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

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1]

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進行到轉折點的時候，第四國際（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召開了緊急會議。相互試探、進行準備與軍事上相對消極的階段早已過去。德國已經發動了全面進攻，將地獄的烈火全部傾瀉到盟軍頭上；而同盟國也在用它們全部的破壞性力量回擊。從現在開始，歐洲以及全人類的命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將由這場帝國主義大戰的進程以及它所導致的經濟與政治後果來決定。

第四國際認為，現在正是開誠布公的時候：它要表達自己對於這場大戰、對於參戰各方的觀點；它要對各個工人組織的戰爭政策進行分析；最重要的是，它要指出擺脫戰爭，走向和平、自由與繁榮的道路。

第四國際依靠的不是驅使各國人民相互廝殺的各國政府，不是對這些政府負責的資產階級政客，也不是那些為正在交戰的各國資產階級提供支持的工人官僚。第四國際依靠的是男女工人，是士兵和水兵，是破產的農民與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第四國際與壓迫者、剝削者和帝國主義者毫無關係。它是屬於全世界勞動者、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的黨。這個宣言就是說給他們聽的。

目前的大戰的總原因

與1914—1918年的大戰結束時相比，科技是更為進步了，可是人類卻更加貧困了。各國的生活水平相繼下跌。這次大戰爆發時，農業的情況已經比上次大戰爆發時更糟糕了。各個農業國均已破產。工業國的中等階級已在經濟上被掠奪一空，形成了一個長期失業的階層——他們就是現代的賤民。國內市場已嚴重萎縮。資本輸出急劇減少。帝國主義實際上已經瓜分了世界市場，每個強國都擁有自己的一塊地盤。地球的人口出現了可觀的增長，但在目前這場大戰爆發前的十年時間裡，世界上109個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卻下降了大約四分之一。一些國家的外貿總額下降了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

殖民地國家既要跟宗主國承受一樣的危機，還要承受自己獨有的內部危機。一些落後國家在過去還能維持半獨立的地位，如今已經淪為徹底的奴隸（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中國……）。為了戰爭，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要有自己的原料產地，而為了爭奪原料產地，又發生了新的鬥爭。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正在破壞人類千百年來的一切勞動成果，留下的只有污染。

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擁擠不堪。接收一百個難民，都會成為令美國這樣的世界強權頭疼的大問題。在飛機、電報、電話、廣播和電視的時代，跨越國界的旅途卻被護照和簽證所阻攔。這個國內外貿易日漸萎縮的時代，同時又是沙文主義——尤其是反猶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資本主義在自己的上升時期，曾把猶太人從隔離區中釋放出來，利用猶太人為它發展商業。如今，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在榨乾猶太人的每一滴血汗；這個星球上有二十億人，猶太人的總數只有一千七百萬人（還不到百分之一），卻沒有一寸立足之地！人類通過拓展土地和發展科技，征服了天空和大地，資產階級卻想把我們的星球變成一個污穢的牢籠。

列寧與帝國主義

1914年11月1日，在上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後，列寧寫道：「帝國主義嚴重地威脅著歐洲文化的命運，如果沒有一連串勝利的革命，這場戰爭過去之後，很快又會有其他的戰爭接踵而來。關於所謂『最後的戰爭』的童話，完全是一種空洞而有害的童話……[2]」工人們，請記住列寧的這個預測！目前這場戰爭——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它不是由某個獨裁者隨心所欲地發動的。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人預測了它的爆發。各國資本家的利益衝突，是導致這場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與官府編造出來欺騙人民的謊言相反，造成戰爭與其它一切社會惡疾（失業、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法西斯主義、殖民壓迫）的主要原因，正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國家。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與工人的技術能力，完全可以創造出充足的條件，讓全人類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取得長足的進步。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根據一個總計劃，正確地、科學地、合理地規劃每個國家和整個地球的經濟生活。但是，只要社會的主要生產力仍然被壟斷組織（即孤立的資本家集團）所掌握，只要民族國家仍然是這些壟斷組織手中的馴順工具，爭奪市場的鬥爭與爭奪原料產地的鬥爭，其破壞性就一定會越來越強。只有革命的工人階級，才能從這些貪婪成性的帝國主義集團手中奪過國家政權，奪取對經濟的掌控權。這就是列寧的警告的意義（如果沒有「一連串勝利的革命」，就一定還會爆發新的帝國主義大戰）。各種各樣的預測與預告都要接受事實的檢驗。所謂「最後的戰爭」的童話已被證偽。而列寧的預測不幸言中了。

大戰的直接原因

目前這場戰爭的直接原因，是富裕的老牌殖民帝國（英國和法國）與後起的帝國主義強盜（德國和義大利）之間的競爭。

英國是資格最老的資本主義強權，在十九世紀，它是當之無愧的霸主。從1815年到1914年的這段時間，是名副其實的「英國統治下的和平時代」（Pax

Britannica）——當然，各種各樣的軍事衝突依然此起彼伏。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艦隊，它在海洋上充當著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早在上世紀末，用現代科技武裝起來的德國，就已經開始角逐歐洲的頭把交椅。而在大西洋對岸，曾是英國殖民地的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更為強大的國家。英國和德國之間的競爭，是導致了1914—1918年大戰的最重要的經濟矛盾。至於美國的參戰，則是一種預防措施——它不能容忍德國成為歐洲大陸的霸主。

戰敗的德國跌入了深淵。它的領土被肢解了，它的周圍全是虎視眈眈的敵人，昂貴的賠款使它不堪重負，內戰的折磨使它虛弱不堪，它似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如果不是永遠的話——都無法參加競爭了。法國暫時坐上了歐洲大陸的頭把交椅。英國雖然打贏了戰爭，卻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它的各個自治領的獨立性不斷加強；它的殖民地頻繁爆發爭取獨立的運動；它失去了海上霸權；隨著航空兵的發展，它的海軍逐步失去了原先的重要性。

在打贏戰爭後的頭幾年裡，英國憑著慣性，仍想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它與美國的衝突越來越有火藥味。下一次大戰，似乎將是這兩個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但是，英國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它相信憑著自己的經濟實力，無法對抗大洋彼岸的巨人。它與美國簽訂了條約，允許美國擁有與它相當的海軍力量[3]，這表明它正式放棄了海上霸權，而在此之前，它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海上霸權。它用關稅壁壘取代了自由貿易，表明它公開承認了英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失敗。它開始實行義務兵役制，表明它放棄了「光榮孤立」政策。於是，它拋棄了一切神聖的傳統。

法國與英國一樣，它的經濟實力也是與它的世界地位不相稱的，不過，法國的情況要比英國好一些。德國的覆滅與凡爾賽和約的刻意安排，使法國暫時成為了歐洲的霸主。法國的人口規模與經濟基礎根本撐不起它的霸主地位。當勝利的幻夢褪去後，真實的力量對比便浮現了出來。事實向法國的敵人而不是盟友表明，法國已是外強中乾。法國為了尋求庇護，實際上已經變成了英國的最新的自治領。

德國憑藉其一流的科技與組織能力，不可阻擋地復興起來。它的復興比人們的預計要快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英國，因為英國扶持了德國，以便對抗蘇聯、對抗法國的過度擴張，還要對抗美國（這是比較遙遠的事）。當資本主義英國還是最強大的強權時，它這種合縱連橫的計策曾多次取得成功。當它衰落後，它就玩不轉這種它曾經得心應手的招數了。

與英國相比，德國更加靈活，生產力更高，科技更先進，它再次把英國擠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市場，特別是東南歐與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是在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上進行的；而在今天，世界市場正在不斷縮小，帝國主義國家除了從其它國家手中奪取市場之外，別無出路。

跟上次大戰一樣，第一個跳出來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還是德帝國主義。英國政府對此措手不及，先是企圖犧牲別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盡量避免戰爭。但這種政策是短命的。對希特勒來說，同英國「交好」，僅僅是一個短暫的戰術步驟。英國政府向希特勒做出的讓步，比希特勒自己預測的要多得多。張伯倫原本打算通過慕尼黑協定，同德國建立長期的友好關係，沒想到它卻加快了英德關係的破裂。希特勒已經不能指望英國政府會做出更多的讓步——德國的進一步擴張，必將危及英國的生命線。於是，張伯倫在1938年10月簽訂慕尼黑協定，宣稱世界已經進入了「和平的新紀元」，然而就在幾個月之後，慕尼黑協定引發了一切戰爭之中最恐怖的戰爭。

美國

戰爭一開始，德國遭到了封鎖，放棄了世界市場上的一些陣地，英國便拚命地擠占這些陣地；而美國則幾乎是自動地把英國給排擠出去。世界上的黃金，有三分之二都存放在美國的金庫里，剩下的三分之一也正在運往美國。英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扮演全世界的銀行家的角色了。英國在其它領域的處境也一樣糟糕。當英國的海軍和商船隊正在遭受沉重損失的時候，美國的造船廠卻在建造龐大的艦隊，確保美國擁有遠勝於英國和日本的海上優勢。顯然，美國正在準備採用「兩強標準」（也就是說，它要建立一支軍力超過第二海軍強國和第三海軍強國的海軍軍力之和的海軍）。它還通過了新的方案，準備建立一支能壓倒其它國家的空中力量。

但是，美國雖然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強權，它的工業實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卻並不總能保證美國的經濟能夠蓬勃發展，相反，這給它的社會制度危機注入了反覆發作的、極其有害的毒素。它雖然擁有數以十億計的黃金，卻派不上用場，成百上千萬的失業工人也找不到工作！第四國際在六年前發表的提綱《戰爭與第四國際》中做出了這樣的預測：

「美國的資本主義正在面臨著曾經把1914年的德國推向戰爭道路上的同樣的問題。世界不是瓜分了嗎？它還必須重新瓜分。對於德國來說，那是一個『組織歐洲』的問題。美國必須『組織』世界。歷史正在使人類面對著美帝國主義火山的爆發[4]。」

「新政」和「睦鄰」政策[5]，是用妥協退讓來緩解社會危機、推遲社會危機的高潮到來的最後嘗試。這個耗費了數百億美元的政策破產後，走投無路的美帝國主義就只能訴諸武力了。為了維持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國將以某種借口和口號，參加這場規模宏大的衝突。美國資本主義會在何時、在何種情況下同它的敵人進行鬥爭，目前尚不清楚——恐怕連美國政府自己都不清楚。與日本的戰爭，將是爭奪太平洋上的「生存空間」的鬥爭。在大西洋上的戰爭，即使是直接反對德國的，也將是爭奪英國遺產的鬥爭。

對美國政府而言，德國戰勝同盟國的前景，簡直就是一個噩夢。德國如果能佔領歐洲大陸，利用歐洲殖民地的資源，並開動全歐洲的兵工廠與造船廠——尤其是在同東方的日本聯手的情況下——這將對美帝國主義造成致命的威脅。從這個角度來看，目前歐洲戰場上的大規模會戰，不過是德美戰爭的序曲罷了。法國和英國只是美國資本主義在大西洋彼岸的堡壘。一位英國首相曾揚言要讓萊茵河成為英國的國界，假如英國真的做到了這一點，那麼美帝國主義也許就會說，泰晤士河應當成為美國的國界。為了給即將到來的戰爭做準備，美國政府正在狂熱地引導輿論，它對於芬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等國的遭遇可謂義憤填膺。格陵蘭「在地理上」是西半球的一部分，它正好擁有豐富的冰晶石，而冰晶石又是鋁的生產所必需的原料，於是，在丹麥被德國佔領後，格陵蘭便成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問題。美國政府也沒有忽視被奴役的中國、無助的菲律賓、孤懸海外的荷屬東印度群島和開放的海上航線。因此，對被壓迫民族的偽善的同情，甚至是地理上的考慮，正在把美國推向戰爭。

但是，除非美軍能得到法國和不列顛群島的有力支持，否則它的干預是不會成功的。假如法國被德國佔領，德軍攻抵泰晤士河，力量對比將會對美國極其不利。出於這些考慮，美國政府將不得不加緊備戰，但是，它還得捫心自問：參戰的有利時機是否已經錯過？

針對白宮的官方立場，美國孤立主義發起了喧鬧的抗議，而孤立主義本身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另一種形式而已。美國資產階級當中有一部分人，他們的利益主要維繫於美洲大陸、澳大利亞和遠東，他們預計：假如同盟國戰敗，不僅整個拉丁美洲，就連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將自動成為美國的囊中之物。美國統治階級全都堅信，為了爭奪中國、荷屬東印度群島和整個東方，在不遠的將來與日本必有一戰。美國資產階級當中的這部分人很有影響力，他們正打著孤立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幌子，緊鑼密鼓地制訂在美洲大陸進行擴張、並同日本開戰的計劃。按照這個計劃的要求，還不能馬上同德國進行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至於諾曼·托馬斯[6]之流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不過是這個帝國主義幫派的小跟班。

我們反對美國參戰的鬥爭，與孤立主義、和平主義毫不沾邊。我們要公開告訴工人群眾：帝國主義政府一定會驅使美國參戰。統治階級內部爭論的只是何時參戰、先對哪個國家開戰。想用報上的文章與和平決議來使美國保持中立，無異於用掃帚阻擋潮水。要真正地開展反戰鬥爭，就要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鬥爭，並無情地揭露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只有革命才能阻止美國資產階級參加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或發動第三次帝國主義大戰。其它的方法，不是花言巧語的騙局，就是自作聰明的愚蠢，或兩者兼而有之。

保衛「祖國」

差不多一百年以前，當民族國家仍代表著一種相對進步的因素的時候，《共產黨宣言》就已宣稱：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無產階級唯一的目的，就是建立全世界勞動者的祖國。到了十九世紀末，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更為廣闊的天地，而擁有軍隊和關稅壁壘的民族國家，已經成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最惡劣的障礙。到了今天，如果還有社會主義者要求保衛「祖國」，那麼這個人就跟保衛封建制度（也就是說，保衛自己身上的枷鎖）的旺代農民[7]一樣，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

在最近幾年，甚至最近幾個月里，世人驚訝地發現，在歐洲地圖上，一個又一個國家如此輕易地消失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政治版圖的變動之快，只有拿破崙戰爭時期才能與之相比。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問題在於用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取代已經過時的封建國家。如今的問題則是用各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聯邦來取代已經過時的資產階級國家。鏈條總是從最薄弱的環節開始斷裂的。在壟斷組織的殘酷競爭中，獨立的小生產商和小貿易商是沒有多少活路的；同樣地，在帝國主義強盜的爭鬥中，獨立的小國也沒有多少生存空間。

德國認為，考慮到自己的戰略位置，取道中立的小國，進攻自己的主要敵人，是比較有利的。與之相反，英國和法國則認為，用這些中立小國來掩護自己，是比較有利的，德國如果進攻這些小國，就會把它們逼到「民主的」同盟國陣營里。這個問題的實質，並不會因為雙方採用了不同的戰略而改變。夾在兩大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小國，正在被碾成粉末。對於大國來說，要「保衛祖國」，就必須犧牲掉好幾個中小國家。

但是，就連大國的資產階級，考慮的也根本不是保衛祖國，而是市場、租界、原料產地和勢力範圍。資產階級根本不是為了祖國而保衛祖國。他們保衛的是私有財產、特權和利潤。只要這些神聖的價值遭到威脅，資產階級就會馬上轉向失敗主義。俄國資產階級正是這麼做的，十月革命後，俄國資產階級的子弟參加了每一支同蘇維埃政權交戰的軍隊，向他們原來的祖國開戰，他們現在仍然準備這麼做。西班牙資產階級為了拯救自己的資本，不惜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求援，乞求他們提供軍事援助，向本國人民開戰。挪威資產階級為希特勒的入侵出了大力。資產階級過去一直是這樣做的，將來也還會這樣做。

官方的愛國主義不過是掩飾剝削利益的假面具。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要輕蔑地丟開這個假面具。他們不會去保衛資產階級的祖國，而會去保衛本國與全世界的勞動者與被壓迫者的利益。第四國際的提綱中指出：

「在反對『保衛國家』的反動口號的同時，必須提出用革命摧毀民族國家的口號。針對已被資本主義弄成瘋人院的歐洲，必須提出建立歐洲社會主義合眾國的綱領，作為邁向世界社會主義合眾國的一個步驟[8]。」

「保衛民主」

所謂「保衛民主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口號，與「保衛祖國」的口號同樣虛偽。說得好像工人群眾已經忘了英國政府幫助希特勒及其劊子手上台這回事似的！帝國主義民主國家其實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貴族統治制度。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的立國之本，正是對殖民地人民的奴役。正是因為掠奪了整個美洲大陸的豐饒財富，才有了美國的民主。這些「民主國家」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衛自己的特權地位。帝國主義民主國家把相當一部分戰爭負擔轉嫁給了自己的殖民地。奴隸不得不獻出鮮血和黃金，讓自己的奴隸主繼續維持奴隸制。沒有殖民地的資本主義民主小國成了殖民帝國的衛星國，從它們的殖民利潤當中揀食一點殘羹剩飯。為了保衛自己的特權，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隨時可以拋棄民主。

小國挪威再次讓全世界看到了腐朽的民主的內部機制。挪威資產階級一手利用社會民主黨政府，同時另一手利用法西斯警察、法官與軍官。在遭到第一次重大打擊之後，民主派頭目就被掃清了，然後法西斯官僚馬上發現自己與希特勒有共同語言，就當上了房子的主人。在此之前，已經有許多國家以不同的形式進行過同樣的試驗：義大利、德國、奧地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資產階級在遇到危機時，總是會讓它真正的統治機關（即金融資本的直接工具）擺脫各種民主條規的束縛。只有無可救藥的瞎子，才會以為英法兩國的陸海軍將領正在進行的是一場「反法西斯戰爭」！

民主國家正在轉變為反動的獨裁製度，這個過程不會由於這場大戰而中止。相反，就在我們面前，這個過程正在逐步完成。

在各國國內，在全世界，這場大戰都會立即加強最反動的集團、最反動的制度的力量。各國總參謀部（波拿巴主義陰謀集團的巢穴）、各國警察的毒牙、形形色色的拿錢辦事的愛國幫派、各種各樣的教會，都會立即被推到前台。羅馬教廷（人類的愚昧與仇恨之集大成者）正受到各方的頂禮膜拜，信仰新教的羅斯福總統更是對它讚賞有加。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衰退，總是會帶來警察的鎮壓，並使人對宗教鴉片日趨依賴。

為了獲取極權制度的優勢，各個帝國主義民主國家正在加緊向工人階級進攻，並大力迫害革命組織。它們先是利用戰爭的威脅，現在又是利用戰爭本身，來打垮國內的敵人。資產階級始終不渝地遵守著這個信條：「主要敵人在國內。」

有史以來，最弱小的人往往要遭受最多的苦難。在目前這場對各國人民的大屠殺中，最弱小的人就是來自各個國家的無數難民，其中就有流亡的革命者。欺壓毫無還手之力的外國人，是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首要表現形式。所有的民主國家在建造關押戰俘的集中營之前，都會先建造關押流亡革命者的集中營。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政府，尤其是蘇聯政府，它們對難民、流亡者和無家可歸者的處理方式，已經給我們這個時代留下了最黑暗的一章。我們要向正在被關押、被迫害的兄弟致以最溫暖的問候，並鼓勵他們繼續堅持下去。歐洲和世界未來的大多數領袖，必將從資本主義的監獄與集中營中湧現出來！

納粹的戰爭口號

總的來說，希特勒的正式口號是經不起檢驗的。由於希特勒正在把民族國家變為多民族的國家，並踐踏其它民族的自由與統一，所以，所謂爭取「民族統一」的鬥爭，早就成了謊言。所謂爭取「生存空間」的鬥爭，不過是帝國主義擴張（即吞併與掠奪政策）的幌子。納粹主義以種族的優劣，來為帝國主義擴張辯解，這也是謊言；它完全是按照戰略考慮來判斷哪個種族優秀、哪個種族低劣的。法西斯宣傳中較為固定的一個要素，也許是反猶主義；希特勒在狗的吠叫聲和豬的哼唧聲中發現了「種族」與「血統」的真正語言，從而給他的反猶主義賦予了動物學的形式。難怪恩格斯把反猶主義稱作「傻瓜的社會主義」[9]！法西斯主義唯一不加掩飾的特徵，便是它對權力、壓迫和掠奪的渴望。法西斯主義是帝國主義文化最純粹的精華。

各個民主國家的政府，以前曾盛讚希特勒是反布爾什維克的十字軍戰士，現在又把他說成了不小心從地獄裡放出來的惡魔；誰把這惡魔放出來，讓他侵犯條約、國界、規則、制度的神聖性的？要是沒有他，資本主義世界就會像花園一般欣欣向榮了！多麼可悲的謊言！這個腦袋裡長著計算機、手裡握著無限威力的狂人，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獄裡鑽出來的；他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全部破壞性力量的化身罷了。在弱小的游牧民族看來，成吉思汗和帖木兒是上天降下的災禍，其實他們不過是想要獲得更多的牧場和劫掠定居點而已，而這是所有游牧部落共同的需求；同樣地，把老牌殖民強國給徹底打翻在地的希特勒，也不過是帝國主義對於強權的渴望的更徹底的化身罷了。深陷困境、無法自拔的世界資本主義已經趨於絕望，它借希特勒之手，開始剖腹自盡。

參加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屠夫們想把希特勒變成他們的替罪羊，他們是不會成功的。

現有的全部統治者都將接受無產階級的審判。希特勒不過是這些罪犯當中的首犯而已。

德國的優勢

無論這場大戰的結局如何，德國都已經清楚地展現了自己的優勢。當然，希特勒並沒有什麼神秘的「新式武器」。但是，德國憑藉組織得更為完善的工業，改進了現有的各種武器，並且協調一致地運用了這些武器，使德國軍國主義獲得了兇猛的力量。軍事力量與極權體制的特徵密切相關：統一的意志、集中的主動性、準備的保密性和行動的突然性。此外，凡爾賽和約也給同盟國幫了倒忙。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十五年里，德國一直被限制軍備；希特勒上台後，不得不白手起家擴軍備戰，因此，德軍可以擺脫各種陳規陋俗的限制，不用受過時的技術與裝備拖累。士兵的戰術訓練的指導思想，是根據最新的技術制訂的。顯然，在殺人機器這方面，只有美國能夠超越德國。

法國與英國的虛弱，並不出人預料。第四國際的提綱（1934年）指出：「國聯的崩潰，是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政治領導地位的開始崩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10]。」這個綱領性文件進一步指出：「優勢的英國，在策劃謀略方面是越來越難得逞了」，「英國的資產階級看到英帝的分崩離析、看到印度的革命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地位的搖搖欲墜而驚慌失措[11]」。這就是第四國際的力量之所在：它的綱領經受得住重大事件的考驗。

由於英法兩國可以通過剝削殖民地獲得穩定的超額利潤，它們的工業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組織上都已遠遠落後。另外，由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鼓吹的「保衛民主」，為英法資產階級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政治形勢。而這種狀況，又總是會滋生懶惰與停滯。如果說，現在的德國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優於法國和英國的巨人，那麼這主要應該歸功於那些「保衛民主」的社會愛國主義者，由於他們的阻撓，無產階級未能及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使英法兩國擺脫衰退。

「和平計劃」

作為奴役各國人民的回報，希特勒承諾，在未來的幾百年里，他會給歐洲帶來「德國統治下的和平」。何等空洞的狂想！在戰勝拿破崙之後，「英國統治下的和平」能維持一百年——而不是一千年！——只是因為英國率先採用了新技術和進步的生產制度。然而，今天的德國就跟它的敵人一樣，儘管它有著強大的工業，但它卻是一個垂死掙扎的社會制度的旗手。希特勒的勝利，並不意味著和平的到來，而意味著一系列新的、血腥的衝突將在全世界爆發。在推翻英帝國、使法國像波西米亞與摩拉維亞一樣淪為自己的保護國之後，控制了整個歐洲及其殖民地的德國，必將成為世界頭號強權。它的跟班義大利頂多也只會控制地中海沿岸，不過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但是，頭號強權並不等於唯一強權。爭奪「生存空間」的鬥爭只會進入新的階段。

日本正在準備建立「新秩序」，它打算趁著德國的勝利，把自己的統治擴張到亞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蘇聯將會夾在由德國統治的歐洲和由日本統治的亞洲中間。整個美洲大陸，以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將落入美國之手。如果算上偏僻的義大利帝國的話，世界將會被暫時分成五塊「生存空間」。但是，帝國主義天生憎恨任何權力的劃分。為了集中精力對付美國，希特勒將不得不用血腥的手段來解決昔日的盟友——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在這場新的鬥爭中，日本和美國絕不會袖手旁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始作俑者不會是民族國家，也不會是舊式的帝國，而是橫跨整個大陸的國家……。如果希特勒在目前這場大戰中獲勝，他不會帶來「德國統治下的千年和平」，只會帶來持續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血腥混戰。

但是，同盟國的勝利，也不會帶來比較光明的結局。如果法國獲勝，它會為了重塑自己的強國地位而肢解德國，讓哈布斯堡王朝復辟，並使歐洲巴爾幹化。英國要想重新獲得主導歐洲事務的地位，就只能重施挑撥離間的故技——一方面是挑撥德法關係，另一方面是挑撥歐美關係。這樣一來，凡爾賽和約之後的局面，就會在歐洲重演，而且要惡劣上十倍，這對已經虛弱不堪的歐洲將產生極其有害的影響。另外，還得考慮到一個情況：沒有美國的幫助，同盟國是不可能勝利的，為此，美國將會索取比上次參戰更高的回報。筋疲力盡的歐洲——赫伯特·胡佛[12]的施恩對象——將淪為破產的債務人，而債權人自然是它在大西洋彼岸的救星。

最後還有一種可能性最小的假設：交戰雙方在筋疲力盡後，按照「沒有勝利者，沒有征服者」的和平主義公式，實現了和平；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了，那也只會使國際形勢重新回到大戰爆發前的混亂局面，但這一次，這種局面卻是建立在浸透鮮血的廢墟、枯竭的資源與無盡的苦難之上的。要不了多長時間，一切舊的矛盾，就會在新的國際衝突中，以爆炸性的威力爆發出來。

同盟國許諾，在這次戰爭之後，將會建立一個民主的歐洲聯邦，在各種各樣的和平主義謊言之中，沒有比它更拙劣的了。國家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工具。只要還沒有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將壟斷組織與銀行沒收，國家之間的鬥爭就只能是壟斷組織之間的鬥爭。指望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會自願放棄由它的力量帶來的優勢，就跟指望各個壟斷組織會自願平分投資基金一樣，是荒謬的空想。只要資本主義所有制依然存在，民主「聯邦」就只會是國際聯盟的更糟糕的翻版，它具有國際聯盟的一切缺陷，卻沒有國際聯盟曾給人們帶來的幻想。

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已經使這個救世計劃名聲掃地，帝國主義霸主們卻徒勞地想讓它復活。它們的小資產階級奴僕徒勞地翻炒和平主義的冷飯，然而這種和平主義早就變成了自身的諷刺畫。先進工人不會被愚弄。正在交戰的各方勢力無法實現和平。工人和士兵將拿出自己的和平計劃！

保衛蘇聯

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的盟約，拉開了這場世界大戰的序幕，並直接致使波蘭人民陷入奴役之中；斯大林之所以簽訂這個盟約，是因為蘇聯自身的虛弱，以及當權官僚對德國的恐懼。造成這種虛弱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權官僚；當權官僚的國內政策，在統治集團與人民之間挖下了一道鴻溝；當權官僚的國外政策，犧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來滿足斯大林朋黨的利益。

佔領波蘭東部（這既是同希特勒的盟約的一部分，又是反抗希特勒的保障）之後，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半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財產都被國有化了。不這麼做，當權官僚就不能把佔領區同蘇聯合為一體。從中可以看出，儘管十月革命遭到了窒息與褻瀆，但它依然活著。

當權官僚想在芬蘭實現相同的社會變革，但未能成功。帝國主義發動了全世界的輿論來「保衛芬蘭」；英法兩國直接進行干預的威脅；希特勒的急躁（他必須在英法兩國的軍隊登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之前佔領丹麥和挪威）——這些因素，迫使當權官僚放棄了將芬蘭蘇維埃化的企圖，將目標降為奪取必要的戰略要地。

出兵芬蘭，無疑會使蘇聯人民遭受嚴重的指責。但是，先進工人能夠理解：克里姆林宮的寡頭集團犯下了累累罪行，但這絕不是說，蘇聯就不應該存在下去。如果蘇聯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戰敗，這不僅意味著極權官僚的覆滅，也意味著新的所有制形式的毀滅、計劃經濟的首次試驗的崩潰、整個國家將淪為殖民地；也就是說，意味著帝國主義將獲得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它獲得喘息之機，然後再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結局，絕不是蘇聯各族人民和整個世界工人階級想要的。

芬蘭對蘇聯的反抗，儘管是英勇的，但是，它跟後來的挪威對德國的反抗一樣，都不是保衛國家獨立之舉。芬蘭政府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它寧願向蘇聯屈服，也不願意讓芬蘭成為英法兩國的軍事基地。我們完全承認每個民族都應享有自決的權利，但是，這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在目前這場大戰中，這種權利的分量不會比鴻毛更重。我們必須根據最根本的、而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來給自己的政策擬定基本原則。第四國際的提綱指出：

「保衛國家的概念，特別是當它同保衛民主的觀念是一致的時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瑞士、比利時的一部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人……只有來自瑞士偏僻鄉村的一位冥頑不化的資產階級（如羅伯特·格里姆[13]）才會煞有介事地認為，他參加的世界戰爭是為保衛瑞士的獨立而進行的[14]。」

這段話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義。有些小資產階級假革命者相信，在保衛蘇聯這個問題上，無產階級應該採取什麼策略，取決於某些策略性的插曲（比如紅軍進軍芬蘭），這些人與瑞士社會愛國主義者羅伯特·格里姆可謂半斤八兩。

世界資產階級利用蘇芬戰爭，發動了一致而瘋狂的宣傳運動，這便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在此之前，當權官僚的種種背信棄義和暴力行徑，從來沒有讓資產階級如此義憤填膺，因為世界政治史就是一部充滿了背信棄義和暴行的歷史。紅軍會按照它在波蘭東部的做法，對芬蘭進行社會改造——正是這種前景讓資產階級驚恐萬狀和憤怒不已。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所有制受到了新的威脅。這個反蘇運動自始至終都貫徹了階級性質，它再次揭示了這個道理：蘇聯的社會基礎，是由十月革命奠定的，而官僚階層終究還是要寄生在這個社會基礎之上；所以蘇聯仍是工人國家，這讓全世界資產階級感到心驚肉跳。蘇聯與資產階級簽訂的插話性的條約，並不會改變這個事實：「同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發生的那種對立情況比起來，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間的敵對性矛盾，是無比深刻的[15]。」

不少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昨天還把蘇聯當成團結「民主」力量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核心，今天就突然發現，當他們的祖國遭到希特勒威脅時，蘇聯不但沒有來幫助它們，反而還採取了帝國主義的政策，於是他們斷言，蘇聯和法西斯國家毫無區別。

每一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會反駁一聲：「扯淡！」——蘇聯和法西斯國家當然是不一樣的。對於兩者在社會基礎上的差別，資產階級要比滿嘴空話的激進派認識得更加透徹。當然，在一個落後國家裡，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並不等於它一定會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可以給社會主義（即有計劃地發展生產力）奠定最主要的基礎條件。如果有人以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不會給群眾創造福祉為借口，而拒絕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的話，那就等於以房子沒有牆壁和天花板就住不了人為借口，而拒絕打下堅實的地基。凡是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無論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有多麼微不足道，如果不去保衛它們的話，徹底的解放也就無從談起。因此，保衛計劃經濟這一重大的革命成果，並阻止資本主義關係的復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不願守住舊陣地的人，是拿不下新陣地的。

第四國際要保衛蘇聯，但是保衛蘇聯的唯一方法，就是革命的階級鬥爭。要正確地教育工人群眾，使他們認識到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國家、工人國家——的階級性質，以及這些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有它們的內部矛盾，從而使工人群眾能夠在每一種具體情況下，都能得出正確的實際結論。第四國際會不倦地同莫斯科寡頭集團進行鬥爭，同時堅決反對任何有可能幫助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的政策。

保衛蘇聯的工作，必須符合準備發動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原則。我們堅決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是愚蠢而反動的斯大林主義的產物。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拯救蘇聯，保證它的社會主義方向。但是，要進行世界革命，就一定要消滅克里姆林宮的寡頭集團。

用革命推翻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集團

在向「民主國家」獻了五年殷勤之後，當權官僚突然同希特勒結盟，並幫助希特勒扼殺波蘭人民，這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奇恥大辱；在出兵芬蘭之前，它鼓噪起了可恥的沙文主義，而在蘇芬戰爭中，又表現出了同樣可恥的軍事低能；它先是高聲許諾要從資本家手中「解放」芬蘭人民，然後又怯懦地向希特勒屈服——這就是斯大林主義體制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的表現。

極權寡頭集團已經成為阻礙國家發展的大敵，這在莫斯科審判中已經暴露無遺。隨著經濟生活的不斷發展，它提出了越來越複雜的要求，它再也無法容忍官僚的桎梏了。但是，寄生幫派卻不願做出任何讓步。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它摧毀了這個國家最寶貴的一切東西。不要以為在二十年時間裡經歷過三次革命的人民會突然變傻。他們遭到了壓制和誤導，但他們正在觀察和思考。官僚階層每一天都在通過恣意妄為的統治、壓迫、掠奪和嗜血的報復來向人民宣示自己的存在。半飢半飽的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正在滿懷仇恨地低聲談論瘋狂的人民委員的肆意揮霍。為了給斯大林的六十歲生日獻禮，烏拉爾的工人被逼著幹了一年半的活，用珍貴的石料造出了可憎的「各族人民之父」的巨型肖像，——這種行徑只有薛西斯[16]和克蕾奧帕特拉[17]才幹得出！一個縱容這種醜惡行徑大行其道的制度，必然會遭到群眾的痛恨。

國外政策與國內政策如出一轍。假如當權官僚能代表工人國家的真正利益，假如共產國際能為世界革命事業發揮作用，小國芬蘭的人民群眾就一定會心向蘇聯，這樣也許就不用出動紅軍，或者說，芬蘭人民會把紅軍的進攻，當作革命的解放行動，而揭竿響應。然而，當權官僚的全部政策，都在使芬蘭工農疏遠蘇聯。希特勒在進攻中立國的時候，可以依靠所謂的「第五縱隊」；然而，儘管芬蘭有著1918年起義的傳統[18]，儘管芬蘭共產黨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但斯大林在芬蘭卻得不到任何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紅軍的進攻帶有直接而公開的軍事暴力的性質。而莫斯科的寡頭集團必須對這種暴力承擔全部責任。

戰爭是對一個制度的嚴峻考驗。這次大戰的第一階段的後果之一，便是蘇聯的國際形勢顯著惡化（儘管它取得了一些裝點門面的成就）。當權官僚的國外政策，使廣大的世界工人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疏遠了蘇聯。當權官僚奪取的戰略要地，在世界各大勢力的衝突中，只是第三流的因素。同時，德國卻獲得了波蘭最重要、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並與蘇聯直接接壤，也就是說，德國已經走到了向東方進攻的門檻上。德國通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控制了波羅的海，把芬蘭灣變成了一個緊緊蓋著瓶蓋的瓶子。進退兩難的芬蘭已經處於希特勒的直接控制之下。現在，蘇聯在列寧格勒國境對面的對手，已經不是弱小的中立國，而是強大的德國。全世界都看到了被斯大林清洗後的紅軍是多麼虛弱。蘇聯國內的各種民族分離主義傾向都在加強。克里姆林宮領導層的威信已經嚴重受損。當權官僚在芬蘭進行的軍事冒險，讓西方的德國和東方的日本都感到無比安心。

面對著數不勝數的凶兆，斯大林只能從他貧乏的武器庫里找出唯一的應對辦法：他撤了伏羅希洛夫[19]的職，換上了一個更加無足輕重的鐵木辛哥[20]。斯大林總是利用這種手段，來把人民和軍隊的怒火，從真正的罪魁禍首身上轉移開；他把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提拔到軍方首腦的高位，從而保證這個人對自己絕對忠誠。當權官僚再次暴露出它自己才是失敗主義的巢穴。只有粉碎這個巢穴，才能保障蘇聯的安全。

發動革命推翻莫斯科統治集團，是第四國際的主要任務之一。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它需要英雄主義與犧牲精神。但是，人類已經進入了大動蕩的時期，這個時期會給克里姆林宮的寡頭集團造成接二連三的打擊，會破壞它的極權機關，會加強勞動群眾的自信，從而加快第四國際蘇聯支部的建設。只要我們能夠幫助他們，事情就會變得對我們有利起來！

戰爭中的殖民地人民

這場大戰對帝國主義中心地帶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危險，也給被壓迫的各個民族開啟了廣闊的機遇。從歐洲傳來的隆隆炮聲，是它們獲得解放的時刻正在臨近的預兆。

如果說，用和平手段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改造的綱領，是一種空想的話，那麼，通過和平手段來爭取殖民地的解放的綱領，就是雙倍的空想。另一方面，最後幾個半獨立的落後國家，也已經在我們面前淪為了殖民地（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中國……）。目前這場大戰，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爭奪殖民地的戰爭。一些國家想要奪取殖民地，另一些國家則拒絕交出殖民地。無論哪一方，都根本不想讓殖民地獲得解放。正在衰落的帝國主義國家必須盡量榨取殖民地，並盡量減少給殖民地的回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必須進行直接而公開的革命鬥爭，才能為自己開闢解放的道路。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爭取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鬥爭，以及隨後的「保衛祖國」的鬥爭，與帝國主義國家的「保衛祖國」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都會無條件地支持中國或印度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因為這種鬥爭「使落後人民擺脫了亞細亞主義、地方主義和外國的束縛，從而對帝國主義國家施以有力的打擊[21]。」

同時，第四國際事先就清楚一個道理，它還要向落後民族發出警告，讓他們明白這個道理：它們遲遲才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不可能走上獨立的、民主的發展道路。被正在腐朽的資本主義所包圍、深陷於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之中的落後國家，即使能獲得獨立，這種獨立也一定會是半虛假的，而在國內階級矛盾與國外壓力的影響下，它的政治體制最終必然會變成對人民的專政——土耳其的「人民」黨[22]、中國的國民黨都是這種制度，甘地未來在印度建立的也會是這種制度。從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立場來看，殖民地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只是把落後國家納入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過渡階段。

第四國際並不認為在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之間、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存在著截然分明的界限。第四國際要把它們結合起來，使它們服從於全世界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鬥爭。在我們這個時代，只有國際無產階級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同樣地，只有不斷革命的綱領，才是真正致力於消滅一切社會壓迫與民族壓迫的綱領。

中國的重大教訓

中國的沉痛經驗，給所有被壓迫民族上了寶貴的一課。1925—1927年的中國革命本來完全有可能勝利。在當時，一個統一的、完成改造的中國，將會在遠東成為捍衛自由的堅強堡壘。整個亞洲的命運，乃至全世界的部分命運，也都會被改寫。然而，當權官僚對中國群眾缺乏信心，他們為了拉攏軍隊將領，便利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迫使中國無產階級為資產階級打下手，從而協助蔣介石粉碎了中國革命。理想破滅、軍閥混戰、虛弱不堪的中國，向日本的入侵敞開了大門。

每一個瀕臨滅亡的制度，都無法從歷史教訓中學到任何東西，斯大林寡頭集團也不例外。在抗日戰爭剛開始的時候，當權官僚再次讓中共接受蔣介石的束縛，摧殘了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主動性的萌芽。抗日戰爭已經打了將近三年，而如果中國能以土地改革為基礎，發動真正的人民戰爭，並將革命之火傳給日本士兵的話，日本將會遭遇真正的慘敗，抗日戰爭也會及早結束。但是，中國資產階級害怕本國的武裝群眾，更甚於害怕日本強盜。如果說，蔣介石——兇殘絞殺中國革命的劊子手——是為形勢所迫而抗日的話，那他的綱領依然跟以前一樣，是以壓迫本國工人群眾、向帝國主義屈膝退讓為基礎的。

東亞的這場戰爭，將會越來越緊密地同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結為一體。中國人民只有在年輕而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實現獨立，而世界革命的復興將重新點燃無產階級所必需的自信心。他們將指出一條堅定的前進道路。把我們的中國支部建成強大的革命黨，是事變的進程向我們提出的緊迫任務。

印度革命的任務

在戰爭的頭幾周里，印度群眾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迫使機會主義的「民族」領袖以他們並不習慣的語氣說話。然而不幸的是，印度人民卻相信了那些夸夸其談的高調！甘地以「民族獨立」的口號為幌子，迫不及待地宣稱：在目前的嚴峻危機中，他不會給英國製造任何難題。但是被壓迫者如果不隨時隨地利用壓迫者的困難，又怎麼可能解放自己呢？！

甘地「在道義上」拒絕使用暴力，這體現出的僅僅是印度資產階級對本國群眾的恐懼。他們完全有理由預言，英帝國主義將把他們一同拖入深淵。英國政府則一開始就警告說，它將動用「一切必要手段」（當然包括西線急需的空軍）來對付抗命行為。這就是殖民地資產階級與英國政府的明確分工：甘地需要得到張伯倫和丘吉爾的威脅，才能更有效地癱瘓革命運動。

在不遠的將來，隨著帝國主義大戰日益成為印度資產階級的一筆大生意，印度群眾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會日益激化。一個非常有利可圖的原料市場將向印度工業敞開大門，這將極大地促進印度工業的發展。如果英帝國徹底毀滅，印度資本與倫敦城之間的臍帶就會被切斷，印度民族資產階級馬上就會乞求紐約華爾街來充當自己的保護人。資產階級是根據自己的物質利益，並結合重力的法則，來制定政策的。

只要這個解放運動仍然被剝削階級所領導，它就不可能找到出路。唯一能夠把印度團結起來的辦法，就是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下進行土地改革。一場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不僅要直接反對英國的統治，還要反對印度的土王、外國租界、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國民大會黨以及穆斯林聯盟[23]的領袖。建設堅定而強大的印度支部，是第四國際的緊迫任務。

在過去五年里，蘇聯官僚一直在推行著階級合作的叛賣政策，幫助各國資產階級政府進行戰爭準備；當資產階級不再需要和平主義的偽裝時，它就馬上拋棄了這個政策。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不僅是中國和印度，也包括拉丁美洲），鼓吹「人民陣線」的騙子卻還在拖勞動群眾的後腿，欺騙他們去為「進步」資產階級充當炮灰，從而在當地為帝國主義創造政治基礎。

拉丁美洲的未來

為了用暴力手段來解決西半球錯綜複雜的各種矛盾，美國正在瘋狂地擴軍備戰，這將在不久之後決定拉美各國的命運。短暫的「睦鄰」政策即將結束。羅斯福或他的繼任者很快就會戴上套著天鵝絨手套的鐵拳。第四國際的提綱指出：

「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聯邦，才能使自己擺脫落後和被奴役的狀況。但是，能夠響應號召解決這一任務的，決不是後起的南美資產階級，一個完全被外國帝國主義用金錢收買的代理人，而是年輕的南美無產階級，被壓迫群眾的理想的領導者。因此，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暴行和陰謀、反對當地買辦集團的血腥勾當的鬥爭中的口號是：南美和中美蘇維埃聯邦[24]。」

六年前寫下的這段話，如今具有了非常迫切的現實意義。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只有走上自己的革命道路，才能與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從而變得不可戰勝。只有這樣的聯合，才能領導被壓迫民族推翻帝國主義，實現全面而徹底的解放。國際無產階級的勝利，將使殖民地國家與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攜手邁向社會主義，從而把殖民地國家從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漫長痛苦中解脫出來。

不斷革命的前景，絕不是說落後國家應該等待先進國家發出的信號，也不是說殖民地人民應該耐心等待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解救他們。俗話說，「天助自助者」。只要出現有利的條件，每一個國家（包括殖民地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群眾都要開展革命鬥爭，並以此來給其它國家的工人群眾樹立榜樣。必須做到積極、主動、堅決、果敢，才能真正實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

叛賣的領袖對於大戰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如果西班牙革命獲得了勝利，歐洲就會進入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時代，也就能預先阻止現在這場大戰的爆發。英勇的西班牙革命本來完全有可能勝利，然而，它卻被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聯手扼殺了，而無政府主義者則是積極的幫凶。西班牙革命的失敗，讓世界無產階級大失所望；而它所遭受的驚人的叛賣，也給世界無產階級提供了豐富的教訓。

1936年6月，法國無產階級的強大運動，為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25]。如果法蘭西蘇維埃共和國能夠成立，它馬上就會獲得歐洲的革命領導權，在每個國家激起革命的迴響，動搖每一個極權制度，人類也就可以避免目前這場帝國主義大屠殺，無數受害者的生命就能得救。然而，過去十年里最有希望的運動之一，卻在共產國際法國支部的積極配合下，被萊昂·布魯姆[26]和萊昂·茹奧[27]的徹底的無恥、怯懦而背信棄義的政策給葬送了。

西班牙革命被扼殺，法國無產階級的進攻遭到破壞——這兩個悲劇性的事實，促成了目前這場大戰的爆發。資產階級相信，有了這樣的「工人領袖」的配合，它就可以為所欲為，哪怕是驅使各國人民再次相互廝殺。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結束時，由於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從中阻撓，無產階級才未能推翻資產階級。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領袖的幫助下，資產階級發動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就讓這場戰爭成為他們的政治墳墓吧！

第二國際

1914—1918年的大戰，一下子就把第二國際分成了兩個用戰壕隔開的陣營。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都保衛自己的祖國。戰後不到數年，這些背信棄義、勢不兩立的兄弟們，就握手言和，赦免彼此的罪過了。

如今，第二國際的內部形勢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表面上是這樣。它的所有支部，無一例外，全都在政治上支持同盟國陣營的軍事路線：一些支部這麼做是因為它們是民主國家的政黨，另外一些支部這麼做是因為它們是來自交戰國或中立國的流亡者。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霍亨佐倫王朝的旗幟下，執行著可鄙的沙文主義政策；現在它成了一個為法英兩國效勞的「失敗主義」政黨。要是有人以為這些死硬的奴才已經變成了革命者，這將是不可饒恕的過錯。這個問題並不難解釋。威廉二世的德國在議會機關、市政府、工會和其它地方給改良主義者提供了足夠多的美差。保守的工人官僚在飼料槽里吃得腦滿腸肥，對於他們而言，保衛德意志帝國就是保衛他們那份豬飼料。早在六年前，我們的提綱就曾警告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會民主黨確保它的利益和特權，社會民主黨就能保持它的愛國主義性質[28]。」即使是在沙皇統治下，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仍是愛國主義者——那時它們有自己的杜馬黨團，有自己的報紙，有自己的工會幹部，並希望能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在失去這一切後，它們現在對蘇聯採取了失敗主義立場。

因此，第二國際現在這種「一致」的態度，都是出於這個原因：它所有的支部，都希望同盟國能夠保住它們在民主國家的工人官僚機構中的職位和收入，並幫助它們在極權國家官復原職、討回工資。社會民主黨總是做著「民主」資產階級會庇護自己的白日夢，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是在事關他們利益的時候，這些政治殘障者也根本發動不起鬥爭。

這在斯堪的納維亞暴露得尤為清楚：斯堪的納維亞似乎是第二國際最安全的避難所，溫和的、現實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與和平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曾在斯堪的納維亞的三個國家執政多年。這些紳士所謂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保守的君主民主制，加上國教，再加上點滴的社會改良，而這種改良不超過在短時間內通過削減軍費所能實現的程度。有了國際聯盟的支持，又有了「中立」的保護，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政府以為它們可以在長達幾代人的時間裡，實現和平的、不受打擾的發展。然而帝國主義強權根本不在乎它們那點小算盤。它們不得不躲避命運的打擊。蘇聯出兵芬蘭後，斯堪的納維亞三國政府都宣布對芬蘭保持中立。德國入侵丹麥和挪威後，瑞典宣布對遭受入侵的兩個受害國保持中立。丹麥甚至在自己遭受入侵時宣布中立。在自己的保護者英國的炮口下，挪威只做了象徵性的自衛。這些英雄為了活命，不惜犧牲民主的祖國，卻不願為之而死。這場他們沒有預料到的大戰，順手毀滅了他們在國王與上帝的領導下和平發展的希望。斯堪的納維亞的天堂，第二國際的希望的最後避難所，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地獄的一小部分。

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只會一種政策——消極應付。在資本主義不斷腐朽的形勢下，他們無路可走，只能步步退讓，削減他們那本已可憐巴巴的綱領，降低他們的要求，全面放棄他們的要求，不斷地後退，直到縮進老鼠洞里退無可退為止。但是，就算他們鑽進老鼠洞里，帝國主義無情的手還是會抓著他們的尾巴，把他們揪出來。這就是第二國際短暫的歷史。目前這場大戰是它的第二次死亡，可以認為，它這一次是死透了。

第三國際

墮落了的第三國際的政策——粗劣的機會主義與魯莽的冒險主義的混合物——如果能對工人階級產生影響，就會產生比它的哥哥——第二國際——的政策更為有害的後果。革命黨的全部政策，都是按照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來制定的；共產國際的所作所為，卻都在腐蝕和毒化這種階級覺悟。

交戰雙方的官方宣傳家，都會揭露敵方的罪行，有時揭露得還很正確。戈培爾曾揭發過英國在印度的暴行，他揭發的情況有不少是正確的。法英兩國的報紙揭露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許多驚人內幕。但是，這種單方面的宣傳，本身就飽含著最有害的沙文主義毒素。真假摻半的謊言是最危險的謊言。

共產國際目前的整個宣傳正好屬於此類。共產國際花了五年的時間，最拙劣地向民主國家大獻殷勤，它把整個「共產主義」縮減為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千篇一律的控訴；到了1939年秋天，共產國際突然發現，西方民主國家原來都是罪惡滔天的帝國主義。好一個急轉彎！從那時起，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亡國、德國對丹麥和挪威的佔領、希特勒匪幫對波蘭人和猶太人施加的可怖獸行，共產國際連一句譴責都沒有！希特勒被寫成了一個總是遭到西方帝國主義挑釁的熱愛和平的素食者。在共產國際的報刊上，英法聯盟成了「反對德國人民的帝國主義集團」。哪怕是戈培爾親自出馬，也炮製不出比這更好的宣傳了！流亡國外的德國共產黨心中燃燒著熾烈的愛國熱情。既然德意志祖國仍是一個法西斯國家，那麼德國共產黨的立場就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斯大林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終於有了得到落實的機會[29]。

共產國際法國支部和英國支部的行為，乍一看是與德國支部截然相反的。與德國支部不同，它們不得不批判本國政府。但是，這種突如其來的失敗主義並不是國際主義，而是一種扭曲的愛國主義——蘇聯官僚是這些紳士的衣食父母，所以他們也就把蘇聯官僚當成了自己的祖國。許多法國斯大林分子在遭受迫害時，表現出了無可置疑的勇氣。但是，這種勇氣的政治內涵，卻由於他們為敵國的掠奪政策塗脂抹粉而遭到了玷污。法國工人對此會怎麼想呢？

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總是會被反動派打成敵國的代理人。共產國際給自己的法國支部和英國支部製造的處境，給這種指控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從而把工人群眾趕到了愛國主義陣營中去，或是讓工人群眾陷入了混亂和消極之中。

蘇聯官僚的政策非常簡單：把共產國際像石油和錳礦一樣，出賣給希特勒。但是，共產國際以狗一般的恭順，允許自己被出賣，這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共產國際的墮落之深。蘇聯官僚的代理人沒有原則、沒有榮譽感、沒有良心——只有卑躬屈膝的奴性。然而這種人卻從來沒有領導過革命。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友誼不會天長地久，甚至可以說持續不了多久[30]。在我們這個宣言抵達群眾手中之前，蘇聯官僚的外交政策可能就會發生新的轉向。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共產國際的宣傳調子也會跟著改變。如果蘇聯官僚決定向民主國家靠攏，共產國際就會從倉庫里翻出記載納粹罪行的棕皮書。但這並不是說共產國際的宣傳會具有革命性。它仍然會像以前一樣，跟著蘇聯官僚的指揮棒轉。要執行革命的政策，首先得把真相告訴群眾。然而共產國際卻在系統地撒謊。我們要向全世界勞動者大聲疾呼：千萬不要相信這幫騙子！

殖民地的社會民主黨與斯大林黨

與剝削者關係密切、渴求特權的政黨，根本無法執行任何一種真誠的、涉及勞動者與被壓迫民族當中最受剝削的階層的政策。因此，通過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對殖民地的態度，就可以把它們的真面目看得一清二楚。

作為奴隸主的代理人與分享奴隸制利潤的股東，第二國際在殖民地沒有一個支部——如果我們不把那些由殖民地職員（主要是法國共濟會員）和「左派」投機分子組成的鬆散小組算在內的話，而這些人基本上都是騎在當地人民頭上的。第二國際及時地拋棄了發動殖民地人民反抗「民主祖國」的不愛國的主張，為自己贏得了給資產階級充當殖民地部長——即奴隸監工——的特權（比如西德尼·韋伯、馬呂斯·穆泰等人[31]）。

第三國際曾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向所有被壓迫民族發出了勇敢的革命號召，但它後來也在殖民地問題上徹底出賣了自己。就在幾年以前，蘇聯官僚發現了同帝國主義民主國家結盟的機會，共產國際便不僅把民族解放的口號運用於阿比西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還運用於奧地利。但在英法殖民地，共產國際就謙卑地把要求降低為「合理的」改良。當時，共產國際保衛印度，但這並不是從英國手中保衛印度的民族獨立，而是預防日本可能對印度發動的進攻；它保衛突尼西亞，防備墨索里尼的毒牙。現在形勢發生了劇變。讓印度、埃及和阿爾及爾徹底獨立！——季米特洛夫會完全接受這個口號的。阿拉伯人和黑人會發現斯大林——當然不能算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又成了他們最好的朋友。共產國際德國支部以寄生幫派的厚顏無恥，保衛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受英帝國主義的陰謀所害。這幫人什麼都幹得出，什麼都願意干！只要蘇聯官僚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政策發生新的變化，他們就會再次恭順地乞求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在殖民地進行自由化的改良。

與第二國際相反，共產國際得益於它的偉大傳統，在殖民地具有無可爭辯的影響力。但是，隨著共產國際在政治上的演化，它的社會基礎也發生了改變。目前，共產國際在殖民地所依靠的那個階層，正是第二國際在帝國主義中心地帶的傳統基本盤。帝國主義利用超額利潤中的殘羹剩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培養了一個本土的工人貴族階層。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貴族相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貴族階層可謂不值一提，但在普遍貧困的背景下，它就顯得尤為突出，所以它會緊緊地抓住自己的特權不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貴族以及國家官吏，為蘇聯官僚提供了許多特別馴順的「蘇聯之友」。在拉丁美洲，這種人最可惡的代表之一，就是墨西哥律師隆巴多·托雷達諾，他為蘇聯官僚效盡犬馬之勞，給自己換來了拉丁美洲工會聯合會主席的位子[32]。

這場大戰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階級鬥爭的問題，給這些騙子手和投機分子製造了越來越困難的處境，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必須充分利用這種情況，一勞永逸地把共產國際趕出殖民地國家。

中派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戰爭會對現存的一切東西進行考驗，並拋棄一切已經腐朽的東西，它對苟延殘喘的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在共產國際的官僚階層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一定會轉身投靠本國帝國主義，特別是在蘇聯遭遇挫折的時候。與之相反，工人群眾將會越來越左傾。在這種情況下，分裂和瓦解是一定會發生的。也有不少徵兆表明，第二國際的「左」翼有可能分裂出來。來歷各異的各個中派主義團體將會合併、分裂，建立新的「陣線」、「陣營」，等等。但是，我們這個時代將會證明，中派主義已無容身之處。最嚴肅、最真誠的中派主義組織——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的可憐的、悲慘的角色，將作為可怕的警告，永遠為先進無產者所銘記[33]。

然而歷史就是喜歡重複。總會有人按照第二半國際的模式——這一次應該是按照第三又四分之一國際[34]的模式——去建立新的國際組織。這種開端，只有在它反映了工人群眾內部的深遠動向時，才值得關注。但是，可以預先確切地指出：這些中派主義的「陣線」、「陣營」和「國際」，都缺少理論基礎、革命傳統和完善的綱領，因而都是短命的。我們應當無情地批判它們的優柔寡斷與半心半意，以此來幫助它們。

如果我們不提無政府主義，就不能完成對舊的工人階級組織的破產清算。無政府主義的衰落，是當代最確鑿無疑的現象。早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之前，法國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就已經成了最糟糕的機會主義者，成了直接為資產階級效力的僕人。在上次大戰中，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領袖大都成了愛國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無政府主義者當上了資產階級政府的部長。無政府主義清談家大談廢除國家，只是因為國家不需要他們。在危機時刻，無政府主義者就會像社會民主黨一樣，成為資本家階級的代理人。

對於目前的大戰，無政府主義者拿不出任何綱領，也沒有任何主見，只能打出他們那面黑旗，而這旗幟也已經被他們對西班牙無產階級犯下的叛賣罪行給玷污了。現在的無政府主義者只會用愛國主義——配上幾聲人道主義的哀嘆——來腐蝕工人群眾的意識。有的無政府主義工人是願意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鬥爭的，我們在團結這些工人的同時，還得要求他們同自己的領袖徹底決裂，這些領袖無論是在戰爭中還是在革命中，都在給資產階級充當跑腿。

工會與戰爭

壟斷資本主義的巨頭雄踞於正式的國家政權機關之上，居高臨下地操縱著國家政權；機會主義的工會領袖則圍著國家政權的腳底四處奔走，竭力拉攏工人群眾去支持國家政權。如果工人民主能在工會中維持下去，這種醜惡的現象就不會上演。資產階級國家制度變得越來越專制，工會內部的制度也隨之變得越來越專制。在戰爭期間，工會官僚完全成了軍隊總參謀部安插在工人階級內部的憲兵。

但是，它幹得再賣力，也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戰爭給目前的改良主義工會帶來了死亡與毀滅。正值壯年的工會幹部都被拉上了戰場。他們的崗位被兒童、婦女和老人接替了，而這些人的反抗能力是最弱的。戰爭結束後，所有參戰國都會遭到嚴重破壞，工人的生活水平將會倒退一百年。只有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改良主義工會才有可能存在。然而第一個被戰爭毀滅的，就是已經腐爛透頂的民主。當資產階級民主最終垮台時，它會拉著支撐它的所有工人組織當墊背。改良主義工會已經沒有生存空間。資本主義反動勢力將無情地消滅它們。必須立即向工人大聲發出警告，讓每一個工人都注意到這種危險。

新時代需要新方法。新方法需要新領袖。只有一種方法能夠拯救工會：把工會變為戰鬥組織，把戰勝資本主義的無序與帝國主義的劫掠作為工會的目標。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過程中，工會將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但這首先需要推翻資本家階級，並將生產資料國有化。只有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工會才能逃脫被戰爭的廢墟壓死的命運。

第四國際

無產階級先鋒隊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共戴天的死敵。但它並不害怕這場大戰。它接受了由階級敵人選定的角斗場。它高舉著自己的旗幟，走進了這個角斗場。

第四國際是唯一一個做出了以下成就的組織：它對世界大勢做出了正確的預測：它預見到了新的帝國主義災禍必然到來；它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和平主義騙子和斯大林派的小資產階級冒險家；它同以「人民陣線」為名的階級合作政策進行了鬥爭；它把在西班牙叛賣革命的共產國際與無政府主義者釘上了恥辱柱；它不妥協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中派主義幻想；它按照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精神，不斷地鍛造自己的幹部。我們在戰爭時期的政策，只是我們在和平時期的政策的集中延續。

第四國際依據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制定了自己的綱領。第四國際堅決拒絕調和主義，這種調和主義現在已經成了各個不同陣營的正式的工人官僚機構的主導思想，工人官僚常常以此為掩護，向資產階級民主屈膝投降。我們已經在一系列文件中闡釋了自己的綱領，而這些文件是向所有人公開的。我們的綱領的精神，可以概括為六個字：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的綱領是以布爾什維克主義為基礎的

第四國際徹底地、全心全意地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革命傳統及組織方法奉為自己的根本大法。就讓那些反對集中制的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盡情哀嚎吧。就連只參加過一次罷工的工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沒有紀律，沒有一個堅定的領導層，鬥爭就搞不下去。整個當代都浸透了集中制的精神。壟斷資本主義把經濟上的集中制發揮到了極致。以法西斯主義為其外表的國家集中制具有了極權性質。民主國家正在日益仿效這種模式。工會官僚正在無情地保衛自己的強大的機關。為了同革命作鬥爭，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都在無恥地利用國家機關。在這種形勢下，保障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用革命的集中制來對抗反動的集中制。必須精心挑選出一批久經考驗、隨時準備自我犧牲、對勝利充滿不滅的渴望的革命者，用鐵的紀律把他們凝聚成無產階級先鋒組織。要系統地、辛勤地準備進攻，當關鍵時刻到來時，要堅決地把整個階級的力量投放到戰場上——只有一個堅決的、集中的黨，才能教會工人這個道理。

淺薄的懷疑論者總是喜歡說，布爾什維克的集中制會墮落成官僚主義。說得好像歷史的整個進程，全都取決於一個政黨的體制似的！事實上，黨的命運取決於階級鬥爭的進程。但是，無論如何，布爾什維克黨仍是唯一一個在行動中證明了自己能夠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黨。國際無產階級現在需要的正是這樣的黨。如果戰爭結束後，資產階級制度仍然完好無損，那麼所有革命政黨都將墮落。如果無產階級革命能夠獲勝，導致墮落的條件就會消失。

在反動勢力耀武揚威、群眾陷入幻滅和疲憊無力的形勢下，在被工人階級的傳統組織的腐臭氣味給毒化了的政治氣氛中，在無數的艱難困苦之中，第四國際的發展難免會比較緩慢。中派分子瞧不起我們的努力，他們曾多次進行孤立的嘗試，企圖把左翼團結起來，乍看起來，這些嘗試要更廣闊、更有前途。然而，還沒等群眾記住它們的名字，這些自命不凡的嘗試就全都化作了塵土。只有第四國際在堅持不懈地逆流而上，並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成就。

我們經受住了考驗！

一個真正的革命組織，首先應該具有這樣的特點：每當形勢發生新的轉變時，它都會以嚴肅的態度，來制定和檢驗自己的政治路線。民主與集中制結合起來，才會結出豐盛的果實。我們的各國支部在戰火中熱烈地討論了有關無產階級政策的一切問題，對各種方法進行檢驗，順便清洗掉那些只是由於反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而加入我們隊伍的不可靠分子。在創建真正的革命黨的過程中，同那些不可靠的同路人分道揚鑣，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們分散在各國的同志，絕大多數都經受住了戰爭的初步考驗。這一事實，對於第四國際的未來具有無法估量的重大意義。我們組織的每一個基層成員，都要把自己當成即將在戰火中建立起來的革命軍的指揮員，這不僅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當群眾奮起參加革命鬥爭時，各種機會主義的、和平主義的、中派主義的綱領就會馬上暴露出它們的無用。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無論是在工廠里、在礦山上、在工會裡，還是在團隊里、在軍艦上，都要比一百個自怨自艾的小資產階級假革命者有用無數倍。

對於第四國際的作用，大資產階級政客要比小資產階級學究看得更清楚。就在法德兩國斷交之前，法國大使庫隆德爾[35]與希特勒見了最後一面，兩人用戰爭的後果來相互恐嚇，最後達成共識：「唯一真正的勝利者」將是第四國際。波蘭遭到入侵後，法國、丹麥等國的重要報刊都登出了這樣的消息：在柏林的工人區，有人在牆上貼出了這樣的標語：「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萬歲！」這句標語的意思是：「打倒第三國際，第四國際萬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獨立日，更為堅決的布拉格工人和學生舉行了示威遊行[36]，「保護者」諾伊拉特男爵發表官方聲明，宣稱捷克「托派」是遊行的幕後主使[37]。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前總統貝內什[38]主辦的報紙上，刊登了來自布拉格的消息，這些消息表明捷克工人正在變成「托派」。目前，這還只是一些徵兆。但它們正確地預示了發展的方向。新一代工人將會被戰爭逼上革命的道路，他們將走到我們的旗幟下。

無產階級革命

人們根據歷史經驗，總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取勝的基本條件，並對其進行了理論解釋：（1）資產階級已深陷絕境，並導致了統治階級的混亂；（2）小資產階級中間出現了對現狀嚴重不滿、並絕望地尋求決定性變革的情緒，而沒有小資產階級的支持，大資產階級就撐不下去；（3）無產階級中間產生了對現狀忍無可忍、並願意進行革命行動的意識；（4）無產階級先鋒隊能夠拿出明確的綱領，並能提供一個堅強的領導層——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勝的四個條件。這四個條件同時成熟的情況是很少見的，這也是許多革命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歷史上，戰爭往往會催生革命，正是因為戰爭會動搖陳舊的體制的根基，削弱統治階級的力量，推動被壓迫階級的革命義憤的增長。

不僅交戰國，就連中立國的資產階級都已經迷失了方向；人民群眾的驚恐和不滿情緒在不斷加重；戰爭每進行一個月，這些情況都愈加嚴重。誠然，在過去二十年里，無產階級屢戰屢敗，每次失敗都比上一次更為慘重，它對自己的舊政黨失去了信心，它的確是懷著消沉沮喪的情緒來迎接戰爭的。但是，誰也不應高估這種情緒的穩定性或持久性。形勢造成了這些情緒；形勢也將驅散這些情緒。

戰爭和革命，首先是由青年一代來進行的。成百上千萬的青年在工業里找不到工作，他們在失業狀態中開始了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與政治生活相隔絕。現在他們已經或即將找到自己的位置：國家把他們編成團隊，從而為他們開啟了革命聯合的機遇。毫無疑問，戰爭也將把老一代人的冷漠情緒一掃而光。

領導層的問題

領導層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既然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都在為帝國主義效勞，而真正的革命分子只佔極少數，那麼，革命不就會被再次叛賣嗎？換個問法：我們能不能及時建成一個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黨？要對這個問題作出正確的回答，首先就要正確地提出問題。沒有成熟的革命領導層，某次起義就可能以失敗告終。但是，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單獨一次起義。問題在於整個革命的時代。

除了儘可能久地垂死掙扎，資本主義世界已經走投無路。戰爭、起義、短暫的停戰、新的戰爭和新的起義，都要花上好幾年甚至幾十年來準備。一個年輕的革命黨，必須把前景作為自己的出發點。歷史將會給它提供足夠的機遇與可能性，讓它考驗自己、積累經驗並成長起來。先鋒隊鍛造得越快，流血衝突的階段就會越短，我們這個行星遭受的破壞也就會越少。但是，只有讓革命黨成為無產階級的領導，這才能解決這個重大的歷史問題。革命的發展速度與時間間隔的問題固然極為重要；但它不會改變歷史的總前途，也不會改變我們的方針政策。我們的結論很簡單：必須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就是第四國際的任務。

有些人為了給他們的悲觀結論找借口，便一味念叨上次大戰造成的悲慘後果，真是大錯特錯！首先，上次大戰催生了十月革命，它的經驗教訓滋養了全世界工人運動。其次，目前這場大戰的形勢，與1914年的形勢有著根本的不同。如今，包括美國在內，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形勢都已極度惡化，戰爭的破壞力也遠遠超過了二十五年前的大戰。因此，在這次大戰中，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工人和士兵會做出更迅速、更堅決的反應。

第一次大戰的經驗，給群眾留下了很深的影響。當時，群眾仍對民主與和平主義充滿了幻想，第二國際的力量便來自這種幻想。工人群眾真誠地希望1914年的大戰會成為最後一場戰爭。為了使自己的後代不再相互廝殺，士兵們甘願赴死。正是因為心懷這種希望，人們才能忍受戰爭達四年多之久。如今，民主與和平主義的幻想已經幾乎徹底破滅。對於目前這場帶給他們無窮苦難的大戰，各國人民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除了新的枷鎖，他們已經不指望戰爭能帶給他們什麼東西了。極權國家的人民的想法也是一樣的。背負著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沉重負擔、並牢記著它的經驗教訓的老一輩工人，還遠未絕跡。那些差不多是最老一輩的人，他們在上次大戰期間還在上學，他們還記得那些虛偽的愛國主義與和平主義口號。這個階層現在已經被戰爭機器的重量給壓垮了，但是，當大戰迫使勞動群眾站出來公開反對本國政府時，這個階層的無價的政治經驗，就會迸發出它的全部力量。

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就是倒回奴隸制

我們的提綱《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年）指出：「現代資本主義反動腐朽透頂和掠奪本性的暴露，民主主義、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的破滅，無產階級對尋求一條避開當前災難的出路的迫切需要，等等，把國際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來了[39]。」

十九世紀的問題，僅在於保證經濟生活能夠更快、更健康地發展；現在問題已經變了：如今的問題是阻止人類的自殺。這個尖銳的歷史性問題，使改良主義政黨徹底失去了立足之地。相反，革命黨卻意識到了這個事實：它遵循的是無情的歷史必然性，這給它帶來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

另外，在上次大戰爆發時，只有少數孤立的國際主義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與現在的革命先鋒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在當時，只有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代表了革命的力量。但是，除了列寧身邊的一小批流亡者之外，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員都未能擺脫民族的狹隘性，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

與上次大戰爆發時的前輩相比，第四國際的人數更多，它的準備工作也做得更為出色。第四國際直接繼承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精華。第四國際吸收了十月革命的傳統，並把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經驗最豐富的歷史階段——的經驗給總結成了理論。它對自己充滿信心，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

我們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戰爭會極大地加快政治進程。那些昨天看起來還很遙遠的重大任務，在兩三年內就會變成我們眼前的迫切任務，甚至可能要不了這麼久。依據和平時期的慣常形勢制定的綱領，必將落後於形勢的發展。與之相反，第四國際的過渡要求綱領，在目光短淺的政客看來非常「脫離實際」，但在發動群眾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它就會展現出自己的全部重要意義。

在新的革命開始時，機會主義者會再次向工人群眾灌輸這種觀點：在廢墟上建不成社會主義——二十五年前他們就是這麼乾的。說得好像無產階級還有別的選擇似的！人們只能在歷史提供的基礎上進行建設。俄國革命已經證明，工人統治可以讓一個十分落後的國家發展起來，擺脫最嚴重的貧困。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創造更偉大的奇蹟。戰爭能摧毀樓房、鐵路、工廠和礦山；但它不能摧毀技術、科學和技藝。無產階級在建立自己的國家之後，通過正確地組織自己的隊伍，投入資產階級制度留下的合格勞動力，它不僅能在短短几年時間裡修復被戰爭破壞的一切，還能創造條件，讓以團結友愛為基礎的文明能夠充分發展。

怎麼辦？

德軍在擊敗荷蘭和比利時，並粉碎了同盟國軍隊的初步抵抗之後，正在氣勢洶洶地殺向巴黎和英吉利海峽；就在此時，第四國際召開了緊急會議，通過了這個宣言。在柏林，人們正在急不可耐地準備慶祝勝利。同盟國陣營已經驚恐不安，幾乎驚慌失措了。我們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去對戰爭接下來的階段進行戰略推演。無論如何，希特勒都已經憑藉他的巨大優勢，給全世界的政治形勢打上了他的烙印。

「但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不是應該幫助民主國家進行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嗎？」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圈子就是這樣來提出問題的，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永遠都只是資產階級的某個派系的輔助工具。我們懷著極大的憤慨，拒絕這種政策。當然，就像同一列火車上也有不同檔次的車廂一樣，資產階級社會裡也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當整列火車正在墜入深淵的時候，面對著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腐朽的民主主義和嗜殺成性的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區別也就消失了。

希特勒的勝利與獸行，自然會激起全世界工人的切齒痛恨。但是，在工人的合情合理的仇恨，與幫助希特勒的敵人（這些敵人儘管比較弱，卻跟希特勒一樣反動）之間，隔著萬丈深淵。對於人類的終極命運而言，英法帝國主義的勝利，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勝利一樣可怕。資產階級民主已經無藥可救。工人如果幫助本國資產階級同外國法西斯主義鬥爭，就只會加快法西斯主義在本國的勝利。歷史提出的任務，不是去支持一個帝國主義陣營，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陣營，而是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制度。

工人要掌握軍事技能

群眾正在日益軍事化。有人以為通過空洞的和平主義抗議，就能消除這種軍事化，我們不接受這種奇思妙想。在下一階段，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由武力來解決。工人不應該害怕武器，反而要學會使用武器。革命者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都要與人民打成一片。一個布爾什維克不僅要力爭成為最好的工會活動家，還要力爭成為最好的士兵。

我們不想讓資產階級到了最後關頭，才把沒受過訓練、或沒有接受過充分訓練的士兵趕上戰場。我們要求：國家必須立即給工人和失業者提供條件，讓他們學會步槍、手榴彈、機槍、火炮、飛機、潛艇及其它戰爭工具的使用方法。必須與工會密切合作，成立專門的軍事學校，把工人培養成熟練掌握軍事技能、並能勝任指揮員職務的專家。

這不是我們的戰爭！

同時，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這場大戰並不是我們的戰爭。與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截然相反，第四國際的政策，不是為了讓資本主義國家大發戰爭財，而是為了把帝國主義大戰轉變為工人反對資本家的戰爭，推翻所有國家的統治階級，進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從這個立場出發，戰線的變動、首都的毀滅、領土的佔領、個別國家的垮台，都只是重建現代社會的道路上的悲劇性的插曲。

無論戰局如何變化，我們都要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務：向工人群眾解釋說，他們的利益與嗜血的資本主義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發動群眾反抗帝國主義；在一切交戰國和中立國宣傳工人聯合的思想；在每個國家組織工人與士兵的聯歡，並組織交戰雙方的士兵聯歡；發動婦女和青年反對戰爭；在工廠里、在廠房裡、在村莊里、在兵營里、在陸軍和海軍里，耐心地、堅定地、不懈地為革命進行準備。

這就是我們的綱領。全世界無產者，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下聯合起來！這是你們唯一的出路！

根據《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探路者出版社，紐約，第二版，1973年）第183—222頁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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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0年5月19日—26日，正當納粹軍隊橫掃西歐之時，第四國際在紐約召開了緊急會議，通過了由托洛茨基同志起草的這個宣言。這是第四國際在托洛茨基同志生前通過的最後一個重要決議。

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後，托洛茨基同志憑藉他敏銳的直覺和豐富的經驗，發現了這場大戰與上次大戰的不同點，因此，他得出了必須修改政策的結論。這個宣言，便是他的思考的結晶。

托洛茨基同志認為，隨著社會的軍事化，工人不能簡單地拒絕武器，而應該主動接受軍事訓練，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應當在工會的監督下，對工人進行軍事訓練，使工人成為熟練掌握軍事技能的專家。他還提出，戰爭將使形勢迅速發生變化，第四國際的每一個成員都要把自己當成即將成立的革命軍的指揮員。也就是說，他認為第四國際的各國支部都應當積極進行軍事準備，要抓住有利的形勢，建立政治獨立的武裝，藉此推動革命。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這一新政策，是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的。然而，他還沒來得及進一步發展和闡釋這個政策，就被斯大林的特務殺害了。他遇害後，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四國際美國支部）繼承和發揚了這個政策，將其發展成為「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PMP）。

遺憾的是，由於長期的孤立和殘酷的鎮壓，第四國際的許多支部，特別是被佔領國家的支部，依然囿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抵觸甚至拒絕接受「無產階級軍事政策」，沒有積极參加反抗法西斯軍隊的武裝鬥爭，結果失去了爭取群眾的支持、發展壯大組織的良機，也將民族解放戰爭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斯大林黨，從而使斯大林黨獲得了叛賣法國、義大利、希臘等地的革命運動的機會。

本文原名《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on the Imperialist War and the Proletarian World Revolution），為簡潔起見改為現名。——中譯者注

[2] 弗·伊·列寧，《社會黨國際的狀況和任務》，《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45頁。——中譯者注

[3] 即《華盛頓海軍條約》。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在華盛頓簽訂了關於限制海軍軍備的條約，規定美、英、法、意、日五國的主力艦噸位之比為5:5:3:1.75:1.75。——中譯者注

[4]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4月，第327頁。

可在此處閱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3406.htm ——中譯者注

[5] 所謂的「睦鄰」政策，是由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的一項政策，他聲稱美國不會再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進行軍事干預，只想當個「好鄰居」。——原注

[6] 諾曼·麥頓·托馬斯（Norman Mattoon Thomas，1884年11月20日——1968年12月19日），生於俄亥俄州馬里昂市（Marion），1905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1911年擔任長老會牧師。一戰期間持和平主義立場，反對美國參戰。1917年參加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曾六次代表美國社會党參加總統大選。——中譯者注

[7] 1793年春季，封建貴族利用當地農民的落後性，在法國西部的旺代（Vendée）一帶掀起了大規模的反革命叛亂，企圖推翻共和國，復辟封建君主專制。革命軍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經過殘酷的戰鬥，才在當年年底把旺代的反革命叛亂鎮壓下去。維克托·雨果在他不朽的傑作《九三年》中，對這場戰爭進行了精彩而入木三分的描寫。——中譯者注

[8] 托洛茨基，《號召建立第四國際的公開信》（Open Letter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5-36]），探路者出版社，1977年，第二版，第26頁。此處引文略有修改。

可在此閱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50803-1938.htm ——中譯者注

[9] 這句話一般被認為是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說的，但它的原創者應該是奧地利社民黨人費迪南德·克洛納維特爾（Ferdinand Kronawetter，1838—1913）。——中譯者注

[10]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26頁。——中譯者注

[11] 同上，第326—327頁。——中譯者注

[12]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共和黨人，曾於1929—1933年擔任美國總統。——中譯者注

[13] 羅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年4月16日——1958年3月8日），1899年參加瑞士社會民主黨，在一戰期間反對戰爭，並組織了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一戰後參與成立第二半國際。1915—1917年、1919—1936年間擔任瑞士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委員，1936—1945年任瑞士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主席，1946年擔任瑞士聯邦國務委員會主席。——中譯者注

[14]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34—335頁。——中譯者注

[15] 同上，第329頁。——中譯者注

[16] 薛西斯一世（Xerxes I，約前519—前465），又譯克賽爾克斯、澤克西斯、克謝爾克謝斯等，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國王，前485年至前465年在位。——中譯者注

[17] 克蕾奧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前51年—前30年在位，因美貌動人、生活奢華而聞名。——中譯者注

[18] 1918年1月，芬蘭蘇維埃在共產黨領導下，試圖奪取政權，但芬蘭資產階級政府向德軍求援，鎮壓了蘇維埃。蘇維埃俄國政府當時沒有足夠的力量，只能給芬蘭蘇維埃提供象徵性的援助。——原注

[19] 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於烏克蘭一個鐵路工人家庭，1898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參加布爾什維克派，積极參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後被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後逃脫。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獲大赦。二月革命後，於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18年3月在盧甘斯克組織紅軍游擊隊。後任第10軍軍長。1919年改任烏克蘭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3年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25年11月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26年至1960年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34年任國防人民委員，1935年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1940年改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二戰後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53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60年退休。——中譯者注

[20] 謝苗·康斯坦丁諾維奇·鐵木辛哥（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95年2月18日——1970年3月31日），生於南比薩拉比亞（現烏克蘭敖德薩一帶）一個農民家庭。1914年應徵入伍，曾在西線作戰。1918年參加紅軍，1919年參加俄共（布）。內戰期間歷任排長、連長、團長、旅長、師長等職務。1925—1938年先後任騎兵軍軍長、軍區副司令和軍區司令等職務。1940年5月擔任國防人民委員，不久後晉陞為蘇聯元帥。蘇德戰爭爆發後，於1941年7月改任西方面軍司令。此後曾擔任過多個方面軍的司令，戰爭末期擔任大本營代表。戰後曾擔任多個軍區的司令，1960年擔任國防部總監察組總監，1970年逝世。——中譯者注

[21]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32頁。——中譯者注

[22] 即共和人民黨（Cumhuriyet Halk Partisi，CHP），該黨於1923年9月9日由土耳其共和國首任總統穆斯塔法·基馬爾（Mustafa Kemal，1881—1938）創立，原名「人民黨」，1924年11月10日改稱「共和人民黨」。從1923年到1945年，該黨是土耳其唯一的合法政黨。——中譯者注

[23] 國民大會黨與穆斯林聯盟是反對英國統治的兩大資產階級政黨。印度獨立後，國民大會黨成為印度的執政黨；印巴分治後，穆斯林聯盟成為了巴基斯坦主要的政治力量。——原注

[24]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33頁。——中譯者注

[25] 1936年6月，法國爆發了大規模工潮，大約七百萬工人同時參加了罷工（許多是靜坐罷工）。1936年7月，法國又爆發了一波工潮。——原注

[26] 安德列?萊昂?布魯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於巴黎一個猶太商人家庭，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和巴黎大學。當過律師。十九世紀末參加社會黨。1914年7月饒勒斯被暗殺後，成為社會黨的主要領袖。一戰期間支持戰爭。1919年出任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主席。1920年反對參加共產國際。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兩次出任總理。二戰期間被維希法國政府關押，1945年5月獲釋。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臨時政府總理。——中譯者注

[27] 萊昂?茹奧（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國工會活動家。曾長期擔任法國總工會領導。——中譯者注

[28]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37頁。引文有修訂。——中譯者注

[29] 「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是斯大林的創造，這個理論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不是敵人，而是雙胞胎。既然社會民主黨只是法西斯分子的一種變種，既然除了斯大林派，任何人都是某種形式的法西斯分子，那麼，任何其它派別組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斯大林派就都不能參加。希特勒能成功奪權，「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居功至偉。斯大林派最後在1934年拋棄了這個理論，然後，它就不僅向社會民主黨獻殷勤，也向羅斯福和達拉迪耶等資產階級政治家獻殷勤。托洛茨基這句話嘲諷的是這件事：斯大林派在1928—1934年堅持認為，所有的非斯大林派組織都是「社會法西斯」，所以採取了宗派主義的態度，拒絕與任何工人組織合作；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條約之後，斯大林派事實上又變成了納粹德國的堅定辯護士。——原注

[30] 1941年6月22日，第三帝國入侵蘇聯後，蘇聯官僚對希特勒的政策發生了決定性的劇變。——原注

[31] 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1859—1947），空想社會主義的法比烏斯社（Fabian Society）的創立者之一，並協助創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他曾擔任殖民地大臣（1929—1931）與自治領大臣（1929—1930）。馬呂斯·穆泰（Marius Moutet，1876—1968）是法國社會黨人，曾在1938年的人民陣線政府內擔任殖民地部長，並下令監禁印度支那托派領袖謝秋收（T? Thu Thau，1906—1945）。——原注

[32] 比森特·隆巴多·托雷達諾（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1893—1968），斯大林分子，墨西哥工人聯合會（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México，CTM，墨西哥主要的工會組織）的領導人。他積极參加了墨西哥斯大林黨對托洛茨基的大污衊，托洛茨基認為這個污衊運動是為了給暗殺他製造輿論。——原注

[33] 1935年，與托洛茨基決裂的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同中派的工農同盟（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BOC）合併，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當他們參加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後，托洛茨基同他們斷絕了一切關係。——原注

[34] 即「國際革命馬克思主義中心」（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它是由一批脫離了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中派主義團體在1932年成立的國際組織，成員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西班牙支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支部）、獨立工黨（英國支部）、工農社會黨（法國支部）等。它往往被戲稱為「第三半國際」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國際，因總部設在倫敦，簡稱「倫敦局」（London Bureau）。——中譯者注

[35] 羅貝爾·庫隆德爾（Robert Coulondre，1885年9月11日——1959年3月6日），法國外交官，曾於1936—1938年任法國駐蘇聯大使，1938—1939年任法國駐德國大使，他是法德斷交前的最後一任駐德大使。——中譯者注

[36] 1939年10月28日，即捷克斯洛伐克獨立21周年紀念日，許多工人和學生不顧納粹德國的鎮壓，在全國各地舉行了多次示威遊行。——中譯者注

[37] 捷克斯洛伐克被納粹德國吞併後，被劃分為「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在1939—1943年間，「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的「保護者」（即總督）為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中譯者注

[38] 愛德華·貝內什（Edvard Bene?，1884年5月17日——1948年9月3日），生於波西米亞一個農民家庭，曾就讀於布拉格查理大學，1908年獲得法學學位。一戰期間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獨立運動的主要領袖，1915年流亡國外，1916—1918年擔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書記，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後，於1918—1935年任外交部長，1921—1922年任總理，並於1935—1938年擔任總統，1939年10月—1945年4月任流亡政府總統，1945年—1948年再次擔任總統。——中譯者注

[39]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25頁。引文有修訂。——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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