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境論，方法論自覺，社會主義實踐（上）

本文是《構境論：不以他人的名義言說》一書的讀後感。由於原書涉及的哲學思想和藝術思想十分繁雜，以我這個坳堂杯水的水平，只能膠掉了。因此本文並非一種引述、轉述，而是主要談筆者的感想。同時鑒於之前的文章普遍偏理論，本次的文章會更多地涉及實踐及歷史問題。

本文主要是談方法論自覺和社會主義實踐這兩個問題。前者相對偏理論一些，但事實上完全可以遷移到實踐上。後者則主要是講對歷史的認識。由於篇幅較長，本文分為上下兩篇發出。

一、 方法論自覺

1. 從「什麼」到「怎樣」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就不得不提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在康德之前，哲學在認識論上基本可以劃分為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大陣營，但無論哪個陣營，它總歸是認為，人的認識和客觀世界是一致的。但休謨的懷疑論打破了這種認識，比如說人認為存在因果律，但客觀世界是否存在因果呢？這是無法認定的。而康德正是在這種懷疑論上產生了「哥白尼革命」，他認為人的認識是自身「先天綜合判斷」的產物，人和客觀的「物自體」是「此岸」和「彼岸」的關係。這樣一來，人的認識就不是客觀世界的問題，而變成了人自身先在的認識的問題。正如哥白尼用日心說推翻了地心說一樣，認識從以客觀物體為中心轉向了以人為中心。

而到了黑格爾，他以唯心辯證法的結構實現了這樣一種指認：人的認知結構和客觀世界的運動是一致的，客觀世界依照辯證法的邏輯進行運動發展。但這種指認的唯心主義性質過度放大了人的主觀作用，因而馬克思評價說這是一種頭足倒置。馬克思以唯物主義的方式重構了辯證法，從而創建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並不像教科書宣稱的那樣，是復活了康德之前的舊唯物主義簡單反映論，而是沿著德國古典哲學的思路唯物地說明了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三位一體。簡單的說，人的認識總歸是在具體的社會關係下存在的，因而和之前的唯心主義非歷史的指認不同，人的認知結構本身是歷史的產物。但同時要注意到的是，人的認識並非簡單的把外部物質世界移進意識之中，而是在一定的認知結構下建構的產物，因此人的認識總歸是對客觀世界相對的，具體的反映，並不等同於客觀世界。教科書犯了和黑格爾一樣的錯誤，把作為人的認知結構的規律（辯證法諸規律）硬點為客觀世界本有的存在，是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非法指認。

而在之後，現象學的發展更是從現成對象的「什麼」（Was），轉向功能性的「怎樣」（Wie）。在自然科學上，通過對自然科學史的研究，也發現，不是實驗優先於理論，而是理論優先於實驗。比方說，測量一個物體的長度，其前提是人的大腦中有測量的方法。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人在認知過程中是存在隱性認知結構的。除了之前所說的，自然科學實驗中先在的隱性認知結構外，在文學創作中，語言、既有的結構都隱性地參與了人對事物的建構。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人的認知並非簡單的對事物的反映，而總是通過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認知結構對事物的建構。

2. 「構境」意義上的「回到」

在寫作《回到馬克思》時，張一兵教授是把目標定位在回到馬克思的原初語境的。這一點專欄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有這麼說。但當我們發現，我們所閱讀的文本，做出的結論，不可能是物的本身（物自體意義上的）之後，就很容易發現，馬克思的原初語境是不可能復現的。張教授在《回到馬克思》之後就面臨一個問題，這裡說的是馬克思的觀點呢，還是張教授自己的觀點？因此，在《回到列寧》中，文本學方法變為了後文本學方法。文本學方法是一種文本解釋學的方法，正如《回到馬克思》一開始所想的，回到馬克思的原初語境。而後文本學則是一種思想的生產或創造方法，它的目的不再是切回作者本身，而是通過閱讀文本以形成屬於自身的場境，創造出屬於作者的思想。

應當說，這樣的閱讀方法和閱讀旨趣是合理的，是能夠徹底打破教條主義意識形態桎梏的。如果說我們把目標定作回到原初的馬克思，那麼在我們解構掉教條主義所偽造的那個「事物本身」之後，是不是又構建了一個新的「事物本身」呢？這又難免帶來新的教條主義，製造新的權威，新的絕對真理。而當我們看到，我們所指認的事物實際上是我們認知主體的一種構建後，就可以發現，我們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是對舊的解讀方式（意識形態同質化的）的解構，是對舊的建構的解構，在此基礎上才能產生新的解讀方式。

然而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說是深深嵌入了許多人的身體之中的，如果說在這種意識形態下的思想者是以「他性鏡像」（第二部分會提到）的形態言說著自己，那麼非思想者就是一種他性奴隸了。在這種情況下，人似乎就不能去表達自我的思想，而只能依著在他人名義下。比如王金福教授質問過張一兵，你做的既然不是絕對正確的，不是去找那個絕對真理，還為什麼要去做？我想這就是一種他性狀態下的迷失了。

3. 方法論自覺

在前面的論述之上，我們就可以理解「方法論自覺」的意義了。既然我們的認知是我們的認知結構對事物的建構，那麼我們無論是做研究也好，做討論也罷，首先的應該是弄清楚自己的建構方式，方法論。不談方法論，斷然聲稱自己是觸碰那個絕對真理，這隻能是教條主義式的偽構境。而很明顯的，很多的研究、討論都不意識到這一點，還停留在爭論事物本身之上，這實在是非法的僭越了。

比如說討論一個歷史問題，比如這個問題是包產到戶好不好，那麼討論的是這個事情本身嗎？顯然不是。這完全就是不同的人採用了不同的解讀方式，是不同的解讀方式間的衝突。即使中間存在著數據這樣的客觀存在，但選用什麼樣的數據，怎麼解讀數據，這又是兩個建構。在討論中不先弄清楚使用的方法論，而認為是爭那個絕對真理，絕對正確，這不過是教條意識形態下所製造的迷霧罷了。整個歷史研究都是這樣，歷史的諸多細節是沒辦法記錄下來的，即使是當事人，他的記憶也是有限的，也是他自己的視角決定的，所以會發現口述歷史中出現一些明顯不合理的段落，因此對歷史的研究必然是一種建構過程。由此我們也可看出，一個優秀的解讀方式，建構方式對於研究和討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更說明方法論自覺對於研究、討論的意義。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談的更實踐一點。索恩-雷特爾說社會主義出問題是實踐者沒理解馬克思。這個論調一直都有，也就是說，原來的經是好的，是歪嘴和尚把經書給念歪了，因此問題是恢復經書的原意。這裡的導向就是之前提到的「回到馬克思的原初語境」。但我們已經知道，恢復經書的原意實際上只能是二次解經。索恩-雷特爾自己就是個案例，他恢復經書的結果就是基本的東西都弄錯了，把觀念作為商品交換的結果這個特設命題前推到了古希臘，這顯然是一種非歷史觀點了。依此我想說的是，社會主義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一種方法論問題，與「正統」並無關係。並不是說按著馬克思的，列寧的原意走就什麼都行，關鍵是看你怎麼樣把他們的觀點吸收並重構成自己的東西。這裡有兩點，如果說不吸收馬克思、列寧的觀點，完全自己拍腦袋，那就談不上什麼建構，就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如果說不做重構（事實上總是做了的，但可能是隱性的），或者說胡亂重構，那就要出事。因此，我們需要擁有方法論的自覺，我想歷史上的一些錯誤就和方法論的非自覺有關，比如只關注運動，卻沒有發現支配運動的經驗主義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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