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動蕩的不祥之音:特朗普聯大演講
9月1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首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除了繼續以嚴厲的口吻抨擊朝鮮、伊朗之外,就是提出了不同以往的國際政治原則:「國家的偉大蘇醒(a great reawakeningof nation)」。
這一原則,可以被視為特朗普政策的一貫道義基礎「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的引申。即,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對國家利益的追求應是各國政府行事的第一原則。這個思路,與柯林頓、小布希和奧巴馬等普世化的新自由主義或者新保守主義有著相當大的不同。
那麼,特朗普推崇國家利益優先,摒棄傳統的「普世價值」(不論是新保守還是新自由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的政治價值及公開背棄的後果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需要理解「普世價值」的政治本質是什麼。
實際上,普世價值的政治本質,是美國統治下世界秩序的道義根基。因為,「任何一個秩序若想穩固,必須擁有兩根支柱。
第一根是強橫的實力,使得任何挑戰者都必遭嚴懲,順從者收穫利益,但實力政治的成本是極其高昂的,因此,純粹的實力秩序最大的弱點,就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第二根是被普遍接受的觀念和政治原則,使得被統治者從內心認可秩序的合理性,並自覺依此行事,服從這一原則下的權威。道義的力量無處不在,且成本極端低廉,乃一切秩序長治久安的根本。」(摘自《無可匹敵的力量,群眾運動》《秩序》)
實際上,冷戰之後美利堅秩序得以維繫的根本,就在於美國的實力和原則(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前者獨步天下、所向無敵;後者則被大多數國家接受,視為決定是非對錯的標準——福山的《人類終結論》即是由然而出。因此,當美國的武力憑藉普世原則維持基於自身利益的國際秩序時,不但能夠獲得極大的支持(因為,世人認為美國是正義的),還能夠最大程度上消減、分化對方的對抗意願(因為,世人認為美國有其合理性)。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秩序的強大堪比梅特涅以「君權神授」意識形態構建的神聖同盟秩序——畢竟,若是沒有武力,則無以構建秩序,若是缺乏道義,則無以維繫秩序(摘自《無可匹敵的力量,群眾運動》《秩序》),而美國秩序兩者皆具。
特朗普注重維護美國的實力,並無過錯,這體現出一個真正愛國者的勇氣和果斷。但是,這位新總統並不是一位身處亂世、憑藉實力的爭霸者,而是致力於維繫美國秩序的世界統治者。在這種情況下,在決策過程中赤裸裸地無視「共識道義」(如在製造出足夠道德借口之前,匆忙退出《巴黎協定》),無疑將對維繫美國秩序至關重要的道義支柱,造成難以想像的傷害。
一旦道義原則完全崩潰,美利堅的世界秩序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解體。如果脫去道義的外衣,僅憑實力行事,那麼,美國的外交行為,將被視為自私的國家謀劃而非正義的象徵,在國際上絕難獲得足夠的支持和理解,其行動成本也將急劇攀升(默克爾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朝鮮政策),世界秩序亦越難維持。
9月20日,德國總理默克爾接受德媒採訪時表示,不認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朝鮮問題的表述
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巴黎條約》,在該條約中,奧地利的新皇弗蘭茨背棄君權神授的原則與英法土合作對抗俄國,在旁觀者俾斯麥眼裡,這種轉向預示著梅特涅以絕大智慧締造的維也納歐洲秩序走向崩潰
在1856年結束的克里米亞戰爭中,維也納秩序的維護者奧地利帝國公開背棄這一秩序的道義根基——基督教君權神授的政治原則,聯合英法土等國,逼迫另一個神聖的基督教君主沙皇尼古拉向伊斯蘭蘇丹、革命皇帝波拿巴和市民國王英王低頭,這象徵著梅特涅維也納秩序的道義支柱——共同的君權神授原則的坍塌。當時的俾斯麥,儘管身份尚且無足輕重(駐法蘭克福邦聯會議之普魯士代表),但卻從這一關鍵性事件中,洞曉到維也納秩序崩潰的開始。在給友人格爾拉赫的信中,他興奮地寫道,「原則將被拋棄」,「只需數年,算計實利之日(亂世)必將來臨。」從此,大國戰爭成為家常便飯。法奧戰爭(1859年)、奧普戰爭(1866)、普法戰爭(1870)接撞而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秩序徹底崩塌。
世界秩序的裂縫:美國已不堪重負
事實上,無論特朗普的國內反對者如何抨擊他對普世價值的背棄。都需要意識到,特朗普的選擇,實際上有著相當大的無奈成分。因為,美國賴以統治世界的普世道義樑柱,已經開始損壞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
首先,這些道義原則客觀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實力。
過高的環保原則諸如氣候變暖,極大提升了美國相當多企業的環境代價,使得這些企業在與其他國家競爭之時缺乏優勢;曾經被大力推廣的貿易自由原則,隨著美國製造業的商品競爭力持續下滑,反過來損害了該國的製造業能力。1992年美國逆差為1057億美元,到了2002年,這個數字擴大到5071億美元,到了2015年則超過8030億美元。這種近乎無止境擴大的貿易逆差,背後的代價是大規模的失業和財富流失。這種經濟代價對於美國來說,無疑是難以承受的。
美國的貿易逆差逐年遞增——表明曾經的全球貿易提倡者美國,逐漸難以適應全球規則下的商業競爭。
其次,過於推崇普世價值的道義原則和政治權威,使得美國在國際問題上顧慮甚多,使得意識形態狂熱者過度追求普世道義,反過來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以2003年伊拉克戰爭為例,小布希推翻薩達姆政權的政治動機之一,就在於推動中東的民主化,這使得美國深陷於地區衝突的漩渦之中,國庫虛耗而難以脫身;以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為例,希拉里和奧巴馬為了追求民主的道義,不顧利害,推翻多年的夥伴穆巴拉克和歸附的合作者卡扎菲,不但重創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也使得中東動蕩不安,而難民危機更讓得西方社會瀕臨分裂。
同樣應該看到的是,美國出於維持阿富汗民主政府目標而消耗巨大的阿富汗軍事存在,實際上很難說是為了美國的安全利益。因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俄羅斯和中國顯然更為恐懼該地區的激進勢力蔓延。而這場戰爭,不但激起了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緒,同時也引起了中俄兩國疑慮。事實上,如果拋棄普世價值的束縛,單純從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的伊斯蘭激進主義膿瘡,美國即使不能鼓動其肆意擴散,也絕不應該為了空洞的普世價值,而耗費自身的國力為他人去做得不到感激的嫁衣。
俾斯麥曾得意地對自己的兒子赫伯特表示,「我正是要在世界範圍製造足夠多的潰瘍,從而使那些瘋狂的掠食者們互相殘殺,以期我德意志取作壁上觀之利。」
最重要的是,為了確保國際秩序的維護,美國強調普世價值、忽略國家原則(人權高於主權)正對美國的根本利益——國家認同形成嚴重挑戰。
多年來,美國不斷鼓吹人類共同體和普世價值,並以「人權高於主權」的道義原則邁過國境壁壘,藉此順理成章地裁決國際事務。然而,任何事物的效果都是雙向的,普世價值同樣如此:為了維繫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反覆宣傳之「人類偉大、國家狹隘」的理念逐漸成為美國社會深信不疑的真理,並形成了該國政治事務中幾乎牢不可破的原則,這反過來威脅到了包括美國在內西方國家賴以存在的認同基礎,並加劇了今天的西方人口結構崩潰和國家認同危機(既然人類是一個真實的共同體,那麼何須邊境和國籍限制彼此?)。
「Texas used to be part of Mexico. My family never crossed a border. The border crossed us."Eva Longoria在美國民主黨黨代會上的講話,認為美國的國境線分割了人類
就像有心者觀察到的那樣:在今天的西方政治團體中,最熱衷於干預他國事務的政黨,往往也最無視國界、最熱衷於無限接納移民,這看起來莫名其妙,但內在邏輯卻是完全一致的,因為他們秉持的就是人類共同體的價值觀。
所以,特朗普對普世價值的背棄,乃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統治世界的過程中,不堪重負的結果所致。他的反對者最多只能批判新總統背棄的過程過於粗暴,使得共有價值觀在轉換過程中缺乏重建的希望,卻不能過於苛責這一的選擇。
馬基雅維利眼裡的普世價值與完美道義
事實上,無論是自由民主思想,還是政治伊斯蘭主義,亦或是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些大眾眼裡彌足珍貴的普世價值觀,對於真正的馬基雅維利政治家來說,從來沒有什麼根本區別。
在他們看來,如果這些普世思想能夠超越民族、國家的鴻溝,起到麻痹被統治者的作用,那麼這些思想就會成為建構長久秩序之政治目標的思想工具,而且,只會是工具。
大英帝國在英國本土實行議會民主主義,在印度強化印度教種姓思想,在中東踐行沙利亞法伊斯蘭主義;滿洲帝王在中原獨尊儒術,在西藏和蒙古倡導佛教思想,在南疆則延續了伊斯蘭教對當地民眾的思想桎梏。兩個以弱制強的偉大帝國之所以能夠長久地統治世界,就在於他們完美利用了馬基雅維利式的道義。
對於試圖跨越族群的間隔,支配世界之馬基雅維利式政治家來說,普世道義無疑是最偉大的政治力量,但它的偉大從來不是因為它的正義,而是因為它能夠最大程度地將秩序合理化,並消減異族群之被統治者的反抗意識。
所以,馬基雅維利政治家只會因地制宜,選擇切合現實秩序需要的普世道義,就像大英帝國和滿清帝國曾經做過的那樣。畢竟,只有能夠麻痹反抗者的普世道義,才能稱得上完美的道義——美國秩序失落的根源,就在於這個實力超強的偉大帝國將普世價值當做了終極目標,卻忘記了這僅僅只是手段。
偉大的大英帝國印度征服者克萊武(Robert Clive),他不但擊敗了印度的王公,而且通過強化伊斯蘭教法和印度教種姓思想麻痹印度民眾,從而在孟加拉地區建立了長久、牢固且殘酷的秩序——不巧的是,希特勒和丘吉爾這對死敵,儘管都極為欽佩這位狡詐的偉人,卻都未能把握他的神髓,即「道義皆正義,觀念無優劣」
普世價值崩潰:實力政治的序幕
無論世人如何貶斥西方的普世價值,都不應該忽略這一價值觀崩潰之後的政治後果。
當普世價值的國際共識被丟棄於地,當「對國家利益的追求」成為國際政治中新的首要原則,那麼,這也意味著實力政治的到來。
在國際關係中,普世價值的本質是國際共識。這一共識的存在,使得各個國家在處置實際問題上能夠具有共同的「是非」標準。在這種共同的標準下,國際仲裁和調停才有權威和說服力。從冷戰結束到現在,實力相若的各個國家間之所以不再因資源問題和爭議領土而爆發類似於硝石戰爭(玻利維亞與秘魯對抗智利,1879–1883)、大廈谷戰爭(玻利維亞和巴拉圭,1932—1935)、歐加登戰爭(衣索比亞和索馬利亞,1977—1978)這樣的慘烈衝突,就在於普世價值下國際共識的深入人心。在共同的「是非」原則裁決下,相當多的國際衝突和貿易糾紛得以順利化解。
然而,當普世價值不復存在,國際共識也將瀕臨瓦解。那麼,在不同國家的不同國家道義下,國與國的談判將因為缺乏共同的評判標準而變成雞同鴨講。在這種情況下,實力政治將成為未來國際政治的主流,此即對抗與動蕩的起源。
信奉國際共識、開放棄核的卡扎菲國破家亡,信奉實力政治、緊抓核武的金氏家族子孫昌榮,不同的命運對比如此慘烈,長此下去,往後誰還尊崇信奉道義?恐怕未來每逢衝突,各國皆以強兵利武為第一要務,以備不祥之需,余深恐一次大戰各國擴軍之前禍復萌。梁武帝「我家如金甌」子孫裂土之自詡,實則緊步司馬氏之殷鑒而已
實力政治的本質,就是「是非對錯」以實力即軍事力量說話。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意味著各國為了在糾紛中處於優勢地位,將不斷擴張自己的軍事威懾力以求壓倒對方,這實際上預示著冷戰甚至熱戰的頻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即是如此,梅特涅之國際共識瓦解之後,各國無不以武力強弱為問題解決的唯一原則,這導致了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和大戰的爆發;而冷戰期間東西方雙大集團嚴重缺乏共識,也使得美蘇間陷入了近乎恐怖的軍備擴張。
所以,特朗普的聯大講話實乃不詳之音,余憂未來之寰球,恐將動蕩之世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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