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舌」視物：我們能為人類創造出新感官嗎？

原文發表於《紐約客》雜誌，作者：NICOLA TWILLEY

在科羅拉多州高登市的「地球跋涉」體育館內，一群攀岩者正在熱身：做拉伸運動，配戴繩套，往手上塗鎂粉；他們在準備爬館內的岩壁，壁上設有彩色的塑料岩點。埃里克·魏亨麥爾（Erik Weihenmayer）坐在一邊讀單詞抽認卡，額頭上戴著一條細細的灰色塑膠頭帶。「我看見最後一個字母是『E』，」他左右上下地移動腦袋，說道：「肯定是E，這個單詞是『please』嗎？」他問我。的確如此。魏亨麥爾得意地開始讀下一張卡片。

魏亨麥爾是唯一一個攀登過珠穆朗瑪峰的盲人。他患有先天性青年型視網膜劈裂症，在中學一年級時視網膜斷裂，徹底失明，不能再參與家人都擅長的球類運動。在一個盲人夏令營里，他接觸了攀岩運動，很快喜歡上它：他用手摸索岩石壁尋找下一個岩點，或者用冰鎬探路；攀岩時會有一個嚮導在前方描述地形，搖晃鈴鐺提醒他。就這樣，他征服了七大洲上的所有最高峰。

十年前，魏亨麥爾開始使用一種叫BrainPort的裝置，它可以讓他用舌頭「看見」岩壁。這種裝置由兩部分組成，用電纜連接：裝有微型攝影機的頭帶，和白色塑料棒棒糖狀的裝置，郵票大小，銜在他的嘴裡。攝像頭的解析度被壓縮為400像素，相機的信號通過棒棒糖上對應的400個小電極發出刺激，傳到舌頭上。暗像素會給舌頭較強的刺激；亮像素只會造成一點點刺痛，他形容這種刺激造成的視覺體驗像「用小氣泡畫的畫」

魏亨麥爾在行動之前讀單詞卡是為了校準電極的強度，確保相機面對的方向和他想的一致。校準之後他穿上了繩套，開始挑戰「Mad Dog」高難度攀岩路線——這條路線上全是相隔很遠的藍色岩點。如果不用BrainPort的話，魏亨麥爾會爬得驚人的快——像蜘蛛一樣，他伸出手和腳，如擋風玻璃前的雨刷一般掃動，尋找下一個岩點——儘管動作不大優美。戴上儀器後他的動作會慢很多，同時也很謹慎。每走一步他都得身體後傾，觀察岩壁，小心地伸手到半空中，停留一瞬間便抓向幾英尺之外的岩點。「你必須要把手伸出去，否則很難判斷岩點在哪兒。」當我在準備挑戰一條簡單得多的「Cry Baby」路線時，他對我解釋道，「我的手擋住了岩點，我就知道找到了它，然後就能爬到那個位置。

○ 探險家埃里克·魏亨麥爾

他不會戴著BrainPort去爬珠穆朗瑪峰——電子設備會犯錯，在極端條件下依賴它指引路線顯得很冒險。但魏亨麥爾在猶他州和科羅拉多州附近的戶外攀岩嘗試過。BrainPort重塑了他的手眼協調能力，這令他很高興：「我可以看見岩點，然後抓住它——『嘭』！這個東西在那兒，而我就恰好能夠抓住它。對於一個視力正常的人這很簡單，但這種感覺太棒了。」

BrainPort是一種正在興起的「感官替代設備」，用觸覺替代視覺。另一種叫vOICe的儀器將視覺信息轉為聽覺信息。還有的儀器用觸覺來傳達聽覺信息，供聽覺障礙者使用；或者用聲音傳達觸覺信息，服務燒傷病人和麻風病人。儘管設計這些儀器的出發點是恢復損壞的「感覺」，在過去的十年它們也逐漸修正了人們對大腦結構和發展的認識。「感官替代」背後的原理非常基礎：不管刺激是從哪一個感受器官發出，大腦處理知覺信息的方式是相似的。正如BrainPort的發明者，神經科學家保羅·巴赫-利塔（Paul Bach-y-Rita）所言：「你不是在用眼睛看周圍的世界，而是用整個大腦。」

巴赫-利塔被譽為「感官替代之父」，於2006年去世。他常強調，盲文和盲杖都運用了感官替代的原理，用觸覺傳達視覺信息，例如紙上的文字、空間內的物體。他甚至提出「寫」應該是感官替代原理的先驅——這將「聽到」的字轉為了可以「看見」的字。

巴赫-利塔的醫學生涯起始於視覺恢復領域，他是眼部肌肉神經生理方面的專家。在1959年，他的父親佩德羅·巴赫-利塔（Pedro Bach-y-Rita），一位移民至布朗克斯並在城市學院教書的加泰羅尼亞詩人，患了嚴重的中風。醫生斷言他不能再講話或走路，但保羅的兄弟，當時是一位醫學生，制定了一套嚴苛的康復計劃：佩德羅必須在地上用膝蓋前行，直到能夠正常走路；必須練慣用鏟子舀起一堆硬幣，直到能夠自給吃飯。一年以後，佩德羅已經能回學校教書；兩年以後，他可以獨立生活。1965年在哥倫比亞登山時，他死於心臟病突發。然而，屍檢報告顯示，他的大腦仍是嚴重損害的狀態；其中，負責隨意運動和不隨意運動的大腦區域幾乎全部被毀。「他怎麼可能恢復得這麼好呢？」 巴赫-利塔很驚奇，「如果他能復原，為什麼其他人不可以？」

儘管在很久以前就開始改進用觸覺替代視覺的儀器，巴赫-利塔在1969年才完成這種儀器的設計雛型，因為他父親的事例讓他認識到大腦的適應修復能力。原型是用一把遺棄的牙醫椅和一台舊電視攝像機做的，一共花了400多英鎊。盲人可以坐在椅子里，移動手柄來調整攝像機位置，以便「看」到周圍情景。模擬錄像會被輸入一個大型計算機，然後被轉換為400個不同灰度的圓點。但這些帶有信息的灰色圓點不會像在BrainPort里一樣被轉為電極刺激，它們會被傳輸到相對應的400個安置在椅子背後的特氟綸尖端大頭針網格上。暗像素對應的大頭針會劇烈地搖晃，亮像素對應的幾乎不動，用戶們就可以通過背上的刺激感受圖畫。幾個小時的練習之後，巴赫-利塔的第一批六個志願者，全是天生的盲人，就可以區別直線和曲線，認出電話和咖啡杯，甚至能識別超模崔姬（Twiggy）的一幅照片。

1969年，巴赫-利塔將他的成果發表在了《自然》雜誌上。之後的十年，他一直在改善這個系統，用更複雜的任務測試盲人被試，嘗試著將這個巨大的新發明縮小到易攜帶管理的程度。但在當時，相機和計算機的體積並不是這個發明的唯一挑戰。他偶然得知一個關於觸覺辨別的概念——兩點辨別覺（two-point discrimination），即當兩個小針同時刺激皮膚表面時，人能夠辨別出刺激來自兩個不同的物體，而不是同一個物體。皮膚的分辨能力差別很大。在背部，刺激必須相隔很遠才能被人分別出來；因此，巴赫-利塔花了很長時間尋找一個更好的刺激點。手部的皮膚有一些很敏銳的部位，但如果盲人的手放置在裝置里操控相機，他們就無法使用「看」到的東西。巴赫-利塔在試著把刺激點放在舌頭上時，他的同事們嘲笑他，認為舌頭的環境潮濕，很難讓裝置工作。但口腔里的潮濕環境是電能傳導的絕佳導體，舌頭還像指尖一樣，有精細的兩點辨別覺。

1998年，巴赫-利塔成立了公司Wicab，試圖將他的發明商業化。公司成立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郊區的一個辦公園裡，與一戶家庭牙醫共享一幢二層玻璃建築，和一個種滿植物的中庭。幾十個工作人員坐在小卧室里或者小車間里工作，所有的裝置都還是手工製造。當我拜訪這家公司時，Wicab的臨床研究主管崔西亞·格蘭特（Tricia Grant）引導我嘗試了一個10小時訓練教程的最初幾步，這個教程由她開發，旨在幫助新的用戶熟悉裝置的操作。

格蘭特將一塊黑色的布展開在一張會議桌上——初學者在一個高對比的環境下開始要更容易一些——然後給我蒙上了眼睛。她給我戴上了帶有攝像機的髮帶，讓我嘴裡含上塑膠棒棒糖。我在臉前搖晃手指，她指導我如何增加舌頭上的電極刺激的強度，直到能感受到它們。（抽煙的人和老人一般比年輕人需要更強的刺激。）猛地一下，我的舌頭上起了微弱的酸酸的小泡——可以開始了。

格蘭特告訴我她把一個塑料香蕉和球放在桌子上了。「我們通常這樣開始，」她說，「你看能不能辨認出哪一個在左哪一個在右。」我緩緩地把頭從一邊晃到另一邊，嘴唇上夾著電纜，像在用我的額頭探索這張桌子一樣，每當我感受到舌頭上刺激的小泡時，就會受驚似地發出「嗯……」的聲音。儘管我無法解釋我是如何知道的，前後掃視了幾秒後，我很確定球是在左邊，香蕉是在右邊，然後我又伸出手再確認了一遍。「你抓住那個球了，好像看得見一樣！」格蘭特說。

半小時以後，我已經成功地繞過了辦公椅的障礙，認出了字母「O」，還寫在了白板上。（大寫字母L很難猜，我猜的是「E」。）「我還能看見什麼嗎？」我問道。就在這時，我們的午餐到了。她警告我不要吃辣椒和腌制的食品，以免傷害被過分刺激的舌頭。但我幾乎沒有聽到她在講什麼，累得蜷縮在椅子里，這才意識到剛才的45分鐘里我有多集中精神。沒有了視力，我必須從舌頭上的小泡、發麻的刺激里，抓住關於周圍世界的每一份信息。

我們只完成了格蘭特設計的教程的第一部分，但她告訴我，10小時訓練後我才能夠使用BrainPort安全的回家。熟練的掌握需要更久的訓練。「我們建議每天至少訓練20分鐘，」她說，「這就像學習一門外語一樣。」

○ BrainPort V100

Wicab在過去的20年里一直優化著BrainPort，這一裝置在2015年得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批准，可以作為視障援助使用。然而目前為止，只有不到200份裝置發行，在盲人社群里它仍然很神秘。美國盲人協會的執行理事埃里克·布里奇斯（Eric Bridges）告訴我，他從沒有聽說過BrainPort或其它類似裝置（比如vOICe）。他說，雖然不斷有人告訴他優秀的視障援助裝置被發明出來，這些想法很少有轉化為商業產品的。美國有130萬盲人，另有870萬視力受損人士，他們是一個很大的目標市場。「你知道嗎，」布里奇斯繼續說道，「盲人和視障群體的受雇率很低，我們還沒有這麼富裕，能買這樣的東西。」雖然vOICe的用戶只需要買一個手機和一對便宜的增強現實眼鏡——軟體設施是免費的——但BrainPort現在的定價為一萬美金。（Wicab正在向Medicaid遊說，為這個裝置的購買徵求補償。）

但是價錢並不是唯一的阻礙。學會如何使用這種感官替代裝置也非常難。「我認為學習使用這種裝置，就像你在嬰兒時期學習認知世界一樣，」研究感官替代的實驗心理學家邁克爾·普魯克斯（Michael Proulx）告訴我，「我們沒有出生在世界上頭一年的體驗，也不清楚當時接受到的視覺信息是什麼樣的。」學習使用vOICe和BrainPort，他說，「就像要從頭開始一樣，你必須持續訓練來深化理解、掌握這項專業技能。」因此，對於行動都很困難的盲人來說，在這樣一個不能提供更有效幫助的裝置上投入時間、金錢和精力，是一件很不值得的事情。畢竟BrainPort的圖像是灰色低解析度的，而它聽覺方面的競爭者vOICe傳達信息有時間上的延擱，甚至無法引導盲人過街。

上世紀中葉末期，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間無窗地下室里，神經生理學家戴維·休伯（David Hubel）和托爾斯滕·維塞爾（Torsten Wiesel）做了一系列實驗，繼而因為對視覺皮層的理解獲得諾貝爾獎。他們的其中一些重要工作是在60年代初期完成的，與視覺皮層的信息處理過程相關。他們縫合了8天大的小貓的一隻眼，然後在3個月後拆開了線。儘管小貓兩隻眼睛都沒有受損，休伯和維塞爾發現睜開的那隻眼佔據了縫合的那隻眼本應對應的神經細胞，小貓縫合的那隻眼再也不能處理視覺信息。

這個發現是大腦發育的一個理論「臨界期」（critical periods）的重要證據。「臨界期」理論強調，如果在一個特殊時期對象沒有感覺輸入，那麼大腦就不能正常發育，就算感覺輸入恢復正常以後，大腦也無法進一步處理信息。根據這一理論，那些天生眼盲的成人應該無法使用保羅·巴赫-利塔發明的感官替代裝置，因為他們的大腦沒有發育到可以理解視覺信息的地步。

然而，近段時間，神經科學家發現成人的大腦存在改變的可能——這種性質叫做神經可塑性。在2002年，科學家將一小塊玻璃片移植進了成年老鼠的頭骨，同時剪去了老鼠的鬍鬚；他們觀察大腦的空間信息加工中心是如何調整，以彌補感覺損傷（老鼠依靠鬍鬚來找方向）。成年人的神經可塑性與「臨界期」理論相矛盾，新一代的神經科學家利用感官替代裝置來進一步探查人類大腦的發育和組織結

2007年，以色列神經生物學家埃拉·斯特里姆-阿米特（Ella Striem-Amit）在博士階段研究天生眼盲者是否可以後天學會像正常人一樣接收視覺信息。她加入了希伯來大學的神經學家阿米爾·阿麥迪（Amir Amedi）的實驗室，訓練一群天生盲人使用vOICe。根據一個簡單的規則：亮度對應音量，相對高度對應音高——vOICe把攝像機的信息轉為電子音樂。相機180度旋轉掃描，每秒鐘拍一張新的照片，聲音為立體聲，這樣讓人容易辨識物體的方位。假設有一道樓梯在你的左手邊，樓梯頂部有一扇陽光照射的窗戶，產生的音樂就會在音量和音調上都不斷升高。

斯特里姆-阿米特發現，教這些人學會用vOICe「看」世界不僅僅是教他們掌握使用的技巧。「天生的盲人並不能理解『視覺』是怎麼一回事，」她解釋道，「他們不知道『阻擋』的意思——一個物體會在視線里擋住另一個——以及，一個物體離得越近，看起來就會越大。」但是，在幾個小時的訓練之後，她的實驗對象已經能理解這些概念，並能識別形狀、物體，甚至是人臉。在一次試驗的錄像里，研究人員對一位眼盲的女士展示了一幅畫，畫里的男人像五角星一樣伸開了手臂和腿。女士站起來模仿了畫里男人的姿勢。在另一場試驗里，一個用類似的儀器來識別格呢襯衣的男人說道：「這聽起來很有『網紋』的感覺。」

關於盲人的fMRI腦圖譜研究有更不尋常的發現。雖然vOICe最初的音景處理髮生在聽覺皮層，但接下來的流程，例如辨認物體，是發生在與視覺正常的人相同的大腦區域。斯特里姆-阿米特和阿麥迪認為，這些發現與大腦發育的「臨界期」理論完全相反。「我們認為，很多大腦區域的發展並不依靠初期的視覺經歷。」 斯特里姆-阿米特解釋道。與之相反，不管那一片區域是否會被用到，正確的迴路都已在大腦里擬定。

阿麥迪從前是一位專業爵士薩克斯演奏者，最近發明了一種叫Eye-Music的儀器，將vOICe發出的沒有靈魂的嘩嘩聲換為了樂器的音色，將顏色加入了聽覺皮層轉換視覺信息的範圍之內：弦樂是黃色的光影，銅管樂器是藍色，等等。在訓練9位天生盲人使用這種儀器30個小時之後，他將I，V，X這三種形狀用三種不同的顏色展示出來，同時標記他們的大腦圖像。當被要求分別這三種形狀，歸類為三個字母時，被試者大腦里與閱讀相關的區域非常活躍；當他們被要求將三種形狀按照羅馬數字來辨認時，大腦里與數字相關的領域最活躍；當被試者按顏色將形狀分類時，研究人員在大腦里負責顏色的區域，以及聽覺皮層看見了活躍的現象。

「如果你現在打開一步神經科學的課本，它可能仍在探討視覺皮層、聽覺皮層，等等，」阿麥迪說，「我認為劃分區域、打上標籤是錯誤的。」如果天生的盲人能夠聽、並能準確地辨識出「史密斯奶奶」（Granny Smiths）籃子里的紅蘋果，所用的大腦區域和正常人是一樣的，那怎麼能說那個區域就是負責視覺的呢？與這相反，斯特里姆-阿米特和阿麥迪開始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大腦是按照「任務流程」來組織的。只是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用視覺來收集視覺皮層處理的信息，所以就認為這一個部位與視覺相關。「這不僅是語義上的不同，」阿麥迪說，「用這種方式看待大腦結構的話，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每一個區域在做什麼，以及是怎麼運作的。」

「但這仍然有爭議，」 斯特里姆-阿米特承認，「還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做。」另一位神經科學家大衛·伊格曼（David Eagleman）將現階段的神經科學與發現DNA結構之前的基因學相比較：「神經科學很年輕，我們很難知道大腦最基礎的一些東西。」但是，他傾向於一個比斯特里姆-阿米特和阿麥迪的理論更為激進的方向：成人的大腦有完全的靈活性，可以體會新奇的感覺。

伊格曼發明的感官替代裝置VEST（Versatile Extra-Sensory Transducer）將在2018年完成。這是一種馬甲背心，內置有32個震動馬達，與一個手機app相連，由app將聲音的頻率轉為觸覺刺激。伊格曼聲稱，這種裝置是為耳聾者設計，在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後，這些人應該不僅能聽明白周圍環境中一些簡單的聲音，還應該聽懂他人講話。「這很簡單，」他說道，「我們只是把耳蝸放到了軀幹上。」

○ 大衛·伊格曼在Ted演講上演示VEST

但伊格曼想做的不僅僅是感官替代：他更大的目標是感官放大。他期望VEST的使用者可以依靠傳到他們皮膚里的信息，去「感受」電磁場、股市數據，甚至太空的氣象。「我們可能加入一種、兩種、三種甚至更多的感覺到大腦裡面。」他說。阿麥迪也有類似的想法，認為感覺的擴大可以讓我們運用紅外光譜透過牆「看見」對面的人，或者用GPS類似的定位儀器「聽見」家人的位置。「研究感官替代的人非常少，而這其中99%以上的人，包括我，過去都一直在研究感官恢復以及其它的基礎科學，」阿麥迪說，「現在，就在去年，研究的鐘擺搖晃到了創造超能力的方向。」

感官替代的研究也同時吸引了哲學家和實驗心理學家，他們希望這樣的研究可以幫助探究知覺體驗的本質。如果你的舌頭可以「看見」的話，那到底什麼是「看見」呢？一個可以通過聽覺系統接受視覺信息的人，經歷的是視覺、聽覺，還是這兩者的一種未知的交合呢？哲學家菲奧娜·麥克弗森（Fiona Macpherson）表示這個領域的研究被細分為了很多問題，部分原因是，對於「感官」到底是什麼，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一些人認為視覺是以接受信息的器官定義的：任何不是通過眼睛進入大腦的信息不能算作視覺信息。所以說魏亨麥爾是在「感覺」，而不是「看」他面前的岩壁。另一方面，同眾多神經科學家一樣，斯特里姆-阿米特更認同視覺是以刺激的來源定義的：視覺信息來自物體表面反射的光線。這樣來看的話，魏亨麥爾就是在「看」世界。法國心理學家瑪麗卡·奧夫雷（Malika Auveay）告訴我，在過去的20年里，神經科學領域有一種權威的理論：視覺皮層被激活，那麼相關的感官體驗就是視覺的。「但是人們只是把大腦里對視覺刺激有反應的區域定義為視覺皮層，這種說法只是在循環論證。

最後得出的一條判斷「感官」的標準是：人們鮮活的知覺體驗，也就是哲學家所說的「qualia」。這樣區別是基於一種很直觀的邏輯：大多數人會很確定，他們不會把看見一個東西的感受，與聽見或觸摸的感受混淆。但是感官替代設置的使用者們有不一樣的體驗。一些盲人說當他們用BrainPort，vOICe，或者EyeMusic「看」一個蘋果時，他們就感覺真的「看見」了蘋果一樣：他們知道有一個蘋果放在身前的桌子上，然後在大腦里就有了相應的畫面。的確，一些vOICe的使用者已經對聲音形成了條件反射，他們有時候會無意識地看到一些畫面：一人說，每當警車開著警笛經過時，他都會看到天空有一道淺灰色的弧光。其他人對他們的體驗有更偏向認知的解釋：他們「解譯」感受到的電刺激或者聽到的聲音，將它們對應為某種顏色和圖案，以產生「蘋果就在眼前」的印象。

瑪麗卡·奧夫雷和阿米爾·阿麥迪領導了另外的實驗，探究這些不同感受的原因。他們發現，生來眼盲的人和那些成年階段失去視力的人，感官替代裝置的初學者和熟練使用者，在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奧夫雷發現，一位vOICe的用戶因為他所做的不同的任務會有不同的感受體驗：識別一個物體會有聽覺的感受，而辨認它的具體位置會有視覺的體驗。阿麥迪推測，這些感官的不同取決於個體腦海里的畫面有多清晰，但這在視力正常的人裡面差別也是巨大的：如果要求畫一個蘋果，一些人（包括阿麥迪）僅僅能描出一個輪廓，但有一些人可以立刻描繪一個像照片一樣真實的蘋果。伊格曼也認為，未來的實驗也許能揭示主觀體驗由接受到的信息的「數據流」決定。換一種說法，通過VEST感受到電磁場波動的人，一定會意識到這種刺激的「數據流」是全新的，與普通的觸覺完全不同。

○ Illustration by Chad Hagen

延斯·瑙曼（Jens Naumann）是一位德裔加拿大人，他在20歲之前的兩次意外中，分別失去了兩隻眼睛的視力。他在使用vOICe，當我問他用起來有沒有像「能看見東西」時，他指出，就算擁有正常的視力，你也會有很不同的體驗。「一方面，這個裝置是功能性的，」他說，「我用它可以看見走廊的邊緣、一棟樓的入口。另一方面，這個裝置帶來美的體驗。」vOICe不能把視覺體驗完美地傳達給他，比如他妻子的臉，或者班芙城外太陽從雪山之上升起的景象。但是，他繼續道，「vOICe創造了很美妙的聲音，近乎一段美妙的音樂。這就是其中美的體驗。」

攀岩結束之後，我和魏亨麥爾去了附近的一家尼泊爾餐廳吃午飯，沒有遵守崔西亞·格蘭特的意見——使用BrainPort之後不要吃辛辣的食物。他告訴我說，就算在完全失去視力之前，他也沒有能清晰的看見世界。「BrainPort讓我看見的，很像我在那時候看見的東西，」他說，「形狀、光影，我只看見東西大概在哪兒，卻從來不能很清晰地看見它們。你明白這種體驗嗎？」

魏亨麥爾的搭檔斯凱勒·威廉姆斯（Skyler Williams）也和我們一起吃午飯，領著他排自助餐的隊，把瑪莎拉雞和蔬菜沙拉放到他的盤子里。魏亨麥爾用一根手杖探路，回到了座位上。吃飯的時候，他講述曾經戴著BrainPort在猶他州的石林地貌攀爬的經歷。他在卡斯爾頓高山上緩緩向上爬行時，太陽正好就在他的身後，映在岩石上的影子令他迷惑。「我一直在向它伸手，想碰到它，但只碰到了岩石。」他說，「我一動腦袋，它也跟著動。我才意識到我在看著我自己。我的頭，我的手臂——原來它們是這個樣子的，這太驚喜了。在我懵懵懂懂的十四歲以後，我都沒能這麼看清我自己了。」

「BrainPort能帶來這些體驗已經很棒了，」他說道，「你似乎在重新出發，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去認識自己。一下子感覺，天哪，這是什麼？」這樣的經歷，是在解讀「感覺」和「看見」世界之間徘徊轉換，失望透頂卻忽然有了頓悟和敬畏——一瞬間情緒如此激蕩波折。那一次攀岩的最後，當他接近頂峰時，太陽已經移到了山的背面。「那一刻的光影堪稱完美，」他說道，「那一刻，我甚至沒有想我的舌頭如何。我沉浸在大腦的想像里，勾勒著這幅美妙的畫面。」

魏亨麥爾不僅僅在攀岩時用BrainPort。旅行的時候，BrainPort可以幫助他找到燈的開關和遙控器，而不用在整個房間里拍打尋找。在家裡，他也戴著它四處走。「就是四處看看東西而已。」他說。也會和孩子出去玩：踢足球，或者玩石頭，摺紙，用剪刀。他還給我看了手機上的一個視頻，視頻里他戴著BrainPort和女兒艾瑪玩「tic-tac-toe」井字遊戲。魏亨麥爾每一次填入O時，都會小心的「感受」方格的粗邊框以找對位置；而他的女兒總是自信滿滿地填入X。當把第三個X填入方格連成一排後，艾瑪跳起來高興地大喊：「我贏了！我又贏了！」

「等一下，我在第一排左邊、第二排左邊和第三排左邊都填了圓圈。」 魏亨麥爾掃視了一遍畫紙，說道，「你這個小鬼！」

「哎呀，」艾瑪被抓到作弊，不好意思道，「也許……算我們兩個都贏了？」

「失去視力以後，你會覺得被人群拋棄了。」他告訴我道。而用了BrainPort之後，這讓他覺得又回到人群里了。他可以自己看見家人在做什麼，而不需要其他人來告訴他。他永遠不能忘記第一次見到兒子的笑容。「我可以看見，他的嘴唇閃著光，看見他的嘴唇是怎麼動的。」他說，「然後看到他的嘴巴一下子咧開，臉上露出大大的微笑。這太棒了，我幾乎都要忘記笑容是什麼樣的了。」

原文：Seeing with Your Tongue翻譯：肖荷校對/編輯：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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