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的未來

01-24

我在倫敦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學習攝影的三年，老師鼓勵大家跳出攝影的框架，以攝影為基礎大膽地進行藝術實驗，例如利用現成圖像，例如直接去暗房鼓搗膠片和相紙，例如結合繪畫、雕塑、裝置等形式，不要害怕作品看起來不那麼「攝影」，不那麼符合攝影的傳統定義。

在攝影的發源地英國，連藝術界幾乎最保守的群體——學院派藝術系統，都早已不介意攝影是什麼了。他們的立場是，選擇了攝影專業，不代表必須拒絕其它藝術門類，非創作攝影作品不可。

學校不是要教學生仰權威鼻息，而是要培養學生的判斷力，審查所謂的標準。學校努力營造自由的學術氛圍，允許質疑與辯論，不安排統一的教材，讓老師引導學生探尋感興趣的話題，根據學生的情況列舉建議查閱的相應書籍資料，支持學生獨立思考、勇敢表達觀點。學校的教育頗具前瞻性，不僅關注攝影的歷史和攝影的當下，更關注攝影的未來。

攝影的未來是怎樣的呢？

2013年攝影系畢業展，大家上交了各種答案。我掃描了畢業展目錄的封面及幾張內頁：

從宣傳冊中的一兩張圖像固然無法窺得作品全貌，但不難看出，大家不願循規蹈矩。大家理解的「攝影」，是創作的媒介，不是目的。倘若找見更適宜的媒介，大家便毫不猶豫地拋棄攝影。

畢業展現場，符合攝影的傳統定義的作品不多，跟攝影無關的作品卻不少，一位同學甚至直接展覽了一個現成的普通木質長凳供觀眾坐下休憩閑聊，他的概念（concept）是把觀眾吸納為作品的一部分。

畢業展昭示了大家的憂慮與反省。攝影技術的門檻日益降低，攝影領域的「處女地」日益銳減，創作有價值的新穎的攝影作品日益不易，誰能挖掘到另闢蹊徑的突破口呢？一味求新求異，就會走得更遠嗎？

淡化媒介的界線是時代的趨勢。藝術日益不純粹，跟哲學、科學、文學、時尚、商業……的聯姻日益頻繁。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辦了草間彌生（Yayoi Kusama）的展覽，塞爾福里奇（Selfridges）百貨商場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旗艦店也辦了草間彌生的展覽；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將衣服做成藝術作品《毛氈套裝》（Felt Suit），川保久玲（Rei Kawakubo）將藝術作品做成衣服。

學校的課程不全是圍繞攝影設置的。例如某學期的「當代藝術中的性與性別」（Sex And Sexu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課程，負責講課的老師不僅分析了許多包括但不限於攝影的作品，還帶大家去畫廊看保羅·麥卡錫（Paul Mccarthy）的人豬交媾裝置。上完課程後，大家得繼續瘋狂研究一陣子「性與性別」，以便寫三千詞的論文。

作品源於主意（idea），主意除了源於天賦和靈感，更源於孜孜不倦地汲取不同領域的知識。當然，光汲取知識也是不夠的。

學院派藝術系統只訓練學生的理性思維，令學生整天搜腸刮肚地扯理論編概念闡釋作品，忽略了感性認知。他們忘記了藝術充當著精神寄託的角色，並非簡單的智力競賽與邏輯爭鬥；忘記了藝術家真正該關注的是生命，是生活，是人類的幸福……

我曾創作過一個叫《一聖誕樹理論》（A Christmas Tree of Theories）的裝置，把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論攝影》（On Photography）撕爛，給其中一些紙張塗了深淺不一的綠色折成飛機，掛到戴著聖誕帽的三腳架上，另一些剪成中國唐代的銅錢形狀假冒冥幣，跟《論攝影》的封面、封底及一個裸體芭比娃娃一道擺到三腳架周圍的地上，諷刺大家拜學校所賜即將面臨的要寫論文的葬禮般的悲哀聖誕節，並祝大家「聖誕快樂」。儘管無法改變我被論文折磨得快崩潰的境遇，但至少，能慰藉我的痛苦、無奈。

沒人關注我的痛苦、無奈。大家關注的是「我的痛苦、無奈」以外的一切，理論，概念，等。

我所珍惜的熱情，漸漸被理論和概念澆滅。我所珍惜的浪漫，漸漸被麻木與冷漠吞噬。扯不著理論，編不出概念，我便覺得罪惡，不敢碰相機。我空虛得像托馬斯·艾略特（T. S. Eliot）描繪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理論和概念像填塞我的大腦的稻草，填塞不了我的靈魂。我彷彿經歷了世界末日——「世界就是這樣告終的／世界就是這樣告終的／世界就是這樣告終的／不是砰的一聲而是一聲抽泣。」（摘自艾略特《空心人》）

我不想做空心人。課堂上，我千方百計地迴避闡釋作品，避無可避的時候，我會結合行為藝術的形式背誦詩歌，抵禦理論和概念的迫害。

我學習理論，不是要把它套進作品證明我知識淵博，或者靠它生產概念炫耀我伶俐聰慧。它不應該束縛我的創作，而應該幫助我更準確地傳遞心聲。

藝術的範疇里，理性並不高於感性。哪有徹底理性的藝術呢？哪有徹底不感性的藝術呢？

學院派藝術系統輕視感性經驗，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圖書館藝術家」。「圖書館藝術家」比哲學家更懂哲學，比科學家更懂科學，能清晰地闡釋作品扯的理論和編的概念。觀眾讀罷他們的作品陳述無需看他們的作品也會立馬領悟他們的創作意圖。他們的作品是理論和概念的可有可無的裝飾。

但學院派藝術系統真的很理性、很嚴謹嗎？倘若是的話，我估計沒那麼容易畢業啦。

我不夠理性不夠嚴謹，論文是我的死穴。勉強撐了兩年，第三年我都準備自甘墮落了。幸虧我知道我的老師們是歐洲中心主義者，不了解中國當代藝術，便把論文主題定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後殖民現象，不耐煩地摘了摘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伊本·瓦拉克（Ibn Warraq）的《為西方辯護：評論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Defending the West: A Critique of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羅伯特J.C.楊（Robert J.C. Young）的《後殖民主義：一個很短的介紹》（Postcolon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又抄了抄王南溟的《後殖民榮譽：藝術的「中國性」和藝術家的「中國身份」》，七拼八湊，瞎寫一通，敷衍了事。跟我預料的一樣，我的滿篇胡言亂語得了個不差的成績——我猜測任何中國的藝術大學的老師都不會認同的成績。

學院派藝術系統指向的攝影的未來，是晦暗的，是危險的，沒什麼好期待。藝術過分依賴闡釋，無異於被套上枷鎖鎖進狹隘的牢籠。況且，倘若缺乏藝術才華，再有價值的理論和概念也無法被藝術作品承載，只能淪為江湖騙子招搖撞騙的工具。

我不得不轉移目光，逃離學院派藝術系統，到別處憧憬攝影的未來。

在牛津街（Oxford Street）附近的一個商業畫廊「藝術家方塊」（Carré D"artiste），我購置了一件不扯理論不編概念卻不膚淺的藝術作品:《你買麵包了嗎？》（T』as pris le pain?）。作品主體是一個裝盛著蔬果、麵包的紙袋的圖像（貌似是照片）。紙袋上印著一個幽默詼諧的法語句子，意為「親愛的！你買麵包了嗎？」（chéri! t』as pris le pain? ）

我沒看作品陳述，但這並不影響我解讀作品。愛情的甜蜜因日常的瑣碎是減損還是加深呢？「親愛的！你買麵包了嗎？」是責問還是撒嬌呢？作者的口氣是調侃還是調皮呢？呃，我幾乎能順著我的問題寫小說了。

《你買麵包了嗎？》給了我希望。

我的畢業作品《隱形的風箏》（An Invisible Kite）是一個裝置：椅背挨著牆的紅色塑料兒童椅上坐著神情落寞又倔強的棕色布熊，布熊的脖子上戴著一短一長兩串項鏈（長項鏈的金屬字母M吊墜代表我的法文名Milou），手握紅色塑料線軸，線軸繞著的白色棉線伸進了貼在牆上的（我拍攝的）天空照片（A4尺寸）中的小孔。

我的作品陳述是：「我親愛的熊兒在放一個薄暮時消失於月光照耀的藍藍藍藍藍藍天的風箏。」

我沒扯理論沒編概念，只是跟觀眾分享我的靈魂經歷的感性經驗，邀觀眾憑想像力塑造在我的作品中缺席的「風箏」，解讀「風箏」的隱喻。我的意圖是嘲笑學院派藝術系統對理性的過分推崇及對感性的無動於衷，抗拒學校對我的改造。

畢業後，我脫離了學院派藝術系統，不再被理論和概念摧殘，終於能自由地參與勾勒攝影的未來，嘗試平衡理性與感性：理性地錘鍊藝術語言，感性地增強精神力量。

不願止於拍攝照片的我，拿自己的攝影作品做了一系列藝術實驗，以個人化的手段操縱原先（不同程度地）記錄、複製了「真實」的（被列印在相紙上的）照片，延伸照片的可能性，使照片成了超越攝影範疇的另一種「真實」——照片作為物質的非虛擬的真實。無論照片的內涵被加深或者被消減，都與照片最初複製的「真實」相去漸遠，添了更多我的個人特質。

例如：

實驗1.

把對著光碟拍攝的8張照片中的7張各剪出一個正方形，每張照片的正方形大小依次遞增。再把剪好的照片整齊地疊在未修剪的照片上，並用膠固定，讓8張照片變成1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