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自傳》之二 在動亂中成長起來

　　當我在長沙的中學讀書時，我第一次讀到報紙，報名《民力》，是民族主義派的革命的報紙，裡面有反抗滿清的廣州起義及在一個湖南人領導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難的情形。

　　我讀了以後，極為感動，並發現《民力》裡面充滿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時我也知道了孫中山的名字和同盟會的會綱。這時，長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動異常，就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壁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有點糊裡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於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們和新領袖的區別。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張應將孫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總統，並以康有為任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其時「反對外資」建築川漢鐵路的運動開始，成立議會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開，但結果皇帝只是下詔組織「咨議會」。於是同學們越來越激動了。他們以反對留辮的方式來表示他們的反滿的情緒。我和一個朋友毅然剪去髮辮，但約好相繼剪去的一般人卻不履行他們的諾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並強力剪去他們的髮辮，結果有十個人做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者」。這樣，在短期內，我已經從嘲笑「假洋鬼子」的假髮辮進步到要求普遍地剪髮了。政治觀念是如何地可以轉變一個人的觀點啊!

　　關於蓄辮我和一個法律學校的朋友發生爭論，各人執持了相反的理論。這法科學生引用經書上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等話來辯論。可是我和反對蓄辮的人們在反滿的政治基礎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論，使他開口不得。

　　武漢起義(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後，湖南宣布戒嚴。政局在急遽地變動。一天，有個革命黨得了校長允許，到一個中學裡面作煽動的演講。當場有六七個學生起來聲援他，痛斥滿清並號召大家起來建立民國。每一個人都專心一意地聽著。

　　聽過這個演講四五天之後，我決心加入革命軍，決定和幾個朋友到漢口去，同時我們向同學募一些錢。聽說漢口非常潮濕，必須穿雨鞋，我就向駐紮城外的一個軍隊朋友那裡去借。我被衛兵攔住，這個地方已經變成十分活躍了，士兵們第一次領到子彈，大批地在開到街中去。

　　當時，叛軍正在沿著粵漢路進窺長沙，戰事已經開始。在城外發生一次大戰。同時城內也起了叛亂。城門被中國的勞工們攻了下來。我靠了其中一個勞工的幫助，重新回進城中。然後站在一塊高地上觀戰，直等到最後看到衙門上飄起了寫著「漢」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學校，那裡已在軍隊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個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並未做得長，一般地主和商人不滿意他們。不到幾天後，我去訪問一個朋友時，看見他們的屍首橫陳街上。作為地主和軍閥們的代表，譚延打倒了他們。

　　現在有許多學生參加軍隊了。學生軍已經組成，不過我不喜歡學生軍，認為他們的基礎太複雜。決定還是參加正規軍隊來幫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遜位，這正是奮鬥的時候。

　　我的餉銀是七元一月——不過，已經多於目下我在紅軍的餉銀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兩元吃飯。我還要買水，因為士兵都要從城外挑水進來，而我是學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餘的餉銀都用在報紙上，我變成它們的熱心讀者了，在當時與革命有關的報紙就是《湘江日報》。其中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從這上面初次知道這個名詞。我也和其他學生士兵們討論社會主義，其實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幾本關於社會主義和它的原理的小冊子，並熱心地寫信和同班的同學討論這個問題，但只有一個人的回答表示同意。

　　我同隊中有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我極歡喜他們。其餘的人都是平庸之輩，而且有一個是流氓。我又勸了兩個學生參加軍隊，我和隊長及一般弟兄都合得來。我能寫，讀過一點書，他們很佩服我的「博學」。我能夠幫助他們做寫寫家信之類的事情。

　　革命的結局還沒有決定。滿清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國民黨內部又發生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在湖南聽說戰事是不可避免的了。當時有許多軍隊都組織起來反對滿清和袁世凱。湘軍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當湘人準備起事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成立了協定，預計的戰事停止，南北「統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為革命已經過去，決定繼續求學。這時，我已經做過半年兵士了。

　　我開始留心報紙上的廣告——彼時有許多學校開辦，而且都用廣告來吸收新生；我並沒有特別的標準來判斷學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麼。一個警官學校的廣告吸引了我的目光，於是就去報名。但是，在受試以前，我看到一個制皂「學校」的廣告。不收學費，供給膳宿而且還可以有一點津貼。這個廣告是動人的。它指出製造肥皂有巨大的社會利益，可以富國富民。於是我變換了進警官學校的念頭，決定做一個制皂工程師。我又在這裡交納一元報名費。

　　這時，我有一個朋友做了法科學生，他慫恿我進他的學校。我又讀了這法律學校的動人廣告，裡面保證了許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應在三年之內教完一切關於法律的學科，保證學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斷地對我稱讚這個學校，直到我最後寫信回家，詳述廣告上的保證並請家人寄學費給我。我將自己的前途畫成一幅光明的燦爛的圖畫給家人看，將自己畫成一個法律學家和大官。於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學校報名，同時等待父母的迴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變動。這回是一個商業學校的廣告。另一個朋友勸我，以為國家正在作經濟戰爭，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夠建立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理論得勝了，我再花一元到商業中學報名。我真的去註冊而且錄取了。不過，這時我還繼續留心廣告，有一天看到廣告，描寫一個高等商業公立學校的優美。它是政府開辦的，課程繁多，聽說裡面教員都是極能幹的人。我斷定還是到那裡學成商業專家比較好，出了一塊錢去報名，隨後將我的意思寫信告訴父親。他很高興。父親很知道有了商業智慧的好處。我進了這個學校而且留在那裡——有一個月。

　　我發現在這新學校中的困難就是一大半課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學一樣，英文程度很壞，簡直只認識字母。此外還有一個困難，就是校中沒有英文教員。我討厭這種情形，就在月底退學，並繼續閱讀廣告。

　　我在學業上的第二次冒險是在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名，應了入學考試，以第一名被錄取。這是一個大學校，有許多學生，畢業的也很多。校中有一個國文教員十分地幫我，因為我有文學的傾向。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鑒輯覽》給我，其中有乾隆的詔諭和批評。

　　這時，一個政府辦的刊物在長沙出版。這是一個巨大的烽火，我們學生覺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譚延被袁世凱趕走了。現在袁執掌著民國的政務，同時準備他的登基。

　　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太少而規則繁瑣。並且，在我讀過《御批通鑒輯覽》以後，我斷定還是單獨求學的好。六個月後，我離開學校。自己訂立了一個讀書的計劃，規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圖書館中閱書。我十分地有規律和專心，在這個方式下費去的半年，我以為對我是極端可寶貴的。早上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在中午只花去買兩個米餅來吃的時間，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圖書館中一直讀到閉館的時候。

　　在這自修的時期內，我讀了許多書籍，讀到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在那裡我以極大的興趣第一次閱讀了世界的輿圖(25)。我讀了亞當·斯密士[亞當·斯密]的《原富》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物種起源》]和約翰·斯陶德·密爾[約翰·穆勒]所著的一本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騷[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學》和孟德斯鳩所著的一本關於法學的書。我將古希臘的詩歌、羅曼史、神話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混合起來。(26)

　　那時，我住在湘鄉縣同鄉會館裡。那裡還有許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沒有事做，也沒有錢。會館中的學生和兵士總是在吵架，有一夜，他們之間爆發了武力的衝突。兵士們攻打學生並且要殺死他們。我逃到洗澡間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這時我沒有錢用，因為家裡不給我金錢，除非我進學校。又因為會館不能再住下去，我開始尋找新的託身之所。同時，我懇切地考慮了我的「職業」，並以為我最適宜於教書。於是我又開始留心廣告了。現在我注意到湖南師範學校的一個動人的廣告，我高興地讀了它的優點：不收學費，膳宿費很便宜。兩個朋友也勸我進去。其實是他們要我幫他們預備入學論文。我將自己的意志寫信給家裡，得到他們的同意。我代兩個朋友做了論文，自己做了一篇。結果一齊錄取——實際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時我並不以為搶替是一件不好的事，這僅僅是一種友誼。

　　在這個師範學校中，我做了五年學生，並且居然拒絕了此後一切廣告的引誘。最後，我真的畢業了。在湖南師範學校中，我的生活上發生許多事件。在這一時期，我的政治觀念開始確定，並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會行動的經驗。

　　新校中有許多規則，只有極少幾條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中的必修課程。我希望專攻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在我並無特殊興趣，我不讀它們，於是這些課程的分數大都很壞。我最討厭的就是必修的靜物寫生。我以為這是透底的愚笨。我總想畫簡單的東西，快快畫完就離開課室。記得有一次畫一幅「半日半石」(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詩)(27)，我用一條直線和上邊半個圓圈來代表。還有一次，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就算數了，我稱之為雞蛋。結果畫圖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的分數都非常好，這樣和其他課程的壞分數扯平。

　　這裡有個國文教員、綽號「袁大鬍子」，他揶揄我的文章，並斥為新聞記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範梁啟超，以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變我的風格，攻讀韓愈的文章，和熟記經史中的典故。所以，謝謝「袁大鬍子」，必要時我現在還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員中給我最強烈的印象的就是一個英國留學生楊懷中[楊昌濟]，過後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倫理學。他是一個觀念主義[唯心主義]者，同時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響下，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時我也是一個觀念主義[唯心主義]者，我的文章大受楊教授的讚賞。給我那篇文章一百分。

　　另外有一個教員常給我看舊的《民報》，我總是十分高興地讀它。從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會的活動和會綱了。一天讀《民報》，看到一篇記述兩個中國學生漫遊中國的文章，並說他們已達(西藏邊境的)打箭爐。這使我大為感動。我要學他們的榜樣，不過沒有錢，我想還是先遊歷湖南。

　　次年夏，我開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個縣城。有一個同學叫蕭瑜，陪伴著我。我們一文不名地走了這五縣，鄉下人給我們吃飯和睡覺的地方。不論我們到達什麼地方，總是受到歡迎和善遇。這個和我一起旅行的傢伙，蕭瑜，後來變成了南京國民黨的職員，在一個以前做湖南師範學校校長，後來變成南京高級官吏的人手下做事，並被委做故宮博物院的管理。後來蕭被人告發盜賣故宮中最寶貴的東西，並且在一九三四年帶了這筆款子潛逃。現在他避居大連。

　　我感覺自己需要幾個親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熱心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前來和我接觸。我指明要堅強不屈，願意為國犧牲的青年。廣告登出後，我得到三個半答覆。一是羅章龍，他後來加入共產黨隨後又背叛黨。其餘答覆是兩個青年的，後來變成極端的反動分子。「半」個回答是一個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聽完我所講的一切話，然後一聲不響地走開，過後我們的相識並且進而成為友誼。(29)

　　但是，漸漸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這樣造成了日後一個團體的核心，後來這個團體(30)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和國事有極大的影響。這是一群嚴肅的青年，他們沒有時間去討論瑣細的事情。他們所說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個宗旨。他們沒有時間談戀愛或「羅曼史」，他們以為在國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識的時候，是不能討論女人或私事的。我對於女人本無興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歲時就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人，不過我並沒有和她一起住過——此後也未有過。我不以她為我的妻子，那時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談女人——普通在這時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極為重要——以外，(31)我的同伴連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都不談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青年的家裡，他和我談起「買肉」的事情，並且當面叫用人(32)來和他商量，叫他去買。我動怒了，以後就不和他來往。我和朋友只談大事，只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

　　我們又是熱心的體育家，在寒假中，我們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著城牆，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時我們就脫去衣服，名之為「雨淋浴」。陽光灼爍時，我也剝去衣服，名之為「日光浴」。春風和暖時，我們又算是一種新運動，叫「浴風」。在已經結霜的天氣，我們還露宿田陌間，或是十一月，我們還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種種，都算是「體格訓練」。也許這對我的身體大有裨益，後來我是何等的依靠它!在我屢次橫越華南，和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的時候。

　　我和其他城鎮里許多學生和友人建立了廣大的通信關係。漸漸地我開始了解一個有著更密切聯絡的組織的必要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幾個友人發起了新民學會。會員約七八十，其中有許多人後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會員的大部分，在一九二七年清黨時期都被殺了。同時，在中國其他部分，像這類的激進團體都由那時在中國政治上佔有勢力的戰鬥青年紛紛組織起來。

　　這許多團體大半都是在陳獨秀編輯的著名新文化運動雜誌——《新青年》影響下組織起來的。我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開始閱讀這本雜誌了。並且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作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範，代替了我已經厭棄的康有為和梁啟超。

　　在這個時期，我的頭腦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紀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堅決地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

　　我是一九一三年入師範學校的，於一九一八年畢業。

　　在師範學校讀書的幾年，我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連所有學費在內!在這個數目裡面，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報紙上面的，因為經常訂閱書報費每月約需一元，此外我還時常向報攤購買書籍和雜誌。父親責備我，說是浪費。他說這是在廢紙上花錢。不過我已經養成了讀報的習慣，而且從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當我和中國最初的紅軍一部分爬上井岡山時，我從未停止閱讀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在學校的末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更打斷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決定到北平——那時叫北京——去。當時，許多湖南學生都計划到法國去工讀，在大戰時，法國就是用這個方法來招募中國青年的。在出國以前，這般青年預備先在北平讀法文。我幫助他們實現這個計劃，在這一群留學生中，有許多是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後來大半都變成了著名的激進分子。我陪了幾個湖南學生到北京去，不過，雖然我幫助他們實現這個計劃，並且他們受新民學會的幫助，但我本人並沒有到歐洲去，我認為我對於本國還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為在中國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時間……

　　北平在我看來非常浪費，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時，從前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楊懷中[楊昌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幫我找事。他將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長，這人就是李大釗，後來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結果被張作霖處決。李大釗給我工作做，叫我做圖書館佐理員，薪俸是每月八塊大洋。

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屑和我來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記來館讀報的人名，不過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裡。在這許多人名之中，我認得有幾個是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們討論關於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南邊口音的圖書館佐理員所講的話。

　　但是，我並不因此而喪氣，我仍然參加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想藉此能聽大學裡的課程。在我服務北大時所遇的人中，有兩個現在是南京的高級官吏，一個是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副主席，還有個加入共產黨隨後又成了所謂「第三黨」的黨員，再有一個則後來加入加利福尼亞的「三K黨」。在這裡我也遇到了楊開慧，而且發生戀愛，後來結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楊教授的女兒。

　　我對於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高，同時我的頭腦愈來愈激烈。至於所以會如此的背景則上面已經講過了。不過，當時我還在彷徨，還在「找出路」。我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和一個常來看我的北大學生，時時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不過在公園和故宮的宮址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準備赴法的學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車票，也不知道怎樣可以走下去。不過，中國有句老話，「天無絕人之路」，一位同學借了十塊錢給我，使我能買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車訪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門徒濯足的溪水，聖人幼時所居的小村，我看見孔子手植的樹。我又訪問顏回的住處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還登游過泰山，就是馮玉祥將軍退隱時寫愛國詩的地方。

　　不過當我到達浦口以後，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霉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麼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面，我碰到一個湖南的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到了上海後，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筆款子資助學生留法，並且可以資助我回湖南。

　　迴轉長沙以後，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積極的活動了。自五四運動以來，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學生政治活動上。我是湖南學生報紙《湘江評論》的編者，這個報紙對於華南的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在長沙，我幫助成立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動向的團體。這個書社和新民學會都激烈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大混蛋張敬堯。新民學會更是厲害，領導了一次學生大罷課來反對張。要求將他撤換，同時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動反對張敬堯，當時孫中山在西南活動。張為報復起見，就禁止《湘江評論》出版。

　　這件事過後，我代表新民學會到北平去，並在那裡組織了一個反軍閥的運動，新民學會將反張的鬥爭擴大而為普遍地反軍閥的運動了。在北平我做了一個通訊社的社長，來推動反軍閥工作。在湖南，這個運動得到了相當的成功。張敬堯被譚延打倒，並在湖南成立了一個新政體。這時，學會中開始分成兩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張實行一個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徹底改革的綱領。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裡我又一度碰到陳獨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見是在北京，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裡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那時，我也見過胡適，訪問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學生鬥爭。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我們的計劃，組織一個「湖南建設協會」。隨後我回長沙，開始組織這個協會。我在那裡得到一個教員的位置，同時，繼續我在新民學會裡的活動，那時學會有一個湖南「獨立」的計劃。

　　一九二○年冬，我第一次將工人政治地組織起來，並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蘇聯革命史的影響下領導他們。我第二次到北平時，我讀了許多關於蘇聯的事情，同時熱烈地尋找當時中國所能見到的一點共產主義書籍。三本書特別深印在我的腦子裡，並且建立了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歷史的正確解釋後，此後絲毫沒有動搖過，這幾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考資基的《階級鬥爭》和吉古柏的《社會主義史》。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並且自此以後，我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與楊開慧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