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硯三國】雒陽得失與董卓勢力的興衰

董卓入洛，徹底終結了東漢王朝皇權與豪族通過外戚與宦官兩個渠道所展開的常態化政治鬥爭。東漢王朝也在西涼鐵騎從河東駐屯地（董卓時任并州牧）開入雒陽的那一刻徹底失去了「活力」，漢家皇權（皇帝、太后、外戚、宦官）再也沒法兒擺脫軍閥的控制，皇權則徹底成為了一張軍閥推行霸權的「遮羞布」。而董卓勢力，則從入雒這一刻起，進入其為時不長的短暫巔峰期。

然而，董卓主從的西涼籍貫、軍將出身，與徹底掌握地方話語權並逐步向中樞朝政滲透的關東望族相衝突，這是董卓主從自始至終無法突破的瓶頸。再疊加上董卓主從的各種莽撞暴行的影響（倉促廢帝，立威失德；殺戮殘忍，有悖人道），沖淡了董卓入雒之後對關東望族加官進爵的籠絡效果，加劇了西涼軍頭掌權派與關東望族中層管理者之間的貌合神離狀態。換言之，董卓主從不僅在客觀出身上，與自命清流的關東望族相衝突，而且在主觀作為上，屢屢出現禽獸暴行，徹底喪失了主宰朝政的「人望」。

值得特彆強調的一點是，廢立人君，在中國古代是一件天大的事，即便是掌握中樞軍政大權的權臣，也必須掂量好自己的「德」與「威」是否能夠壓服不滿勢力、獲得足夠擁戴，否則，名分上的污點，足夠其他實力派攢集起來，藉機搞事情了。所謂「德」，並非「民心」，而是「人望」，也即擁有多少官僚士大夫與軍事武裝統帥的支持；所謂「威」，並非「淫威」與「黷武」，而是「功威」，也即指揮並創造了戡亂、滅國乃至一統級別的軍事功績，為前朝消滅了足夠多的異己勢力，成為功高震主之人。

過早廢立漢帝可以說是董卓最大的失著。董卓入京前，無論是氣勢正盛的宦官之禍，還是潛在的外戚（何進）之禍，都已在火併之中消耗殆盡，董卓入京本身只是趁機摘取火併果實罷了。董卓入京後，未見其重振朝綱、未見其勘平四方、未見其驅除北患，也即，未立寸功便擅行廢立之事。功勛未孚眾望，擅自廢立，德不配位，必有災殃。董卓廢立漢帝前後的一系列毫無功勛背書的僭越舉動，為黨錮以來因始終未能掌握中央朝政而蠢蠢欲動的關東豪族提供了最為強勁的大義名分。這一名分，甚至可以被檄文與望族輿論說成與商湯伐夏桀、周武伐商紂、亡秦必楚、劉邦為義帝伐項羽等相提並論的大義之舉。可以說，董卓是硬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夏桀、商紂、暴秦、暴楚乃至王莽的不仁不義之輿論境地。

在前述情形下，董卓遷都，便是處於天下人人得而誅之的輿論風口之後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即便這種選擇，事實上消弭了關東義軍繼續西進的動力，使得關東義軍更加忙於內鬥與「分贓」，董卓集團也自此淪為關中一方的地方軍閥，不再擁有逐鹿天下的可能，雖然依舊挾持著漢帝，卻也背負著擅自廢立、殘暴遷都的大惡之名，而無法發揮出曹操以來各種魏晉霸府所能發揮出的「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功效。

總之，董卓集團自西遷之後，開始的是苟延殘喘式的分崩瓦解，而非保帥棄車式的戰略防禦。換言之，西遷長安，是董卓集團在雒陽一番宿命般地作死舉動之後的自食惡果之舉，它即宣告了董卓乃至西涼一系軍閥的政治死亡，也拉開了漢末軍閥爭衡的帷幕。

董卓之惡名，不僅影響了董卓在世之時董卓軍將的前途，而且間接污化了李傕、郭汜、張綉、呂布等一批軍頭，令這些勢力的參與者幾乎難以在輿論上反身，並且最終往往陷入自作自死、孤立無援的境地。

而且，董卓在雒陽的快速喪失主政優勢，為日後的魏晉南北朝霸權軍頭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反面典型。這一反面典型的急躁、冒進，與日後曹操曹丕父子的穩健、漸進形成鮮明對比，往誇張了說，這一漢末廢立對照組的正反經驗，或許可以說促成了魏晉南北朝禪代程序的「標準化」233。

本文為本專欄寒硯三國系列文章之一，同系列的文章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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