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張愛玲最好的小說,可惜被禁了

這回去台灣,隨便逛逛之外,還有個小目的——買到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

說來有點諷刺。張愛玲在大陸紅得一塌糊塗,書一版再版,然而《張愛玲全集》根本不全——《秧歌》和《赤地之戀》被默默禁掉了,或者也不能說禁,而是從來沒有出版過。

上回寫《台灣購書記》,有不少讀者表示驚詫,根本不知道張愛玲名下還有這兩本書。事實上,我也是很晚才知道的,大概是讀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之後吧,看到他推舉《秧歌》為「不朽之作」,才猛然發現自己漏掉了一本頂重要的書。

這固然是我的孤陋,但因為莫名其妙的審查,而使我們不能看到張愛玲的全貌,實在有點悲哀。

張愛玲的創作有兩個高峰期。第一個當然是耀眼奪目的40年代,準確一點的說,是1943到1945這兩年。就這麼一下子,張愛玲爆發了。寫出了《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記》等一批小說,出版了小說集《傳奇》,散文集《流言》。直到現在,張迷們最樂於稱道的,還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另外一個高峰期是1952至1955年,也就是張愛玲離開大陸,在香港的那三年。這三年里,她一邊幫美新處做翻譯工作,一邊通宵達旦的寫作《秧歌》和《赤地之戀》。1954年,這兩部長篇開始在《今日世界》雜誌上連載。後來,分別又出了英語、中文的單行本,《秧歌》的英文版收到了美國一些媒體的好評,但銷量不佳,《赤地之戀》也沒有打開英語市場。

自1955年張愛玲離港赴美,她的創作生涯就開始走向漫長的平緩期。40年里,她除了不斷改寫,重寫之前的小說外,新作屈指可數,當然她花了十年詳讀《紅樓夢》,花了大功夫翻譯《海上花》,也寫了《小團圓》,以及一些英語作品,但整體來說,寫作的密度較之從前,大大下降了。

以前常有論者認為張愛玲最好的作品,在40年代就寫完了,張愛玲離開上海,就像一朵花離開了土壤,不得不萎謝了。不過,隨著這些年陸續出土的張愛玲遺作,我們發現,其實張一直沒有停止寫作,雖說後期創作的強度不如早年,但作品的藝術性,未必就是前期勝過後期。至少,《秧歌》和《小團圓》,都是非常好的作品。而《秧歌》在張愛玲的小說創作中,尤其特殊,不僅題材離開了她所熟悉的城市,主題還涉及政治,完成度也非常高。

《秧歌》和《赤地之戀》創作於同一時期。《赤地之戀》張愛玲很不滿意,1968年在台灣出全集的時候,都沒有收錄。

《秧歌》則不一樣,首先張愛玲自己就蠻看重。胡適也對此書大加讚賞。一九五四年《秧歌》出版後,張給胡適寄了一本,胡適讀了之後很喜歡,回了信。後來《秧歌》出英文版,他還買了好多本送給朋友。

現在皇冠版的《秧歌》扉頁上,還印著胡適評價這本書的手跡:

「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讀過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這段話,出自胡適寫給張愛玲的回信,信中提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胡適早年推廣《海上花》時所說的話。張愛玲小時候正是讀了胡適的考證文章,才去找了《海上花》的小說來看。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可以說是張愛玲一直追求的目標。當然,四十年代在上海時,鋒芒太露,文字像沙塵暴,殺傷力強。越往後,越趨於平淡了,但讀者最喜歡的似乎還是華麗熱烈的《傳奇》。

除了「平淡而近自然」,胡適特別提到一個「餓」。他以為書名可以題作「餓」,其實大可不必,但這本書確實和飢餓有很大的關係。

《秧歌》的背景完全設在農村,時間大概是1950年左右,土改已經完成,按照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的經驗,開設了農會、婦聯、識字班等各種組織。這是一個高招,每個人都至少被一個組織吸納,組織深入到村莊的細胞里,將原本宗族、家庭聯繫淡化,從而牢牢控制住農村。

在這部小說里,飢餓是農民和政府矛盾的具體表現——明明是豐年,可是農民卻吃不飽,為什麼?

小說里的金有嫂向月香借錢時,說明了原因:

「收成雖然好,交了公糧就去了一大半。現在那些苛捐雜稅倒是沒有了,只剩一樣公糧,可是重得嚇死人。蠶絲也是政府收買,茶葉也得賣給政府,出的價特別低。」

這是很多人指稱《秧歌》是反共小說的證據,似乎把這個立場站穩,這本小說就淪為宣傳品,不值一提了。但,這是反共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可以說是,是因為這本小說確實描繪了共產黨執政後對農村秩序的破壞。可以說不是,是因為張愛玲所寫的,並非蓄意捏造,而是事實。她並非要反共,而是要寫出那個時期的真實來。

早年有大陸學者批評張愛玲的《秧歌》,以為她沒有農村經驗,所寫都是胡編亂造。但現在我們至少知道,1947年冬天,張愛玲去溫州找胡蘭成時,確確實實在農村待了好幾個月,《秧歌》中的不少場景,就是從那次旅行中的印象得來的。另外,也有人指出1950年張愛玲參加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後,去蘇北農村參加過土改工作。這段經歷似乎還沒有被證實,暫且不論,但指責作者沒有生活經驗就無法創作出相關的小說來,是站不住腳的。

《秧歌》當然是關於政治的,但關於政治,並不等同於劣質。政治一直是小說創作中的重大主題。

《秧歌》寫政治,但她不是要小說為政治服務,而是用小說來反映政治對尋常百姓生活帶來的改變。她所關注的,仍然是人。

初讀《秧歌》,第一反應,是驚訝。驚訝張愛玲竟然把農村摸得這麼清楚。當然,這實在也不必驚訝,張一向對人心看得透,觀察又極敏銳,農民也是人,不是外星生物。

如果要說《秧歌》的好,第一著,就是寫出了真實而動人的農民。說起來,農村題材一直是中國近當代小說的傳統,從魯迅開始,農村就一直出現在作家筆下,但真正寫得好的,鳳毛麟角。

沈從文筆下的農村,很不一樣,自成特色,重要的是豐富。但這樣的作品,很少,寫農村,很多作者遵循的還是魯迅定下的那個調子,把農民作為一個符號,批判來批判去,都是國民性、奴性那一套,很沒意思。把農村給寫窄了。

張愛玲的《秧歌》在所有寫農村的小說中,獨樹一幟。因為她把農民還原為人,金根、月香、金花、譚大娘,每個人都非常真實。而之所以能夠給讀者這樣的感覺,不僅是張愛玲的心理描寫功夫深厚,讓每個人的內心活動都能夠生動的表現出來,還在於她能夠同情的看待每一個角色,讓他們成為真實的人。

農民在很多小說里給人的印象,好像他們心裡並沒有情愛,沒有思考,沒有頭腦,只是隨波逐流而已。但《秧歌》中,人物豐富可信,比如金根對老婆月香的想念,就寫得絲絲入扣:

「大家都說他這個老婆最漂亮。也許人家都想著,這樣漂亮的老婆,怎麼放心讓她一個人在城裡這些年。女人上城去幫傭,做廠,往往就會變了心,拿出一筆錢來,把丈夫離掉。不知道怎麼,他就從來沒有想到過,她可會也這樣。每次還沒想到這裡,思想就自動的停住了,也不知道是他對她有很大的信心,還是他下意識的對於這件事情懷著極大的恐懼,還是有別的原因。」

金根一心期盼老婆回家,但家裡又需要月香在城裡幫傭的錢來貼補家用,他一方面愛著妻子,一方面又頗為自卑,雖然分了地,但是家裡的日子還是過不好,他沒有辦法坦然地叫妻子回家,而妻子回家後,他對於很多事情又沒有辦法擺平,無力感深深壓在他的身上。最後,他在糧倉和幹部發生衝突,引起群體事件,是他一直積壓在身上的無力感的一次爆發。

而這無力感,到底來自哪呢?僅僅是經濟收入的不平衡嗎?

試舉一例,是月香回來的第二天,家裡雖然米不多了,他還是叫月香煮一次乾飯,雖然不說出口,其實是疼妻子。但是,月香考慮家裡的實際情況,還是煮了個半干半稀的,這讓金根有點不舒服,第一層當然是月香沒有聽他的話,沒有get到他的好;第二層則是,他也知道家裡其實沒那麼多米,月香這麼做沒錯,作為一個男人,沒有辦法讓家裡吃頓乾飯,是他自己沒用。

到這裡還沒完。慪氣吃著飯,突然村裡的幹部王同志來了,金根趕緊讓月香把飯藏起來,月香藏慢了,王同志還是看到了。王同志走了之後,金根發了一次火。

為什麼發火?因為王同志看到他們吃的飯是半干半稀的,而不是全稀的,這會給王同志留下一個他們家挺有錢的印象,而這個印象一定會讓他們在日後吃苦。

吃頓乾飯都要躲躲藏藏,這正是無孔不入的壓力,而金根身上的無力感,也來自於這層壓力。

這層壓力是什麼呢?是王同志代表的權力在農村所製造的恐怖感。不僅是金根,所有人家裡聊天都會小心翼翼,當心被人聽見。

譚大娘,是看慣了這權力了的,她的辦法是虛與委蛇,她心裡只想過好日子,但是半輩子都是戰亂,書中有一段閃回到她兒子被抓壯丁的過程,非常荒謬而恐怖。所以,到這時候,她見著王同志,或者任何人,都會重複「現在日子好過了,人民翻身做主人了,多虧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套,這是她的盔甲。

張愛玲通過許多細節和場景,不僅生動的塑造出了真實可信的人物,更寫出了這些無辜的人,因為一些不知何來的,沒有名目的壓力,不得不委屈,不得不壓抑的生存狀態。

關於這種無形的壓力,小說開始沒多久,金花出嫁到政府部門登記那段,就有一次很好的細節,是一段對話。

問「你要跟誰結婚?」

他很快的咕嚕了一聲:「譚金花。」

「你為什麼要跟她結婚?」

「因為她能勞動。」

這很好笑,結婚的原因,是因為她能勞動。但是這是最安全的答案,也是農民們瞭然程序。這是一次小小的改造,也許無關痛癢,但是已經顯現出更大的改造的來臨。

最後,金根因為壓力太重,憤而反抗,群體事件,被鎮壓,死亡,都是這個發展的必然。金根,有點像《綉春刀2》中的沈煉,他不想做英雄的,只是這世道,好好活著一不小心就會成了逆反。

張愛玲到底是張愛玲,她不會讓小說淪為俗套。即使是王同志,我們也會看到他被吞噬的一面,並不是那種壞蛋反派。

我以為,《秧歌》完成度非常高的捕捉了那個風雨欲來的時代。張愛玲用一次小的群體事件,幾乎預言了後面即將到來的真實歷史。不能不說,她的眼光是非常毒辣的。

而僅從小說技藝的角度來說,《秧歌》也是張愛玲所有小說中,最完成度最好的一部,情節的發展循序漸進,情節也比其他小說更清楚。

有機會的話,還是找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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