬的。但這類進步並沒有給似可稱作總體歷史對象的『法國大革命』的分析帶來什麼明顯變動。」這樣的洞見同樣適用於土耳其現代史，無視或低估「新史學」的貢獻顯然是荒謬的，但由此而「淪落」到拋棄凱末爾主義的一切遺產，無疑也犯了非歷史的錯誤。

不可否認的是，革命史學與現代化範式之間的爭論仍方興未艾，而社會史與地方史的研究由於過分地脫離了政治場域亦被詬病，楊念群先生最近指出：

「政治史」終於還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種地方文化實踐的表達形式。沒人能否認「社會史」所表述出的千姿百態的魅力……但這些路徑畢竟都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區意義上的整合作用。要理解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當作一種相對獨立的運轉機制進行再研究

（我看的是epub，給不出準確的頁碼）

Partner of the Empire: the Crisis of the Ottoman Order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這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18，19世紀之交巴爾幹與安納托利亞的地方豪強，1806到1808年間的一系列政變與暴動，以及豪強與中央的關係。這本書沒有採用過去慣常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二元對立的晚期奧斯曼帝國史敘述模式，而是提出了「三種秩序」的理論，即蘇丹的秩序，阿揚（土豪/凝結核）的秩序，城市群眾（禁衛軍-行會複合體）的秩序。在本位面的歷史中，蘇丹的秩序最終在吉祥事件後勝出，確立了絕對君主制。也因此，上述史觀成了很長一段時期的主流。

這本書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既沒有接受凱末爾主義的那套」獨裁現代化「的話術，也沒有像90年代的那撥新興史學家那樣，否定現代化的意義，而是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即中央集權與絕對君主制不是奧斯曼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地方豪強與禁衛軍所代表的普通市民同樣有推動現代化的可能性。

或許這種說法對不了解土耳其近代史的讀者來說很難理解，那就用離我們近一點的例子。自阿拉伯之春以來，國內開始流行這樣一種中東觀，即世俗軍頭與清真群眾對抗的「範式」——世俗軍頭雖然獨裁，但只有他們才能推進中東的現代化與世俗化；反之，清真群眾口頭上要民主，實際上腦中充滿了保守觀念，實際上是被穆兄會煽動起來的愚民。這種中東觀的具體體現就是翼贊巴沙爾/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各種軍事獨裁者。

但現代化真的只有這一個路徑嗎？或許上面的這種思想就是世俗獨裁者們（從馬哈茂德二世到凱末爾，再到巴沙爾）想要你相信的，他就是想讓世俗人士乃是西方的觀察者們畏懼群眾，把他們都想像成「打著民主旗號，實際上無知保守的反動分子」，並以此正當化（justify/legitimize）自己的獨裁統治。難道群眾/地方上的「凝結核」就真的不能推動現代化了嗎？

還有就是，群眾真的傾向於清真，統治者就真的比較世俗嗎？嚴謹的研究否定了這種看法，事實上，改革與反改革的勢力都在利用宗教來支持自己的政治訴求，並沒有誰比誰更清真的說法，也沒任何勢力公然反對宗教原則行事。甚至在很多時候，是反對改革的勢力顯得不大清真。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奧斯曼當局對清洗禁衛軍（吉祥事件）的粉飾。當時的宮廷史學家記載了人們從禁衛軍士兵的屍體上扒下衣物，發現有些嘩變者沒有行過割禮。在這一事件過後許多年，另一個希臘人給出了如下有趣的記載：在一個希臘大主教的葬禮上，當信眾們扒下主教的法袍時，他們在主教的手臂上發現了禁衛軍第31團的刺字，這個團歷來因招收基督徒而臭名昭著，這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當局「禁衛軍不清真"的說法。

（以上材料引自Worlds, old and new: Phanariot networks and the Remaking of Ottoman Governa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06) ps：這篇文章只有港大的網路圖書館有電子版，只有在讀生才可以下載。此處特別感謝 @林廷倩 的幫助，如有需要，可以私信找我要。

鍵政黑屁就此打住，回到正題。概述一下這本書各個部分的大致內容。具體的內容會在之後的專欄文章中補上（求一波關注）

第一部分，概述了十八世紀末奧斯曼帝國的危機與改革，以及統治者們對這些危機的認識，對改革方向的看法。這一部分主要引用了塞利姆三世的御前會議紀要，內容比較散，此處按下不表。

這本書的第二部分重點講述了地方豪強崛起的原因，其權利與財富的運作模式，各個豪強人物和家族的小傳。奧斯曼中央政府對現金的極度渴求，斯帕西騎兵（封建騎士）在軍事上的過時，極度依賴現金的近代戰爭模式，防止短期包稅人過分壓榨地方的考慮，共同導致奧斯曼帝國在1695年開始推行終身包稅區（malikane）制度，自此，包稅人及其下的各個次級承包商成為地方上的重要勢力。

如此多的豪強，自然無法逐一敘述，這本書里選取了約阿尼納的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Ioannina, 1740-1822)（不是埃及那個），朝廷打手恰潘奧盧家族（?apano?lu）與卡拉奧斯曼奧盧（Karaosmano?lu）家族，數叛數降的奧斯曼·帕茲凡特奧盧（Osman Pazvanto?lu），盧布黨簡尼克里家族（Canikli )，以及在1806-1808年的政治混亂中其重要作用的穆斯塔法·阿萊姆達爾（Mustafa Alemdar）的事迹，他們與中央的交易與對抗，以及他們權利與財富的來源。

（約阿尼納的阿里帕夏就是基督山伯爵裡面海蒂的父親 感謝 @lbq 提醒）

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則講述了1806-1808年帝國的政治混亂。1806年8月，塞利姆三世命令其新組建的新模範軍北上鎮壓塞爾維亞顯貴的叛亂，在路過艾迪爾內時，被城中顯貴拒之門外（艾迪爾內是奧斯曼境內禁衛軍與行會勢力第二強的城市，僅次於君堡）。塞利姆三世最後選擇了妥協，嚴重損害了自身的權威，並由此引發了長達兩年的政治動蕩。1807年5月，塞利姆三世在禁衛軍煽動的暴動中被廢黜，穆斯塔法四世被立為蘇丹。原先的改革派宮廷官僚在魯斯楚克（Rus?uk，今保加利亞的魯塞Ruse）阿揚 穆斯塔法·阿萊姆達爾的運作下，來到其駐地，策划上洛勤王（尊皇討奸）。通過種種陰謀與欺騙，還有亞美尼亞銀行家米爾扎揚(manuc bei)的貸款支持，1808年7月，阿萊姆達爾成功上洛，壓制了君士坦丁堡的禁衛軍，處決了帶頭鬧事的禁衛軍成員，立馬哈茂德二世為蘇丹，阿萊姆達爾為宰相。

此時儼然已經成為幕府將軍的阿萊姆達爾著手推行自己的新政，規範禁衛軍從事副業的行為（禁衛軍成員一律不得經營海峽的擺渡業務，注意不是軍隊一律不得經商），組件另一支新軍，新塞克班，以及，最重要的，以蘇丹的名義召集全國的地方顯貴，簽訂一份名為「同盟條約」（Sened-i ?ttifak）的文件。這份文件重申了地方豪強們的改革共識，確認各地阿揚本領安堵，中央放棄沒收其財產的權力，規定中央與地方的「御恩奉公」關係，等等，可以說有點大憲章的性質。

然而好景不長，阿萊姆達爾的種種舉措激怒了禁衛軍及其背後的行會和外來務工人員（農民工是君堡街頭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阿萊姆達爾先前將自己的嫡系主力部隊調會自己的主基地魯斯楚克，防禦鄰近阿揚 佩赫利萬的侵襲。這就使其在君堡的安全岌岌可危。

最終，阿萊姆達爾被包圍在自己的宅邸，不得不自己點燃火藥庫自殺，與其同時死亡的，還有奧斯曼帝國現代化的另一種可能性。奧斯曼的近代化改革，也因此被推遲到1826年，改革模式則是本位面的「獨裁現代化」（大一統暴政）。

以上只是對Partner of the Empire: the Crisis of the Ottoman Order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一書的極其簡要的概述，我會在之後的文章中具體分析地方豪強和禁衛軍的運作模式，以及1806-1808年各事件的來龍去脈，最終，對同盟條約的文本，我也會做個分析，檢視其是否算是一部憲法的雛形。

最後，再次無恥求一波關注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