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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與托派如何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下）

01-24

3、大戰中的托派

本文並不打算深入研究各國托派在大戰中的政策，也不打算拿這些政策來同托洛茨基在被暗殺前夕所提出的政策進行對比（當時，他的同志基本上對此並不了解）。要完成這樣的研究，非得寫一本大書不可。雖然人們已經對希臘托派在二戰期間的活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於筆者不懂希臘語，無法加以利用。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彌補這個遺憾。

不過，我們還應當謹慎小心，避免做出草率的判斷。從1936年8月4日起，希臘托派就遭到了殘酷的鎮壓。絕大多數托派活動家都被逮捕入獄，許多人再也沒能出來。許多重要幹部，比如曾擔任希共總書記的潘特利斯·普利奧普洛斯[95]，在納粹德國佔領希臘期間遇害。儘管三個托派組織的領導人在1938年同意將三個組織統一起來，但由於地下工作的條件相當困難，許多活動家甚至都不能參加統一的工作。

一個公開身份的托派活動家，即使設法參加了希臘人民解放軍，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會受到嚴密的監視與謹慎的孤立。希臘人民解放軍或民族解放陣線中的托派分子即使擔任了領導職務，也會被斯大林黨用各種辦法除掉。更有甚者，從1944年10月到12月，希臘的格伯烏——人民鬥爭保衛部發動了「肅托」行動。人民鬥爭保衛部的特務綁架、拷打和殺害了眾多托派活動家，比如傷殘老兵協會書記斯塔夫洛斯·維魯希斯（Στα?ρο? Βερο?χη?）和曾任加齊（Γκ?ζι）共青團書記的薩納西斯·伊科諾穆（Θαν?ση? Οικον?μου）。無論是工人、碼頭裝卸工、金屬工人還是教師，都遭到了同樣的厄運。1947年，希共政治局委員巴爾齊奧塔斯[96]洋洋得意地吹噓說：「我們幹掉了八百多個托派分子。」

我們無從確切了解希臘托派在二戰期間採取了什麼樣的政策，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迎接即將臨頭的大難的。勒內·達齊從希臘托派的刊物上引用了一份1943年的文件：「英美聯軍將恢復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被剝削者只是換了一個主子[97]。」如果這真的是他們的政策，那麼他們就是自限於消極地預言，而沒有積极參加群眾運動，這顯然等於給自己判了死刑。

在1944年十二月事件[98]後，時任第四國際歐洲書記處書記的米歇爾·帕布洛[99]以「M·斯佩洛」為筆名，寫了一篇文章，回顧了托洛茨基關於武裝鬥爭時期的意見。他向希臘群眾的英勇鬥爭致敬：「革命之風吹遍了雅典的工人區和郊區」，宣稱他們的行動將「成為無產階級運動最優秀的榜樣」。但是，當時的希臘托派到底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他卻一點都沒提到。他還指出，「儘管民族解放陣線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導層依然把人民陣線政策作為自己的正式意識形態，但它在行動中還是在相當程度上維持了階級的獨立性[100]。」在第四國際的文件里，提到希臘的內容就只有這麼點。

希臘抵抗運動的歷史學家安德列·凱德洛斯（很難判斷他對斯大林主義有什麼看法）強調指出：「雅典政變」在國際上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對於深受本國共產黨影響的各國抵抗運動而言，雅典政變是對他們的嚴厲批評」。他認為英軍在希臘的鎮壓「對多列斯[101]、托里亞蒂[102]和其他共產黨領袖的決策與策略產生了重大影響[103]」，果真如此嗎？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觀點。他們採取什麼樣的決策與策略，跟希共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其關鍵因素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決策與策略都是由蘇聯官僚決定的。但是，希共的失敗，倒是很有可能促使西歐各國斯大林党進一步採取妥協退讓與恢復資本主義秩序的政策，也對全歐洲深信「民族解放就是社會革命」、並以為自己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從而投身抵抗運動的人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沉重打擊了他們的士氣和鬥志。於是，我們就得分析歐洲各國的具體發展過程，然而目前我們做不到。

但是，普拉格[104]在《第四國際歷次代表大會》里收錄了一批文件，通過研究這些文件，可以為研究第四國際在二戰期間的活動而打下必要的基礎。他這部書收錄的文件比較完整，卻漏掉了前國際主義共產黨及其兄弟支部——由費雷肯領導的比利時支部——在大戰初期表明立場的文件。他在此書第二卷的序言中寫道：

「有人曾質疑：在運動陷入低潮、力量十分虛弱的時候成立第四國際，是否合適？大戰有力地駁斥了這些人。第四國際勇敢地承受了『民主』政權與法西斯政權的暴力攻擊與百般迫害，並勇敢地承受了斯大林派暴徒對它的組織的攻擊。它始終忠於自己的革命信念。儘管遭受了令人扼腕嘆息的慘重損失，儘管一些人不可避免地被打垮了，但第四國際還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它不僅維持了自己的力量，還在美國、英國等國取得了重大進展，並重新煥發了活力。雖然由於革命形勢的局限性與斯大林主義的勢力大漲，它未能如願深入群眾，但它還是成立了一批新支部[105]。」

這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這跟托洛茨基在大戰開始時的觀點大相徑庭，比如說，他對於美國的意見是這樣的：

「直到現在，美國工人階級仍然缺少一個群眾性的工人黨。但是，客觀形勢與美國工人所積累的經驗，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奪取政權的問題給提上日程表。我們的鼓動工作必須以這個前景為出發點。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不僅要堅持反對資本主義軍國主義、拒絕保衛資產階級國家的立場，更要為奪取政權、保衛無產階級祖國而進行直接的準備[106]。」

他還寫道：

「前途是光明的，必須全力進行革命行動。必須充分利用眼前的機會，建設革命黨[107]。」

這些話已經說得夠清楚的了，面對著這些話，歷史學家不應該只說什麼「革命形勢的局限性」或「斯大林主義的勢力大漲」，也不應該暗示說我們「遇到了托洛茨基未曾預見的一些因素」。我們至少要承認這種矛盾的存在，哪怕我們還解釋不了這種矛盾，哪怕我們要捫心自問：究竟是托洛茨基錯了，還是托派錯了？

普拉格還指出：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根據托洛茨基的建議，採用了「無產階級軍事政策」，這個政策在第四國際內部遭到了廣泛的反對。據他記載，比利時支部秘密散發了1940年5月的《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卻刪掉了其中的幾段話。他還提到了法國支部與歐洲書記處對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的「保留態度」[108]。

在1940年，法國托派對前景有兩種看法，這兩種前景不僅相差甚遠，而且它們與托洛茨基提出的前景同樣相差甚遠。以散發《真理報》[109]的各種小組組織起來的國際主義工人黨多數派認為：法帝國主義的失敗與納粹德國對法國的佔領，會使法國淪為殖民地，這不僅會導致民族壓迫，也會使真正的「民族問題」重新出現，它將把一切階級都捲入進去；國際主義工人黨多數派據此提出了這樣的戰略：被佔領國家的資產階級會成為工人運動的天然盟友，而工人運動要全身心地投入「民族抵抗運動」。《唯一的道路》團體——它脫胎自國際主義共產黨，後來成為國際主義共產主義者委員會[110]——則與之相反，它認為帝國主義國家即使遭遇了軍事失敗，也不會變成被壓迫國家，並認為民族解放的要求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思想灌輸，意在攪亂無產階級的思想」。

這兩種相距甚遠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說是由孤立導致的後果。在歐洲書記處的壓力下，這兩種立場都逐漸被拋棄了。歐洲書記處是在比利時阿登地區的聖于貝爾村（Saint-Hubert）成立的，領導人是馬塞爾·伊克[111]，他被捕後由米歇爾·帕布洛接替。歐洲書記處的成立，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一個重大的成就，它也標誌著一個在國際層面上制訂計劃與運行的組織的回歸。1944年，兩派的立場迅速接近，但國際主義共產主義者委員會仍然主張：革命派目前的首要任務，是猛烈批判「神聖的聯合」；其次是向工人階級解釋說，世界規模的「三六年六月」[112]即將出現，要為此做好準備；同時「積極向德國工人開展鼓動活動，爭取德國工人的信任與友誼」。普拉格恰如其分地總結了他們對於武裝鬥爭問題的總體意見：

「在與正式的抵抗運動打交道時……一定要保持獨立性，而不能支持『法國人陣線』這種觀點。但是，不能把正式的抵抗運動混同於群眾運動，也不能把對正式的抵抗運動的批判，生搬硬套到群眾運動身上。也可以派一些人，以個人身份參加這些群眾運動，去影響其中的部分成員……當然，由於力量不足，由於托洛茨基主義者必須把工廠里的鬥爭放在第一位，這項工作開展得還很不充分。這並不會對階級力量的對比或事態的發展過程造成顯著的影響。托洛茨基主義者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並不是因為策略有問題，也不是因為犯了其它錯誤，而是因為不利的形勢——他們只能逆流而上——以及斯大林主義牢牢掌握了群眾[113]。」

托洛茨基要求採取武裝鬥爭路線，要求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都要成為「好戰派」，這樣才能在這個軍事化的世界上發揮作用，然而一切證據都表明，在法國托派的觀念里，完全看不到托洛茨基的這種思想，或者說，在法國托派的觀念里，武裝鬥爭僅具有次要意義，只停留在「打游擊」的水平上，而且必須完全服從於「工廠里的鬥爭」。如果不認真考慮托洛茨基對「軍事化」問題提出的諸多意見，那麼，在發現「武裝鬥爭」對群眾具有吸引力之後，就一定會出現許多問題。

因此，臨時歐洲書記處在1943年通過了關於游擊運動的決議（1944年歐洲會議完全採納了這個決議），它承認游擊運動具有「半自發性」，並宣稱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現在「必須認真考慮這種群眾鬥爭的形式」。這個決議指出，「自由射手游擊運動……是受英美帝國主義控制的軍事組織」，但又指出，「在大批工人被擄到德國後，巴爾幹和西歐的群眾廣泛參加了游擊運動，但他們並沒有改變游擊運動的性質」，這就要求革命派必須向群眾提出一個綱領，這樣才能「使群眾明白：他們必須參加武裝組織，為無產階級革命做好準備[114]」。這個決議來得實在太遲了。

美國托派在四十年代的歷次會議與聲明中，系統地運用了托洛茨基提倡的軍事政策，有人可能會認為，美國托派的立場，與歐洲托派的立場（普拉格已經對此作了總結）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這方面，與在總原則方面，確實都出現了非同尋常的相似性。在從1941年10月27日開始的明尼阿波利斯審判中，詹姆斯·坎農在為自己辯護時，表明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對於大戰的態度，格蘭迪索·穆尼斯因此批評他的態度是「機會主義」。1942年5月，坎農對穆尼斯的批評做了答覆：

「由於各種各樣的逼迫與欺騙，由於工人官僚、社會黨和斯大林黨的叛賣，群眾現在是接受和支持戰爭的，這就是說，群眾現在還是跟著資產階級走，而不是跟我們走。我們黨的主要問題，首先是理解這一主要事實，其次是採取『政治反對派』的立場；然後在此基礎上，去接近那些真誠的愛國工人，通過宣傳，使他們擺脫資產階級的影響，把他們爭取過來。作為一個人數很少的反對派，這是我們目前唯一可行的『行動』[115]。」

時任第四國際書記的讓·范·海耶諾特[116]曾長期接觸托洛茨基的離經叛道的思想，他當時曾用「馬克·洛里斯」（Marc Loris）的筆名發表了兩篇文章[117]；如果不把這兩篇文章算在內，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第四國際的成員或接近第四國際的人當中，除了范·海耶諾特之外，沒有一個人能理解軍事化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讓·魯[118]的民族革命運動[119][120]，還是馬塞爾·伊克為第四國際委員會提出的論民族問題的提綱[121]，都犯了不同的錯誤。

與此同時，第四國際的其它流派仍然死抱著「正統」教義不放，陷入了托洛茨基曾嚴厲警告過的「和平主義」傾向，結果全都毫無作為。除了俄國左翼反對派老戰士塔洛夫[122]（他化名「馬努基揚」，參加了自由射手游擊隊—移民部隊，領導一個以他命名的小組，後來與這個小組的其他成員一同遇害）之外，我們只找到了一個相反的例子。

那就是陳獨秀，富有遠見的他在出獄後不久，便準備到陸軍某師去參加政治工作，這個師的師長懂得作戰效率取決於政治上的明確性[123]。然而這個企圖一開始就擱淺了。國民黨的特務比陳獨秀的同志更加清楚，這樣做會造成什麼樣的威脅[124]。

各國托派出於同樣的原因，在對待武裝抵抗鬥爭的問題上，全都猶豫不決；因此，第四國際在二戰期間對於革命的構想，很值得研究一番。在某些人的構想中，革命的爆發是命中注定的，似乎無論事態怎樣發展，革命都註定會降臨，而不是要經過奮力爭取才能實現。他們為革命所做的準備工作，幾乎完全是「宣傳性」的，他們的武器只有「批判」與「解釋」——在大戰期間，如果一個組織的領袖覺得自己正在「逆流而上」，這個組織的基本活動自然就只是「批判」與「解釋」——他們就是這樣來教育自己的幹部的嗎？

社會主義工人黨在1943年11月決議中暴露出了明顯的軟弱，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之一，難道不正是這種「宣傳上的」孤立嗎[125]？既然他們宣稱蘇聯官僚在很大程度上不會起到反革命的作用，美帝國主義很快就會像德帝國主義一樣在歐洲四處劫掠，歐洲的前途要麼是工人政府，要麼就是野蠻的資產階級獨裁，而不會出現議會民主制，並宣稱歐洲工人階級沒有「民主幻想」，從而拒絕各種民主要求——那麼，在客觀形勢發生轉變後，他們又怎麼可能順應事態發展的潮流呢？

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托派在長期執行這種路線之後，突然發現自己並沒能領導革命運動，而是被革命運動推著走，他們就必須修正馬克思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最基礎的教導。他們就會不得不承認，宗派主義者始終堅持的一種觀點是正確的：在反動時期，革命派的任務只是進行宣傳，同時等待形勢發生變化，等著群眾走向自己。

在這個爭論的背後——或者說，在沒有發生這種爭論的背後——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斯大林主義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而是應該怎樣建設革命黨，這就是托洛茨基在1940年提出的觀點。在研究了戰時的大量文件後，我們覺得，我們研究的文件，在談到有什麼成果，談到如何找到建設黨的方法時，聽起來往往更像是在念套話，而不是認真地反思。在筆者看來，二戰期間的托派至少學會了如何不去建設革命黨——這並不是在幸災樂禍，因為筆者也是其中之一。

塞爾日·郎貝爾在他的近作《革命傳統與「新」意共（1942—1945）》（不幸的是，此書尚未出版）中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流行的神話認為，在1945年，義大利出現了短暫的「雙重政權」狀態——一方是得到同盟國支持的資產階級政府，另一方是各種「委員會」與「游擊隊共和國」[126]——這種雙重政權狀態結束後，義大利革命便遭到了決定性的失敗；然而，與流行的神話相反，義大利革命遭到決定性失敗的時刻，並不是雙重政權結束之時，而是托里亞蒂的「新」意共機關（從1943年開始，流亡蘇聯的意共黨員紛紛回國，建立起了這個機關）粉碎了各種共產主義反對派團體的抵抗的時候。

在破壞了建設革命黨的所有機會之後，意共的領袖就可以毫無風險地下令進行他們所謂的「反對革命的起義」[127]。郎貝爾還很好地指出了許多反對派團體（其中一些建立了自己的武裝，而且在一些地方遠比意共的武裝更強大）的致命政治弱點：它們仍對蘇聯心存幻想，以為蘇聯仍然擁有某種「客觀上的革命性」。它們以為，隨著紅軍的進軍，革命正在擴散開來。這種觀點，不僅出現在1944年2月的《真理報》上那篇著名的文章里，也出現在全世界托派報刊上[128]。

本文在此想提出一個絕非學術性的問題。在二戰期間，各國托派組織，包括其領袖與成員在內，是否淪為了超出他們預料的客觀形勢的犧牲者？他們發展了一些成員，維持了組織的存續，並且不畏艱險，積極地向穿著軍裝的德國工人開展「親善」活動，捍衛了國際主義者的榮譽，但是，他們能做的，就只有這些嗎？

假如回答是「是」，那就必須承認：1940年的托洛茨基完全脫離了現實，他認為必須將組織軍事化，但他對軍事化的分析，以及他提出的革命黨可以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來、並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的前景，不僅脫離了世界上的政治現實，也脫離了他自己的組織內的政治現實。結果，在第四國際實際上註定要陷入消極無為的時候，他卻編造了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幻想，迫使第四國際不得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逆流而上，直面「斯大林主義對群眾的牢固控制」。

但是，我們或許可以做出相反的回答：各國托派組織，包括其成員和領袖在內，都對他們自己遭到的挫折負有責任，至少是負有部分責任。如果是這樣的話，根據托洛茨基在1940年的分析中提出的前提，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認為：在二戰中出現了一個以民族抵抗和社會抵抗為基礎的群眾運動——斯大林黨竭力阻止民族抵抗發展為社會革命，這在希臘導致了群眾運動的覆滅——可是，各國托派既沒能支持、也沒能利用這個群眾運動，這是因為他們找不到自己在群眾運動中的位置；甚至可能只是因為他們無法理解自己身處的歷史時刻的具體性質。

我們相信，必須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

根據《革命史》雜誌第3卷第4期（1991年秋季）上的英譯文轉譯，校對時參照《托洛茨基文匯》第23期上的法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

[95] 潘特利斯·普利奧普洛斯（Παντελ?? Πουλι?πουλο?，拉丁化轉寫：Pantelis Pouliopoulos，1900年3月10日——1943年6月6日），生於底比斯，1919年考入雅典大學法學院，同年參加希臘社會主義工人黨。1920年被強征入伍，1922年因進行反戰宣傳而被捕，希土戰爭結束時獲釋。1923—1925年活躍於退伍軍人運動，並於1924年當選為泛希臘退伍軍人協會主席。1924年代表希共出席共產國際五大，回國後擔任希共總書記。1925年8月，因「叛國」而受審，1926年2月雖免於坐牢，但被流放到島上。1926年8月獲釋。同年9月再次當選總書記，但他拒絕接受。1927年6月發表《致希共的公開信》，建立了左翼反對派組織，並因此在年底被開除出黨。此後投身托洛茨基主義運動，1934年參與創立希臘國際主義共產主義者組織。1938年推動了希臘托派組織的統一工作。同年8月被捕入獄，1943年被義大利侵略軍殺害。——中譯者注

[96] 瓦西里斯·巴爾齊奧塔斯（Βασ?λη? Μπαρτζι?τα?，拉丁化轉寫：Vassilis Bartziotas，1909—1994），生於拉里薩，曾在雅典大學學習經濟。1924年參加希臘共產主義青年團（Ομοσπονδ?α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ν Νεολαι?ν Ελλ?δα?），1935年出席青年共產國際六大，1936年擔任共青團書記，1937年被捕，1943年春被希臘人民解放軍解救。希臘內戰爆發後，任臨時民主政府財政部長與希臘民主軍總司令部政治委員，希共在內戰中失敗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97] 勒內·達齊（René Dazy），《槍斃這些瘋狗：對托派的大屠殺》（Fusillez Ces Chiens Enragés: Le Génocide Des Trotskistes），第266頁。——原注

[98] 十二月事件（Δεκεμβριαν?），即上文所述的共產黨武裝在雅典同政府軍及右翼軍事組織發生的長達33天（1944年12月3日——1945年1月11日）的武裝衝突。——中譯者注

[99] 米歇爾·帕布洛（Michel Pablo，1911年8月24日——1996年2月17日），本名米哈利斯·N·拉普蒂斯（Μιχ?λη? Ν. Ρ?πτη?），生於埃及亞歷山大港，父親是希臘猶太人，母親是埃及人。畢業於國立雅典理工大學，二十年代末開始參加革命運動，1934年參與創立希臘國際主義共產主義者組織（Οργ?νωση Κομμουνιστ?ν Διεθνιστ?ν Ελλ?δα?），1936年希臘發生軍事政變後被捕，獲釋後流亡法國，並參加了第四國際成立大會。1942年進入第四國際歐洲書記處工作。1944年擔任歐洲書記處組織書記，負責第四國際歐洲組織的重建工作。1945年至1960年任第四國際書記。五十年代初，帕布洛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長期打入主義」[deep entryism]）引發了激烈的爭議，導致了以法國和英國支部為首的部分支部脫離國際書記處，另立國際委員會。1963年，國際書記處與國際委員會部分支部重新合併為統一書記處後，帕布洛於1964年脫離了統一書記處，試圖重建以他為首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但都不成氣候。希臘軍政府垮台後返回希臘，並在1981年擔任帕潘德里歐的特別顧問。1996年死於雅典。——中譯者注

[100] M·斯佩洛（M.Spero），《希臘革命》（La Révolution grecque），法文版《第四國際》（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第14—15期合刊，1945年1月—2月。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國際內部公報》（International Internal Bulletin）專刊（1945年1月）並沒有提到在希臘有托派組織存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機關刊物《第四國際》英文版（1945年2月）收錄了一份檔案《希臘內戰》（Civil War In Greece），還有一份以「希臘托洛茨基主義運動」（Trotskyism in Greece）開頭的電報，但它講得很空泛：

「希臘人民解放軍的戰士在不屈的鬥爭中體現出了革命的本能，展現出了強大的鬥爭能力與英勇的犧牲精神——只有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說它是『托派』。但它的綱領與領導層根本不符合托洛茨基主義。」

電報接下來寫道：「托洛茨基主義者將與群眾打成一片，積极參加群眾鬥爭。」然後它又說，在斯大林黨的白色恐怖下，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做到這一點。法文版《第四國際》（第22—24期合刊，1945年9月—11月）收錄了一個題為《希臘》的聲明，號召大家揭露希臘斯大林黨對革命鬥士的屠殺，然後列出了一些受害者的名字。英文版《第四國際》（1945年10月，第319頁）在《第四國際內部》（Inside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專欄上報道了這樣的情況：

「希臘唯一的革命黨——國際主義共產黨（第四國際）的報紙仍是非法的。它的黨員正在同時遭受著政府與斯大林黨的迫害與追捕，還經常被殺害。」

其實，國際書記處與希臘托派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分歧。1946年11月25日，米歇爾·帕布洛以「皮拉爾」（Pilar）為筆名，給希臘支部寫了一封信，裡面寫道：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逐字逐句地照搬國際的每一個政治決議。但是，在各種重要問題上採取完全相反的路線，也是不正確的，而你們在對待民族解放陣線與希臘人民解放軍的運動，以及對待1944年十二月事件時，恰恰採取了這樣的態度。「

1946年7月，希臘托派舉行統一大會，將幾個托派組織合併為希臘國際主義共產黨，法文版《第四國際》（1946年10月—11月）報道了這次大會的消息，並發表了大會的宣言：

「儘管希臘共產黨發表了各種民族主義的聲明，儘管它採取了妥協與階級合作的政策，但是，它把各種由歷史推動的力量——歸根結底，它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集結了起來。「

羅多爾夫·普拉格指出，希臘托派「總體上是看不起民族抵抗運動的」，它對抵抗運動態度冷淡，在希臘內戰期間，「對雙方採取同樣敵視」的中立立場：

「儘管（民族抵抗運動）是由資產階級和斯大林黨領導的，但是，這個具有革命力量的群眾運動，蘊含著強烈的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性質，而（希臘托派）卻未能認清這兩種性質，這是他們的重大錯誤。他們沒有正確理解這一現實，結果，他們對十二月事件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以為它僅僅是英帝國主義與蘇聯官僚及其支持者的衝突。「（羅·普拉格，《第四國際歷次代表大會》[Les congres de l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第2卷，第348—349頁；另請參閱羅·普拉格，《二戰期間的第四國際》[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革命史》，第1卷，第3期，1988年秋季，第33頁）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們在國際書記處的檔案庫里找到了格奧爾基奧斯·維佐里斯（Γε?ργιο? Βιτσ?ρη?）的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統一大會的宣言，因為宣言里沒有提出「撤出英軍」的口號，他還認為，托派一直遭到斯大林黨的屠殺，而統一大會宣言卻對此不置一詞，這是「不可接受的」。——原注

《二戰期間的第四國際》可在此處閱讀：

marxists.org/history/et ——中譯者注

[101] 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於加來海峽省，12歲開始當礦工。1919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20年參與創建法國共產黨。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總書記。——中譯者注

[102] 帕爾米洛·托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於熱那亞，1914年參加義大利社會黨，1921年參與創建義大利共產黨，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擔任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垮台後，曾於1944年至1945年任副總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長。——中譯者注

[103] 安·凱德洛斯，前引書，第512頁。——原注

[104] 羅多爾夫·普拉格（Rodolphe Prager，1918年3月31日——2002年3月9日），生於德國柏林，1929年隨父母移居法國，13歲時開始當工人。1932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1935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左翼派別「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左派」（Gauche Bolshevik- Leniniste），1936年參加托派青年組織「革命社會主義青年團」（Jeunesses socialistes révolutionaires），併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37年參加國際主義共產黨，併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又參與成立了國際主義共產主義青年團（Jeunesses Communistes Internationalistes）。二戰期間，積极參加了地下抵抗運動，並參加了統一法國托派的工作，在1944年2月的統一大會上當選為新的國際主義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戰後被法國政府剝奪國籍，被迫離開法國。1955年返回法國。1963年打入統一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unifié），1969年被統一社會黨開除後，參加了創立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工作。——中譯者注

[105] 羅·普拉格，前引書，第2頁。——原注

此書英文版並未收錄這個序言。——編注

[106] 列·達托洛茨基，《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大戰》，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14頁。——原注

[107] 同上，第413頁。——原注

[108] 普拉格，前引書，第13—14頁。——原注

[109] 此《真理報》（La Vérité）非彼《真理報》（Правда），它原是法國左翼反對派的機關報，1929年8月15日發行第1期，1936年1月發行第255期後停刊。1938年10月至1939年8月，國際主義共產黨也發行了自己的《真理報》。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第四國際委員會在1940年8月30日秘密發行了第1期《真理報》，這是法國抵抗運動的第一份報紙。《真理報》相繼成為了國際主義工人黨與國際主義共產黨的機關報。除了注釋92之外，本文中的「《真理報》」均為法國托派的《真理報》。——中譯者注

[110] 1936年3月，以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和皮埃爾·弗朗克（Pierre Frank，1905—1984）為首的一部分法國托派成立了國際主義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PCI），但它並沒有被第四國際接納為法國支部。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國際主義共產黨在1942年1月進行改組，並發行理論刊物《唯一的道路》（La Seule Voie）。1943年2月，「唯一的道路」團體改名為「國際主義共產主義者委員會」（Comité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CCI）。1944年3月，它與其他幾個法國托派組織合併為新的國際主義共產黨。——中譯者注

[111] 馬塞爾·伊克（Marcel Hic，1915年4月30日——1944年12月28日），1933年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國際左翼反對派法國支部），1934年執行「打入主義」政策，打入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並成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塞納聯合會重要組織者之一，1936年被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開除後，參與創立國際主義工人黨。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參與成立第四國際委員會，並在1942年1月建立了歐洲書記處，擔任歐洲書記處書記，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領導托派的鬥爭。1943年10月被蓋世太保逮捕，在集中營遇難。——中譯者注

[112] 1936年6月，法國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浪潮，強烈地動搖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出現了革命形勢，但由於兩個主要的工人政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與法國共產黨）的阻撓和破壞，它未能發展成為真正的革命。——中譯者注

[113] 普拉格，前引書，第12頁。——原注

[114] 普拉格，前引書，第221—223頁。——原注

[115] 詹·帕·坎農，《法庭上的社會主義》，紐約，1970年，第167頁。——原注

[116] 讓·路易·馬克西姆·范·海耶諾特（Jean Louis Maxime Van Heijenoort，1912年7月23日——1986年3月29日），生於法國瓦茲省克雷伊鎮，父親是荷蘭移民。自幼天資聰穎，精通多門語言。1932年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國際左翼反對派法國支部），同年10月開始擔任托洛茨基的私人秘書兼衛士。1939年11月前往紐約，為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四國際美國支部）工作。1940年至1945年擔任第四國際國際書記處書記，1947年被社會主義工人黨開除出黨，1948年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此後在大學裡潛心研究數學。1987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譯者注

[117] 范·海耶諾特的其中一篇文章發表於《第四國際》英文版1942年9月號和11月號，在10月號上還附有編輯的注釋，說明這是一篇「討論文章」。在一篇日期為1941年6月、題為《歐洲走向何方？》（Where is Europe Going?）的文章中，范·海耶諾特指出，工人階級將領導反抗希特勒佔領軍的鬥爭。他還強調指出了「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其實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辯證關係，但他又批評了那種認為「社會解放」會從民族解放運動中出現的幻想。這篇文章發表在1942年10月號的《真理報》上。他寫道：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不是去進行他們喜歡的某種鬥爭形式，而是去加深、擴大，去系統地運用抵抗鬥爭的一切表現形式，把它們組織起來，為它們開啟廣闊的前景。」

這篇文章似乎是用來批評歐洲的「修正主義者」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1942年的那篇文章更像是批判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立場的。他在1944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強調指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教導之一」，便是它看不起那種只談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宣傳，它「能夠感受到群眾的雄心壯志，並充分利用群眾的進步方面」，它知道「如何組織活動，使群眾擺脫保守政黨及領袖的影響」。在這次討論中，許多原始文件都是討論「德國國際共產主義者集團」（Internationale Kommunisten Deutschlands，IKD）的《三個提綱》以及它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在其它分歧後面，隱含著公開的修正主義，但本文不談這個問題。總之，普拉格編纂的《第四國際歷次代表大會》第2卷收錄了這些重要文件。——原注

[118] 讓·魯（Jean 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34年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隨共產主義者同盟打入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35年被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開除。1936年參與創立國際主義工人黨。1939年初率領國際主義工人黨少數派打入工農社會黨。二戰期間積極組織地下抵抗運動，並逐步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1944年重新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中譯者注

[119] 1940年9月，以讓·魯為首的一批左翼分子成立了民族革命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révolutionnaire，MNR），並發行地下報紙《法國革命》。1941年6月，該組織的領導人大部分被捕後，該組織便瓦解了。——中譯者注

[120] 請參閱《法國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aise），1940年（法文原文與英譯文均如此，疑為「1941年」之誤——中譯者注）第1期；另請參閱J·拉波（J.Rabaut），《一切皆有可能》（Tout est Possible），第343—344頁和讓—保爾·茹貝爾，《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革命派》（Révolutionaires de la S.F.I.O.），第224—226頁，兩人都對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原注

[121] 普拉格，前引書，第92—101頁；M·德雷福斯（M.Dreyfus），《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托派》（Les Trotskystes pendant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社會運動》（Le Mouvement Sociale），第20—22頁。——原注

[122] 阿爾本·阿布拉莫維奇·達夫季揚（Арбен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тян，1895—1944），化名「塔洛夫」（Таров），亞美尼亞革命家，1912年參加布爾什維克，內戰期間曾在高加索地區擔任紅軍政委，二十年代參加左翼反對派，1927年被開除出黨，1931年被捕，被判處三年徒刑，1934年逃往波斯，1937年抵達法國。納粹德國佔領法國期間，化名「阿爾梅納克·馬努基揚」（Armenak Manoukian），於1943年7月參加了自由射手游擊隊—移民部隊（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 - Main-d"?uvre immigrée，FTP-MOI），並參加「馬努基揚小組」，1943年11月被維希政權警察逮捕，1944年2月21日與21名戰友一同就義。

布魯埃這裡弄錯了，馬努基揚小組得名於它的領導人之一、亞美尼亞移民米薩克·馬努基揚（Missak Manouchian，1906—1944），他與達夫季揚一同就義。——中譯者注

[123] 皮·布魯埃，《陳獨秀與第四國際（1938—1942）》（Chen Duxiu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1938-42），《革命史》，第2卷，第4期，1990年春季，第16—21頁。——原注

marxists.org/archive/br ——中譯者注

[124] 1937年，陳獨秀出獄後，曾試圖爭取陸軍第179師師長何基灃，打算通過何基灃的關係，進行實際的抗日武裝鬥爭。但是，可能是因為走漏了風聲，何基灃很快就被免去了師長的職務，這一打算也就化為泡影。詳情請參閱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抗戰初期的陳獨秀》一章（《雙山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12—238頁）。可在此閱讀：marxists.org/chinese/wa

在陳獨秀與何基灃的談話中，「一個中心思想被確定下來，就是：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藉此增強軍隊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陳獨秀認為：「……我們在現存軍隊中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眾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眾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儘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雙山回憶錄》，第219頁，第220頁）不難發現，這與中共在抗戰中的實際路線相差不大，假如中國托派能夠認真執行這一路線，那他們很有可能不會陷於消極無為的境地，而會取得重大發展，從而對中國革命日後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王凡西後來也對中國托派沒有在抗戰期間積极參加抗日武裝鬥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同上，第221頁；另請參閱《論中國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勝利與托派失敗的原因》[marxists.org/chinese/wa]與《必須從中國T派的失敗中吸取教訓》[marxists.org/chinese/wa]）。然而我們不應過分苛責我們的前輩。——中譯者注

[125] 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委員會的這個決議發表於法文版《第四國際》第11、12、13期合刊（1944年9月—11月），題為《歐洲革命的前景與任務》，它前面加了一個說明，強調指出「這個決議的主旨與1944年2月的歐洲會議決議的主旨顯然是一致的」。——原注

[126] 義大利抵抗運動在解放區成立了許多「游擊隊共和國」（Repubbliche partigiane），它們成了事實上的「第二政權」。——中譯者注

[127] 塞爾日·郎貝爾（Serge Lambert），《革命傳統與「新」意共（1942—1945）》（Tradition Révolutionaire et 『Parti Nouveau』 Communiste en Italie, 1942-45），政治學論文，格勒諾布爾，1985年。——原注

[128] 1944年2月10日，地下發行的《真理報》發表了頭版頭條文章《紅軍的旗幟將與我們的紅旗匯合在一起》（Les Drapeaux de l"Armée rouge se joindront à nos drapeaux rouges），菲利克斯·莫洛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內部公報》（Internal Bulletin）（第8卷，第8期）上引用了這篇文章，還提到印度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黨（Bolshevik-Leninists Party）、比利時的《列寧的道路》、智利的「戰士派」（El Militante）等團體都採取了相似的立場。當然，它們雖然做出了同樣的反應，但這並不表示它們都同意這個原則。這或許也體現出了它們受到的保守反應或強大壓力。——原注

菲利克斯·莫洛（Felix Morrow，1906年6月3日——1988年5月28日），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早期領袖之一，1931年參加美國共產黨，1933年參加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1940年社會主義工人黨分裂後追隨沙赫特曼少數派，1946年被開除出黨，後脫離左翼運動。

印度、錫蘭與緬甸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黨（Bolshevik–Leninist Party of India, Ceylon and Burma）是第四國際印度支部，成立於1942年。

此處提到的這個比利時團體在英文版中為「列寧之聲」（La Voix de Lenin），但在法文原文中又是「列寧的道路」（La voie de Lénine），暫且參照法文原文翻譯。《列寧的道路》是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革命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機關報。——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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