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式非理性：關於認知偏見的古典哲學

作者：NICK ROMEO

在其著作《論具有現代頭腦》（On Being Modern-Minded）中，伯特蘭·羅素描繪了他對歷史和人類才智進步的美好幻想。因為每個時代的人都會放大其獨特性，並將自身看做過往時代進步的頂峰，其與先前歷史階段的連續性易被忽視：「新的流行語讓我們忽視了其實我們的祖先和我們有著類似的想法和感受，只是換了個說法而已。」

行為經濟學是過去五十年間最重要的理論成果之一。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尤其因界定和分析了人類認知的許多核心偏見而著名。事實上，羅素的洞見與卡尼曼的可得性偏見理論十分相似。因為流行語和當下的流行文化是最容易被我們的大腦感知的——也幾乎是現成的——所以它們往往能主宰我們的評估體系。實際上，羅素和卡尼曼持有相近觀點，而後者卻更為人熟知，這本身就印證了羅素的觀點，或者說可得性偏見。

不過行為經濟學最卓越的先驅還是那些古希臘思想家們。距當代行為經濟學流行約2500年前，柏拉圖已經試圖識別並理解人類心智中可被預見的非理性之處。雖然他並沒有通過現代實驗心理學的技術證實這些行為，他的許多洞見卻與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對認知偏見的描述驚人地相似。無論是在商界、醫學界亦或社會科學領域，行為經濟學裡那些里程碑似的論文都被高度引用，但古希臘哲學對相同現象的探索則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行為經濟學與古希臘哲學的這種連續性不僅具有思想史上的意義，也具有成為有用思想資源的可能性：柏拉圖不僅指出了人類認知的各種具體弱點，而且提供了如何克服這些認知偏見、完善推理、改進行為的有力方案。

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許多言論都生動刻畫了致使人類得出錯誤結論的習慣與過程。比如，人們所相信的不過是他們願意相信的理論（證實偏見）； 所主張的不過是腦海中直覺反應的觀點（可得性偏見）； 所堅持的論調對其背景信息有極大依賴（框定偏見）。同時，人們拒絕拋棄現有觀點，不過是因為他們除此之外一無所知（損失厭惡）； 做出錯誤的推斷則是過分重視描述信息的代表性（代表性啟發）；在固有信息里畫地為牢，因而對新信息判斷不足（錨定效應）。而這些，僅僅只是柏拉圖所梳理的心理誤區的冰山一角。

這些共同特徵之一表現在：人們傾向於匆忙得出不成熟的結論，而不管證據是否充足。在《斐多篇》中，蘇格拉底警告斐多，不要被幾個特殊的巧妙詭辯誘騙，進而懷疑一切論證是否正當，變成一個「厭惡論證的人」，蘇格拉底將「厭惡論證」類比於「厭惡人類」：

厭惡人類是出於知人不足而對人死心塌地的信任。你以為這人真誠可靠，後來發現他卑鄙虛偽。然後你又信任了一個人，這人又是卑鄙虛偽的。這種遭遇你可以經歷好多次，尤其是你認為最親近的朋友也都這樣，結果你就老在抱怨了，憎恨所有的人了，覺得誰都不是好人了。

不論是「厭惡論證」——或者據蘇格拉底所述「辯論嫌忌」，還是「厭惡人類」，其原因是相同的。

那些厭惡論證者的大錯不僅在於依賴小樣本量，他也弄錯了其代表性。如果均值回歸和正態（高斯）分布不算常規現象，那麼研究小樣本就更加不能提出什麼有價值的問題了。儘管沒有用統計學術語表達，但柏拉圖認為異常值是罕見的，世上所有事最終都會趨於鐘形曲線：

假如一個人還不識人性，就和人結交，他乾的事就不漂亮，這不是很明顯嗎？假如他知道了人的性情，再和人打交道，他就會覺得好人和壞人都很少，在好壞之間的人很多，因為這是實際情況。就譬如說大和小吧，大的人或狗或別的動物，很小的人或狗或別的動物都是很少見的。或者再舉個例，很快的或很慢的，很醜的或很美的，很黑的或很白的，都是少有的。就我所舉的這許多例子里，極端的都稀罕，在兩個極端中間卻很多。

在其著名的論文《主觀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發現，無論樣本量是十人、一百人或者一千人，人們大多得出「這些人的平均身高高於六英尺」這個結論。正如柏拉圖指出的那樣，隨機性在小樣本中有可能更高。如果你只遇到過一部分人，那麼這些人很可能是非典型；如果你只思考過一些論點，那麼這些論點很可能有偏差。

柏拉圖深知對邏輯誤區的易感性不僅是心理學問題，同時還是倫理學問題。

框定偏見是另一個可追溯至古典哲學的現代心理學理論成果。包括醫生在內的人們在評估同一件醫療干預事件時，會因框定的不同（即以「可能的存活率」還是「可能的死亡率」來判斷此類干預的後果）而產生截然不同的評估。現代研究人員發現，框定偏見這一現象無所不在，從政治事件滲透進消費者偏好等各領域。

柏拉圖以分析或描述的方式在他的對話錄里多次提及這一理論。在《泰阿泰德篇》中，他借蘇格拉底之口說：「比骰子的時候，拿六點與四點比，我們說六點多於四點，或者說六點比四點多一半；如果拿六點與十二點比，那麼六點少於十二點，只有十二點的一半，此外就沒有其他表述了」。

在《理想國》中，他舉了一個人類手指平均長度的例子：多數人的無名指比小指長而比中指短。這看似是個簡單的算術題，卻對心理學和知覺有深遠影響。例如，「一款新上市的軟飲料比可口可樂少含一半卡路里」遠比「一款新上市的軟飲料的卡路里含量是一根胡蘿蔔的18倍」更對消費者胃口。我們通常很容易混淆「相對」和「絕對」這兩個概念。比如，如果X值大於Y值，那麼這僅僅只表達了一種比較，但我們很容易誤認為X值一定遠大於Y值。同樣地，我們也會傾向於認為這種軟飲料是完全不含糖的，而非含糖量較少。

框架偏見理論中有一個尤其有趣的例子，與我們對快樂和疼痛的感知和評估有關。區分一個與人體無關的客觀事物的「相對」和「絕對」程度是一回事，而判斷能被人體時刻感知到的感官感受又是另一回事，比如用數字表示痛感量級。正在遭受痛苦的人們，會把免除和擺脫這種痛苦視作無上的快樂，反之對於正在享樂的人們，愉悅的消失也將帶來無限的痛苦。柏拉圖警告世人不要混淆相對和絕對價值：「因此，讓我們別相信這種話了：脫離了痛苦就是真正的快樂，沒有了快樂就是真正的痛苦。」 （出自《理想國》）

他的這些觀察不僅在心理學上有立足之地，且終極目的在於為我們如何生活提供指導建議。有些人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追求感官歡愉之上，而要得到這種歡愉，必須要先承受極度渴求的痛苦。他們只能比較，滿足了此種渴求所得到的快樂和之前遭受的痛苦是否對等，以此來衡量這種快樂的震顫程度。這就是很多人更偏愛追求智性快樂而非肉體歡愉的原因，獲得智性快樂，不一定意味著需要承受強烈的痛苦。

▲《雅典學院》全圖，拉斐爾，1510-1511，義大利梵蒂岡博物館

對現代認知偏見的思考，對倫理、快樂、痛苦和立身之道的哲思，在這二者之間建立聯繫是很罕見的。不過古典哲學並沒有像當今學科這樣分門別類。柏拉圖深知對邏輯誤區的易感性不僅是心理學問題，同時還是倫理學問題。這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壞人更容易受認知偏見的影響」，而需要考慮到他對「厭惡人類」和其他對樣本估計不足導致的錯誤診斷——二者都是出於「在經驗不足之時過分自信」。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可稱得上比他人更有智慧僅因自知其無知之處。當卡尼曼寫「我們對自身的盲點也會視而不見」時，他實際上在重述蘇格拉底的思想：知汝不知是智也。

智性上的謙遜或驕傲純粹屬於認知過程，把二者理解為道德成就或失敗也不失為一種解釋。有些人總自以為正確而實際上所知甚少，那麼他不僅犯了道德錯誤更陷入了心理誤區。故培養智性謙遜是培養倫理德性的一部分。蘇格拉底早期對話錄中的許多言論以不確定告終：對話錄中的許多人物陷入這位古希臘哲學家所說的aporia——「自相矛盾」或「困惑」、「懷疑」和「糾結」中。與蘇格拉底攀談的這些人往往為了尋找某一問題的滿意答案苦思冥想，卻發現每個可能的提議都缺乏邏輯一致性。這些人的思考過程有如下不同表現——有人慌亂不堪，有人訴諸暴力，有人倉促而逃，卻少有人承認他們得到了提升，少有人向蘇格拉底致謝。他們在論證上的錯誤反映了其推理能力的缺陷，而他們的情感波動卻頗具文學性：他們顯露出的傲慢自大、謙沖自牧或慷慨激昂，以及在情緒兩極間波動的掙扎，正是小說家威廉·福克納在1950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所發表的演說中提及的那樣：「人類內心的衝突本身就是好作品的起源。」

通過刻畫認知偏見的道德維度，柏拉圖提出，儘管人們對認知偏見有普遍易感性，但我們更有能力通過正確的道德教育來克服它們。雖不敢肯定有百分之百，但蘇格拉底應當會支持約翰·濟慈所頌揚的：「當他處於變幻無常、神秘莫測或懷疑不定的心境中時，仍然能不慍怒不偏激地追求真理」。這只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預備步驟，這種對事實和理性的追求應該也的確出現了，而這種追求遠遠不夠，對不確定性的容忍才是首要的，這種能力才是個人與社會應該自我糾正和提高的。被未知折磨的人們很容易過早得出一些顯而易見的結論。

卡尼曼所說的可得性啟發在古典哲學語境里也有另一種表達。在柏拉圖對話錄中，蘇格拉底在法庭碰到了游敘弗倫，後者秉著宗教虔誠的原則告發其父親因疏忽導致僱工死亡之事。游敘弗倫將這件在與蘇格拉底對話之前剛剛做過的事視作對虔誠的定義，因為這是第一件躍入他腦海的事，故而游敘弗倫順理成章地將自己的行為當作虔誠的範例，而虔誠恰恰是二人即將的對話所要考察的主體。考慮一下「我做X因為它是正確的」和「我做X所以它是正確的」之間的區別，游敘弗倫想當然地以為自己遵循了前者，但卻無意中陷入了後者的圈套。柏拉圖指出，這種傾向的解決良策必須涉及改變快樂和痛苦的源頭——減輕與不確定性相關的痛苦或者減少證明自己正確的快樂。這不僅是智性上的挑戰，而且是道義上的挑戰。

智性當然能讓人免於被浮誇的言辭誆騙，但免於造作和矯飾亦不失為一筆寶貴的財富。

柏拉圖的《美諾篇》中有個有趣的例子涉及幾種現代認知偏見理論。蘇格拉底試圖對顏色進行合理定義，他起先用了簡單的語言表達，被美諾否決。蘇格拉底在沒有改進定義本身的情況，用浮誇的術語重新措辭，卻被美諾欣然接受。對於這種轉變，蘇格拉底是這樣解釋的：「（美諾）這無疑是你習慣的定義，因此你更喜歡它。」 就習慣更容易被意識喚醒這一點而言，這個理論帶有幾分可得性偏見的影子。它也有點類似熟悉度偏見，因為美諾不加批判地認為他習慣的表達方式就是最好的。不過我們還需考慮第三個因素：不能確定美諾對第二種定義的偏愛究竟是因為他熟悉這種表達方式，還是因為表達之浮誇冗餘具有足夠迷惑性。如果是後者，那麼則是「訴諸冗贅」這一層面，「訴諸冗贅」也解釋了為什麼學生喜歡在考試中寫更長的答案以期獲得更高的分數。

我們不能把上述任何一種錯誤，簡單歸因於認知或者道德缺陷。柏拉圖也沒有把美諾描繪成屢教不改的自大狂，他實際上比柏拉圖對話錄中的任何人都表現的要好。勃然大怒的阿尼圖斯甚至揚言要挾蘇格拉底。想像一下你有多容易被高屋建瓴的言辭糊弄？智性當然能讓人免於被浮誇的言辭誆騙，但免於造作和矯飾亦不失為一筆寶貴的財富。正如自負一樣，造作也有著道德的維度，避免二者不只是修復大腦軟體中的某幾個小故障，更是一種道德上的成就。

柏拉圖對話錄及古典哲學大體上考察了與現代行為經濟學相似的現象。了解這種連續性能幫助我們保持謙遜：切勿再犯這兩個學術領域都探討過的謬誤。古典哲學也為抵禦特定認知偏見提供了道德武器。在《論具有現代頭腦》中，羅素描述了一種由新奇而引發的幻覺。但他的口吻還帶著一種老派的道德色彩：我們自以為在才智上登峰造極了，無法相信往代的奇裝異服與笨拙詞句居然包裝著人們，思想也還值得我們重視。

作者：Nick Romeo原文：Platonically irrational翻譯：子銘編輯：EON校對：楊銀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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