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之時：越南在1990年

作為一個為革命獻出一生的人，我越是為國際共產主義與工人運動的壯大而自豪，就越為各兄弟黨的不和感到痛心。我希望我們黨能積極活動，竭力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有理有情的各兄弟黨團結。我堅信各兄弟黨與兄弟國家必定會團結起來。

——胡志明遺囑

1990年對越南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份。

風暴已經席捲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1989年10月初，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出訪東德參加民主德國成立40年慶典。越共中央機關報《人民報》發文聲稱，民主德國工業化的成就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歷史、道義與效率上都具有無可爭議的優越性，證明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與實行「革新開放」的越南相反，昂納克的東德是最堅決拒絕「新思維」和「開放性」等新概念的國家，但在這歷史關口，徵引社會主義陣營中最發達經濟體的案例來提振信心是必要的，何況東德是東歐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中援助越南出力最多的國家之一——主要體現在了越南秘密警察機構的現代化上。

趁著各國共產黨領導人齊聚柏林的機會，阮文靈提出召開各國共產黨與工人黨的緊急會議來應對目前東歐的危急局面。越南共產黨總書記的提議獲得了東德、西德、波蘭、羅馬尼亞、古巴、蒙古共產黨的贊同，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賽斯庫更是熱情支持這一建議，但當阮文靈請求戈爾巴喬夫考慮這一提議時，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委婉拒絕了。

而當阮文靈返回河內時，柏林牆倒塌了，齊奧賽斯庫遭到處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已然土崩瓦解，關於阮文靈東德之旅的一切國內報道似乎都構成了對越南社會主義的莫大諷刺——如果不是沉重打擊的話。

作為「革新開放「政策代表的阮文靈，此時表現出了異常的強硬姿態。他在對全國人民的講話中要求「警惕好戰分子與反動勢力的反革命陰謀」。許多越南人私下裡表示，這些話似乎讓他們回到了20年前。1986年革新開放以來逐漸退場的「誰戰勝誰」的問題，以及近來出現的新名詞「和平演變」，都密集出現在各大機關報的版面上。越共的意識形態工作主官阮德平發表《越南共產黨在革新開放中的任務》一文，明確聲稱：「如果不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人民的民主就無法得到保障。」

越南共產黨沒有忽略1990年2月25日尼加拉瓜的全國選舉中桑蒂諾民族解放陣線的失敗，社會主義的挫敗看來已經是全球性的現象了。越南共產黨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席泰寧說：「即使我們成為地球上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越南也不會放棄自己的道路。」

可是越南能獨自存在下去嗎？

蘇聯仍然存在，越南共產黨碩果僅存的元老，越共中央顧問范文同在《人民報》發文：「作為蘇聯人民的同志與親密兄弟，越南人民認真密切關注蘇聯的改革進程並堅信共產黨人與蘇聯人民必定能克服一切困難實現改革的任務「。然而，將」共產黨人「與」蘇聯人民「並列的罕見寫法，似乎已經說明了問題。

在這個時刻，越南共產黨將目光轉向了北方。

過去在談及中國時，越南領導人們愛說的是「對內實行毛主義，對外實行霸權主義」，1986年革新開放後，這一評價改成了「要注意其社會主義與擴張主義的兩面性」，而在1990年，越南黨內高層的口頭禪是「不管如何擴張主義﹐中國畢竟是個社會主義國家。」

然而，黨內的分歧也是尖銳的，外交部長阮基石是改革派的代表，他認為意識形態已經嚴重妨礙了越南外交工作的開展，越南必須採取更加現實主義的外交策略，尋求更開放的外交關係——即優先與西方國家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改善關係。

在1990年的肅殺空氣中，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似乎無處不在。社會秩序仍然處在控制中，但暗流正在涌動。

這一代的越南領導人都是在革命與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其中還包括范文同、黎德壽、武元甲這一輩元老級的革命家。他們是他們那個年代最英勇、也是最幸運的人——沒有多少他們的同齡人能看到越南最終的解放、獨立與統一。他們曾經戰勝了法國人，趕走了美國人，抵抗了北方的軍隊，而當新的威脅出現時，他們自然會選擇戰鬥。社會主義事業必須被拯救，社會主義陣營必須得以重建。如果大哥靠不住了，這個新的社會主義陣營自然應當由二哥——中華人民共和國來領導。

有些領導人還能回憶起1960年代初中蘇分裂，中越交好時期，毛澤東曾提議由中國、朝鮮、越南和印尼組建新的社會主義陣營，卻被越南立刻拒絕了。僅僅過了二十多年的時間，越南卻要提出同樣的提議了。

擋在中越關係正常化之路上的一個直接障礙是柬埔寨問題。

1989年，在長達十年的漫長治安戰後，越南軍隊撤出了柬埔寨。此時的柬埔寨存在四方勢力：越南支持韓桑林與洪森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革命黨，紅色高棉，西哈努克親王與宋蘇北，後三支勢力又聯合為民主柬埔寨。長期以來，越南一直指控紅色高棉犯下「種族清洗」罪行並要求徹底消滅紅色高棉勢力。但在美蘇中三大國的壓力下，越南同意由聯合國主導成立四方聯合政府。

到了1990年，越南對柬埔寨的解決方案突然發生了轉折。在政治局討論上，阮文靈說：「越中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我們要共同反對帝國主義。首先要發展兩國的關係。各種問題留下以後解決……一個對中越親善的﹐以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方向的柬埔寨﹐對中越兩國都有利。……不讓聯合國插手是因為聯合國就是美國﹐泰國就是美國。」

越南計劃實行的是「紅色解決方案」，因計劃調和紅色高棉與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兩個紅色政黨來建立社會主義的柬埔寨而得名。1990年6月，西哈努克與洪森在東京達成了成立最高民族議會的決定，最高民族議會將包括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方6人與民主柬埔寨方的6人。越南希望讓最高民族議會完全由共產黨人組成，而讓西哈努克擔任虛位的國家元首。

柬埔寨人民革命黨領導人洪森對這一提議始終不感興趣，他說：「如果他們回來，他們會重新開始吃人，然後把我們吃掉」。然而越南方面此時卻認為這是最佳的方案：「沒有理由共產黨人不能與共產黨人互相討論」，「他們既然可以與西哈努克見面﹐何況大家都是共產黨人。」

1990年6月5日﹐阮文靈邀請中國大使進行談話。他說：「我隨時可以去中國與中國最高領導人見面﹐討論恢復兩國兄弟友好關係。只要中國同志說一個字我便立刻出發。」 阮文靈表示他熱切希望能與中國領導人見面 「討論保衛社會主義制度 」， 因為「帝國主義者正在籌謀消滅社會主義……他們正想進行和平演變﹐每個黨要各自儘力抵抗。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堡壘﹐可正面對無數的問題。我們想要與真正的共產黨人討論如何保衛社會主義......」。他進而暗示，中越兩國可以各自做紅色高棉與韓桑林方面的工作，推動兩個共產黨聯合起來。

然而，中國外交代表團抵達河內後，卻駁回了越南的「紅色解決方案「，要求仍由四方組成聯合政府，並調整最高民族議會的構成使民主柬埔寨一方佔據最高民族議會的優勢。中方還提出儘快解除各方武裝，而兩個共產黨勢力正掌握著柬埔寨國內主要的軍事力量。至於改善中越關係的問題，必須在解決柬埔寨問題後才能考慮。

越南方面認為，中國實際上試圖消除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革命成果，讓西哈努克與資本主義勢力佔據上風來討好西方勢力。至於中國對中越聯盟的冷淡態度，外交部向政治局提交的報告認為，中國急於藉助西方力量實現四個現代化，無意實行發展任何可能影響與西方關係的外交行動。越共政治局做出了決定，應該繼續嘗試與聯合國交涉解決柬埔寨問題﹕「應聲明越中兩國為建立一個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的柬埔寨而合作解決柬埔寨問題，而不是說越中兩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團結來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保衛社會主義。 」

然而事態峰迴路轉，1990年8月29日，中國大使張德維轉交了中國國家主席與總理邀請阮文靈總書記、杜梅總理與范文同顧問在成都會晤的邀請信，並且暗示鄧小平可能會見范文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在30日開會對此進行討論，國務委員會主席武志功勸說：「中國不會聽我們的提議共同保衛社會主義。中國只想爭取西方」，外交部長阮基石也認為很難取得有利成果，但越共領導人相信有機會說服中國擎起社會主義陣營的旗幟，領導世界社會主義抵抗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已經84歲的范文同親自向中國大使提出請求：「我在世的時間不會太多了，這次能去中國，同中國領導人見面，的確是一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特別希望能見到鄧小平同志，講講心裡話。」

越南代表團抵達成都機場並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與總理互致問候後，立刻被告知鄧小平正在休息，不能參加會議。出乎越南領導人意料的是，中方希望將此次會議定性為兩國而非兩黨間的會議，主要的議題是柬埔寨問題。更令越方驚訝的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說﹕「我們對此行保密。因為現今國際形勢若看到兩個共產黨握起手來﹐會對我們不利。」

在會議上，中方要求將解決柬埔寨問題作為討論越中關係改善的前提，並拒絕了越南組建聯盟的提議。就柬埔寨的解決方案，中方再次拒絕了越南提出的「紅色解決方案」，堅持四方組成聯合政府。對於中方提出的6+2+2+2+1（洪森派6名、民柬派2名、西哈努克派2名、宋雙派2名+西哈努克本人任主席）柬埔寨政府組成方案，范文同和杜梅都表示反對，認為7：6的比例對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太吃虧，但最終阮文靈堅持簽訂了協議。這便是「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收到越南在成都會議上讓步的錄音帶後，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反應激烈。儘管阮文靈試圖說服洪森「柬埔寨問題事關中美，要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大局為重」，柬越關係還是急劇惡化了。在10年的柬埔寨戰爭後，越南扶植了一個敵國。

越南領導人們意識到，他們或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意識形態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1991年5月，越共七大召開前夕，越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范文同出席並首先就成都會議的錯誤做了自我檢討，他說：「我們做事疏忽，我們笨了，還講什麼革命事業為重。「阮基石激烈批評阮文靈等人在成都會議上背離了政治局原本的決議。

6月，越共七大召開，阮基石卸任外長職位並離開政治局。

1991年，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召開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宣布放棄共產主義並改名為柬埔寨人民黨。在嘉賓席上，被孤立的越南大使一個人坐在一排的角落，直到古巴大使坐到了他的邊上。

越南仍然花了很長時間才學會後冷戰時代的行事規則。

1999年，美國國務卿奧布賴特訪越期間，詢問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黎可漂：「世界上只有四個共產主義國家存在了，你認為你們能堅持下去嗎？」。隨後，越南中斷了越美雙邊貿易協定談判。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越南才重新與美國達成了雙邊貿易協定。

直到2004年，越南國防部長範文茶仍在《人民軍隊》上發文稱：「在保衛祖國的未來戰爭中，我們的主要敵人將是帝國主義軍隊及其走狗。敵人將會使用先進手段和高科技武器攻擊我們。」

與之相對的，到2014年為止，在媒體上對中國的批評在越南國內都會受到限制。許多越南人相信，1990年的成都會議上，越南與中國簽訂了秘密協議出賣越南國家利益。

多數越南青年人和海外觀察家都無法理解，為什麼越南共產黨會警惕大洋彼岸似真實幻的敵人，而不斷透支自己在民族主義者中的信譽以維持與切身地緣政治威脅的緊密關係，尤其是當這個國家在許多方面都變得越來越像美國在冷戰時代曾經希望締造的那個越南時。

如果越南試圖吸取東歐劇變的教訓，那它也應該會記得，站上街頭的波蘭年輕人呼喊的口號是：「俄國人滾出去！「

總有一天，胡志明的最後願望也會被忘卻，而民族主義者將為之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