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艾滋病帶到美國大陸的「0號病人」？或許只是時代最大的替罪羔羊

自艾滋病被人類首次發現以來，科學家們除了積極尋找治療方案外，也一直在試圖解開艾滋病起源之謎。

艾滋病來源於非洲的黑猩猩，是現階段被大多數權威科學家認可的觀點。

艾滋病被發現的二十年後，科學家才從黑猩猩體內發現SIV病毒。

SIV和HIV同為靈長類免疫缺陷病毒，基因十分相似。

SIV為猴免疫缺陷病毒，HIV為人免疫缺陷病毒。

他們認為，SIV病毒變異後，從猿猴傳播到了人類身上。

圖：上個世紀50年代，準備上山狩獵黑猩猩的非洲人

那麼問題來了：黑猩猩又是怎麼把病毒傳染給人類的？

現在大多數艾滋病專家認為，這與非洲一些國家有捕食猿猴的習慣有關，他們在屠宰或食用的過程中被感染了病毒。

所以，不要再亂猜想人類跟黑猩猩有什麼PY關係了。

圖：非洲農貿市場販賣的黑猩猩肉，價格只有其他肉類的幾分之一，被稱為窮人的蛋白質

不過，以上的觀點都只是最合理的推測，艾滋病起源之謎到目前還不算真正解開。

畢竟第一次將病毒傳染給人類的黑猩猩，或是第一次把艾滋病傳染開來的病人，已經沒辦法找到了。

雖然，這些最原始的病例無從考證，但「第一個」將病毒傳入美國的人卻有跡可循。

他就是被稱為艾滋病「0號病人」的蓋爾坦·杜加（Gaetan·Dugas）。

「零號病人」，是指第一個得傳染病，並開始散播病毒的患者。

在流行病調查中，也叫做「初始病例」。

圖：蓋爾坦·杜加

因為「0號病人」這個錯誤標籤，杜加被認定為把艾滋病帶到美國、性生活混亂，並且惡意傳播艾滋病的反社會分子。

這個不幸患了艾滋病的可憐蟲，還被指為艾滋病疫情的「源頭」，受盡了千夫所指。

圖：年輕的杜加

直到上一年年末，研究者才通過歷史和基因分析，洗脫了他身上的罪名。

原來杜加並非臭名昭著的「零號病人」，他只是成千上萬被感染HIV的一員，更不是他把艾滋病帶到美國來的。

然而，這場鬧劇已持續發酵了近30個年頭。

圖：空少杜加

蓋爾坦·杜加，出生於1953年，是一位法國國籍的航空乘務員。

他相貌英俊，身材建碩挺拔，還帶著輕柔的法國口音。

這樣的條件可以說是迷倒了一大票年輕小夥子——沒錯，他就是同性戀者。

從20歲起，他就成了一名加拿大「空少」。

在飛行之餘，他每到一處就會去各個城市的同性戀聚集地嗨，如gay吧和桑拿房等。

英俊的外貌和極具親和力的杜加，在同志圈子裡大受歡迎，他也很享受這種生活。

然而，他的好日子並沒有過多久。

圖:卡波西肉瘤

1980年夏天，杜加的身上無端端長出了許多紅疹和紫斑。

他隨後便被醫院確診為卡波西肉瘤。

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簡稱KS，當時是一種多見於男同性戀人群的皮膚癌，故被稱作「同志癌」。

杜加和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一樣，並不知道這是艾滋病併發症的一種。

他只知道，自己是眾多同性戀中倒霉的一員，也沒有想過這種疾病竟可以通過性生活傳播。

所以除了積极參加化療外，樂觀的他該怎麼過還是怎麼過。

因為接受皮膚癌化療，他的頭髮不斷脫落。

後來，他就索性剃了個光頭，並在頭上系一條豹紋髮帶，是當時最為時髦的打扮。

然而，生活從來不會因為樂觀和積極變得簡單。

1981年6月，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就在《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刊》上介紹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史（那時候還沒命名為艾滋病，杜加並不在這份名單上）。

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有關艾滋病的正式記載。

圖：1981年6月5日的《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刊》

然而，官方唯恐造成社會恐慌，並沒有像大眾透露太多該方面信息。

他們只是打算悄悄地調查，把這種疾病的傳播源頭搞清楚。

1982年，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就將目光投向了男同性戀中高發的卡波西肉瘤。

當時有卡波西肉瘤的同性戀患者可不止杜加一個，但就只有杜加最配合調查。

不過，也就是他的異常配合，導致了後面的悲劇。

調查人員希望他提供五年內的性伴侶信息，協助他們弄清這種免疫缺陷症的傳播方式。

同其他患者的緘默和記憶模糊不同，杜加表現得十分配合。

他不但專程從加拿大趕到美國亞特蘭大，接受詳盡的生化檢查。

此外，還自爆出了讓人驚訝的性史，列出了72位性伴侶名單。

根據這份名單，疾控中心的人也順藤摸瓜地找到了這些人，並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

結果顯示，很多杜加的情人，或情人的情人等，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病症。

杜加的坦誠，使研究人員認識艾滋病及其傳播途徑的進程大大加快。

那年的9月，疾控中心就向把這種疾病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IDS）。

為了方便研究艾滋病的傳播途徑，疾控中心的調查員將所有關聯的病人，以城市和序號的方式進行標註。

例如這批病人來自洛杉磯，則標註為LA1、LA2、LA3...

而另一批病人來自紐約，同樣標註為NY1、NY2、NY3...

然而，在這組美國艾滋病關聯圖中，杜加是唯一一個加拿大人。

所以便用字母O來代替，表示「 Outside-of-California 」

問題就出在這個字母「O」上。

因為和數字「0」長得很像，很多研究人員都誤以為這個字母「O」是數字「0」。

就在這麼一個烏龍中，杜加成了所謂艾滋病的「0號病人」。

圖：《美國醫學雜誌》上的「Patient 0」

這份錯誤的報告把杜加稱為「0號病人」，並發表於《美國醫學雜誌》上。

這「0號病人（Patient 0）」和代表疾病起源的「零號病人（Patient zero）」，只是寫法不同而已。

當時報告一出，媒體哪管什麼是Patient 0和Patient zero就直接炸開了鍋。

雖然研究人員一再澄清，並沒有證據表明杜加就是把艾滋病帶到美國的罪魁禍首。

但每一個報道都對杜加非常不利。

雖未指名道姓，但報道時處處暗示著這位經常往返加美的加拿大空少，就是美國艾滋病疫情的「源頭」。

本來同志圈子就小，大家一下子就猜到了，杜加就是這位「0號病人」。

曾經情人對他怒不可遏，曾經愛慕他的人也對他充滿鄙夷，每個人都在有意地疏遠他。

...

在艾滋病的世界裡，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是對艾滋病群體的冷漠、誤解、恐懼和歧視。

1984年，剛滿31歲的杜加，在病魔與輿論的雙重摺磨下離開了人世。

然而，他的離去並沒有帶來片刻安寧，這場鬧劇仍在不斷發酵升溫。

圖：蘭迪·席爾茨

當時野心勃勃的記者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正在寫一本關於美國艾滋病的書，想要解釋艾滋病是如何席捲美國大地的。

同時，他也敏銳地感覺到，可以在這位「0號病人」上作點文章。

圖：《And the Band Played On》

在《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書中，蘭迪即使沒證據說明杜加就是美國艾滋病病毒的傳播源，但卻一直用「0號病人」稱呼杜加。

最重要的是，他還把杜加描述成一個具有反社會人格的艾滋病惡棍。

稱他在得知自己患病後，仍故意通過性行為散播艾滋病病毒，還推測說杜加共有2600個性伴侶。

圖：1988年的新聞，標題聲稱已找到艾滋病的起因

那時正處於同性戀轟轟烈烈爭取平權的時代，媒體對同性戀話題本來就敏感。

艾滋病的出現，更是被稱為「同性戀」瘟疫，大肆宣揚。

這下可好，這書一出，在社會上可謂引起軒然大波。

各路媒體紛紛引用蘭迪書中對杜加的描述，驚人的性史和惡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成了抨擊這位已故人士的有力武器。

圖：當時《紐約郵報》的頭條就是，「那個把艾滋帶到我們身邊的男人」

謠言不斷發酵，「艾滋病哥倫布」、「沒良心」、「反社會人格」、「美國艾滋病傳染源」、「瘋狂濫交」等標籤，牢牢地貼在他的身上。

在之後的30年里，幾乎沒有人會質疑故事的真實性，更沒有人想要提起杜加對艾滋病研究的巨大貢獻和犧牲。

畢竟，在這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總要有人出來接受整個社會的憤怒。

杜加自然也成了美國艾滋病傳播史中，最臭名昭著的替罪羔羊。

各種歧視、謾罵、誤解、憤恨全部發泄到杜加的身上，就連杜加的家人也難逃此劫。

圖：Hero or Criminal？

但杜加真的有如此不堪嗎？

2016年3月，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利用最新的技術手段「RNA jackhammering」，重新分析了70年代來自紐約和三藩市的8份男同性戀艾滋病血樣，並與杜蓋的血樣進行了對比。

分析表明，杜加的病毒更像是後來變異的HIV，在杜蓋患病之前，HIV病毒早已存在於美國大地。

這篇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論文，正式把杜加身上「0號病人」的標籤摘除，社會對他的誤解也終於消除。

此時，杜加已經去世32年。

參與研究的劍橋大學的理查德·麥凱說，杜加當時只是個青少年，不太可能擁有如此活躍的性生活，更不可能與2600人發生性關係。

他更不是媒體口中所說的反社會人格，在最後的一段日子裡，他都積極地參與艾滋病組織的志願工作。

就算有情人邀請他發生關係，他都竭力避免，有意地在彌補年輕時犯下的錯誤。

1983年，杜加在溫哥華的一個艾滋病論壇上發言

當年，還多虧了他的積極配合和提供的72名性伴侶的名單。

疾控中心關於艾滋病和艾滋病傳播途徑的研究，才得以進展順利。

圖：對待艾滋病，我們需要的是研究，而不是歇斯底里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會想得艾滋病。

就算是真正的「零號病人」，也只是不幸被病毒侵噬的其中一位而已。

把某個人，或某個群體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對消滅艾滋病也並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