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偉大的靈魂（3）

題圖：普魯士軍事改革委員會，圖下標出了八人中的六人：左起為博因、（沒寫）、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格奈森瑙、沙恩霍斯特、格羅爾曼、施泰因、（沒寫）

一想到未來，我就充滿了嚴肅的思慮，我的靈魂就充滿了沉重的苦悶……這個時代是偉大的，難以形容的偉大，只為少數人所理解……只有懷著激情，才能理解這個時代，人們應該毫無成見地去看待和觀察這個時代。只有通過富有實幹精神的激情，一個有所作為的未來才能宣告到來，這個未來應當同現實和過去保持經常的接觸，不應湮沒在哲學的夢幻中。瑪麗，記住我的預言吧：在我們的頭上將出現一個更為陰霾密布的天空，我們將不知不覺地被籠罩在黑夜和硫磺氣之中。

——克勞塞維茨

1807年10月，施泰因主導的社會改革「十月敕令」掀起了普魯士改革的序幕，面對改革浪潮，約克、馬維茨和克羅伊特等人——這些普魯士軍隊中的容克臭蟲們帶頭展開了無休止的攻擊，他們狂吠著——「寧願有三次奧爾施泰特會戰，也不願有一個十月敕令。」

即使是支持改革的腓特烈威廉三世，迫於各方壓力，也不得不將施泰因放逐，甚至將格奈森瑙解職，但是國王至少還是依靠自己的權力，留住了一個人——沙恩霍斯特。

革命序曲

這場不流血的革命波及到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僅帶來了政治和軍事革新，而且引起了社會和思想的變革。它是一批堅強的人物的傑作；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當中無一人是來自舊普魯士，但是大家都獻身於普魯士思想。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這場保守革命的首領是一位來自拿騷的貴族、帝國男爵馮·施泰因，後來由下薩克森男爵哈登貝格以一種更為溫和的方式將其繼續進行下去；軍事上的革新要歸功於來自漢諾威的香霍斯特，後來南德人奈·馮·格乃澤瑙繼承了香霍斯特，最後於1815年徹底戰勝了拿破崙。不過，這場保守的革命的「葡萄園中最勤奮的園丁」還是軍隊改革辦公室主任克勞塞維茨，是他把香霍斯特的指示付諸實施。但是，他不是一朝一夕就得到這一重大使命的。在他成為香霍斯特的辦公室主任之前，他對自己星相的耐心等待和信賴，又一次受到考驗。至此，他達到了自己一生中的第一個目標：進入軍隊的最高領導層，從而有可能最終同瑪麗·馮·布呂爾結婚。不過，在他從法國返回家園的第二年，即1808年,他還是生活在動蕩不安之中。

1808年4月1日，克勞塞維茨隨奧古斯特親王前往柯尼斯堡，在這裡，克勞塞維茨迫不及待地去拜訪分別已久的沙恩霍斯特，向他了解局勢現狀以及軍事改革的細節。

這時，克勞塞維茨又開始了自己的宮廷生活，他參與宮廷中的交往和宴會，沙恩霍斯特在宮廷中為自己的軍事改革爭取到了支持，這讓克勞塞維茨看到了希望。他和瑪麗提到了自己對費希特的《對德意志人民的演講》的看法，還有他們的個人關係的進展。

而瑪麗給克勞塞維茨的回復中，提到了維特以及馬克斯和特克拉這兩個歌德和席勒筆下的愛情故事，她讀到維特的想像時（此處應指《少年維特的煩惱》1772.6.29段，原文略），也想像著自己的未來生活。

畢竟，從二人墜入愛河的那一刻起，瑪麗的身份就決定了一件事：二人若要成婚，克勞塞維茨的壓力就非常重大，克勞塞維茨因此也曾經苦苦計算著自己將要擢升為少校的日期。

不過，他之前計算到的那一天到來時，已經戴上了少將銜，這是後話。

而在8月份，對二人關係並不知情的施泰因男爵，為瑪麗和多納伯爵的長子撮合關係，克勞塞維茨得知後，給瑪麗寫了一封長信，信中的語氣透露出克勞塞維茨對瑪麗的遭遇表現出的同情和關心，他建議瑪麗和母親溝通，詢問她的母親是否和施泰因男爵提到過自己。

實際上，瑪麗的母親故意和施泰因隱瞞了這件事，想藉此破壞兩人的關係，而瑪麗的堅貞讓她母親無計可施。瑪麗的母親也委託貝爾格夫人來撮合這樁婚事，但貝爾格夫人也被二人的愛情所打動，同情他們的遭遇。最終，這件事只能作罷。

（據施瓦茨記載，這位貝爾格夫人的姓是卡洛琳，是路易斯·拉吉維爾公主的傳記作者。）

雖然克勞塞維茨在信中的語氣很平和，這件事很明顯讓克勞塞維茨心煩意亂。之後的一次晚宴上，國王的侍從武官提到了施泰因撮合婚姻的故事，克勞塞維茨在一旁悶頭聽著，心裡很不是滋味，但緊接著，他聽見在座的人誇讚瑪麗的品格，反而又不知所措，臉紅起來。

而在8月中旬的一封信中，克勞塞維茨道出了自己的悲觀情緒（文章開頭的那段）。這和他的仕途不無關係，他向沙恩霍斯特提出了自己想要擺脫宮廷生活，回到軍隊接觸軍事事務的願望，同時也擔心自己可能會被列為半薪的無職軍官。沙恩霍斯特打消了他的顧慮，同時和他談了「重要的事情」——可能是軍事改革的機密計劃。

在8月，沙恩霍斯特的軍事法規開始執行了，此時克勞塞維茨來到沙恩霍斯特的辦公室工作。沙恩霍斯特對普魯士軍隊的陋習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廢除了血腥殘暴的鞭刑以及容克軍官特權這兩種腐朽的舊制度。普魯士的軍隊數量限制在四萬兩千人，於是沙恩霍斯特就在部隊中安排了近十分之一的軍官。而軍官必須由和平時期受到良好教育，或在戰時勇敢且有洞察力的人擔任。

正如克勞塞維茨在初入戰場時所見，為了革命信念而戰的法國革命軍，在戰場上和老兵同樣勇猛頑強，沙恩霍斯特辟除了普魯士軍隊的陳腐觀念，不再將軍人素質單純與服役時間掛鉤。新的規定使得士兵在經歷短期的軍事基礎訓練以後就可以退伍，然後換下一批。沙恩霍斯特具體規定每個連每月徵募5名——兩年後增加為8名新兵，同時有相同的人數離開連隊複員。

一旦進入戰爭，普魯士能夠動員的力量，就遠不止四萬兩千人。

這在某個方向上，也算是一條道路的起點

到了1812年，《三個信條》中所蘊含的思想，則是更進一步的改革。

後來，有一個弗蘭人說，這叫「兒童女子盡知兵」。

後來，又有一個弗蘭人說，這叫「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接下來，沙恩霍斯特又讓克勞塞維茨為新的軍事法規向三個報社寫三篇評論文章，還要為柏林的報紙寫一篇反駁保守派的文章。克勞塞維茨在這時認為，這種工作是可笑的，他懶得為這些死板的規定和愚蠢的反對信件動筆頭，他將此事看作是聊勝於無的差事，不過多少是有點好處的，並且這也算是自己與沙恩霍斯特友誼的證明。

但克勞塞維茨在當初大約沒有意識到，沙恩霍斯特已經看中了他的天才，這可能是普魯士第一次公開在筆頭和輿論上討論軍事問題，而這樣的工作在當時的普魯士軍官里，可能只有克勞塞維茨這樣為數不多的一些人能夠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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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篇文章，有人提到克勞塞維茨的肖像，其實還有一副是2015年發現的，作畫者不明，從沒有署名這一點來看，可能是出自瑪麗之手，根據圖片判斷，這大概是克勞塞維茨任親王副官時期的形象（這個還得讓軍服黨看）

我覺得挺像這個的（下圖為三種副官軍服）

A New Drawing of Carl von Clausewitz Discovered

——這幅畫的彩色高清版本，背面，以及關於這幅畫的一些討論

漸熄的革命之火

在普魯士容克反動勢力和親法派的斡旋之下，改革遭受了一次挫折，施泰因男爵的一封信被利用，轉交給法國秘密警察，拿破崙親自下令逮捕施泰因，沒收其財產。

為施泰因傳達皇帝手諭的法國公使馬爾桑伯爵通過荷蘭公使找到施泰因，以斷絕外交關係為由逼迫施泰因離開普魯士——但給了他逃亡奧地利躲避追捕的時間。

這件事對克勞塞維茨觸動很大，畢竟身處勝利者的陰影下，哈登貝格和施泰因隨時都可以被撤換，再也沒有什麼人保得住自己的位置，他擔心沙恩霍斯特會成為下一個目標——這不僅是由於友情，更關係到普魯士軍事改革的成敗。

今天，沙皇抵達這裡, 而我們的命運業已註定，和約（在此之前）已獲批准，如所傳聞，宮廷已定於11月返回柏林（王后竭力主張回去)。施泰因大臣可能 （對此幾乎毋庸置疑）要離開他的部。兩位G先生可能繼續履行其巡視參謀職務，而沙恩霍斯特將軍即使不是必須馬上走開，看來也呆不了多久；在新的情況下，他不可能繼續留下來，因為法國人從未信任過他，而他留下來對國王則弊多利少。

（「G先生」指格奈森瑙和格羅爾曼）

國王對沙恩霍斯特的信賴與日倍增，克勞塞維茨寫道「他現在無疑是全國的頭號人物，特別是他力主做到將整個上層軍事集團和一整船的報廢將軍都打發退休了。」

克勞塞維茨逐漸成為了沙恩霍斯特的得力助手。

1809年初，奧古斯特親王和沙恩霍斯特都陪同國王訪問俄國，克勞塞維茨有了一段清閑時光，而他也即將辭去親王副官的職務，正式前往沙恩霍斯特手下服役。他閱讀了尼德蘭革命史，對奧蘭治親王讚許有加——他認為奧蘭治親王與沙恩霍斯特有許多相似之處。

施泰因事件以後，沙恩霍斯特病倒了，克勞塞維茨之後也染上了流感，在他稍微康復之後，就立刻接到了提升其為上尉的命令，以及沙恩霍斯特抓住這一時機給他的委任狀。

克勞塞維茨認為，沙恩霍斯特的內向性格消除了法國人的疑心，而他的作為和信仰在普魯士人盡皆知，這是沙恩霍斯特能夠在法國人和反法的愛國者的衝突間維持其地位的原因。

法軍在西班牙嘗到了第一次失敗，蒂羅爾和黑森的農民揭竿而起，拿破崙本人更是首次於阿斯佩恩-埃斯林戰役中失利，這些事件讓普魯士的激進者們逐漸覺察到了機會，不僅是軍人，還有詩人，學者，甚至各行各業的民眾都在討論局勢的變化。這樣的氣氛從1808年就已經開始醞釀——比如著名的劇作家和詩人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本來是一個厭惡戰爭的人，卻寫出了以條頓堡戰役為主題背景，歌頌德意志民族革命的話劇《赫爾曼之戰》。

老將布呂歇爾主動請纓，希望一雪前恥

我自由而生，也一定要自由而死。陛下，機不可失……

沙恩霍斯特向國王報告，普魯士已經有12萬軍隊可以投入作戰。

我不願含垢忍辱進墳墓；然而，如果我不建議陛下利用當前時機進攻拿破崙，我就難免如此。

格奈森瑙在《論民眾起義的思想》中提出了全民武裝，進行零星分散的游擊戰的必勝信念。

在這個時代的轉折點，腓特烈威廉三世退縮了，他並不是懼怕法國人，而是懼怕德國民眾武裝的力量將會危及自己的統治——腐朽的容克們比國王更怕這一點，於是反對的聲音也更強烈。

瑪麗在3月份里，結識了曾在科爾貝格與格奈森瑙並肩作戰，奇襲法軍補給線的席爾少校，席爾當時作為柏林的驃騎兵團長，稍顯魯莽但不失風度，這樣一位英雄般的人物，令女性們紛紛傾倒，瑪麗也不例外，稱呼他為「我的好席爾」。瑪麗對他的感情，可以說是對英雄的愛慕和崇拜之情。

而就在國王畏首畏尾之時，席爾率部出走，獨自起兵反抗拿破崙的統治。

國王將此事遷怒於格奈森瑙等人，容克們則藉機抨擊軍事改革。

克勞塞維茨和瑪麗對席爾的英勇行為無比讚賞，隨著阿斯佩恩戰役的消息傳來，愛國的熱情爆發了，普魯士的報紙把卡爾大公的大名傳遍大街小巷。但克勞塞維茨思考著政治局勢，他認為這些有利的形勢根本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放棄蒂羅爾是一種大失敗，比卡爾大公的勝利影響更加巨大，奧地利短暫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失，最終後果將是可怕的巨大災難。

而瑪麗對席爾的迷戀，很快也變成了對他的惋惜。瑪麗雖不願接受這件事，但清楚地認為席爾正被熱情所驅使，盲目地做著力所不及的事情。而瑪麗的預言也在5月底成為了現實，5月31日，席爾在丹麥戰敗後被斬首，首級被交給拿破崙的弟弟，威斯特伐利亞國王熱羅姆·波拿巴。

席爾的悲慘結局傳來，瑪麗備受打擊，她早已明白這位自己心中的英雄終將難逃悲劇的命運，但令她更加痛苦的，是星星之火正在逐漸熄滅。

可憎的公理戰勝崇髙的激情所取得的這次勝利，在人民中間必然會傳播開來的，不僅僅是這群我為之悲慟的真正英雄們的行動的失敗，而且是有一種普遍的膽怯：人民從自己愛戴的英雄的覆滅中無疑會預見到自己將遭到鎮壓的悲慘的前奏……

當7月的停戰消息和10月的美泉宮和約接踵而來之時，瑪麗的情緒變得低落，甚至是絕望。她和克勞塞維茨談到未來的情勢時，引用歌德《艾格蒙特》的一句話：

「儘管讓這種時辰象死亡一樣來到吧。預先去想它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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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論》中的這些部分，多少包含了克勞塞維茨對1809年態勢的看法：

民眾戰爭十九世紀出現在歐洲，對於這種戰爭，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有些反對的人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把民眾戰爭看作一種革命的手段，是公認的合法的無政府狀態，他們認為這種狀態對國外的敵人固然危險，但對國內的社會秩序同樣是危險的。另一些反對的人出於軍事上的考慮認為進行民眾戰爭是得不償失的。

……

要想單靠民眾戰爭就造成這種危機，就必須具備這樣的先決條件：或者被侵入的國家的幅員非常遼闊（除俄國以外歐洲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存在這個條件），或者入侵軍隊的兵力同被侵入的國家的幅員極不相稱（實際上這是不存在的）。因此，人們必須考慮使民眾武裝的作戰同正規軍的作戰結合起來，在一個總的計划下二者相互協調。

1809年的革命熱情，被拿破崙的又一次勝利澆滅了，反法勢力的處境似乎沒有得到改變。

普魯士的改革派們儘管再一次遭受打擊，但他們的改革信念堅定如初，並且取得了成效。

正如施拉姆所言：

「征服者造成的失敗和壓迫象一把犁一樣，把踏得堅硬的習俗的土地翻耕了一遍。它正等待著新的播種。費希特、施泰因、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播下的種子開始萌芽成長了。」

……

「普魯士之鷹在它那曾垂下的雙翼下又長出了新的羽毛。」

勤奮的革命者們

在現實生活中，我還從未找到象沙恩霍斯特這樣始終如一的思想家，從未找到一個人象他那樣善於獻身於他所領導的如此偉大的事業。他對戰爭和戰爭科學的造詣，超過了任何人。對拿破崙和法國的熾烈的仇恨始終在他那表面上無動於衷的、遲鈍的身體里燃燒著，並給他以力量，為達到他的目的同陰謀詭計和忘恩負義進行著鬥爭。

——博因

革命者們的信念，在1806年或1809年，從來不會因一次失敗而消失，克勞塞維茨在這一年結束了宮廷生活，又成為了一名真正的軍人，在他的戰場上，他的武器是筆和大腦。

1809年末，沙恩霍斯特隨普魯士皇室遷回柏林，他由於繁重的工作再次病倒了，而克勞塞維茨和博因兩位助手的工作讓他能夠得以休息。

克勞塞維茨向他報告時成了他真正休息的時刻，因為克勞塞維茨往往從一個簡單的表情，頭或手的一個簡單的動作就可猜到他的決定，而且總是善於準確地用符合他意圖的語言表達出來。

沙恩霍斯特將往來的公文交給克勞塞維茨處理，沙恩霍斯特是一名炮兵專家，當時對這方面毫無見解的克勞塞維茨，和他學到了很多炮兵的知識，而關於其他關於軍事改革的文件和事務，克勞塞維茨是一名得力的助手，他能夠自行處置其中不甚重要的部分，對於關鍵性的內容則自行研究，然後給沙恩霍斯特閱覽並下結論——而沙恩霍斯特也對他的做法予以信任。克勞塞維茨在此時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員，當格奈森瑙在法國壓迫下不得不離開之時，克勞塞維茨接替成為了沙恩霍斯特新的臂膀，完全投身於普魯士軍事改革浪潮之中。

普魯士的雅各賓黨人隱藏在普魯士軍隊里。——拿破崙

1810年6月，拿破崙意識到了——「法國是賤民搞革命，普魯士是軍隊在革命」。於是，克勞塞維茨曾經擔心的一件事發生了，拿破崙下令將沙恩霍斯特解職，調任至總參謀部，克勞塞維茨也跟隨而去，並在8月29日升為少校，雖然沙恩霍斯特遭到解職，但是普魯士的軍事改革並未被動搖。

沙恩霍斯特給了克勞塞維茨和蒂德曼（前面提過他，你們還記得是誰嗎？）兩人一個新任務——去軍官學院教書，以及為皇太子授課。當然，教的是他們所著眼的軍事改革，在西班牙和蒂羅爾所進行的「小型戰爭」，也就是人民戰爭和革命戰爭，克勞塞維茨根據搜集到的資料，準備了兩百多頁講稿，他列舉實例，說明「大衛戰勝歌利亞」在戰爭中是可能的。

這些是克勞塞維茨以及改革派基於現實的思考，他們思考著，如果1809年的戰爭發生在普魯士，該如何應對？當拿破崙為了下一個目標——俄國而進軍的時候，普魯士是否能夠成為下一個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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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承認，西班牙「小型戰爭」的做法從很多方面看來，都不適合普魯士。進一步說，最終普魯士也沒有依靠這種方法得到解放。但是另一方面，改革派的作為，確確實實影響了德意志民族革命的思想，使得普魯士軍隊不再是容克的軍隊，而是普魯士人民的軍隊。

今天，很多人讀了《戰爭論》，認為克勞塞維茨忽視了「游擊戰爭」「人民戰爭」等等的「小型戰爭」，這是可笑的，更是可悲的。之所以說是可笑的，是因為克勞塞維茨所致力於的革命內容正是這些，卻遭到如此的評價。但其根本原因是發生在克勞塞維茨身上的悲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遭到了盲目追捧，人們忘記了他是怎樣的人，他的作為和事迹因此被拋棄了。

當然，這一點多少也和我自己一直很反感的一件事有關係：

讀歷史的時候，我是經常反對某些歷史學家的「太史公曰」的。

一方面，有的實在是太沒水平，比如這：這群瀝屎學家的智商真是笑死爹了 - 知乎，這種實在是不堪入目。

當然，大部分的歷史學家比這種貨色強多了，所以我們舉一個在史學界如雷貫耳的代表栗子：

就是歷史愛好者和研究者熟知的，著名的普魯士歷史學家，學派帶頭人，利奧波德·馮·蘭克

蘭克同志的著作里，關於普魯士從失敗到復興這段歷史，或者說整部書，都是著眼於政治、經濟以及統治者的作為等方面，實際上很多歷史著作都是這樣，所以才拿他當個栗子。

這麼寫書當然沒錯，不然歷史書的厚度就該超過紙張的長寬了。但把這種揚棄的做法應用在「蘭克公曰」上就不太合適了，蘭克從結果上評價普魯士改革，但是這場改革可是在拿破崙的眼皮子底下進行的，蘭克可是一句都沒提。這一點也遭受施拉姆的批評，他是經歷過澤克特時代的人，知道這樣的改革是多麼艱難，也就點了蘭克同志的名，給克勞塞維茨打抱不平。

所以說，類似的「太史公曰」式的評價，也就漸漸地把克勞塞維茨的生平，當成不重要的東西省略了，對於這個結局，一部分歷史學家，多少是有點責任的。

因此，我也一直認為寫「太史公曰」的時候需要慎重，不然就乾脆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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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甜蜜時光

剛才說到，克勞塞維茨跟隨沙恩霍斯特前往總參謀部，升任為少校。那麼大家有沒有想起來最開始在第一段提到的一件事情呢？

沒錯，克勞塞維茨和瑪麗這對年過三旬的戀人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從1803年12月的那次宴會算起，兩人結識已經將近七年了。克勞塞維茨的軍銜也使得瑪麗的母親從厭惡開始稍顯轉變。

兩人的愛情在一開始是對時代和社會的反抗，他們進行的更多是無聲的抗爭，大量的書信中透露著對愛情的渴望和執著。克勞塞維茨自己更多以一種平靜理智的形象出現，而瑪麗的情感則更為豐富。

即使二人已經秘密訂婚，他們的愛情直到1810年6月才不得不公開——因為被蒙在鼓裡的施泰因和路易斯公主已經在籌劃他們所撮合的婚禮了。兩人對這個隱瞞了七年的事實感到震驚，流放中的施泰因在信中激動地說「這傷害了許多善良人」，並且轉述瑪麗母親的一肚子苦水，甚至說「如果瑪麗的婚姻能夠幸福並使她多年忍受不幸的母親也滿意的話，那我將感到很惱火。」

而路易斯公主則勸說瑪麗的母親接受現實，並且誇讚克勞塞維茨是一個可靠而高貴的人。她也勸說施泰因：「確實，幸福取決於財富，在這一點瑪麗的未來不那麼光明，但克勞塞維茨也一樣。克勞塞維茨明白這個問題，而瑪麗卻沒看到，或者說根本不願去看。他經常和我談及他的生活問題，也就是瑪麗要做出的犧牲。但瑪麗則相反，她把這些當做一種懦弱的標誌……」

（這段由瑪麗傳記的作者摘自施泰因的書信集，但是他寫成英語以後有語病，我就去看原文，結果施泰因給路易斯和瑪麗母親的信件，全部用的是法語……我就不知道寫的是啥玩意了）

種種不安沒有阻撓這個水到渠成的婚事。最終，他們的婚禮定在了12月17日，而人們聽說布呂寧將軍的女兒將要成婚時，很多人想到的仍然是施泰因撮合的那樁婚事。婚禮在柏林聖瑪麗大教堂簡單地舉行，婚禮上克勞塞維茨的名字被錯寫成「Klausewitz」，兩人的年齡還被弄反了，這些小插曲使得場面一度尷尬，但兩人七年的等待總算有了一個圓滿結局。

隨後，這對新婚夫婦前往西里西亞的格萊維茨度蜜月，他們住在朋友的莊園里。在這裡，克勞塞維茨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西里西亞，這片腓特烈大帝留下的寶貴遺產，是革命者們最後的堡壘。這裡多山，多林，風景優美，同時易守難攻，難於機動，且擁有部分尚欠缺武器的據點堡壘。格奈森瑙在這裡下野當農場主，克勞塞維茨即使在蜜月期間，也不忘觀察思考西里西亞的防禦措施，而瑪麗也支持理解他的做法。

在1810年的最後一天的晚上，他們回到了自己在柏林的家。儘管裝修簡陋，但他們都感到這是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刻。

（格萊維茨，很多書用的是波蘭名，譯成了基維茨，反正就是閃擊波蘭時放廣播的地方）

幸運的是，克勞塞維茨有很多慷慨大方的朋友，即使他們不是很富有，幾乎不能在經濟上支持他。他們的住宅只是簡單的斯巴達式裝修，傢具包括六把蓋著白布的椅子，一個沙發，還有一些其他的物品。這些都是靠克勞塞維茨的薪水支付的——因為瑪麗的家庭雖然有著如雷貫耳的血統，但沒多少錢。瑪麗的母親靠著政府救濟生活，瑪麗自己的收入也很少。克勞塞維茨還要幫助瑪麗孤獨終老的母親，直到1811年她離開人世。他的薪水在升任少校後為1150塔勒——比柏林大學的高級教授少四分之一。他要靠自己的薪水養活他的馬匹，不過軍隊提供了草料，還支付了他的房屋補貼。作為總參謀部的軍官，他雖然比其他部門的同級軍官少25%-30%的薪水，但能晉陞得更快。

對他們來說，即將到來的1811年，還算是幸福平穩的一段時光。

同時，也是狂瀾驟起之前難得的短暫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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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想，把以前計劃3篇寫完的東西變成2篇寫，這篇拖得比較久，過兩天出去爬山，回來就能把下一篇完工了，等把《三個信條》的花體字人肉識別完了下下篇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