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鮑德里亞——一個後現代學術神話的祛魅

反鮑德里亞

——一個後現代學術神話的祛魅

作者張一兵（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來自《學術月刊》 2009年第4期27-33｜授權刊登

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也譯作「波德里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學術思想家之一。不久之前他的離世，無疑更增強了外界對他的學術關注。①通常，鮑德里亞在人們眼中曾經是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又成為「後現代主義」思想的一代宗師，甚至「被譽為是新紀元的高級牧師」。②如今，斯人已逝，但其巨大的國際學術影響仍然在深刻而廣泛地發生著。本文在此提出一些與上述觀點不同的看法，以期研究的深入。

一

毋庸置疑，鮑德里亞是歐洲後現代思潮之激進語境中出現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依我的思忖，人們對他在當代西方思想史中的定位問題里卻始終存在著幾個重要誤識：

一是人們認定鮑德里亞曾經是一位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者」，而我卻認為他事實上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甚至可以更確切地指出，鮑德里亞的學術出場恰好就是從對自己老師「左派」政治立場的背叛開始的。回望歐洲20世紀60年代末那個著名的「後68」時段，我們不難看到，這種背叛正是後馬克思思潮③的邏輯緣起，這個時期也是整個後現代思潮的同體生成時刻。

其二，人們通常將鮑德里亞看作一位「後現代主義」大師，而從嚴格意義上考察，我則發現鮑德里亞並不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④。若深入探究其本質，「鮑德里亞不僅一直在鮮明地反對整個現代性，甚而也不遺餘力地從根本上批判和拒斥全部後現代景觀」。故而，將鮑德里亞指認為「後現代主義」的思路同樣是一種嚴重誤讀。在我看來，長時段地深植於青年鮑德里亞思想鏡像深處的他性理論構架，實際上是由法國社會學家莫斯基於原始部族的人類學研究而形成的象徵交換理論，這種學說後來被法國哲學家巴塔耶從文化學的意義上更廣泛地闡釋出來。以我之見，這個妖魔化的莫斯—巴塔耶的學術邏輯從其根本上就是反人類現代文明的。不過，我們不妨先將這種思想定義為文化返祖式的草根浪漫主義（關於這個概念，我將在下文中作詳細說明），以便展開分析。此外，還應當指出，鮑德里亞所依從的這種批判邏輯與德里達、利奧塔等人對後現代存在狀況的肯定性論說也是截然異質的。其實，後現代思潮恰恰是鮑德里亞在其反諷語境中著力鞭撻的擬真物。⑤

其三，人們對鮑德里亞思想中關鍵性概念的非同質性問題也缺乏準確的認知。我注意到，在目前國內外學術界關於鮑德里亞學術思想的研究中，大多數論者對鮑德里亞在不同階段使用過的一些相近概念（如象徵交換、系列、真實等）的討論，常常不假思索地就賦予了同一性的內涵，這實際上是一種非歷史的研究方法，勢必導致對鮑德里亞思想中不斷變化的理論邏輯的同一性暴力。

翻開西方學術界許多關於鮑德里亞的研究文獻，不難發現，較普遍的觀點是將其早期的思想發展時段直接指認為一個處在新馬克思主義框架內的研究時期。譬如，波斯特即認為，在1973年以前，鮑德里亞「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結構主義的大框架中進行的」。⑥凱爾納和貝斯特大略也持這樣的觀點⑦。我翻查了一些相關的中文資料後意識到，國內大部分研究者似乎也基本上無批判地接受了這種斷言。然而，當我仔細讀完鮑德里亞早期的兩部書稿《物體系》⑧和《消費社會》後，特別是在讀過他寫於1973年以前的另外幾部論著後，國內外學術界的這個共識判斷則開始成為我的懷疑對象。

鮑德里亞早年之思果真經歷過一個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場的發展階段嗎？就我目前的研究來看，結論是否定的。仔細分析起來，多數論者之所以得出這個錯誤結論，通常是基於「鮑德里亞始終在批判資本主義」這樣一個事實判斷。然而，一個雖十分顯而易見卻很容易產生理論斜視的邏輯關係是：批判資本主義並不一定就是馬克思主義。我認為，「鮑德里亞從來就沒有成為過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即便他在建構自己的理論邏輯空間最初時刻，鮑德里亞所持有的理論立場就皈依於後馬克思思潮」。其中，十分具有象徵意義的文本事件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物體系》發表於1968年⑨。事實上，那也是歐洲左派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現實分界線。時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鮑德里亞的三位思想導師列斐伏爾、巴特和德波其實都已經不再直接處於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的語境之中了。

晚期的巴特雖系歐洲左派，可他素來就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而列斐伏爾和德波此時的理論立場也已經轉變為對馬克思的超越。⑩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支援背景上的理論定位。這也就意味著，當青年鮑德里亞最早開始築就自己的鏡像邏輯時，支配他初始思想生成的大寫他者就已經是後馬克思思潮。並且，這裡還應該指出的是，鮑德里亞此時的後馬克思思潮的理論傾向，對他自己的思想邏輯築模來說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暫存理論寄居體。更何況，後馬克思思潮並不是馬克思主義(11)。

二

在早期的《物體系》和《消費社會》兩部書中，鮑德里亞把自己的老師列斐伏爾、巴特、德波等人對資本主義社會最新變化的批判轉喻成了一種抽象的哲學反思，尤其是在《消費社會》一書中，鮑德里亞只是將列斐伏爾、德波已經意識到的當今社會生活中俯拾皆是的主導性消費現象（列斐伏爾的表述是「消費被控制的官僚社會」，而德波的形容則為「以景觀控制為顯性社會結構的消費社會」）通俗而誇張地表達出來罷了。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鮑德里亞在這兩部文本中的理論思考所基於的他性理論支撐點，主要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列斐伏爾最早所展現的那個遠古社會中未被功用性價值邏輯污染的象徵性本真存在。因而，在這兩個文本的理論問題式生成的全程里，馬克思歷史現象學批判邏輯的偶爾在場反倒顯得十分牽強。我認為，青年鮑德里亞思想源初語境的真正建構支點，是莫斯、巴塔耶那種以原始社會（部落）中的禮物回贈交換關係和非功利耗費觀念為核心的草根主義歷史觀。不過，我也發現，這個重要的他性理論鏡像在鮑德里亞早期理論構境中的在場，如在《物體系》和《消費社會》中的現身，都還只是遮遮掩掩的零星露面。

從深層敘事邏輯的斷面來看，《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生產之鏡》和《象徵交換與死亡》三本書，可以說是鮑德里亞擬構的真實存在（象徵交換）被完美謀殺故事的學術三部曲，也是他走向反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三部曲；而從鮑德里亞自身的整體思想發展脈絡來看，這又是他從自主性理論築模到原創性思想空間轉換的關鍵時期。

1972年完成並出版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12)一書，可以看作是鮑德里亞從後馬克思語境中，以叛逆的姿態向反馬克思主義邏輯通道的最早出走。必須承認，這部書是鮑德里亞早期學術理論建構中份量最重的論著之一，也是其「死亡三部曲」的第一步。從此書的前兩章中，在對德波的「景觀社會」觀念進行符號學改寫的基礎上，「鮑德里亞從已經出現唯心主義片面超越的「景觀社會存在」更極端地跳躍到空無的符號王國里，並以符號生產和抽象的差異性社會關係徹底取代了馬克思所強調的前提性的社會物質生產結構」。於是，鮑德里亞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指認中，從「消費社會」又超越性地進入「符號社會」。從第三章開始，鮑德里亞則徹底告別馬克思，成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政治經濟學和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的直接反對者。至此，鮑德里亞思想的邏輯構境已經出現了跨越式的變化，他提出了自己的聚焦於生成差異性能指的象徵勞動和符號價值存在的當代資本主義批判邏輯，並且，也開始直接批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主要是使用價值）和經濟拜物教理論。(13)

爾後不久，在次年出版的《生產之鏡》一書中，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成了鮑德里亞直接攻擊和否定的靶子。《生產之鏡》亦即鮑德里亞真實存在謀殺三部曲的第二步，雖然此時他的思想中尚存一定的後馬克思思潮的邏輯殘渣，但此書的出版足可視作鮑德里亞成為徹底的反馬克思主義者的標誌。鮑德里亞反對馬克思，並不是因為他簡單地持有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立場，而恰恰由於他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是徹底的：因為馬克思仍然站在資本主義所構築的工業性物質基礎和創造這種基礎的全部西方文明之上。「而在鮑德里亞看來，真正敗壞的，不僅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關係和政治結構，而恰恰是被馬克思刀下輕易放過的物質生產方式本身，資本主義不過是這個歷史的功用性有序社會存在方式的最高水平而已」。根據鮑德里亞的指認，馬克思的錯誤就是將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經濟學構架普遍化了，只在「交換價值體系」中才會出現的勞動生產、使用價值和生產方式，被馬克思泛化為「人類生成的一般模式」。

所以，馬克思固然也真誠地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致力於深刻揭露資本邏輯的剝削本質，可是，他並未意識到自己這個以有用的勞動生產為邏輯中軸而展開的歷史哲學話語，從本質上還是資產階級價值交換體系無意識的編碼產物。對馬克思來說，人之所以是人，即因之於生產：我生產故我在。這也是鮑德里亞所說的「生產之鏡」的本意。

根據鮑德里亞在《生產之鏡》一書中闡述的思路，人們在斯密—馬克思的生產之鏡中獲得了一種意象，並由此建構出一個虛假的功用世界、一個對效能性實踐主體的自我指認，而這種鏡像的本質恰是功用性的價值邏輯，因此，生產之鏡也可以擴展為全部政治經濟學之鏡、大寫的自然之鏡和歷史之鏡。鮑德里亞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隱性本質與資本主義正好是同體同質的，馬克思卻將構序的生產力中性化了，並將其視為一般社會存在和進步的基礎，從而未能意識到生成整個功利性的價值存在坐標即是這種效用性的有序生產體系本身。在鮑德里亞看來，正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非但沒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反而更深地遮蔽了事情的真相，使表面看似激進昂揚的革命道路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和軌道。所以，馬克思其實並沒能真正改變資本的邏輯，他力圖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本身，可卻又無意識地淪為「資本精心闡述的最巧妙的意識形態幻象」。

鮑德里亞聲稱，自己正是要徹底否定這種「我生產故歷史在」的存在本體論，既徹底拒絕馬克思主義，也拒絕自己曾經擁有的後馬克思思潮中所有虛假的生產性激進話語。此時，鮑德里亞明確拒絕將全部社會存在和歷史運動建立在塑形的物質生產之上，拒絕承認以歷史進步為核心的有序社會發展觀，拒絕把人視為生產者（勞動力）。一語概之，「他旗幟鮮明地反對生產的效用性塑形邏輯，反對將發展物質生產力視作人的目的」。借用當代西方學術界已某種程度上達成共識的概念來說，他要打倒生產主義。我認為，這也是鮑德里亞的真正可怕之處。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門內逆子，《德意志意識形態》法譯本的參與者之一，鮑德里亞與其他眾多馬克思主義的外部敵人完全不同，後者大多只是浮於表面地簡單攻擊馬克思思想不同的歷史派生形態及其意識形態幻象，而鮑德里亞則直接、準確地定向爆破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大廈內部最重要的一個支撐性結構——物質生產基始論和歷史現象學批判邏輯。可見，鮑德里亞所發出的質疑性提問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而言，必定不是無關痛癢的東西，他註定要成為馬克思真正強大的理論對手。

在1976年寫下的《象徵交換與死亡》一書中，鮑德里亞之思似乎又發生了更大的邏輯異軌——鮑德里亞自己的原創性理論構境邏輯終於形成。如果說，在前兩部書中，鮑德里亞主要做的還只是以象徵交換為邏輯尺度，指控馬克思基於物質生產方式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念是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的無意識同謀的話，那麼從這部書開始，鮑德里亞則更多地從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入手，力陳馬克思勞動、生產觀念的種種過時。在這個階段，被鮑德里亞用來圖繪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關鍵性概念——擬真出場了，並且，一個作為缺失本體的基礎性範疇——真實也開始成為他思想構境和施展邏輯批判張力的支點。由此，鮑德里亞著手以擬象—擬真的理論圖式重新解讀當代資本主義的存在邏輯。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定性分析上看，他是從「消費社會」到「符號社會」，再到此處的超級現實的「擬真社會」。

我感到，此時的鮑德里亞開始直接受到晚期拉康思想的深層影響，雖然這種作用大多是以誤認的方式悄然生成的。綜觀鮑德里亞恢宏的「謀殺三部曲」，就是在這一步，他直接走向了真實存在的死亡。也是在這裡，鮑德里亞公開拒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他以「理論恐怖主義」自比，提出了以象徵顛覆為核心的政治替代方案。「燒毀符號」，「以死亡反對死亡」，鮑德里亞要在象徵性的「靈魂深處鬧革命」——想像力就是一切！從而，在他這裡，反對客觀存在的資本主義統治的現實革命終於演變為一場唯心主義的觀念造反。

此後，鮑德里亞繼續緊貼當代西方社會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新變化，提出了一大批新的觀念和分析構架，並藉此成為當今西方學術界否定性地透視、批判後現代社會現實的激進話語中令人矚目的領軍人物。我必須指出，鮑德里亞的確不是什麼「後現代主義」者，他只是在自己的草根浪漫主義邏輯批判之思中孤獨前行，達及了某一個連後現代思想都未曾觸及的人類生存的深刻而犀利的反思維度。

其實，他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提出的一些新的概念，如「擬真」、「超現實世界」以及「誘惑」等重要範疇，恰恰都是在揭露資本主義後現代現象的最新意識形態形式的深刻奴役本質。事實上，饒有興味的事情是，連鮑德里亞也對自己被誤讀為「後現代主義」的「參考權威」而感到可笑。在他看來，自己對當代現實社會的批判性分析被人們膚淺地「事後拼貼」標註為時髦的「後現代」，實在是相當荒謬的事情。(14)我以為，一旦我們將鮑德里亞只是簡單地作為後現代思想家來正面歌頌，我們就恰好錯過了鮑德里亞。

三

依據我在《回到列寧—「哲學筆記」的一種後文本學解讀》一書中提出的所謂思想構境理論新平台(15)，我們對早期鮑德里亞思想的認識又會有新的發現。嚴格說來，鮑德里亞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批判的立場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現實和全部人類社會歷史的努力，這也是他學術思想中最可貴的精神之一。可是，他的作品中真正屬於後馬克思思潮的東西，是《物體系》、《消費社會》和《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對於他自己的學術思考構境歷程來講，在這三個文本之中，他性鏡像構架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表層話語之中，分別包括巴特、列斐伏爾、德波和索緒爾；到深層邏輯里，則是海德格爾和拉康，偶爾還能看到凡勃倫。(15)

當然，作為鮑德里亞邏輯構境真正基礎的還是莫斯一巴塔耶。但我的觀點是，在鮑德里亞思想構境的全程里，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個由純粹的他性思想構架完全支配的簡單階段。從一開始，他的學術出場就是具有自主性觀念構境的。發展到寫作《象徵交換與死亡》一書的階段，鮑德里亞則已通過擬像—擬真範式凸顯出自己的原創性思想構境。換句話說，在鮑德里亞的早期作品中，我們固然也能看到他的思想多為他性理論構件的互文性拼接物，如《物體系》中海德格爾、巴特和列斐伏爾的雜合，《消費社會》中馬克思與德波的共生和《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索緒爾與馬克思的並在，包括最後作為他自己本真邏輯基礎支撐的東西，也還是莫斯—巴塔耶的象徵交換邏輯。然而，這些學術記憶的被激活，基本上都還是在一個鮑德里亞自主性的理論平台上整合實現的。

《生產之鏡》是鮑德里亞告別後馬克思思潮的過渡性文本。在這本書中，他以直接批判馬克思的姿態突現了一種新的激進話語。在他自己的理論邏輯中，莫斯—巴塔耶的象徵交換邏輯被凸狀化了，以救贖的方式對應於處在被審判對象位置上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也是在此書中，鮑德里亞開始直接挪用拉康的學術資源，可這種學術記憶又自始就是以故意性的誤讀形式而發生的。此處，拉康作為他性鏡像，在一個轉喻的意義上成了某種想像性的外部學術形式。在《象徵交換與死亡》一書中，拉康的問題式是內在的，它呈現為一種本體性的真實之死。然而，不可能的創傷性的真實又被轉喻為曾在的象徵交換了。更重要的是，《象徵交換與死亡》是鮑德里亞原創性思想構境的突現語境。他在此第一次建構出自己的原創性邏輯空間，以擬像、擬真和模式生成等一系列新的話語能指和所指，編織出刻畫當代資本主義新發展的全新圖景。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重大邏輯異軌。在這之後，鮑德里亞在學術界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史地位方才形成。

還應該說明的重要問題是，在存在論的尺度上，鮑德里亞並沒有從實體性的孤立個人主體出發，而是很深地承襲了海德格爾式的關係本體論。當然，在這裡，人與人之間真實的象徵交換關係構境是他對人的本真存在的基始性認定。所以，當面對今天的發瘋一般追逐物質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王國時，他又與拉康一樣，必然是反建構主義和否定性的本體論，他反對人與人的關係異化為物與物的偽性關係場，作為一切功用性經濟關係總和的「現實性上的人的本質」幻覺恰恰是被他根本否定的。

所以，在我們的討論進程中，首先會遭遇鮑德里亞在《物體系》一書中以批評的眼光所看到的功能性的物與物的鏈環體系，人與人的象徵性關聯如何在這種物化中畸變為功能性的物用性；而在《消費社會》一書中，功用性的物品鏈開始轉換為商品展示的慾望製造關係，廣告已經在製造出最初的人與他者建構出來的偽象徵構境。《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鮑德里亞將功能物進一步蒸發為意指符碼的重要步驟，在批判馬克思的使用價值的過程中，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人與人之間本體存在關聯的象徵交換的淪喪問題；一部《生產之鏡》，也是鮑德里亞根本否定人類中心主義暴力性徵服邏輯的主戰場，在批判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他也在反向建構自己的象徵關係交換本真地位。《象徵交換與死亡》，是鮑德里亞捍衛自己象徵關係本體論最驚險的戰鬥，因為，他指證出今天的資本主義擬真世界是最大的偽象徵構境，是以比真實更真實的擬真邏輯徹底埋葬了象徵交換。「它以人與人之間虛假的象徵符碼關聯替代了物性功用存在鏈，由此成功地阻止了本真象徵交換的出場」。這樣，人類存在將永遠跌落於符碼控制和誘惑的黑暗之中。

最後，我還需要特別指出，在鮑德里亞學術思想發展全程的不同歷史時期和討論語境中，他所使用過的大量相近概念的內涵並不完全同質，其中經歷了一個不斷變化和深入的過程。反對在學術思想史研究中的同質性邏輯，是我歷來主張的原則。例如，作為鮑德里亞理論邏輯中最重要的關鍵詞——莫斯—巴塔耶的象徵交換概念雖然貫穿了鮑德里亞思想發展的全程，但在其早期思想（《物體系》等文獻）中，象徵交換概念是被分解的：

象徵概念以一種接近於列維—斯特勞斯的象徵主義的理解而在場，爾後又轉義為象徵價值的方式（《消費社會》），而禮物的互贈則另立思想情境；到了他自主性思想形成的階段（《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象徵交換才以莫斯—巴塔耶的原型出現；而進入其原創性思想得以確立（《象徵交換與死亡》）的階段後，象徵交換則是以死亡的方式出場的。又如，系列概念在《物體系》一書中表徵了一種生產的複製性，在《消費社會》一書中則轉為消費品鏈狀系列；而到了《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里，系列就成了現代藝術品自指性的風格；再到《象徵交換與死亡》中，系列上升為整個資本主義擬像的第二種存在方式——生產的代號。

再如，真實概念，在鮑德里亞早期大部分文本的語境中，都是指稱象徵性和象徵交換；而在《象徵交換與死亡》第二章中，真實又特指擬像的仿造關係中與表象對立的自然實在；而到了《完美的罪行》一書里，真實則上升為本體論中已經死去的一切無座架的存在。在差異性、擬像、擬真和模式這些重要範式的發生學線索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鮑德里亞思想前後期的歷史變化。這是我們在解讀中應該留意並認真界劃的複雜思想構序內容。

按理說，以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範圍為域，我所說的早期鮑德里亞的思想應該是指他前期的三部作品，即《物體系》、《消費社會》和《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可是，我還是將研究的重心後移了，這是因為：第一，由我指導完成的仰海峰的博士論文，對鮑德里亞的前期思想作了大量有價值的學術努力，建構了一個比較紮實和有深度的學術平台(17)。第二，我以為，鮑德里亞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生產之鏡》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存在而言，是一個太過嚴重的事件，加之《象徵交換與死亡》（主要是它的第一章）又恰好是《生產之鏡》的邏輯延伸，我覺得應將這三者同時納入自己解讀和批判的視野。第三，之所以確定這樣一個批判性的思考維度，主要還因為我發現，在先前關於鮑德里亞的學術研究中，固然也有一些批評者，但大多並未正面回應他對馬克思的實質性的否定和斷言。在這一點上，我基本同意凱爾納的如下觀點：「關於鮑德里亞的許多研究只是觸及了鮑德里亞文本的表層，卻沒有對它們的作用和弊端或是他著作的貢獻和局限性提出疑問。」(18)我希望，自己的批判性解讀能夠以一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名義，直面這個重要的理論對手，在實質性的理論交鋒中捍衛歷史唯物主義的尊嚴。

坦率地說，在本文的寫作當中，我深切體會到了鮑德里亞思想所具有的深度和邏輯穿透力，直面鮑德里亞對馬克思的批判因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者，鮑德里亞的筆鋒還觸及大量此刻正在歐洲當下的現實社會生活中鮮活發生著的經濟、社會、文化現象，我對它們的分析並不一定正確和精準。因為我們固然可以泛泛地指控鮑德里亞簡單否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的做法是一種錯誤，但這樣的指控也只有在我們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真正去面對今天資本主義現實中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給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自己的答案時才具有力量。

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我十分期望，自己對鮑德里亞的論戰能夠成為一次拋磚引玉式的努力，引發更多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以自己的明確立場站出來說話，直接應對當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讓世界聽到我們獨立發出的理論聲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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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鮑德里亞(Jean Baudfillard,1929-2007)，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1929年7月，生於法國東北部的蘭斯(Reims)。那是一個邊緣化地域中的平民家庭，祖父是地道的農民，父母則為普通公務人員，故而其早年的心理結構並沒有多少精英意識，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可能也是他日後能夠接受巴塔耶和莫斯的草根激憤觀的深層心理內因。高中畢業之後，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入學考試中落榜，甚至沒能正常地升讀大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在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後才進入大學的）。此後，又在大學教師資格考試中失意。這些經歷，日益加深了他內心對當代西方主流文化的積怨。到了60年代初期，憑著自己在語言方面的天賦在一個中學裡教德語。也正是在這個波瀾不驚的時期，他開始受到莫斯人類學觀念的影響，並初次留意到巴塔耶的哲學。1966年，他在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大師列斐伏爾的指導下完成了自己的社會學博士論文《社會學的三種周期》；同年，赴巴黎第五大學擔任助教，此後還曾任教於南特禾大學。從60年代後期開始，他與《烏托邦》(Utopie)和《通道》(Tra-verses)這兩份非正統的左翼激進刊物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發表大量文章。此後，他陸續出版多部有重要學術影響的學術論著，在學術界建立起當代學術大師的地位。縱觀其整個學術生涯，鮑德里亞並不屬學院派，他的寫作風格自由隨意，其中尤以後期文本之不注考據和參考文獻的習慣為甚，然而這些又都無損於其思想的原創性、爆發力和超凡的深度。此外，呈現在鮑德里亞思想中的多變性和一種非線性的厚度也深深令人折服。用他自己的話說：「20歲是荒誕玄學家——30歲是情境主義者——40歲是烏托邦主義者——50歲橫跨各界面——60歲搞病毒和轉喻」（［法］鮑德里亞：《冷記憶2》，第113頁，張新木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其代表性論著有：《物體系》(1968)；《消費社會》(1970)；《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1972)；《生產之鏡》(1973)；《象徵交換與死亡》(1976)；《論誘惑》(1979)；《擬真與擬像》(1981)；《美國》(1986)；《他者自述》(1987)；《冷記憶》（五卷，1986-2004）；《終結的幻想》(1991)；《罪惡的透明》(1993)；《完美的罪行》(1996)；《不可能的交換》(1999)等。

〔編者註：此文原為作者新著《反鮑德里亞》（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序言「的核心內容，應《學術月刊》之邀，重新修改後先行發表；此文也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2007年3月6日，鮑德里亞因病去世。同年8月，中國瀋陽召開了第一個鮑德里亞學術思想專題研討會；10月，國際上著名的鮑德里亞研究專家凱爾納教授訪問南京大學，並參加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主辦的鮑德里亞國際學術研討會。

②［美］凱爾納等：《後現代理論》，第143頁，張志斌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③張一兵：《西方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思潮和晚期馬克思主義》，載《福建論壇》，2000(4)。

④後現代是不能「主義」的，他們拒斥一切理論邏輯構架。所以，「postmodernism」只可以譯成「後現代思潮」或「後現代論」。

⑤我注意到，甘恩(Mike Gane)也持相近觀點。不過，凱爾納對甘恩的批評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描述「後現代」狀況的學者並不一定就是「後現代主義者」。凱爾納的觀點參見［美］凱爾納：《千年末的讓?鮑德里亞》，載《鮑德里亞：批判性的讀本》，第14頁，陳維振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⑥Mark Poster,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A Introduc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⑦［美］凱爾納：《千年末的讓?鮑德里亞》，見《鮑德里亞：批判性的讀本》，第7頁。凱爾納竟然說，鮑德里亞的早期作品是用符號學對馬克思主義作補充。貝斯特的觀點可參見此書第58頁。2007年10月，我曾當面與凱爾納教授就此交換過意見，他並沒有直接反駁我的觀點。

⑧鮑德里亞在1968年出版的Le systéme des obiets一書，其實並非是在討論人之外的物體或自然物質，而是意在探究已經落入人的工具性「環顧」（海德格爾語）世界之中的非自然客觀對象。用我們的話來講，即社會存在中的人工物質系統——客體。這種特定意義上的客觀對象群的出現，實際上是工業性之後才發生的事情。所以，關於這部書的書名，竊以為應譯作《客體的系統》為當（在《鮑德里亞：批判性讀本》一書的中譯本中，譯者就準確地使用了這一譯名）。基於引述應有的規範，我在本書中保留中譯本譯者使用的書名。

⑨1968年5月，一場著名的反對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學生—工人運動在法國巴黎爆發，即著名的「紅色五月風暴」。至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走上了自己的下坡路。

⑩列斐伏爾在寫於1967年的《現代世界中日常生活》一書中就已經開始批評馬克思的生產主義了，而德波也在同期完成的《景觀社會》里，以景觀生產來取代商品生產的後馬克思思潮的基始性文本。故此，我有理由作出這樣的判斷，青年鮑德里亞的思考邏輯之始就已不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構架之內了。

(11)張一兵：《後馬克思思潮不是馬克思主義》，載《南京大學學報》，2003(2)。

(12)此書中譯本在2009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者為夏瑩博士。

(13)波斯特認為，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鮑德里亞還保留著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並「以符號學分析的一般原理檢驗馬克思分析商品的普遍原理」，一直到《生產之鏡》的階段，他才開始反對馬克思。我認為，這是一個誤判。鮑德里亞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否定，恰恰是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開始的。波斯特的觀點參見［美］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第147頁，范靜華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美］凱爾納編：《鮑德里亞：批判性的讀本》，第107-108頁。

(14)［法］鮑德里亞：《物體系》「譯序」，第9頁，林志明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

(15)張一兵：《回到列寧——「哲學筆記」的一種後文本學解讀》「導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16)托斯丹?邦德?凡勃倫(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美國經濟學家，制度主義學派的創始人。1857年7月30日，出生於康斯威辛州，為挪威移民後裔。1874年進入卡爾頓學院，師從老克拉克，後轉至霍布金斯大學讀哲學，因沒有獲得獎學金又轉至耶魯大學。188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891年，進入康奈爾大學任教。1906年，轉任斯坦福大學副教授。1911年，轉任蘇里大學。1918年，進入美國政府食品局工作。1924年，拒絕接受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一職。1929年初退休並定居加州，不久逝世，享年72歲。凡勃倫的主要著作有《有閑階級論》(1899)、《營利企業論》(1904)、《現代文明中科學的地位》(1919)、《近代所有制與營利企業》(1923)等。從鮑德里亞的文本中我們能夠看到，凡勃倫對他的影響主要集中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

(17)參見仰海峰：《走向後馬克思：從生產之鏡到符號之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18)［美］凱爾納編：《鮑德里亞：批判性的讀本》，第2頁。

(19)2007年，我分別與來訪的齊澤克和雅索普詳細談到過自己正在進行的對鮑德里亞的批判性研究，他們對此顯示了濃厚的興趣，在了解我的基本立場和主要觀點之後，他們都表示十分贊成我的這種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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