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圖」：見證武漢的城中村

一枚硬幣被拋上了小何村藍色的天空，在武漢12月的陽光里閃閃發光。

小超市、湘菜小炒和賣菜的中年人沿街道兩旁排開，車水馬龍在他們所構築的道路上。生意最好的是一家「好萊塢炒飯」，新的一碗炒飯出爐，一股孜然和辣椒的香味。

隨硬幣上升，這一片被稱為「村」的紅頂房子逐漸變小，縮成擠在雄楚大道、楊家灣、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學院和「綠汀雅境」小區間的一點點。

小何村在武漢，還有167個「兄弟」。它們有個共同的名字：城中村。這些「兄弟」里，許多已經成為了地圖上一片土黃色的空地。

對於這樣一種地方，正面，是給予許多人實現夢想的機會。低廉的房租讓無數外來務工人員或是年輕人，找到安身立命的小窩，或是自己人生路上的過渡。

而反面，是混亂、骯髒。汽車不斷的喇叭聲、無人照料的垃圾桶、到處可見的「小心小偷」的標語和兩棟緊挨著的樓房造出的「一線天」，成為了這種地方揮之不去的記號。一些城市居民對這裡的形容，是「可怕」和「恐怖」。

城中村，是一座特殊的圍城。

硬幣掉落了，一個孩子接住了它，把左手蓋了上去。他操著一口不純熟的武漢話，笑著問旁邊的孩子：「猜猜是正面，還是反面？」

來這裡討生活

拿起一個黃色的麵糰，往鐵制桌面上一放，羅老闆打開自己的手掌，用塗著油的掌根將麵糰按壓成了一張麵餅。

身後烤箱正在發出「滴滴」的聲音，提醒著他今天的上午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身邊的妻子已經顧不上自己凌亂的髮型，散落的頭髮隨著按壓麵糰的起起伏伏，撞擊著她的臉頰。

他們從江西南昌來，會點做糕點的小手藝，來武漢是想發發財。每天早上8點，羅老闆都會準時開始工作，把雞蛋和麵粉按照1：2的比例調製成2桶28公斤的蛋漿，稱好重量之後加入香精調味，接著就開始捏制糕點了。

在剛剛過去的淡季中，他們一家人的收入只夠糊口。現在氣溫一降，機會就隨著冬天來了，寒冷的天氣讓人們更偏愛暖和的糕點。羅老闆說，這時候每天可以賣出50到60公斤，凈收入每月可達到1萬元。

羅老闆愛開玩笑，說他之所以來小何村，是因為小何村「美女多」。旁邊的妻子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又繼續捏起了糕點。

「當著老婆面才敢這麼說，不當老婆面就不能說。」羅老闆一本正經地說。

小何村的羅老闆正在做糕點

拍攝：王韻

來小何村前，他們考察過武漢的市場，「人氣」是他們最看重的。他們想過在武大邊上開一個小店，又想過到戶部巷的街邊賣賣糕點。但是當他們真的去了那裡之後，高昂的房租無情地打碎了他們的計劃。戶部巷，便成了羅老闆心中揮之不去的夢想。

「這裡旁邊有3、4個學校，還有上班一族，人氣比較旺。而且這裡買材料也方便，租金也便宜。」羅老闆說。

就這樣，1萬元一年，羅老闆盤下了小何村的這個店面，用自己的手藝開始「討生活」。

現如今，一年多了，孩子也即將在卓刀泉小學畢業了。羅老闆有些慶幸，孩子的教育壓力還不算太重。但是將來孩子上萬元的補習費加上每個月4000元的房租水電開銷，成了他生命難以承受之重。

羅老闆總是喜歡和鄰居們交流，問一問自己糕點的味道如何，根據鄰里的意見調整口味。「酸甜苦辣，都是那個味。其實生活也是這樣，實實在在的生活。」

但是，他不喜歡這裡。他大聲地說：「城市要發展，什麼都要發展，那城中村還存在幹嘛？又臟又亂。」但羅老闆看了看眼前的糕點，又陷入了沉默。

戶部巷的夢想，是那麼得遙不可及。

他不想放棄，他想搬出去，搬到戶部巷，搬到司門口。他相信那裡的人氣更旺，自己賺的也會更多。但他自己也知道，「現在房租又貴，進場相對來說條件越來越高了」。

身後的烤箱又發出了「滴滴」的聲音，一屜18個香噴噴的糕點出爐了。羅老闆戴上手套，把糕點放到一旁的機器里保溫。

他回過頭沖我們笑笑：「環境就這樣了，反正也習慣了。要想不亂不臟你得有那收入。住小區，哪個都想住。」

另一邊，東湖村的晏興玲剛剛吃完午飯。

現在是15點20分，累了半天的晏興玲鋪開了一張躺椅，準備小睡一會兒。

星期二的午市通常來說不怎麼忙，如果不出去辦事，晏興玲通常會選擇在這個時候休息一下。

其實在14點30分，晏興玲的店鋪就不再接客了。但是垃圾、地面和檯面都要重新清理一遍，燒開水和冰汽水也都是必須的。等忙活完了這一切，晏興玲才能夠放心地養精蓄銳，等待16點30分的晚市。

這是「雙喜鐵板燒」在東湖村的第四個年頭。從當初的一家小店，到現在開拓了第二家分店，用晏興玲的話來講，這家店「超出我的想像」。

2012年的冬天，晏興玲從襄陽來到了武漢。她想要一個安定的生活和穩定的工作，也想要離大學校園近一點，實現自己對於校園生活的憧憬。

十多年前，為了分擔家庭的壓力，她早早地進入了社會，開啟了自己的漂泊之旅。收營、管貨、接待、銷售，她都做過。然而私人老闆總是想通過不斷的人員更新降低自己的用工成本，一旦自己生病或是請假，這份工作就基本上保不住了。

晏興玲「感覺沒有一個家，特別沒有安全感，沒有歸屬感」。為了生存，她必須要有一份「穩固、紮實的事業」。她決定在武大附近租一個店面，經營起屬於自己的事業。

但擺在她面前的是和小何村羅老闆一樣的問題。對於一個店鋪而言，開在鬧市區或是街口、主幹道才是首選，但這也就意味著高昂的租金。儘管她有一些積蓄，但是「可能承受不了多久自己就扛不住了」。

在現實面前，晏興玲做出了妥協。她放棄了許多自己已經看中的店面，以2000元一個月，租下了東湖村小角落裡的一家小店。

2012年的冬天異常寒冷，而初來乍到的晏興玲也遭遇了危機。她想到主幹道去宣傳自己的店鋪，但是很快自己的牌子被管理人員以「影響市容」為由撤走。她也想過分發積分卡、代金券、送菜品，但是怎麼樣都不起太大的作用。更何況，本地人對於「生面孔」，總是抱有這一種排斥的心理。

「這裡本地人都蠻狠，蠻狠的。」晏興玲說。房東和房客經常會因為租房的小事情發生摩擦，房間里東西壞了，即使買好東西讓房東裝，有些房東依然也不搭理。一些村裡的人「有事沒事都盯著你說話，幾個人扎堆坐在那裡就開始說閑話」。

為了將自己全部的重心都放在生意上，晏興玲把兒子留在了老家襄陽。如果孩子在武漢，她沒辦法好好照顧他，在店裡的時候總放不下心，會擔心孩子「生不生病、會不會蹬被子」，害怕馬路上的車子撞到自己的孩子。

每天早上，晏興玲都要騎電動車到半個小時路程之外的關山進貨，一個人馱三四百斤的菜品回來。清洗、去皮、腌制、熬制醬料，最後調味，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需要晏興玲親力親為。中午和晚上，她還要給工人們做飯，晚市21點30分結束後，她又要清理店鋪準備第二天的開張。直到夜晚23點，她才能吃上飯，給自己洗洗衣服。第二天早上9點30分，她又要跨上自己的小車，騎向關山。

「每次我在廚房裡，有時候看見很大的太陽，有時候看見下暴雨，但客人還在外面等，菜上桌了還會說謝謝，這讓我不得不去努力。如果我這一點都不珍惜，可能以後做什麼都做不了了。顧客真的是太打動我了，這份信任錢買不到。」晏興玲說。

大半年過去了，在收集了顧客的反饋和改進之後，「雙喜」，終於迎來了自己的崛起。現在，晏興玲正準備再開一家分店，一家在街面上、有停車場的分店。而這間老店，她怎麼也不會拆了的。

她時不時地會想起那些日子，她一個人馱著菜品騎著電瓶車，風吹雨打，有時路況不好，還經常被車子撞。她的這雙手，因為常年的勞作，遍體鱗傷。「不管有多少錢，我始終還是記得最開始的時候在老家的時候的模樣，從老家漂泊多年以後又到這時候那個模樣，我一直都忘不了。」

「我感覺是這裡改變了我的命運。」晏興玲說。

一切為了孩子

仲平（化名）是小何村裡的「怪人」，街坊鄰居都喜歡叫他仲老師。

拖著一雙棉拖鞋，仲平擺弄著自己手中的「王守義十三香」。他的肚子里似乎有著無盡的知識，能拿著英國工業革命對比分析武漢的城中村滔滔不絕，又能時不時地冒出一些諸如Oracle、Php的專業術語。嘰里咕嚕說了一大堆，仲平嘿嘿一笑：「我要回家給孩子做面吃呢！」

1996年，他從河南駐馬店來到了武漢理工大學，讀電信學院。那時候，「地鐵、馬房山（武漢馬房山附近）什麼都沒有，街道口就一個平路」。

2000年畢業後，他去到了廣州打工。在他印象里，武漢當時的工資只有兩三百一個月，而廣州可以達到兩三千。頭幾年，仲平當了「碼農」，沒日沒夜地專門寫程序。寫著寫著，他慢慢地從前端轉到了後台，專門做工程設計。

在廣州，他收穫了自己的愛情，也收穫了自己愛情的結晶。但是，在孩子準備上學的時候，他做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決定，從廣州回到武漢。

「因為我想在廣東打工的人多，小孩子上學質量差一點，我小孩子現在在這附近的中學上學。」仲平說。

他在南湖附近的小區買了一套房子，回到了武漢。孩子在一點一點地成長，而他也從當初的工程設計師，變成了物業系統的分析師。

來到小何村並不是仲平希望的。他本來計劃住在武漢工程大學裡面，那裡的環境可比小何村好得多，可誰能想到沒過多久，那一棟樓就拆遷了。他算了算自己的經濟狀況，為了在附近上中學的孩子能夠步行上下學，他忍了。他來到了小何村，以一個月五六百元租下了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

他感嘆道：「這邊環境當然不好啦，這是城中村，這有什麼好的，比隔壁小區差多了。南湖的房子租出去了，我又在這裡租房子。生活啊，就是這樣。」

小何村隨處可見這樣靠得極近的兩棟樓

拍攝：王韻

看著街邊坐著的三個老人在抽煙聊天，仲平搖了搖頭：「現在年輕人哪個會坐在這裡？大家一下班都把門關著，一上班開門就走了，誰跟你說說話？」

他不喜歡這裡。城中村在他的眼裡，已經在現代化的衝擊下悄無聲息地改變了。這裡再也不再是曾經的村兒了，儘管這裡依舊保有著村裡的建制，但事實上，人情味已經淡化了。

「現在經濟發展，錢已經把人扭曲了，把人的感情扭曲了。但社會就是這麼發展，慢慢進步的，不是么？」

一提起拆遷，仲平就來了勁。他收起了掛在臉上的笑容，略帶有一點神秘地說：「從前王家灣那裡拆遷，一家賠了七八套房子哩！現在不可能了，武漢市政府都有了規定。

武漢市城中村的拆遷浪潮是從2004年開始的，《武漢晚報》在2004年1月11日報道，當時的武漢市市長李憲生怒斥一些村民「不種糧食不種菜專『種』房子高價賣」，並將武漢市城中村定義為「城市發展的毒瘤」。於是，武漢市168個城中村拆遷改造計劃開始進行。當時的副省長劉有凡要求，武漢「城中村」的改造要爭取在2－3年之內把它解決。

不過，武漢拆遷計劃所碰到的困難是前所未有的。原本計劃3年完成的拆遷直到2011年，也只基本完成了二環線內56個城中村的拆遷改造。2010年，《楚天金報》報道，武漢市力爭在十二五期間，也就是2015年之前，完成城中村的改建。

花樓街，由於地處江漢路鬧市附近，又因其房屋破敗嚴重，自然在2004年城中村改造計劃最一開始，就被納入了拆遷整修名單之中。薛樂（化名）同仲平一樣，是武漢城中村拆遷計劃的擁護者。今年56歲的他是土生土長的「花樓人」，現在，他是花樓社區居委會的一份子。

薛樂家的房子是在2009年拆除的。當時，對於他的補償是在武漢市發展大道附近的一套房子，但是他覺得人生地不熟，那裡又太偏遠了。於是，他還是拿了拆遷款，在花樓街附近買了一套房子。

花樓街的拆遷在薛樂眼裡並沒有什麼「血雨腥風」。「哪個屋裡伢們（武漢話，意為小孩）比較多的，哪個屋裡比較困難的」，花樓街會給他們稍微多補一點，儘可能做到人性化。

「拆房子是個好事情撒，拆遷可以改變一切，舊房子變成新房子，都是為了下一代吧。」薛樂說。

百年花樓的歷史，在武漢市挖掘機和鑽孔機的轟鳴聲中，逐漸湮入塵土。聞拆遷而來的一些攝影愛好者陸續進入了花樓街，想要趁這裡完全被拆除前，記錄下它最後的點點滴滴。

時至今日，花樓街北段江漢路地鐵站至民生路一段，已經變成了寶利金國際廣場。

2015年，一位80後武漢市民在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上詢問，花樓街未來的規劃是怎樣的。中共武漢市委辦公廳回復道：「按照江漢區「三舊」改造年度計劃表（2015-2020），江漢區花樓街民生路至打銅街段沿線房屋已規劃入2016年磨子橋片舊城改建項目範圍，民權路至二盛巷段沿線房屋已劃入漢正街棚戶區改造項目範圍。」

「拆房子是個好事情，都是為了伢們。」薛樂又重複了一遍。

被遺忘的時光

花樓街的拆遷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花樓街居委會「百年花樓展示廳」里，有一面牆叫「已消失的路名」。惠和里、太和里、清和里、興元里……在那上面，掛著30個再也見不到的路名。在未來的日子裡，這面牆上的名字還會繼續增加，成為一段永遠被封藏的記憶。

在那一段記憶里，人們夏天喜歡把竹床搬到戶外。街坊鄰居大家就坐在竹床之上，打打牌、談談心。炒菜的鍋破了，就用煤渣把生鐵一化，再把鍋的縫用棉花一拓，拓在孔里，一口鍋就補好了。

街邊的伢們喜歡丟石子，拿起地上的一顆扔向天空，又迅速捏起地上的一顆石子，再接住空中飛舞的石子，接著再丟、再接。對於他們而言，這便是最好的娛樂了。

伢們還愛跳房子，在地上用粉筆畫上大大的房子，他們便開始朝向終點的「天堂」開始進發。跳累了，他們會回到自己20平米的小屋，在那裡，他們要暫時告別地上寬敞的空間，和7、8個人擠在一起，睡著上下鋪。

小何村的一名小男孩正在晒衣服

拍攝：王韻

每天早上起床，人們不得不拿出1毛錢去請人來到自己家裡。在那時候，1毛錢「還蠻重」，但家裡沒有衛生間，屋裡就1個木頭馬桶，於是就得請人來倒下水道，並用竹刷子把馬桶洗刷乾淨。

街頭的公共電話來了電話，整條花樓街頓時熱鬧了起來。大家從街頭開始傳話「吆喝」，開始尋找電話要找的對象，直至街尾。至於串門的、嘮嗑的，那更是不用說了。

那是屬於那一代人的六七十年代。

在那時候，包圍小何村的還不是一座座高樓大廈。荒山和田地到處都是，出門就是南湖，一撒網往往可以滿載而歸，吃上一頓美美的野生魚宴。

今年88歲的曹奶奶談起當年的往事，一臉驕傲。她用地道的武漢話告訴我們，當年自己是小何村生產隊的幹部，當時公家管糧食，自己「總是借一萬斤，還兩萬斤」。

「當時有三個隊，我總把我們隊多的糧食都堆到需要的人家裡去，誰會不喜歡我呢？當時物資稀缺，買什麼都要用票買，這樣別人就更喜歡我了。」曹奶奶說。

17歲那年，曹奶奶通過媒人介紹，從關山嫁到了小何村。那時候，日本剛剛投降，滿街道鑼鼓相慶。在這樣一個喜慶的日子裡，曹奶奶和今年90歲的陳爺爺，拜了天地。

一旁的女兒聽到了這些往事，打趣道：「孫中山在的時候，爺爺就在啦！」

陳爺爺和曹奶奶坐在家門口

拍攝：王韻

曹奶奶當了18年的幹部，那些日子裡，只要逢年過節，不管有多少個小孩，曹奶奶都會給錢。對於那些沒糧食吃的家裡，她會給每家小孩每人七塊錢，「大家不管老的少的都喜歡我，對我很好」。

轉眼間，南湖被填了，荒山被開發了，農田被徵收了，原生態的一切都消失了，「污染也比以前大了」。關山再也沒有曾經的殘破了，它搖身一變變成了現在的光谷。而小何村，在一陣陣城市化的浪潮中，也被粉刷了一次又一次，卻始終沒有傷及到村的靈魂。曹奶奶笑呵呵地抬起手臂，划了一個大圈：「這一塊可都是我的地盤！」

老人家們生了5個兒子，3個女兒。現在，曹奶奶的曾孫子都有1米7高了。陳爺爺總是喜歡去黃鶴樓看戲、跳舞。有時候，他還喜歡從外面撿點「好東西」回來，堆在家裡。兒女們和他說了無數次不要再撿了，他依然將那個年代特有的勤儉節約保持了下去。

聽說了小何村在未來2、3年內可能會拆遷，曹奶奶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女兒說，她們無所謂拆不拆。搬出去住「環境好，但物業管理費高，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看國家怎麼安排」。

奶奶依舊沉默不語。她瞥了女兒一眼，又看了看自己的老房子。身旁的老伴已經有點耳背，有些慵懶地坐在藤椅上，靜靜地曬著冬日的暖陽。身邊的鄰居已經換了一批又一批了，能與其耳語者，也越發的稀少了。儘管奶奶一家三十幾口人其樂融融地生活在了小何村，但家裡牆上掛著的老式日曆正不斷提醒著這對老人，今年已經是2016年，而不是屬於他們的1966年。

那個年代，再也回不去了。

一個月後，武漢已經徹底進入了嚴冬。比起一個月前，小何村的街道冷清了許多。

如果改建順利，「十三五」期間，武漢將完成中心城區剩餘的49個城中村改造。也就是說，2020年，武漢中心城區將沒有城中村。

城中村，早晚會淹沒在城市化的浪潮之中，無論再怎麼掙扎，它終會在一片喧囂之中湮沒為衛星地圖上的一片黃土，再後來，也就和周圍的鋼筋水泥一樣了。

小何村的靈魂，終究還是要消散的。這裡終究，還是要被遺忘的。

小何村的一線天

拍攝：王韻

記者：俞宏浩 劉倩 王韻

特約記者：戴豪 張惟喬

編輯：江婧怡

（黃令鶴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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