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史題材影視劇亂象之：「弟兄們」還是「同志們」？

《亮劍》《集結號》等影視作品中，李雲龍、穀子地等，每每「弟兄們」、「弟兄們」地招呼戰士們，高腔而又高調，那派頭很霸氣，很酷！

這樣的稱呼很時髦，很有反傳統的殺傷力，很能獲取同樣不喜傳統而追求新奇的觀眾的青睞，因而很能收取不錯的票房。但這是與史實嚴重不符的。這樣的處理方法，已經不是妥與不妥的問題，而是穿幫，是硬傷了。

作為影視作品中的角色，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言語標籤的。什麼是言語標籤？也就是什麼身份的人說什麼身份的話。比如老舍的《茶館》、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遊園驚夢》等等，人物一出場，什麼旁白也不用，只是張口一句台詞，他是個怎樣的角色就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這便是言語標籤的作用。

不用這個標籤倒也沒啥，大不了使作品的藝術水準黯然失色，但若用錯這個標籤就是驢唇不對馬嘴，大錯而特錯了。打個比方，如果影視中的奉軍，沒有「媽了巴子」的標籤，頂多使作品失去些許生動的特色，而若張口閉口「丟他媽」，你認為那還是奉軍嗎？

這個道理，對於一般的觀眾，都好懂，因而導演也不敢這麼忽悠，那為什麼他們就敢讓李雲龍穀子地口口聲聲「弟兄」「弟兄」的忽悠呢？問題出就出在好多人對歷史上中共軍隊的言語標籤是什麼沒搞懂。

戰爭時期的中共軍隊中，「同志」，是其區別於所有別的軍隊的最典型最鮮明的言語標籤，沒有了這樣的標籤，也就沒有了中共軍隊的特色，而若再使用當年極力摒棄的「弟兄」的標籤，那自然也就是嚴重的失實了。

有人可能會說，一個稱呼，有那麼嚴重嗎？今天我軍很多連長營長不也常模仿著李雲龍這麼喊的嗎？我的回答是，有那麼嚴重。今天可以這麼喊，不代表以前可以這麼喊，今天的言語環境已經遠遠不是戰爭年代我軍內部的言語環境了。

首先，喊不喊同志，在中共軍隊中不是無所謂，而是有所謂，大有所謂。

早先，「同志」二字，並不唯共產黨軍隊所獨用，在國軍的正式講稿與文牘中，「同志」二字出現的頻率也是很高的，但在日常的生活與工作中，高頻率地使用這兩個字，卻唯共黨共軍所獨有。

在當年的中共軍隊內部，稱「同志」，是區別於舊的軍隊的表現，是左的象徵，是敢於叛逆的勇氣，是人們努力追求的時髦，因而便形成與今天正好相反的用語心理，被高調地大用特用，乃至形成鮮明特色。而「弟兄」一稱，因為在國軍和舊的軍閥軍隊中盛行，在當時是被視為落伍的、陳腐的稱呼，因而被避而遠之，加之那時人們普遍存在著寧左勿右的思想，於是便象避瘟神一般地棄之不用。

戰爭年代稱呼「同志」，和全國山河一片紅時的五六七十年代又有不同，不是隨便對一個陌生人問路都可以喊的，那時的「同志」就是黨內黨外公認的中共的專用符號，什麼人能喊、必須喊，什麼人不能喊，對任何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都是心知肚明，有一把尺子的。在一份署名曹壯父的於1928年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在介紹黃安地區紅軍情況時，有這樣的文字，「他們都把黨看得十分尊崇，即非同志亦不自知為非同志，如果發覺自己為非同志，即十分懊喪，因此對他們的稱謂一定要呼『同志』，」1946年3月5日，出獄第二天的葉挺給中共中央發電申請入黨，黨中央毛澤東在給葉的回電中，對於是稱葉挺將軍還是稱葉挺同志，斟酌再三，反覆修改，最終以「親愛的葉挺同志」落筆。所有這些，都再好不過的說明了當年「同志」一稱的有所謂、大有所謂。

在一些老電影中，有關同志一稱的使用，也說明了這兩個字的分量。比如《獨立大隊》中的草莽英雄馬龍，就因為劉司令員來信中一句「馬龍同志」，便令其感嘆「劉司令沒把我當外人」，從此跟定共產黨，並在其後的台詞中，故意顯擺地反覆使用「劉司令同志」這樣誇張且不太合語法的稱呼，就同樣說明了中共軍隊中同志二字的標籤意味。再比如《紅色的種子》中，當與新四軍做過買賣的商人錢福昌第一次見到準備派往敵占區的華小鳳時，剛剛張口稱呼一句「同志」，便立即被不想暴露身份的華小鳳打斷：「我只是家屬，不是同志。」這一方面說明了「同志」二字不是那麼隨便喊的，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在群眾心目中，「同志」所賦予的共軍獨具的標籤意味。

在民國時期，沒有哪支軍隊能象中共軍隊這樣具有那麼鮮明的政治特色了。在當時，一個人，不管他參軍前是土匪還是洋學生，是扛活的要飯的還是富家公子，只要加入中共軍隊，他就要接受熔爐般連續不斷的強化灌輸，用今天貶一點的說法，就是強行的政治洗腦，就是強迫性地換舌頭。在這樣的強化政治訓練下，他的包括稱呼在內的用語習慣，也就會很快形成鮮明的特徵。這個特徵，不論對於敵、我、友，都是判定其是否共軍一個很重要的言語識別方式。侵佔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就有以被審訊者是否在下意識中使用「同志」這樣稱呼作為判定其是否「共產匪」的教條。同樣是老電影的《英雄虎膽》，其中有一個細節，說的是打入敵人內部的我偵察科長在審問一個冒充我軍偵察員的敵匪時，就因為該敵下意識的一句「我們共產黨當官的當弟兄的都一個樣」，從而斷定其不可能是我軍人員。這是很真實的。因為如果真的是我軍人員，特別是只有老兵才能充當的偵察員的話，刻意想冒充共軍的他的嘴裡是絕對不會說出這「弟兄」二字的。

其次，在中共軍隊中用「弟兄」替代「同志」，不是沒問題，也不是小問題，而是大問題。

也許有的人會說，稱呼一聲「弟兄」也要上綱上線嗎？沒錯。在當年，這極有可能會上鋼上線。為什麼呢？因為你既然參加了共軍，你用什麼言語來說話，還不僅僅是你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你必須要這麼做的問題，這是考察你政治立場的一條重要標準。

中共軍隊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政治生活，即接二連三的大大小小的整風。這種整風，在中共軍隊的發展史上是比打仗都重要的事，即是在敵後嚴酷的游擊狀態，什麼都可以耽誤，而整風絕對不能耽誤。比如被影視翻拍了無數遍的抗戰時期堅持冀中敵後的九分區武工隊，在鬥爭那麼殘酷、那麼需要在敵後堅持的情況下，需要整風時，也要脫離戰鬥崗位去參加整風；還有比九分區更艱苦的十分區聯合縣，即使在幹部奇缺、又急需補充堅持敵後的情況下，因為整風的需要，卻仍要抽調幹部去參加整風。由此可見其對純潔幹部思想作風的無比重視。除了這一類較大的整風，還有許多小的整風，隔三差五的支部民主生活會、黨小組會，那也是整風，是整風的小規模化、基層化。整風整什麼，整每個人的言行中有沒有軍閥殘餘觀念，整有沒有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整有沒有與中共軍隊言行不符的作風。大到正規場合的發言表態，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牢騷，甚至吃飯穿衣說夢話，都在整肅之列，而且是職級越高的人整的越厲害，整的越頻繁。整風怎麼整，批評與自我批評。九分區敵後武工隊的小隊長，也就是長篇小說《敵後武工隊》的作者馮志，就是因為在遠離根據地堅持敵後時自作主張為每個隊員購買了一條毛巾這麼一件小事兒，而又在自我批評時沒有主動檢討，因而受到組織的批評與鬥爭，也就因此而被調離武工隊的。

在今天，既使在中共體制內部，象老畢那樣在聚會時辱罵領袖的現象也並不鮮見，可在三四十年代，甚至一直到七十年代以前，誰敢？在鋤奸、反特乃至肅反的陰影沉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的紅軍、八路軍中，誰敢？在當時，因為一句話說的不注意而被同吃一鍋飯同住一張床的身邊人檢舉揭發，因而受到大會小會批評幫助是經常的事，因此遭下課乃至更嚴重處分的事也並不罕見。在這樣的氣候下，即使你一百個不願意喊「同志」，你也要隨著大家猛喊大喊，即使你特別地想學著國軍那樣喊一聲「弟兄」過過癮，你也得把它噎回去。要是誰敢象李雲龍那樣，別說張口閉口「弟兄們」，就是他不小心喊那麼一聲，那麼這一段時期的支部民主生活會、黨小組會上，他這聲「弟兄們「可能就會成為全體同志的靶子，那麼他就要一次又一次地、大會小會地認識、反省、檢討、再認識，直到徹底改正。不改行不行？不行。不改你就交出兵權，一邊呆著去。四方面軍最能打的一個軍長余天雲，就不尿這一套，那怎樣？對不起，別說軍長了，連長都沒你的份。寧都起義後，二號三號人物董振堂趙博生能夠得到重用而一號人物季振同反遭罷黜，故然可能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有待挖掘，但季沒能像董趙表現的那麼左而在言辭舉止中處處表現的軍閥習氣，不能不說是他被懷疑乃至被肅殺的一個原因。在中共這支特別講政治的軍隊里，在肅反的陰影嚴重籠罩的三四十年代，像李雲龍那樣刻意表現自己的軍閥作風又高調叫喊「弟兄們」的，也就只能存在於新潮編導們的意淫中而已。

就如同街邊女郎的服裝髮型需要變來變去以吸引人們的眼球一樣，影視圈的亮點也被經常的顛倒輪迴從而不斷刺激觀眾的味蕾。當年作為陳腐代名詞而遭摒棄的「弟兄」，如今就在《亮劍》《集結號》的領導下翻身變成了時髦，從而成為某些文化人賺取票房的賣點。但也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一些無知少女穿著從洋垃圾中撿來的妓女服裝招遙過市還自以為得意一樣，影視圈玩弄的所謂新花樣也未必真的都是新的東西，有些可能就是從垃圾堆里重新撿回來的，只是許多觀眾分不清楚而已。

不管編導演們如何為了票房而罔顧史實地追逐迎合不斷變化著的時髦，歷史卻永遠只有一個，而且是艮古不變的。戰爭年代中共軍隊的言語形態，也是如此，它是怎樣的就一直是怎樣的，不管誰喜歡不喜歡。

本文選自郭東風著《穿幫--民國軍史中的以訛傳訛》，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全書54.6萬字，16開441頁。更多精彩內容，移步微信公眾號：「南疆烽煙正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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