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無人是客

二零一三年，我離開紐約。

那一年，我和家裡都遇到很多糟糕的事，事情一件接著一件，讓我懷疑是不是有人取了我們誰的頭髮，在施蠱術。

一月，我的祖母去世了。

我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是一個晚上，我對叔君說，好奇怪，為什麼我沒有覺得特別悲傷，我說我祖母已經昏昏沉沉好久了，祖父是零三年去世的，打那以後十年，她一直像是懵的，人也記不清記不全了，每次看到我，我說我是辛成，她總是一臉疑惑，非說我是我父親這輩的人。我對叔君說，一個人這樣慢慢的消失在世界上，先從她的記憶開始，停住了，定格了，不再生長了，好讓周圍的人慢慢的脫開與她過去的牽絆，於是在她離開的時候，我們也就沒有那麼傷心了。奧茲海默症，其實是種挺仁慈的告別。

然後，我開始跟叔君說起祖母以前的故事，在我安放著她的音容的不多的回憶里，她扇著蒲扇哄我在炎夏入睡，她當時哼唱的那些童謠，即便是後來她什麼都不記得了，只要起個調她就會跟著唱起來。她住在我家裡的時候，每天我和我父母無論是誰出門，她都要提醒我們，自行車要騎慢一點，小心汽車。我告訴了她好幾次，去學校的路很寬，快車道慢車道分隔得很乾凈，是不會有事的，她第二天還是會像忘記了我的話一樣，把那些叮囑再複述一遍。

我說，祖母不說普通話，這幾句話成了我唯一會說的常州話。叔君要我說給他聽。結果話才剛起了個頭，眼淚就漫了出來。

叔君說，你看，其實你還是悲傷的。

三月，我的外婆去世了。

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是一個清晨，前一天我剛下了決心要每天清早去健身房鍛煉，那天是我第一天去，回來打開電腦，就看到了母親的留言，說外婆突發心梗，已經不省人事，即便救過來，也是腦死亡了。

和祖母不一樣，外婆的精神和身體一直都不錯，來紐約之前我們每周末一起吃飯，她都是要將天下時事都點評一番的，新聞聯播，海峽兩岸，參考消息是她愛看愛讀的，會上網的外公和她的意見不一，兩人還要慪氣拌嘴。我推著她的輪椅出席她老同事的聚會，來的都是老頭老太和他們的保姆，唯獨我一個年輕人，坐在桌子後面百無聊賴的剝桔子吃。她笑著說，你們看，我孫子孝順吧。就在外婆突然病危的前一個星期，我們還在隔著屏幕聊天，她看著沒有一點生病的樣子，我說我最近剛學會了貝多芬的《悲愴》，她要我彈給她聽，我說現在太晚了，怕打擾鄰居，改天挑個早上吧。

這句話成了永訣。

電話的那頭，外公像個無助的孩子哽咽啜泣，我咬著嘴唇告訴他要冷靜，別急壞了身子。掛了電話之後，我自己癱倒在床上，那天我終於意識到，電視里演的哭天搶地都是假的，真的悲傷是會把你撕碎的。叔君在洗澡，我埋在枕頭裡嚎叫，嚎到嗓子磨破，眼淚流干。

那一天，紐約下過了雪，門口灌木上白色的霜開始變得透明，落回到凍得發硬的土裡。在地鐵上我對叔君說，如果你信的上帝是真的，為什麼他要讓人經歷這樣撕心裂肺的事。叔君說，有時候就是這樣的，其實不是非得什麼事都得有個原因。

兩天之後，外婆離開了，我回去時只見到了玻璃棺里的遺容。我陪著外公在江邊的公園裡散步，他一個人走在前面，走過那些外婆很喜歡的鬱金香，紅底白邊，它們在初春飄著河腥味的風裡盛放，外公手裡的拐棍顫顫巍巍，那一刻我忽然覺得我對紐約已經沒有了留戀。外公後來住到了我們家來。

四月，我拿到了喬治亞理工的錄取通知書，這意味著我要搬去亞特蘭大了。那時候我還在上海，心裡卻已經開始對紐約告別。

五月，我回到紐約，把我在紐約歷史學會的工作收了尾。

然後，我開始瘋狂的收集這座城市可以被我帶走的一切。我去吃了從來捨不得吃的高檔飯店，買了頭等票看了一場百老匯，在新澤西的遊樂園領略了全世界最高的過山車，又在曼哈頓的河岸邊來來回回的走，從哈德遜河走到東河，又從東河走回到哈德遜河邊，非要在兩條河岸上都看過了旭日，看過了夕陽，把自由塔在陽光下的每一個角度都拍到，才算安心。

就這樣到了八月，我已經整裝待發，第二天就要飛往亞特蘭大。

結果那天晚上我聾了一隻耳朵，傾盆暴雨一般的雜訊包圍了我，一切來得毫無預兆，整個世界天旋地轉。

恰逢保險空窗期，求醫之坎坷叫人心寒，我在床上躺了三日，動彈不得。折騰了十幾天之後，我狼狽的跨過半個地球逃回了家。我把我這十幾天內的經歷寫成了日誌《左耳失聰小記》，這篇文章在北美留學圈中傳得挺廣，成為了大伙兒控訴美國醫保制度之荒唐的範文。

後來我在上海，打了許多針類固醇治病於是食慾亢進，胡吃海塞一番之後人胖了三圈，脖子上的肉堆擠出兩條深深的褶子來，這兩道痕迹一直到現在也無法再褪去，像是生命里的兩道年輪，刻在了我身上。

深秋的某一天，外公因為急性肺炎忽然病倒，那天幸虧我在家裡，我推著外婆的舊輪椅在馬路上一路狂奔把他送去醫院，保住了老人家的性命。陪床的時候，我靜悄悄的坐在一邊，看著曾經是空軍飛行員的老人家像一片破碎的宣紙一樣飄搖，生命的痕迹全部化為了心跳監視器上的一串串數據，那個時候我好像忽然明白了我在紐約暴病一場的緣由。就像叔君說的，有很多事情都是沒什麼原因的，於是當我們找到了它發生的意義時，才會有如釋重負的欣喜。

休養了小半年之後，聽力恢復無望，一向生龍活虎的我真的被紐約給弄殘了，但我決定鼓起勇氣繼續我的學業。那天在家告別時，與外公擁抱得很深，我心裡隱約知道，可能這一次也是永別了，因為彼時他已經查出了癌症，晚期。他逢人就提起這事兒，好像很坦然似的，說自己這輩子活了九十年也是沒有遺憾了，其實我聽得出來，他心裡也有害怕。

他聽說我有一位學妹也得了癌，淋巴癌，家裡拮据有些困難，他掏出一萬塊錢塞進牛皮紙做的信封里，要我去把錢給那個姑娘。我照做了，偷偷的把錢放在書底，借著給她書看打發時間的由頭，把錢也送了出去。後來，那位姑娘從病魔的手裡逃了出來，外公的身體卻不可逆轉的越來越糟，一四年冬天時走了。

我兩年之內第三次翹掉期末考試狼狽的回國，又是一場追悼會。外公失去意識之後還堅持了幾天，可我還是沒有趕上。姑奶說，他可能是在等我。

追悼會上，失去了兄長的姑奶我得扶著，沒有了雙親的母親在我手臂間縱聲大哭，我覺得一下子自己成了家裡的大人。聽說年前美國表弟訂了婚回國來看老人家的時候，外公去金店裡買了項鏈送給弟媳，當時他說，真希望辛成也找個女朋友，這樣我也能給他的女朋友買一條。

原來，我竟是那個讓他走的時候抱著遺憾的人。

之後我在家裡度過一個很不是滋味的夏天，我一直在家接電話，告訴那些來找我外公聊天的老同事老朋友們，還有保險公司的推銷員，賣假藥的奸商，老人家已經不在了。

外公過世之前，寫了一本叫做《浮生記憶》的回憶錄，挺短小的，但記錄了很多極有趣的事。譬如老人家大學時投筆從戎，從廣西跑去印度臘河做起了國民黨的飛行員，卻又因為政審有左傾思想，沒能參與作戰。我和父母每次讀起這些文字都會感慨萬千。一個時代的動蕩與混亂，也只有在倖存者的筆尖下，才會變成津津有味的好故事。

後來開始學習城市史的我，覺得自己不像是在念書，而更像是在與另一個世界裡的人神交。歷史變短了，變近了，於是過去不再是過去，當下也不再只是當下，生命因為連續而波瀾壯闊，也只有徜徉在那樣的文字之間，不斷描狀舊上海的輪廓，我才能讓幾位老人們一直不退色的活在我的記憶里。

那個時候起，歷史於我，有了溫度。

一四年初，當我再回到紐約時，這座城市於我，也不再那麼單純。

剛來的時候，我快樂得那麼無拘無束，幾年之內，這裡就也有了我的許多故事。時間變得沉重，哀傷里裹著微甜，像是布魯克林植物園櫻花節時賣的和式點心，包裝細巧，拆得太用力裡面就都要一起碎掉。

可我還是喜歡這裡的。

從肯尼迪機場打車去曼哈頓，隔著東河，我看見綿延的天際線，帝國大廈依舊如初見時那麼驕傲挺拔，那時心裡只有一個聲音：

我回來了。

紐約人因為音譯（New Yorker）而通常被稱為「紐約客」，既然是客，那就是不得長留的。也確實，許多年輕人，背井離鄉去紐約闖蕩，活出各自的色彩來，卻很少有人會選擇在那裡養老，因為人來人往如潮，你很難停下來。

可我並沒覺得自己是客。說是客人，就像是我喝口茶水，坐坐就走，我覺得我與紐約之間不只是如此。

我讀白先勇先生的《紐約客》，他也經歷過那些放縱的燈紅酒綠，可戀人慘死於一場搶劫，讓他在艾滋大爆發的當口，被悲傷追逐著逃去了艾奧瓦的農田，生離死別之後，又與死神擦肩而過。用那樣一篇感傷的文字收尾一本書，我感受到的是他與紐約的生分。

那樣的距離感，我大略能懂，但留著這點生分，也未必是壞事。拒絕習以為常，拒絕遲鈍，不然我們終究會被自以為是的熟悉感慢慢淹沒，以為唯有我朝九晚五的規則，才是這個世界的全貌。

於是，我開始讀書，開始行路，標記每一個我到過的城市，站在它們自詡最好的景緻里，用紐約的某個地方把它比下去。可是在微醺的夜裡，聽人抱怨他們的生活，我也會扛出紐約來，告訴他們當下再糟，也糟不過那裡。

開始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打電話給叔君，說我要寫一本關於紐約博物館的書了。他並不驚訝的說道：「這麼牛？能賺錢么？」

不賠錢就不錯了，我說。

我的書叫《紐約無人是客》，這名字你見了想買嗎？

叔君說，不錯啊，我就沒覺得我是個過客，我覺得離開了之後，是紐約跟著我走了。

後來我看見木遙兄說，當一個人懷念紐約的時候，他懷念的並非這城市本身，而是他自己的日子。紐約並不定義我們，我們定義自己。

果不其然，寫到最後，不論我多麼努力寫紐約，這本書還是像是在寫我自己。

於是在為這本書收尾的時候，我又打電話給叔君，想要把他關於紐約的回憶一起放進來。我說我已經在寫尾聲了，寫到我要離開紐約了，可是為什麼我一點沒有情緒。我說你還記不記得你送我走那天，我們說了些什麼。他說，那我哪還會記得。

那天是一四年一月四號，我養病半年之後從國內飛來，在紐約轉機，取些行李，順便來拿我的吉他。與一夥朋友從廣式早茶店裡出來，我與他們告別，隨後攔下一輛計程車，抱著琴坐下。

叔君忽然鑽了進來。

「我送送你。」他說。

在去往拉瓜迪機場的路上，城市從富裕變成貧窮，從灰色變成綠色然後又變成灰色，我與叔君說說笑笑了一路，我的記憶也止步於此，似乎只有輕快，沒有不舍。

叔君在電話里說，關於這個，他只記得他自己離開紐約時候的感想。

那是我離開紐約的三個月之後，叔君去了加州工作，他也沒什麼行李，幾個箱子讓郵局的人來一拿，房間里就空蕩蕩的了。我問他，你那時候是什麼感想？

「一點不難過，甚至還對要去的地方很憧憬，也就把發財送走的時候，心裡有點捨不得。不過現在跟人聊天，聊的最多的其實還是紐約的故事，有意思，你還記得吧，家對面死了人啊這樣的事，總覺得在紐約發生的那些事，也只有在紐約才能發生。

有忍無可忍的糟糕，所以才讓離開的人對未知充滿了期冀，少了許多感傷。我於是就在想，紐約一直保持著這般漫不經心的模樣，未嘗不是一種慈祥。

那你會想念紐約么，我問。

叔君激動道：「當然會啊！」

想念紐約什麼呢？

「妹子啊！加州全是碼農沒妹子啊！卧槽！」

然後我們都笑了。

*本文摘自沈辛成老師的新書《紐約無人是客：一本37.5℃的博物館地圖》

前幾周我們請沈老師來旅人說分享了紐約博物館的故事，他的幽默風趣的背後是這樣一段感傷的故事。

是不是每一個在紐約待過，被紐約鞭笞過的人，背後都是傷痛。但是他們還是帶著滿身傷痕，不顧一切地瘋狂地愛著紐約。

這次，旅人說為你介紹這一本，既是遊記也是散文，既是博物館攻略也是沈老師個人故事的《紐約無人是客》，邀你一起來看看那些在紙醉金迷背後的紐約努力生活著的人們。

五月新書《紐約無人是客：一本37.5℃的博物館地圖》作者，喬治亞理工科技史博士在讀，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碩士，復旦大學考古學碩士，北京大學博物館學本科。曾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9/11國家紀念館和紐約歷史學會參與研究和策展工作。前獨立唱作人，美國時政播客「說沈馬」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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