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路黨」是否完全等同於「漢奸」？

據史料記載，當年八國聯軍進京的時候，北京部分老百姓可是充當了「侵略者」們的導遊，當然了，肯定不像今天北京一日游帶人購物，而是為聯軍將士們帶路引導、通風報信，頗有當年戰國時期，燕國民眾簞食壺漿歡迎齊國軍隊的風範：

俄國《新邊疆報》戰地記者德米特里·揚切韋次基曾參與此役，據其《八國聯軍目擊記》一書記載：「（從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莊里的一些農民告訴我們，東門(總共三個門)是關閉的，前一天從通州逃出來的中國官軍駐紮在北京南邊一個叫做南海閘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軍隊。其他的村民告訴說，京都已完全沒有中國官軍。中國的農民從事著和平勞動，他們抱怨著遭到自己國家士兵的搶劫，他們倒水給我們喝，對我們十分恭順。偵察隊收集到這些情報後就往回走，……在回來的路上，有一個中國農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村民們用茶水款待我們，並要我們送一些俄國旗給他們。」

以我們今天的歷史觀來看，帶著侵略者進犯自己的國土，這是純粹的漢奸行為沒跑了。

當年的汪精衛好說歹說也喊出了「曲線救國」的口號，甭管人家心裡怎麼想的，估摸汪精衛也不好意思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而在今天，中國也不缺乏「帶路黨」。2010年美國與韓國數次聲稱要在黃海進行軍事演習，美國航母要進入黃海期間，網上有人聲稱美軍如果入侵中國，他們就要給美軍帶路。

帶路黨，還真挺有意思的。

在我們分析帶路黨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在清朝這種封建社會中，國家意識其實相當模糊。

在封建社會統治者看來，「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全天下的土地，都是統治者家的。所以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國家實際上也是王家，也就是皇家，而至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

充其量相當於春秋時期的門客？

恐怕還不如門客的檔次高。

所以對於當時的底層民眾來說，八國聯軍侵華，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侵皇家，「反正沒侵我家，你願意侵皇家就侵吧，說不定我還可以在你們屁股後面撈點破爛啥的。」

圓明園是英法聯軍留下來的罪證，但如今的圓明園遺址可不全是當年英法聯軍乾的。

當年英法聯軍進京，咸豐和慈禧就跑到了承德，整個北京實際上已經進入了無政府狀態，於是英法聯軍就在圓明園連搶劫帶滅跡，一把大火就燒掉了圓明園。

到了同治年間，雖然朝廷財政已經入不敷出，但整個圓明園還來了一次短期整修。跟以前肯定是沒法比了，但至少還能顯現出皇家園林的樣子。

毛澂先生在1877年遊園之後，還說：「」無屋不隨山曲折，無山不在水中間...遠過秦地宜春院，肯數吳王消夏灣「。說明園內的基本面貌尚存，至少在一般人看來還是一座皇家園林。

但在八國聯軍侵華的1900年，圓明園經歷了一次「木劫」，土匪、惡霸外加老百姓趁著政府又一次跑路，將圓明園內的木質建築、樹木松柏，一茬拉到東直門變賣...

而在此之後，北洋軍閥又把圓明園當作了建料場，每天十多輛軍車拉著太湖石就去建設新中國了，如今北京城內各處都有當年圓明園內的石頭...

在當時看來，這些都是皇家的東西，並不是國家的東西。

在封建社會當中，尤其是帝制社會當中，大多數民眾對於國家的定義並不清晰。其實，對於封建統治者，家事和國事他們自己也分不清楚，這就導致整個清朝其實並不存在一個國家的概念。

準確來說，用「滿清家國」來描述或許更加合適。

所以在某些帶路黨看來，八國聯軍並不是來侵略國家的，只是來揍皇上的，因為他們的主要打擊目標並非清朝的老百姓們，而是一路目標明確直奔了紫禁城。

另外，清末時期，國家凋敝到什麼程度，恐怕也不用我多說了。

在國家層面上，簽了一沓子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欠了西方列強一屁股外債，一張條約動輒就是幾億兩白銀，而當時清廷一年的財政收入，連一億兩白銀都很難達到。

這些外債，最終都轉嫁到了人民的頭上。

生活水平甭說提高，不下降就不錯了。根據《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介紹，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白銀，而年支出卻達到35兩。

換句話說，辛辛苦苦勞作一年，還得拉三兩銀子的饑荒，才能勉強達到家庭收支平衡。

從底層民眾的角度來說，清朝滅亡不滅亡他們可能並不在乎，但對整個社會心生不滿確是真的。平頭百姓只能苟活，知識分子心懷不滿，精英階層屁事不幹，全社會似乎都在等待著清朝的滅亡。

從這個角度來說，帶路黨的出現，其實也是人性的一種體現。

雖然「帶路黨」這個辭彙本身就帶有相當嚴重的貶義性質，但對於這種事物的出現，我卻有些困惑。

一來，當時的民眾並沒有清晰的國家意識，即便有，歸屬感恐怕也沒有那麼強烈；二來，清朝統治者都快把壞事做盡了，底層民眾連基本的生存都出現了問題，他們是否還能維持相應的氣節？

愛國與否都先放在一邊，人在極度飢餓的情況下，甚至都會拋棄作為人類的良知，那時候就更談不上什麼情懷這種東西了。

人吃人這種事情，在過去100年的中國土地上，可沒少發生。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國家，這是一種相對的幸福。

我們現在可以有吃有喝、有穿有住，這都是我們在穩定的環境下通過努力奮鬥換來的，但再回過頭來看清末的時候，如果我們生活在當時，一到年末還得借三兩銀子才能吃上一頓飯，除夕晚上連頓餃子都包不起，那麼面對外國侵略者，我們是否還能以「雖遠必誅」的心態來看待他們的行為？

吃不飽飯，我們是否還能夠保住自己的氣節？

我對此，表示真真的懷疑。

當然了，我並不是在為「帶路黨」中的部分人開脫，但我始終認為，就算是某些人在某些時候轉型成為漢奸，也不該單純批評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當時的大環境，也要納入我們思考問題的範圍內。

在今日的和平世界中，力爭成為帶路黨的那些人，我對於他們的觀點實難苟同；而對於生存都成問題的清朝帶路黨，尤其是那些老百姓，我卻很難將責任完全推到他們頭上。

漢奸是每個國家都不喜歡的一類人，但就像那些貪污腐敗的官員一樣，他們從普通人到「漢奸、貪官」的轉變都是人性的一種體現。我們需要讓自己所處的社會變得更為美好，這樣無論是漢奸還是貪官，他們能夠出現的誘因就會變少，這樣的人自然就會變少。

帶路黨和漢奸，恐怕還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