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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與托派如何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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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與托派如何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

皮埃爾·布魯埃

《革命史》編輯部的序言

本刊上一期的主題是希臘革命運動史，而本文將上一期與本刊的主題——革命者對待二戰的態度——聯繫了起來。本文最初以《托洛茨基與托派如何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Trotsky et les Trotskystes face à la deuxieme guerre mondiale）為題發表於《托洛茨基文匯》[1]第23期，1985年9月，第35—60頁。布魯埃教授與他認真負責的譯者約翰·阿徹[2]允許本刊發表這篇發人深省的文章，本刊對此深表感激。本文發表後，二戰時期的托派皮埃爾·韋爾（Pierre Vert）在《斯巴達克斯派》[3]第38—39期合刊（1986年夏季，第46—48頁）上發表文章，對本文進行了激烈的批評[4]。布魯埃在《斯巴達克斯派》第40期（1987年夏季）上發表文章，對韋爾進行了簡短的反駁，然後又在《托洛茨基文匯》第39期（1989年9月，第5—21頁）上發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方法的問題》（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question de method），更為深入地反駁了韋爾。

1989年1月，《普羅米修斯研究叢書》[5]的第二部作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檔案》（Documents on the「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發表了，這部檔案的發表，使這場爭論更加擴大。它的發表，對於研究二戰與無產階級軍事政策[6]具有重要意義，1989年3月17日的《工人先鋒》和1989年4月的《工人鐵鎚》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評論[7]。

《托洛茨基文匯》已經用了三期的篇幅（第23期、第39期與第43期，分別出版於1985年9月、1989年9月與1990年9月）來討論這個歷史問題，本刊也出了兩期專刊（《革命史》，第1巻，第3期與第4期，分別出版於1988年春季與冬季）。在本刊的第一期專刊上發表了讓—保爾·茹貝爾論革命的失敗主義的文章（最初發表於《托洛茨基文匯》第23期）[8]，與薩姆·列維（Sam Levy）為本刊而撰寫的《重新審視無產階級軍事政策》[9]，列維的文章已經發表在《托洛茨基文匯》第43期。讀者如果想更詳細地了解這個問題，可以閱讀本刊的這兩期專刊上的引言，裡面介紹了大量相關文獻。

蓋爾德·萊納—霍恩[10]（這位年輕人的資料來源並不總是可靠的）在《托洛茨基文匯》（第39期[11]，第49—75頁）上發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歐洲托派》（Le Trotskysme et l』Europe pendant la deuxieme guerre mondiale）；艾爾·理查森[12]在《工人新聞》[13]（1990年10月與11月合刊）上發表了《第四國際？什麼樣的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What Fourth International?），這兩篇文章探討了二戰期間的歐洲托派的困境。《斯巴達克斯派》在1989年夏季的第43期與第44期合刊（第28—31頁）上發表了《1939年至1940年的托洛茨基：國際執行委員會已不復存在》（Trotsky in 1939-1940: The IEC Does Not Exist）一文，記錄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導機關在二戰初期的瓦解。法國托派在抵抗鬥爭中的政策，已經逐漸為人所知，人們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來了解他們當時的政策的：一是他們當時的宣傳品，其中大部分可以在《〈工人陣線〉（國際主義工人黨，1943年）的政治文件與〈工人陣線〉（1944—1948年）多期內容的摘錄》（Documents sur la politique du Front Ouvrier (POI 1943) et sommaires des numeros du journal Front ouvrier (1944-48)）[14]中找到，這篇文章發表於《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與國際革命研究中心文匯》（Les Cahiers du CERMTRI），第48期，1988年3月；二是安德列·卡爾維（André Calvès）的《既沒有靴子也沒有獎章：大戰中的一位布列塔尼托洛茨基主義者》（Sans bottes ni medailles: Un trotskyste breton dans la guerre），這本書記載了他們的英勇事迹，該書的郵購地址為：法國蒙特勒伊市裡夏爾·勒努瓦大街2號，「突破」出版社[15]，郵編93100，書價為60法郎（含郵資）。

在二戰期間，托派對於「美國人的（或無產階級）軍事政策[16]存在著深刻的分歧，這種情況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讀過本刊上一期的讀者應該明白，大部分希臘托派是反對「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的。斯蒂納斯[17]極其嚴厲地批評了美國、英國和法國托派在二戰期間的政策（《回憶錄》，巴黎，1989年，第273頁）；卡爾利亞夫蒂斯[18]在1983年1月的《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上發表了《坎農與社會主義工人黨在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走上了社會叛徒的道路：（希臘）〈工人先鋒〉檔案彙編》（Cannon and the SWP:On the Track of the Social Betrayers in Fron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Documents of the Workers Vanguard (Greece)），同樣嚴厲地批評了社會主義工人黨在明尼阿波利斯案件[19]中的表現。卡爾利亞夫蒂斯的批評，源自西班牙老革命家格蘭迪索·穆尼斯[20]；關於穆尼斯的觀點，可以參閱他發表在《國際公報》（InternationalBulletin）第2卷第4期上的《明尼阿波利斯審判中的辯護策略》（Defense Policy in the Minneapolis Trial)一文，以及他後來寫的《社工黨與帝國主義戰爭》（El SWP y la guerro imperialista，1945年）與《托洛茨基主義與革命的失敗主義》（Le Trotskysme et la Defaitisme Revolutionnaire）兩篇文章（後兩篇文章可在《警鐘》[Alarma]上閱覽，訂閱地址為：BP 329，7564，巴黎，Cedex I 3）。當時的印度托派也做出了類似的批評（請參閱查爾斯·韋斯利·厄文[Charles Wesley Ervin]，《印度托洛茨基主義運動》[Trotskyism in India]，《革命史》，第1卷，第4期，第312頁）。英國托派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各執一詞，在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21]內部，由D·D·哈伯[22]和約翰·阿徹領導的「鬥爭中心團體」（Militant Centre Group），和由約翰·羅賓森（John Robinson）與湯姆·梅瑟（Tom Mercer）領導的左派堅決反對無產階級軍事政策，而由約翰·勞倫斯[23]和希爾達·雷恩（Hilda

Lane）領導的「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則積極支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他們的爭執，使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舉棋不定。另外一個組織「工人國際同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在戰爭初期的態度甚為保留，但隨著戰爭的進行，他們逐漸改變了態度，最後與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完全一致（請參閱薩·波恩斯坦[24]與艾·理查森合著的《戰爭與國際》[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倫敦，1986年，第12—15頁、第34—35頁、第40—42頁），他們還把坎農在受審時的發言編成了三本小冊子，用來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一些與工人國際同盟有聯繫的人，比如但澤托派的領導人弗雷德·基辛[25]，認為工人國際同盟的做法仍不夠徹底，他就這個問題在1943年4月的內部公報上發表了《當前的戰爭與社會主義國際主義》（The Present Wa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請參閱S·F·基辛[S.F.Kissin]，《戰爭與馬克思主義者》[War and the Marxists]，第2卷，倫敦，1989年，第202—203頁，這篇文章表明他至死都堅持這個觀點）。托尼·艾特曼（Tony Aitman）在1989年9月15日的英國《戰士報》（Militant）上發表了《戰爭中的戰爭》（The War Within the War），記述了工人國際同盟在軍隊中開展的鼓動工作。

一些人試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出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讀者如果沒有時間去仔細思索那些浩如煙海的問題，不妨參考一下這些人的意見。在這方面，本刊應該提名菲爾·弗蘭普頓（Phil Frampton）的《為什麼會發生世界大戰》（Why the World Went to War）（《戰士報》，1989年9月8日）與《馬克思主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Marxism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第122期，1989年），他的分析比較短。埃內斯特·曼德爾[26]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The Mea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維爾索[Verso]出版社，倫敦，1986年）至今仍不失為一部優秀的概覽；傑瑪·弗里斯特（Gemma Forest）在《馬克思主義與本世紀中葉》（Marxism and the Mid-Century）一文中（此文發表於《爭鳴》[Confrontation]，第3期，1988年夏季，第147—155頁），以及她在本刊上發表的評論中（第1卷第4期，1988—1989年冬季，第45—48頁；另請參閱第2卷第2期[第65—66頁]、第2卷第3期[第50頁]與第3卷第1期[第48—49頁]上關於這個問題的通信），對曼德爾的觀點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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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鮮為人知的文件

十多年前，達尼埃爾·蓋郎[27]把托洛茨基論二戰的一些文章結集出版[28]。他為這本書寫的序言，使他遭到了多個自稱托派的團體的猛烈抨擊。對他的指責主要有：斷章取義，歪曲托洛茨基的思想；從社會愛國主義或狹隘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立場出發，對托洛茨基的思想進行了錯誤的解釋；由於托洛茨基認為「保衛蘇聯」是大戰中的頭等大事，便把托洛茨基寫成了一個「蘇聯愛國者」；等等[29]。

在編纂法文版《托洛茨基文集》第22至24卷（預計於1986年年底出版）的過程中，筆者接觸到了蓋郎發表的那些文件的全文。此外，由於哈佛大學開放了原本被封存的托洛茨基的「流亡時期的檔案」，使我們能夠接觸到許多文件，根據這批文件，我們便可以對托洛茨基的思想做出自己的理解——既不同於蓋郎的理解，也不同於那些捍衛「正統」立場、反對蓋郎的活動家的理解；那些人的「正統」立場，源自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立場——然而，當希特勒在1940年高奏凱歌之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很久了，托洛茨基的思想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30]。托洛茨基當然知道大戰是什麼樣子，知道大戰會毀滅人類文明。而到了1940年春，正所謂木已成舟，箭在弦上，托洛茨基改變了態度，除了「以革命阻止戰爭」的舊公式之外，他還產生了新的想法。戰爭已經爆發了，人類不得不面對它。托洛茨基把大戰看作一個巨大的熔爐：革命浪潮會在無法用語言形容的苦難中出現，形成世界革命的新階段。1940年8月20日，就在他被暗殺的那一天，他正在修改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里，他非常明確地表達了這個觀點[31]。蓋郎知道這篇文章，卻視而不見，顯然是因為蓋郎不理解這篇文章的主旨：

「我們曾多次強調指出：目前這場大戰，是上一次大戰的延續。但是，延續並不等於重複。總的來說，延續意味著發展、深化、加劇。我們的政策，即革命的無產階級對於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政策，是我們在上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提出的政策的延續（這個政策主要是在列寧領導下制定的）。但是，延續並不等於重複。在這件事情上，延續也意味著發展、深化、加劇[32]。」

接下來，托洛茨基解釋說：革命派在一戰和二戰中之所以要採取不同的政策，是因為兩次大戰的發展過程在數量上而非性質上[33]的不同：

「在上次大戰期間，不只整個無產階級，就連它的先鋒隊——一定程度上，還包括先鋒隊的先鋒隊——都對戰爭措手不及。當戰爭已經全面爆發、軍事機器已經成為為所欲為的統治者的時候，革命派才開始提出針對戰爭的革命政策的各項原則[34]。」

在一戰期間，就連列寧都覺得革命的前景非常遙遠。列寧說，自己這一代人恐怕是看不到革命了[35]。托洛茨基回憶道：

「在二月革命爆發前，甚至在二月革命爆發後，革命派都覺得自己只是極左反對派，無法奪取政權[36]。」

因此，爭取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反對「國內和平」、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必要性[37]，這些防禦性的鬥爭，便成了1914年至1918年間的主要任務：

「『保衛祖國』的問題，成了革命派關注的焦點。革命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然是『不！』。這是完全正確的。宣傳工作和訓練幹部的工作，都是以這個徹底否定的回答為出發點的。但是，群眾不想被異國征服者統治，光靠這個回答無法爭取群眾[38]。」（粗體字是筆者加上的。——皮·布）

托洛茨基回顧了歷史：布爾什維克用了八個月的時間，贏得了俄國無產階級與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它能獲得這樣的成功，並不是因為它消極地拒絕保衛資產階級祖國，而是因為它知道如何積極地響應群眾的雄心壯志：

「贏得這個勝利的關鍵不在於拒絕保衛資產階級祖國，而在於『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勝利應該完全歸功於這個革命口號！批判帝國主義及其軍國主義、拒絕保衛資產階級民主等做法，並不能使布爾什維克贏得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39]。」

托洛茨基還認為，一戰與二戰的不同之處，在於客觀形勢的差異、帝國主義日暮途窮、全世界工人階級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在大戰導致的苦難與貧困的影響下，這些因素迫切地要求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托洛茨基斷言：

「我們的鼓動工作必須以這個前景為出發點。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不僅要堅持反對資本主義軍國主義、拒絕保衛資產階級國家的立場，更要為奪取政權、保衛無產階級祖國而進行直接的準備[40]。」

其實，當托洛茨基在1940年8月20日遇害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二階段的基本要素，才隨著法軍的潰敗而剛剛露頭。他就此寫道：「這不只是一段插曲，而是『歐洲的大災難』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在1940年春天，他寫了許多關於大戰與蘇聯的筆記，通過這些材料，我們就可以大體上了解到他正在形成的關於戰爭的觀點，以及他同時形成的關於革命力量必將從大戰中產生出來的觀點[41]。

達尼埃爾·蓋郎強調指出，在1940年，托洛茨基就已經對即將到來的戰爭提出了非常精準的設想。當那些曾接近托洛茨基的人打起退堂鼓，認為納粹對「褐色歐洲」的統治將維持數十年的時候，托洛茨基卻直率而自信地預言德國與美國必將為爭奪世界霸權而發生戰爭，他還預見到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短暫性、蘇聯將與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結盟、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選擇會使它避免同蘇聯發生衝突，他還預見到了很多事情，而這些事情就連許多位高權重的戰略家與評論家都沒能預測到。

蓋郎並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切。但他卻止步不前，不讓自己發現托洛茨基思想的核心。托洛茨基的這些粗略的分析，特別是他對於大戰期間的革命運動的期盼，被蓋郎縮減為「托洛茨基堅信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以世界革命的勝利告終」。蓋郎認為，托洛茨基「堅信不疑」的這一點，恰恰是一個「錯誤」。

於是，蓋朗的偏見，使他否定了托洛茨基的革命前景。這當然不是他的本意，但他引用的一些話，事實上把托洛茨基打扮成了一個甚至能對軍事問題未卜先知的預言家。這歪曲了托洛茨基的形象。蓋郎自己確實翻印了不少托洛茨基關於革命即將到來的預言！但我們必須做到公正相待。托洛茨基只是對未來瞄了一眼，指出了這些事件的大致發展方向。他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詳細的闡述和解釋。把這些「粗陋的」想法當作「正統」思想來捍衛的人，基本上都忽視了這些跡象。蓋郎的分析所引發的一些反應，表明這些人還是沒有長進，面對著由歷史提供的關於戰爭的鐵證，他們還是繼續忽視這些跡象。

因此，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對托洛茨基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觀點做個大致的總結。筆者必須強調指出：他的這些觀點不僅涉及二戰的基本方面，也涉及到一些二戰初期的具體情況。本文不打算討論某些問題，比如他對蘇聯官僚在1939年出兵波蘭所造成的影響的分析、他對於蘇聯出兵芬蘭所造成的影響的設想等問題。這些分析，構成了關於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官僚化衛星國（後來叫做「緩衝國家」）的理論的基礎。1939年至1940年，社會主義工人黨就蘇聯的階級性質進行了黨內討論，這些分析和理論可以在這次討論中發表的各種文件中找到[42]。

托洛茨基認為，納粹軍靴下的「褐色歐洲」不會持續一千年。他自信地預言，它頂多能維持十年。他特地指出了納粹領導下的德國軍隊的勝利，會對歐洲勞動群眾產生什麼樣的嚴重影響：「他們對希特勒滿懷仇恨，這種仇恨里夾雜著複雜的階級感情[43]。」

在托洛茨基看來，這是一種有利的因素，美國革命的準備工作可以依靠這些因素。他從這一點出發，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這讓社工黨的同志吃了一驚）：考慮到在「軍事化的社會」里要以新的形式來開展政治工作，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要由工人擔任軍官，並在工會的監督下對每個工人進行軍事訓練。這些要求，意味著建立政治獨立的武裝——在提出這些要求的同時，還要提出這樣的鼓動口號：「向成百上千萬的美國工人解釋：保衛他們的『民主』的鬥爭，不能交給一個美國的貝當[44]元帥來指揮」：

「工人們，你們想保衛與改善民主。我們第四國際想要更進一步。不過我們願意和你們一起保衛民主，但必須是真正的保衛，而不是像貝當那樣叛賣投降[45]。」

在托洛茨基思想的「正統捍衛者」看來，托洛茨基的這段話只是一個花招、一個計策、一種權宜之計，它的目的是揭露資產階級，暴露出資產階級害怕工人階級遠甚於害怕國內外法西斯主義的真面目。這種看法經受不住嚴肅的考驗。即使是在最抽象的層面上，上面這段話里提出的公式，又怎麼能與某種庸俗的「失敗主義」概念（這種「失敗主義」概念與托洛茨基毫不相干）調和起來呢？

不僅如此，托洛茨基在與社工黨的同志討論時，果斷提出了黨的「軍事化」的問題，並大力批判他們的「和平主義」態度，要求他們拋棄這種態度。他還要求他的同志與每一個革命者都要成為「好戰派」[46]——他用的字眼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好戰派」[47]。他們必須轉變為「好戰派」，因為人類即將進入一個社會軍事化與武裝鬥爭的時代。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派必須變為好戰派，因為人類的命運將取決于軍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進行武裝鬥爭、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取政權的時機很快就會出現，革命派必須對此做好準備。為此，他們必須到群眾中去，在群眾中間開展準備工作。這就是托洛茨基的觀點。

對群眾運動（以歐洲為主）的具體分析，是這個觀點的基礎。在1940年6月30日的一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概述了他對歐洲形勢發展的預測，他認為歐洲將會經歷一個群眾揭竿而起、反抗異國佔領的時期：

「戰敗國群眾的處境將立即極度惡化。除了原有的社會壓迫之外，現在又加上了一重民族壓迫，它們的重擔，主要是由工人來承受的。在所有的獨裁形式當中，異國征服者的極權獨裁是最令人難以忍受的[48]。」

深受社會和民族兩重壓迫的群眾，對「異國征服者的極權獨裁」感到「難以忍受」，托洛茨基認為革命派應該站在群眾一邊，這難道有什麼好懷疑的嗎？

他知道納粹會拚命剝削戰敗國的工業與自然資源。他知道這種敲骨吸髓的剝削會使戰敗國一貧如洗。他預見到了工農群眾的反抗：「在每一個波蘭、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法國的工人和農民背後，都安排一個士兵，拿槍逼著他們幹活，這是辦不到的[49]。」他相信希特勒對歐洲的統治，將激起各國人民的大起義：

「可以肯定的是，被佔領的各個國家將會迅速變為火藥桶。這種局面的危險之處在於：起義有可能未經充分準備就過早爆發，從而導致孤立的失敗。然而，總的來說，在討論歐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局部的失敗[50]。」

「歐洲各地的無產階級革命」，始終是希特勒的心頭大患。托洛茨基預測，群眾會「試圖抗議與反抗」，「起初是偷偷地進行，然後會越來越公開、越來越大膽」，而佔領軍將不得不一面「安撫」群眾、一面鎮壓群眾[51]。

在科約阿坎（Coyoacán）接受杜威委員會[52]的質詢時，托洛茨基指出：在同蘇聯交戰的帝國主義國家裡，和在同蘇聯結盟的帝國主義國家裡，應當採取不同的立場。在前一種情況下，當前目標應該是破壞整個國家機器——首先是戰爭機器。而在後一種情況下，當前目標應該是在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並為無產階級革命進行準備[53]。顯然，當德軍入侵蘇聯時，在被納粹佔領的整個歐洲，不僅要破壞和打擊德國的戰爭機器，更要進行武裝抵抗，而這就意味著要開展武裝鬥爭。

不過，為了理解那些所謂的「正統派」的批評意見（哪怕只是理解一部分），我們應當回顧一下：在1937年，費雷肯[54]和一些政治夥伴曾指責托洛茨基，說他在蘇聯捲入戰爭的情況下，以「保衛蘇聯」為借口，拒絕在蘇聯的帝國主義盟國中採取「失敗主義」立場，違背了自己的原則。在明尼阿波利斯案件中，詹姆斯·帕·坎農[55]和社工黨所採取的辯護政策，遭到了西班牙人格蘭迪索·穆尼斯的批評，在穆尼斯的批評當中，我們也能看到這種「正統派」的思路。第四國際在二戰期間的政治歷史，清楚地表明了這種「正統派」的力量有多大，它打著「正統」的旗號，結果卻往往採取了無異於和平主義的立場，它認為，開展武裝鬥爭，就等於參加戰爭，就等於參加「神聖的聯合[56]」，就等於接受戰爭，而它之所以這麼認為，完全是因為鬥爭採取了武裝的形式。這種思想既是宗派主義的，也是保守的。

也有人認為，托洛茨基鼓吹這種政策，是因為他深受「蘇聯愛國主義」的影響，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他解釋過自己採取「保衛蘇聯」立場的原因，讀過他的解釋之後，這種無稽之談便不攻自破。無論是他的分析，還是他提出的口號，都絕無半點向社會愛國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的國防妥協退讓的意思。正如他強調的那樣：「如果我們被誤認為和平主義者，這要比被暫時誤認為資產階級好戰分子危險百倍[57]。」

蓋郎認為，1940年5月國際會議通過的《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從其長度和內容來看」，都是他編纂的那本集子的「核心文件」，這個宣言「如此強烈、如此自信地體現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本原則」。托洛茨基在這個《宣言》的結尾號召工人「成為熟練掌握軍事技術的專家」，然後他做出了結論，而這個結論直截了當地體現了這一點：

「同時，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這場大戰並不是我們的戰爭……第四國際的政策，不是為了讓資本主義國家大發戰爭財，而是為了把帝國主義大戰轉變為工人反對資本家的戰爭，推翻所有國家的統治階級，進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58]。」

因此，托洛茨基思考的其實還是革命的問題：大戰的進行與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加劇（大戰既是危機的體現，也加劇了危機），為工人階級創造了奪取政權的條件，問題的關鍵在於革命運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在大戰期間，在社會軍事化的背景下，如果不採取以武裝的階級鬥爭或階級戰爭為主的形式，同政治鬥爭建立實際聯繫，就不可能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只有無可救藥的空想家或宗派主義者才會幻想有其它的出路。革命派和工人階級要想在新的戰場上打敗軍國主義者，就得把自己軍事化。

托洛茨基在1940年提出的這個前景，是否在二戰中得到了應驗？凡是對此有疑問的人，都應該注意到一些事實。首先，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都想讓人們以為，它們是本國的武裝鬥爭的唯一領導者，而且它們往往讓人們信以為真；然而，它們只是在事後才採取了開展武裝鬥爭的政策。這是因為，它們是在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後，才宣布「保衛」蘇聯，從而轉變為「抵抗戰士」的。可是，當武裝鬥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在蘇聯官僚的指示下，這種「保衛」就走了樣：針對德國戰爭機器的破壞與游擊行動停止了。當群眾運動有可能衝破蘇聯與帝國主義盟友之間的協議的限制，改變雙方對勢力範圍的劃分，更嚴重的是有可能引發革命的時候——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跟希特勒一樣害怕革命，如果希特勒不能撲滅起義，他們就親自動手——這種「保衛」就變成了針對群眾運動的直接或間接的政治鬥爭，如有必要，還會變成警察式的鎮壓。

其實，在納粹德國佔領下的整個歐洲，各國不僅要承受異族佔領軍的民族壓迫，還要遭受系統的劫掠（民族壓迫與系統劫掠的程度，在各國都不盡相同），使這些國家陷入了貧困，有幾個國家還陷入了饑荒。這也就為革命漲潮創造了條件。於是，帝國主義鏈條在歐洲最薄弱的環節，便最明顯地暴露了出來。斯大林黨的機關以前在處理黨與群眾的各種關係時，乃至遇到偶然的歷史條件時，曾有效地發揮了「安全閥」的作用，然而，在面臨這種危機時，它就不那麼管用了。儘管革命運動遭到了斯大林黨的機關的阻礙，儘管它自身矛盾重重，但它依然在前進。

我們想利用這樣一些事例，來全面檢驗托洛茨基提出的前景的正確性，在這些事例中，革命發生了，它憑藉自己的力量，在它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掙脫了正式的共產黨的束縛，但是，由於缺乏一個可以取代正式的共產黨的領導層，結果，在德國帝國主義完蛋後，它就被同盟國鎮壓下去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希臘革命應該是最有教育意義的事例。

[1] 《托洛茨基文匯》（Cahiers Léon Trotsky）是由列昂·托洛茨基研究會發行的刊物，1979年1月發行第1期，2003年3月發行第80期後停刊。列昂·托洛茨基研究會（Institut Léon Trotsky）是一個致力於保存、編纂和出版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的機構，皮埃爾·布魯埃同志是其創辦人之一。——中譯者注

[2] 約翰·阿徹（John Archer，1909—2000），英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老戰士，第四國際英國支部創始人之一。他是布魯埃的長年合作者。——中譯者注

[3] 《斯巴達克斯派》（Spartacist）是美國斯巴達克斯同盟（Spartacist League/U.S.）的刊物。——中譯者注

[4] 皮埃爾·韋爾的這篇文章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托派》（Trotskyists in World War Two），可在此閱讀：

marxists.org/history/et

——中譯者注

[5] 「普羅米修斯研究叢書」（Prometheus Research Series）是由美國斯巴達克斯同盟出版的一套叢書，全套叢書可從這裡下載：

icl-fi.org/prl/ ——中譯者注

[6] 1940年5月，當納粹軍隊席捲西歐時，第四國際在紐約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通過了托洛茨基同志為這次會議編寫的宣言（《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on the Imperialist War and the Proletarian World Revolution]），在這個宣言中，托洛茨基同志針對新的戰爭形勢，首次提出了「在工會監督下對工人進行軍事訓練」的政策，但是，托洛茨基同志還沒有來得及進一步闡釋和完善這個政策，就被斯大林的特務殺害了。他遇害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發揚了這一政策，將其發展為「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PMP），這一政策的核心口號是「由工會監督軍事訓練」。詳情請參閱美國斯巴達克斯同盟出版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檔案》，此書可在此閱讀：

marxists.org/history/et ——中譯者注

[7] 《工人先鋒》（Workers Vanguard）是美國斯巴達克斯同盟的機關報，《工人鐵鎚》（Workers Hammer）是美國斯巴達克斯同盟的兄弟支部——英國斯巴達克斯同盟（Spartacist League/Britain）的機關刊物。——中譯者注

[8] 讓—保爾·茹貝爾（Jean-Paul Joubert）是列昂·托洛茨基研究會的領導人之一，他這篇文章可在這裡閱讀：

marxists.org/history/et ——中譯者注

[9] 薩姆·列維（Sam Levy）是英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一位老戰士，曾長期擔任《革命史》編輯委員會委員，《重新審視無產階級軍事政策》（The 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 marxists.org/history/et ——中譯者注

[10] 蓋爾德—萊納·霍恩（Gerd-Rainer Horn，1955—），歷史學家，曾任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教授。——中譯者注

[11] 原文為「第9期」，經查證改為「第39期」。——中譯者注

[12] 艾爾·理查森（Al Richardson，1941年12月20日——2003年11月22日），英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歷史學家。生於英格蘭南約克郡巴恩斯利附近的一個村莊，曾在赫爾大學（University of Hull）學習神學，後來在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擔任講師。曾參加英國共產黨，但在讀了伊薩克·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後，深受震動，從此轉投托洛茨基主義。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編撰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歷史，1988年創辦《革命史》雜誌。——中譯者注

[13] 《工人新聞》（Workers News）是英國「工人國際同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WIL）的機關報，1959年3月創刊。這個「工人國際同盟」是1985年從「革命工人黨」（Workers』 Revolutionary Party）中分裂出來的一個團體，與下文出現的成立於1937年的工人國際同盟不是一個組織。——中譯者注

[14] 《工人陣線》（Front Ouvrier）是國際主義工人黨（Parti ouvrier internationaliste，POI）的機關報，1948年停刊。國際主義工人黨成立於1936年，1938年正式成為第四國際法國支部。在1939年1月15日召開的國際主義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多數派拒絕打入工農社會黨，第四國際為此在同年6月15日宣布開除國際主義工人黨。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國際主義工人黨的部分黨員與另外一些左翼組織旋即成立了「第四國際委員會」（Comité pour la IVe

Internationale），開始了反對納粹德國的鬥爭。1942年4月，第四國際委員會改名為「第四國際法國委員會」（Comités Fran?aise de La IVe Internationale），1942年12月，第四國際法國委員會重新採用國際主義工人黨的名字。1944年3月，國際主義工人黨與另外幾個托派組織合併為國際主義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PCI），並被第四國際重新接納為法國支部。——中譯者注

[15] 「突破」出版社（La Breche）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派）法國支部的出版社。——中譯者注

[16] 由於「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第四國際美國支部（社會主義工人黨），所以其它國家的一些托派把它當作「美國人的」軍事政策。——中譯者注

[17] 阿基斯·斯蒂納斯（?γι? Στ?να?，拉丁化轉寫：Agis Stinas，1900—1987），本名斯皮洛斯·普里夫蒂斯（Σπ?ρο? Πρ?φτη?），生於希臘克基拉島一個富裕的橄欖油商人家庭。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傾向共產主義，1920年5月參加希臘社會主義工人黨（Σοσιαλιστικ? Εργατικ?

Κ?μμα Ελλ?δο?，希臘共產黨的前身），很快成為黨的重要幹部，曾任中央委員會委員、中西部馬其頓地區黨組織書記。曾反對左翼反對派，但「第三時期」的錯誤路線，使他逐步醒悟過來，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並在希共內部建立左翼反對派組織——希臘共產黨列寧主義反對派（Λενινιστικ? Αντιπολ?τευση του ΚΚΕ），成為希臘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袖之一。在二戰期間，他的組織——國際主義共產主義者同盟（Κομμουνιστικ? Διεθνιστικ? ?νωση）雖然認為蘇聯是「墮落的工人國家」，但反對保衛蘇聯。納粹德國佔領希臘後，積极參加抵抗運動。1946年參加了希臘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統一大會，建立了希臘國際主義共產黨（Κομμουνιστικ? Διεθνιστικ? Κ?μμα Ελλ?δα?），1947年春季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拋棄了列寧主義，逐步轉向無政府主義立場。1987年11月7日逝世。——中譯者注

[18] 盧卡斯·卡爾利亞夫蒂斯（Λουκ?? Καρλι?φτη?，拉丁化轉寫：Loukas Karliaftis， 1905—2003），又名科斯塔斯·卡斯特里蒂斯（Κ?στα? Καστρ?τη?），希臘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老戰士，1921年參加希臘社會主義工人黨，此後參加了希共內部的「馬克思主義文庫派」（Αρχειομαρξιστ?ν）。1930年「馬克思主義文庫派」成為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希臘支部，改稱「希臘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組織—馬克思主義文庫派」（Κομμουνιστικ? Οργ?νωση Μπολσεβ?κων Λενινιστ?ν Ελλ?δα? –Αρχειομαρξιστ?ν），1934年「馬克思主義文庫派」脫離國際左翼反對派後，卡爾利亞夫蒂斯選擇了托洛茨基主義，並於1938年參加了第四國際希臘支部——希臘共產主義國際主義者統一組織（Ενια?αΟργ?νωση Κομμουνιστ?ν Διεθνιστ?ν Ελλ?δα?）。二戰期間積极參加了希臘托派的組織工作，並在1946年希臘托派的統一大會上當選為希臘國際主義共產黨總書記。第四國際分裂後，卡爾利亞夫蒂斯領導的「工人先鋒」派（Εργατικ? Πρωτοπορε?α）參加了國際委員會派。在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積极參加了反對獨裁政府的鬥爭。2003年10月25日在雅典逝世。——中譯者注

[19] 1941年6月27日，聯邦調查局搜查了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辦公室。7月15日，聯邦大法官以「鼓吹暴力推翻政府、在軍隊中煽動士兵抗命」的罪名，起訴了29名社工黨黨員。1941年12月8日，法庭判決18名被告有罪，其中12人被判處十六個月監禁，其餘6人被判處一年監禁。被判決有罪的人包括詹姆斯·坎農、法雷爾·多布斯、阿爾伯特·戈爾德曼等社工黨重要幹部。關於這個案件的具體經過，請參閱《法庭上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on Trial），此書可在此閱讀：

marxists.org/archive/ca ——中譯者注

[20] 格蘭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爾·費爾南德斯—格蘭迪索·馬丁內斯（Manuel Fernández-Grandizo Martínez），生於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時隨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參加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國際左翼反對派西班牙支部），並參加了1934年十月起義。在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多數派同第四國際斷絕關係後，他與堅持擁護第四國際的少數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a）。格蘭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議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全體參加統工黨，成為統工黨內的一個派別組織，遭到統工黨拒絕，於是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大部分成員便以個人身份參加了統工黨，1937年4月5日他們全部被開除出黨。此後格蘭迪索·穆尼斯參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羅那起義，起義失敗後轉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軍隊佔領巴塞羅那時越獄，潛入法國。1940年春季流亡墨西哥，二戰後與第四國際書記處產生分歧，1948年脫離第四國際。此後轉向左派共產主義立場。1951年潛回西班牙國內，組織工人運動，1952年被捕後被判處十年徒刑。1957年獲釋後前往巴黎，繼續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間進行革命活動。——中譯者注

[21] 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RSL）成立於1938年初，1938年8月，詹姆斯·坎農和馬克斯·沙赫特曼抵達倫敦，試圖把英國的四個托派組織統一起來。經過他們的努力，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戰士派」（Militant Group）與革命社會黨（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同意合併為新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但工人國際同盟拒絕參加。由三個組織統一而成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被第四國際接納為英國支部。——中譯者注

[22] 丹澤爾·迪恩·哈伯（Denzil Dean Harber，1909年1月25日——1966年8月31日），生於倫敦南部的斯特里漢姆（Streatham），1929年參加英國共產黨，1932年前往蘇聯參觀，但這趟旅程卻使他對蘇聯幻滅。回國後參加了英國左翼反對派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1934年11月，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議打入獨立工黨，並在獨立工黨內部建立了秘密的派別組織「馬克思主義者團體」（Marxist Group）。1935年脫離獨立工黨，打入工黨，並建立了「戰士派」。1938年參加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並曾擔任書記。同年9月3日代表英國托派參加了第四國際的成立大會，併當選為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1944年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與工人國際同盟合併為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RCP）。1949年革命共產黨解散後，曾參加工黨內部的托派組織「俱樂部」（The Club），但不久後便脫離政治，轉而研究鳥類。——中譯者注

[23] 約翰·戈登·邁克爾·勞倫斯（John Gordon Michael Lawrence，1915年9月29日——2002年11月14日），生於英國伯克郡桑赫斯特。父親是桑赫斯特軍事學院的教官。在大蕭條期間參加了失業工人運動，並於1937年參加英國共產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受到巨大衝擊，並因此脫黨，參加了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1941年追隨伊薩克·多伊徹參加了工人國際同盟，不久又脫黨，參加了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因支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而被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開除。此後擔任第四國際駐英國代表，並參加了將革命社會主義者同盟與工人國際同盟合併為革命共產黨的工作。1948年開始擔任《社會主義展望》（Socialist Outlook）編輯。第四國際分裂後，支持米歇爾·帕布洛的國際委員會派。但是他逐漸對托洛茨基主義感到失望，1954年10月，他解散了國際委員會派英國支部，並參加了英國工黨，1956年當選為倫敦市聖潘克拉斯（St Pancras）區議員。1958年被工黨開除後，重新參加英國共產黨。1964年脫黨後，逐步轉變為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中譯者注

[24] 薩姆·波恩斯坦（Sam Bornstein，1920—1990），曾參加獨立工黨青年協會，後轉向托洛茨基主義，參加了工人國際同盟。他與艾爾·理查森編寫了三卷英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歷史。1988年參與創辦《革命史》雜誌。——中譯者注

[25] 齊格弗里德·基辛（Siegfried Kissin，1908—1988），昵稱「弗雷德」（Fred）。生於但澤，曾在柯尼斯堡、布雷斯勞、柏林、弗萊堡等地求學。1934年初參加國際左翼反對派德國支部，很快成為但澤托派組織的領導人。1937年成為德國流亡托派的領導人之一。二戰期間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譯者注

[26] 埃內斯特·埃茲拉·曼德爾（Ernest Ezra Mandel，1923年4月5日——1995年7月20日），生於法蘭克福，幼年時隨父母移居安特衛普。1939年參加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納粹德國佔領比利時後，積极參加地下抵抗運動，曾三次被捕。二戰結束後進入第四國際國際書記處，此後長期擔任第四國際領導人，並成為第四國際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中譯者注

[27] 達尼埃爾·蓋郎（Daniel Guérin，1904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生於巴黎。1932年參加法國總工會。三十年代中期參加了馬索·皮維爾領導的「革命左派」，革命左派被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開除後，成為工農社會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此後接近托洛茨基。1940年法國投降後與部分托派成立「第四國際委員會」。二戰後又遠離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1946年移居美國。——中譯者注

[28] 這些文件收錄於列·托洛茨基，《論第二次世界大戰》（Sur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最初由比利時的「鼴鼠」（La Taupe）出版社出版，1974年由巴黎的塞伊（Seuil）出版社出版。在托洛茨基的這些文章與談話裡面，有一些段落與二戰沒有直接關係，而是討論西班牙內戰與第四國際的，這些段落有時會被刪去。——原注

[29] 蓋郎寫的序言與後記收錄於《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第12—14頁、第18—19頁。——編注

蓋郎的序言可在此閱讀：

marxists.org/history/et

蓋郎的後記可在此閱讀：

marxists.org/history/et

——中譯者注

1945年，（第四國際）歐洲書記處將其中一些文件發表在《內部公報》（第5期）上。第四國際的一些成員強烈反對托洛茨基，一位來自法國或比利時的成員以「阿姆」（Am）為筆名，給（第四國際）國際書記處寄去了一篇文章《論無產階級軍事政策：「老頭子」殺死了托洛茨基主義？》（On the Subject of the 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 Did the Old Man Kill Trotskyism?）。此文認為托洛茨基的立場是「純粹的沙文主義」，「他犯了大錯」，並將其歸結於「他想要保衛祖國，而不是首先推翻資產階級，同時，他又利用帝國主義敵人的威脅來進行鼓動。」

他甚至質問：「我們必須公開而直率地提出這個問題：既然第四國際的領袖已經墮入了社會沙文主義的泥潭，那我們還能繼續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嗎？」此文收錄於國際書記處檔案庫，這個檔案庫現在由「列昂·托洛茨基研究所」所有。——原注

「老頭子」是第四國際成員對托洛茨基同志的昵稱。——中譯者注

[30] 列·達·托洛茨基，《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大戰》（Bonapartism, Fascism and War），《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英文版），紐約，1977年，第410頁及其後。這個版本略有修改。另一個版本收錄於列·達·托洛茨基，《德國的反法西斯鬥爭》（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紐約，1971年，第444頁及其後，編輯給這個版本增補了一些內容。托洛茨基還沒寫完這篇文章，就被暗殺了；此文最初發表於1940年10月的《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編注

[31] 即《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大戰》。——中譯者注

[32] 《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大戰》，《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11頁。——原注

[33] 法文原文此處為「quantitative et non qualitative」，而英譯文卻是「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意思相反，故參照法文原文翻譯。——中譯者注

[34] 《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大戰》，第411頁。——原注

[35] 1917年1月22日，列寧在蘇黎世向瑞士青年工人發表演講，他在結尾時說道：「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關於1905年革命的報告》，《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33頁。）——中譯者注

[36] 《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大戰》，《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11頁。——原注

[37] 「爭取無產階級的獨立性」，意思是說無產階級必須始終堅持獨立的階級立場，而不能盲從有產階級，去為有產階級充當炮灰；「國內和平」（civil peace），即停止國內的階級鬥爭，「一致對外」，實際就是社會愛國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以「保衛祖國」為名，誘騙無產階級去為本國有產階級火中取栗。——中譯者注

[38] 《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大戰》，《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11頁。——原注

[39] 同上，第412頁。——原注

[40] 同上，第414頁。——原注

[41] 這些文件將隨《托洛茨基文集》法文版第23卷一同出版；包括《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與戰爭》在內的一批文章和講話將隨第26卷出版。——原注

請參閱列·達·托洛茨基，《論希特勒軍隊的未來》（On the Future of Hitler』s Armies），《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06頁；《大戰的頭七個月》（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War）的殘篇、關於蘇聯的一些殘篇、《為一本論〈戰爭與和平〉的書而做的序言》（Preface to a Book on War and Peace），《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補集》（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Supplement 1934-40），紐約，1979年，第72頁及其後——編注

[42] 請參閱《保衛馬克思主義》，此書可在此閱讀：

marxists.org/chinese/Tr ——中譯者注

[43] 列·達·托洛茨基，《與托洛茨基的討論》（Discussions with Trotsky），《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53頁。——原注

[44] 昂利·菲利普·貝諾尼·奧梅爾·若瑟夫·貝當（Henri Philippe Benoni Omer Joseph Pétain，1856年4月24日——1951年7月23日），法國元帥。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後，貝當於1940年5月18日出任副總理，幾天後，貝當認為德軍的攻勢無法阻擋，力主投降。6月16日，貝當出任總理，並於6月22日向納粹德國投降，然後又在7月11日出任維希法國國家元首。法國解放後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終生監禁，死於獄中。——中譯者注

[45] 列·達·托洛茨基，《怎樣真正地保衛民主》（How to Really Defend Democracy），《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344—345頁。——原注

[46] 原文為militarist，一般譯為「軍國主義者」，但在這裡譯為「軍國主義者」不太恰當，所以改譯為「好戰派」。——中譯者注

[47] 列·達·托洛茨基，《與托洛茨基的討論》（Discussions with Trotsky），《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57頁。——原注

[48] 列·達·托洛茨基，《我們不會改變自己的路線》（We Do Not Change Our Course），《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97頁。——原注

在英文版中，引用的這段原文並沒有粗體字，這裡的表示強調的粗體字是根據法文版補上的。——中譯者注

[49] 同上，第298頁。——原注

[50] 同上。——原注

[51] 列·達·托洛茨基，《論希特勒軍隊的未來》（On the Future of Hitler"s Armies），《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06頁。——原注

[52] 1936年，蘇聯官僚階層在莫斯科審判中，炮製了莫須有的「托洛茨基反蘇中心案件」。1937年3月，為了洗清托洛茨基同志的不白之冤，「美國保衛列昂·托洛茨基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on Trotsky）組織了「調查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審判中遭到的指控預備委員會」（Preliminary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Leon

Trotsky in the Moscow Trials），並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出任主席，故通稱「杜威委員會」（Dewey Commission）。杜威委員會經過多次詳細認真的調查取證後，做出了正式結論：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審判中受到的指控全部不成立，托洛茨基無罪。杜威委員會發表了自己的調查報告，題為《列昂·托洛茨基案件》，可在此處閱讀：

marxists.org/archive/tr ——中譯者注

[53] 《列昂·托洛茨基案件》（The Case of Leon Trotsky），紐約，1969年，第289—290頁。——原注

[54] 若爾日·費雷肯（Geroges Vereeken，1896—1978），生於根特（Ghent），曾當過計程車司機。1922年參加比利時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de Belgique），1925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28年開始參加左翼反對派。1935年因反對「打入主義」政策，拒絕打入比利時工人黨而脫離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參加了革命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1937年至1938年任革命社會黨書記。二戰期間參加地下抵抗運動，1944年7月被納粹德國秘密警察逮捕。二戰結束時獲釋。二戰後繼續活躍於非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譯者注

[55]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農（James Patrick 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於堪薩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參加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1911年參加世界產業工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一戰期間反對戰爭，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傾向共產主義，1919年參與創建美國共產主義工人黨（Commun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美國共產黨成立時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1928年的共產國際六大上接受了左翼反對派的主張，為此被美共開除，此後成為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袖，建立了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和社會主義工人黨，並在社會主義工人黨成立時擔任全國書記。1953年辭去全國書記的職務後退居二線。1974年在洛杉磯逝世。——中譯者注

[56] 一戰爆發後，法國社會黨立刻站在本國資產階級一邊，支持戰爭，1914年8月4日，法國總統雷蒙·龐加萊（Raymond Poincaré）呼籲法國人民實現「神聖的聯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國議會任命勒內·維維亞尼（René Viviani）為總理，組織「神聖聯合」內閣，法國各主要黨派都參加了這個內閣，社會黨人儒勒·蓋德和馬塞爾·松巴（Marcel Sembat）也參加了。這裡的「神聖聯合」，是指左翼政黨同資產階級政府相互勾結、放棄國內的階級鬥爭、欺騙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去充當炮灰的同盟關係。——中譯者注

[57] 《與托洛茨基的討論》，《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56頁。——原注

[58] 列·達·托洛茨基，《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22頁。——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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