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千年風雨（三）：重鑄帝國

2017-09-13 mooncatcher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前情提要

公元312年，羅馬帝國兩個富二代之間長達七年的生死鬥爭最終以君士坦丁的勝利與馬克森提烏斯的敗亡為終結，而為這場戰爭畫上句號的那場戰役——米爾維安大橋戰役，也因為戰前君士坦丁所見之異象而永載史冊。四世紀初的羅馬，灶神廟的永恆之火依舊照耀著這片羅慕路斯的後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土地，遠方地平線上的躁動卻已經開始讓大地顫抖。

灶神廟遺址

劍與十字架

米爾維安大橋一役之所以被後代史家高度重視，絕不僅僅因為它為君士坦丁統一全羅馬開闢了前進的道路；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君士坦丁經過此役後對於基督教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而作為皇帝的他的個人態度轉變自然將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整個帝國的精神走向。而由於戰前天降異象的傳說被精心包裝打扮後傳播到了各地，君士坦丁在此戰中的勝利自然被神學家們描繪為一場十字架對寶劍的勝利，一場上帝對世俗力量的勝利，這樣的觀念在之後的中世紀西歐將會在戰爭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以上自然是後話，歷史上真實的君士坦丁雖然被基督徒們給予極高的評價，基督教也確實是在他的統治之下得以從東躲西藏的狀態下解脫出來重見天日乃至最終攻取帝國的精神制高點，君士坦丁本人的信仰卻始終處在模稜兩可的狀態。這倒並非是說君士坦丁缺乏純潔的信仰——他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個人信仰的純潔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帝國境內各宗教勢力的此消彼長；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很清楚一味的偏袒一方必然導致局面失控，此時此刻對外保持模稜兩可的和稀泥態度恰是最合適之舉。因此在對許多日常事務的處理上，君士坦丁完美實踐著騎牆策略，讓基督教與羅馬多神教兩方對他都無什麼毛病可挑。

比如他一方面將耶穌基督請入了羅馬萬神殿，但同時又保持了鑄幣上的戰神（Mars）和無敵太陽神（Sol Invictus）圖樣；一方面他對外宣稱自己為堅定的一神論者，但同時又始終保持自己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頭銜。（註：Pontifex一詞經過演化，成為基督教主教的頭銜，後來又進一步成為了羅馬教皇的專屬頭銜）

身穿大祭司服裝的奧古斯都

羅馬城內的各派勢力，尤其是仍然篤信傳統多神教的元老院，自然對這位舉止怪異的新皇帝充滿猜忌和戒備，他們於是對君士坦丁採取了一輪又一輪的試探性舉動。元老院先是按照羅馬傳統給君士坦丁修了一座凱旋門，而在門楣的篆文中，提到君士坦丁如何在戰爭中受到神的護佑和祝福時，既未談及任何傳統羅馬神，亦未直接言及基督教，只以「神明」「上天」等詞敷衍而過； 元老院這種和稀泥的態度正中君士坦丁下懷，因為對他而言，無論是在神殿里向朱庇特獻祭還是在教堂里向上帝懺悔都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在基督教身上看到了歷代羅馬皇帝一直苦苦尋找而無果的一樣東西——帝國各階層、民族、地域之間的粘合劑。

羅馬的萬神廟

自基督教誕生以來的近三百年間，羅馬帝國歷代執政者對其處理方針大體上只有兩種，一是對基督教徒直截了當的鎮壓與迫害，二是對基督教傳教和發展種類繁多的限制與遏阻。很顯然，對於羅馬歷朝歷代的統治者而言，與基督教這樣顛覆傳統價值觀的異端邪說既沒有什麼理性溝通的必要，也沒有任何和平共處的餘地，對基督教的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一場不死不休的戰爭。然而令從尼祿到哈德良再到戴克里先的所有羅馬皇帝都始料未及的是，基督教歷經幾百年的迫害與打壓，不僅沒有遭到滅頂之災，反而愈挫愈勇，信眾不斷壯大，聲勢日漸浩大，可謂是實實在在地實踐著反脆弱理論。到了君士坦丁的時代，想要通過皇帝的權威或是中央政府的強勢鎮壓抑制基督教的傳播已經幾乎沒有可能，相反，如此做反而極有可能引火燒身。鑒於以上幾點原因，加上君士坦丁個人的身世經歷，他最終選擇寬容開放地對待基督教可以說是一件必定會發生的事情。

而回到當時的地緣政治，君士坦丁選擇對基督教展開懷柔政策，還有著另外一層考量，這就要談到馬克森提烏斯死後君士坦丁唯一剩下的死對頭——李錫尼。

李錫尼的崛起

當君士坦丁正在亞平寧半島上和馬克森提烏斯的部隊短兵相接之時，帝國東部也同時爆發了一場激烈的內戰。在前一篇，我們提到了伽列里烏斯在308年召開的卡農圖會議，這場會議確立了李錫尼在西部的正皇帝地位，同時將原本欽定為副皇帝但卻被馬克森提烏斯搶馬吃車一步的馬克西米努斯任命為東部副皇帝。按說這個安排還是比較合理的，一方面伽列里烏斯盡量嘗試修復正在日漸崩塌的四帝共治體系，一方面又將李錫尼這樣自己信得過的人放到西邊制約不守規矩的君士坦丁和馬克森提烏斯，可是他忘了一點：這套安排能夠穩步運行的前提是他自己能夠在其中撐住場面充當和事佬，而一旦自己嗝屁了，那各方開始大打出手只是個時間問題。

果不其然，311年伽列里烏斯死了之後，他的皇位和他治下的大片領土立刻成為了各方爭奪的一大目標。一直對自己的副皇帝頭銜感到不滿的馬克西米努斯得知伽列里烏斯的死訊後立刻宣布自己為東部正皇帝，與此同時他和李錫尼達成協議，分佔了伽列里烏斯原來下轄各省。以博斯普魯斯海峽為界，李錫尼獲得了歐洲部分的伊利里亞、色雷斯、潘諾尼亞等行省，而馬克西米努斯則獲得了對從安納托利亞一直到埃及等東方各省的控制權。翻過年去，到了公元312年，君士坦丁長驅直入義大利，馬克森提烏斯敗亡，帝國西部完全落入君士坦丁之手。君士坦丁的迅速崛起自然要令東部的兩個皇帝做出反應；李錫尼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經和君士坦丁結成了政治同盟，儘管這一同盟形象意義大過現實價值，但此刻他依舊不得不竭力維持住現狀，於是在313年他專程趕到米蘭會見君士坦丁並且迎娶了君士坦丁同父異母的妹妹康斯坦莎（Constantia），通過聯姻暫時穩定了與西部的關係。當然，李錫尼的此次米蘭之行更大的歷史意義在於他與君士坦丁共同起草的一紙《米蘭敕令》，我將在下一章重點講到，這裡則先行略過。

另一方面，馬克西米努斯因為此前與馬克森提烏斯曾結成同盟，此刻面對君士坦丁和李錫尼的雙重壓力不得不伺機尋找突破僵局的機會；在得知君、李兩家結成聯姻的消息後，原本正領軍與亞美尼亞人交戰的他立刻領著七萬步兵殺向了拜占庭。此時的拜占庭雖然地處戰略要衝，也是帝國東北部貿易的重要中轉站之一，其城市規模和城防體系卻遠遠無法與之後相比，經過了十一天的圍城戰馬克西米努斯成功佔領了拜占庭，隨即馬不停蹄的向色雷斯重鎮哈德良堡開進。如果僅僅比較雙方的軍事數據，優勢毫無疑問在馬克西米努斯一方，他不僅擁有的軍隊數量是李錫尼的兩倍以上，且他所率領的都是在亞洲戰場常年和帕提亞、亞美尼亞死磕的久經戰陣的老兵；相反，李錫尼不僅兵少將寡，且大多都是新近從伊利里亞徵募的新兵，戰鬥力根本無法與之相比。

君士坦丁堡前的四銅馬

然而，歷史註定了要為我們上演一幕幕跌宕起伏的戲劇性畫面；在隨後發生的奇拉利翁戰役中，李錫尼出其不意的擊破了馬肯西米努斯的陣線，後者隨即潰敗，史書記載馬克西米努斯扔下皇帝的皇冠和長袍，換上了一身奴隸的裝束，騎在馬背上一路逃到尼科米底亞才喘上一口氣。此後的三個多月時間裡，李錫尼一路勢如破竹，相繼攻克安納托利亞各個重要關卡重鎮，馬克西米努斯被逼至奇里乞亞南部的塔爾蘇斯，在抑鬱中病死（有記載稱其是被毒死，另有記載稱其受到神怒而暴卒）。

公元313年，馬克西米努斯敗亡後的羅馬帝國局勢

馬克西米努斯死後，他所管轄的東方各行省相繼落入了李錫尼的手中，到公元313年8月，經過近八年的混戰後，羅馬帝國這個擂台上依舊站立著的選手只剩下了兩位；君士坦丁和李錫尼的最終決戰已悄然拉開了序幕。而就在半年多前，一場持續了近三百年的沒有硝煙的戰爭也悄無聲息地以一方的勝利畫上了句號。基督教，這個一度毫不起眼的異端小教派，終於脫下了一身襤褸，走出了一片蠻荒，用它手上的十字架不斷敲擊著朱庇特神殿的基座和每一個羅馬公民的神經，宣告著舊神祇的沒落和新權威的誕生。從這一天開始，基督教和羅馬帝國將各自走上一條前所未有的全新道路，他們的命運將被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缺少了基督教的羅馬將失去信仰的支柱，而缺少了羅馬的基督教也將失去世俗的榮光。

米蘭敕令

從大歷史的脈絡來看，公元313年是充滿詩情畫意的古典世界向充滿野性生機的中古世界過渡的重要節點之一：這一年的中國，晉懷帝為劉聰所殺，南方的祖逖揮師北伐，戰火肆虐的中原促使大量士族南遷，自秦漢以來一脈相傳的大一統體制第一次受到來自外族的劇烈衝擊，野蠻而充滿新生的力量正在對日漸衰微的傳統社會組織進行重構。而在歐亞大陸另一邊的羅馬帝國，同樣的事情也正在不同的角色之間發生著——代表著昔日羅馬榮耀與輝煌的所有事物都在加速走向衰落。經濟上，經歷了三世紀危機後的羅馬百廢待興，曾經直通羅馬的條條大路漸漸湮沒在雜草與石蘚中，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的高牆與關卡；政治上，元首制的一去不復返和四帝共治的失敗將羅馬政局捲入了新一輪的亂流之中；軍事上，昔日羅馬軍團直搗易北河畔的豪氣早已不復存在，邊境線上虎視眈眈的敵人依稀可見；文化上，傳統多神教雖然依舊擁有廣大的信眾，但信仰對於人們來說越來越變得可有可無，享樂主義盛行，抓住今天活在當下成為許多人的人生信條，與此同時基督教則正在帝國全境四處開花。雖然當時的人未必能夠意識到他們正走在古典時代後期向中世紀過渡的大道之上，但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的能夠感受到，他們離那個在詩歌和戲劇里被歌頌著的羅馬，那個在神廟和凱旋門的銘文上被篆刻著的羅馬，越來越遠，越來越陌生。

君士坦丁凱旋門遺迹

這一年的二月三日，註定是一個被永載史冊的日子。羅馬帝國的兩位最高統治者，君士坦丁和李錫尼，在米蘭共同簽署發布了《米蘭敕令》，正式確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並宣告了全羅馬境內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同時歸還所有此前沒收的基督教會財產。從此，全羅馬的基督教徒再也不必躲在陰冷潮濕的地窖和山洞裡向上帝禱告，而可以光明正大的走進教堂，在十字架和耶穌像前與上帝對話；全羅馬的牧師，神父和主教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在不為人知的小角落裡進行傳教，而可以自由的走在羅馬的大道上向所有人傳遞來自上帝的福音。聽到這，是不是覺得很高大上，很有一番歷經萬般艱險終於得見天日的蕩氣迴腸之感？其實這只不過這封敕令的一個部分——基督教固然是君士坦丁所關注的一個最重要的目標，但卻並不是唯一的目標。

事實上《米蘭敕令》宣告的不僅僅是對基督教的信仰自由，而是包含對所有宗教思想的寬容開放態度，本質上是一條宣告宗教信仰自由的法令。更為重要的是，與歷代基督教史學經學主流的積極論斷不同，君士坦丁頒布《米蘭敕令》的動機並非純粹的宗教情懷；從政治現實的角度出發，君士坦丁此舉至少有兩大考量。

米蘭皇宮遺址，313年的《米蘭敕令》即將在此簽訂

第一自然是那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利用宗教大義達成帝國的和平統一；這一點上君士坦丁和他的前輩戴克里先並無太大差別，只不過後者選中了不爭氣的傳統多神教而前者將信心寄托在了新興的基督教上。須知此時的羅馬帝國，絕大多數民眾依舊信仰著傳承了近千年的多神教或者其變種；作為一個知曉分寸的成熟政治家，君士坦丁即使擁有虔誠的基督教信仰，也絕不貿然去給基督教當傳教士，最好的狀態就是騎在牆頭給雙方好臉色看以維持帝國在精神文化上的統一和穩定。

第二個考量說來也頗有歷史。自三世紀危機的時代起，由於中央權威日益衰微，尤其是在軍閥混戰多帝紛爭的年代裡，一個統治者自然要想法設法爭取來自社會各界的最大程度的支持，而隨著基督教的逐漸崛起，爭取基督教信眾的支持就變得日益重要。歷代皇帝在這個問題上往往都面臨著抉擇，要麼大肆迫害基督教以獲取保守勢力相對單一但更堅定的支持，要麼對基督教採取懷柔政策以獲取各派勢力相對微弱但更廣泛的支持。簽署《米蘭敕令》的歷史背景即是君士坦丁和李錫尼計劃合夥對東部不聽話的馬克西米努斯開刀，要知道東部基督教人口稠密，又是其發源地，自然要利用這個機會來一波精神攻勢。

事實上《米蘭敕令》簽署之後不過六個月，馬克西米努斯就已經一命歸西，東部只剩下一個李錫尼主政；這對君士坦丁而言又是一個絕大的利好消息，因為《米蘭敕令》原來對馬克西米努斯的制約作用很快就被轉移到了李錫尼的身上。李錫尼本人對宗教事務原本並沒有多大的興趣，但由於他自己是一個多神教信徒，在與君士坦丁這個全羅馬人盡皆知的基督徒（事實上如前所敘，直到死時他的基督教信仰都是一件頗具爭議的事情）博弈時自然不佔上風。在對敕令的實際實施過程中也表現出了類似的反差，李錫尼在東部照本宣科的宣讀了敕令，許基督教徒以信仰自由，但在歸還教會財產的問題上糾纏不清，以至於許多主教感到不滿；而在西部，君士坦丁一面按著敕令內容在他的轄區內實行宗教信仰自由，一面又在暗地裡扶持基督教的勢力並在各種場合悄然抬高基督教的地位，這使得東部的大量基督徒對李錫尼的不滿進一步升溫。

李錫尼雖然明白君士坦丁的套路，卻並沒有什麼辦法，因為他和君士坦丁有盟約在先，自己又與其締結了聯姻關係，如果自己這邊搞出風吹草動，輿論自然會一邊倒的指責自己。就在這樣的尷尬狀態下，君士坦丁和李錫尼又維持了近十一年的大致和平局面；這其中雙方自然是明爭暗鬥，也偶有擦槍走火的案例，比如314年（一說316年）的塞巴萊之戰和317年的馬蒂亞之戰，二者均以君士坦丁的勝利告終。在日漸強大的壓力下，李錫尼對身邊的基督徒的恐懼和不信任達到了頂點，生怕他們為君士坦丁做內應而要自己的性命；在飽受精神折磨幾年之後，他終於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錯誤——320年，他毅然決然的撕毀了《米蘭敕令》，重新對基督教展開暴力鎮壓。與此前歷次鎮壓不同是，以前對基督教所採取的行動最多算維穩目的的迫害，可李錫尼因為懼怕基督徒集體充當內應，所以在東部大開殺戒，焚燒教堂和神像，處決主教和牧師，並且恢復了戴克里先時代的一大批針對基督徒的荒唐法令。結果東部基督徒的反抗一時間風起雲湧，君士坦丁豈能放過這樣天賜的機會？

君士坦丁一世塑像，位於英國約克大教堂廣場

公元324年，他看準機會，舉大軍東征，以少勝多，一路所向披靡，經過哈德良堡、赫勒斯龐特、克里索波利斯等幾場大捷，再無鬥志的李錫尼在以保全自己性命為條件向尼科米底亞向君士坦丁投降，而君士坦丁保持了他一貫的實用主義作風，表面答應，在第二年以李錫尼伺機謀反為由將其與其兒子處死。至此，君士坦丁的創業征途終於告一段落，他成為了全羅馬帝國唯一的最高統治者，而與此同時四帝共治制度被徹底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不過，面對著歷經戰亂千瘡百孔的帝國，君士坦丁非常清楚，自己只不過完成了第一輪創業，第二輪的挑戰眼看就要到來。如何從革命戰爭時期切換到建設時期，這是一個自古以來難倒無數英雄豪傑的大問題，君士坦丁又將作何表現呢？

我們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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