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孝的在現代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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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消滅得越來越多，好開心。

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充滿變革的時代，由奴隸社會崩潰逐漸轉為封建社會，周代崩壞宗法瓦解使得孔子更認定所謂穩固社會需要一套更整全性的思想來治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儒家看來都是穩固人德性基礎，孔子把君臣關係置於人倫之首，所衍伸出的輩分以及孝道是先秦時期儒家倫理政治的核心。

儒家文化中最重要且崇高的一個概念即為「仁」，而要做到「仁」，則必須現做到最基本身為人該具備的一樣行為，即為行孝，而在《論語》一書中，所談及具有「孝」字的地方有 19 處，但是直接從孔子所闡述孝的部分只有少少的兩處，其中一處即為《學而》中談及：「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以佐證孔子的思想認為，行孝為仁之根本，雖無系統論述對「孝」的看法，但其觀點也已經深深影響後世的方方面面。

孔子雖未對「孝」加以說明，但是通過此句，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中的「孝」是以實踐為主，並且這是一個身為人或「仁」最基本的倫理概念，而在所有弟子中，發揚「孝」文化，也藉此引出人生正途的道，孝悌可以說是人類真性情最直接的表現，所以它也就是在最崇高「仁」的出發點。

孔子論孝則是具有德和行兩方面的涵義，介於準則和規範之間，即道德情感，也是道德規範。就前者而言，主要是以愛為核心的自然情感，同時也不乏清明的理性，屬於仁的的子系統，就後者而言，主要是以敬為核心的內在情感，具體體現為禮儀規範，屬於禮的子系統，「孝」融合「仁」、禮而成為一種具有高度清感和理性精神的德性和行為。

以孝釋仁，寄於復興禮樂的訴求，以仁釋孝，實現天下歸仁的理想就成為孔子基本的致思方向，他在西周以來的孝道的繼承發展，改造創新主要表現，從宗教到道德、從宗族道德向家庭道德的轉化。

另外，孝是宗法制度在倫理觀念上的體現。並且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戰國之交，宗教的影響以大大的削弱，單系親族組織的家庭結構在當時也已趨於定型，因而孔子重視孝的現實人倫道德意義，重視孝作為家庭道德的倫理內涵。

使「善事父母」這一作為純粹倫理規範意義的孝，到孔子之時完全凸顯出來，這也算是孔子對孝的改革與進步之一，使道德與宗教相分離，逐漸獲得純粹的形式。在個體家庭這種親族組織中，是以父子關係為主軸的，其他倫常關係如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的行為，都是以父子關係為準繩。

因此，孔子非常重視孝悌倫理，「孝道」倫理正式孔子儒學大廈的基石，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孔子將宗法制度中親親精神，從政治家族轉化為一般關係的「孝悌」精神，使宗法政治繼承系統，成為家庭的倫理關係，使父子兄弟間影合理的相處之道。因為只要家庭制度存在，父子關係不變，無論政治如何改變，孝悌精神，仍可存而不廢。從孝悌的倫理精神，再轉化為「仁」的道德精神，而為周朝的禮樂文化，點出了一個內在的根基，所以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而孝經也自「孝為仁本」之義，引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及「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等語。

就孔子的仁孝來說，以仁為中心，而「仁」是講究人道、注重大我、著眼世界的，恆與時代及人性協同，可謂萬古常新，意態極其高遠，其與封建主義或宗法意思絕不等同。換言之孔門弟子與孔子在看孝是走兩個不同路線，一個是反映現實社會思想，一個則是代表人類的最高理想與遠大理想。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不僅是孝之仁性的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的終極目標。因為「仁」可以說是身為人行為的最高準則，但也是一種普遍原則，要實現這一普遍原則，必須有一入手處，也就是行仁的基本「孝」，身為一個仁者，要從個人出發愛其親，才能推己及人與友愛他人，一直廣展並延續下去到愛一切的人。

孝的本義是指子女善事父母，這是每個人都該做到也是可以做到的一般行為，而孔子與人生的最高原則「仁」聯結在一起，變成了「為仁之本」，換言之，在孔子看來，「仁」（此指個性品質修養）的實踐完全是個人自覺的行為，而奉行孝道（即實踐社會中的關係倫理），也就是做為「仁」的起點。

《論語》里記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則中可以明白孔子是把孝的根源看作是從人人所具有的仁心中所產生，即孝為實踐仁德之本，既然仁心是人人心中與生俱來的，則孝心必然也是來自於先天，又如宰我向孔子問道父母逝去，服喪三年的問題，孔子則是加以責備的回，「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在此則明確說明了葬親之理，是出自於仁的天性，以服喪三年來表達對父母的孝思與親子之情，故以宰我的行為責備其「不仁」如此看來，孔子的想法應趨近於先天說的概念，認為孝是源於天生的德性。

圍繞善事父母這一基本的家庭父子關係中的孝道，孔子提出了許多平時的孝的理論和規範。孝要如何實行？怎樣的方式為孝？就《論語》許多篇章上不難發現，孔子強調孝以及做人處事的態度要建立在「敬」的基礎上，《季氏》里載：「事思敬」；《憲問》：「子曰：脩己以敬。」在《論語?為政》里記載主要是探討行孝的態度以及內涵，「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就此原典可以說是貫穿孔子對於行孝的態度與內涵。

人生人，人養人，生生不息的循環，父母對於我們的養，出於責任與關愛之心，可以看出孔子所認為單單的「能養」是不足的，在奉養父母時需帶著「敬」的心才能算的上是孝，並且使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而在後世荀子面對此問題也是抱持著相同的態度，在《荀子? 子道》篇記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子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

通過此段原典可得知荀子在行孝的態度上與孔子一脈相承的，以及孟子在《盡心篇》中也提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皆是在引證行孝，則必須敬。

把行孝與守禮節和在一起，如果說孝的精神本質在於敬，如何的行孝，以及心意才算是合乎孔子所謂的「敬」？也就是「禮」。

根據《學而》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以及《為政》記載：「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在這裡強調的是，無論父母生前或死後，都應按照「禮」的規定來行孝，孔子主張對父母「不違」、「無違」，這是對行孝一貫的思想，並不是主張愚孝、盲從，此句在後世遭到未經考據的學者以及百姓誤解，使之冠上吃人禮教的名號。

此段原典可以就兩個層面來做探討，其一是不要違背父母的意志和命令，就朱熹在《朱子語類》說：「不當為而為，故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以及在荀子在《子道》篇里提及：「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荀子所言，對君、父府首貼耳、言聽計從，並不是孝，須堅持原則，服從道義，不以君、父之是非為是非，而是以道義為行為標準，以免陷其親於不仁不義，這才是「大孝」，此觀點與孔子是極為相似的，唯不同的是孔子遵照「禮」，荀子遵照「義」，而入孝出悌皆是儒家孝道所要求的「上順下篤」，是實現孝道的理想目標。

其二是來探討的命題較著重於「禮」在「無違」的重要性為何？朱熹在《朱熹集》里載：「謂是親以禮，無違於禮也」即子女在父母生前死後都要依禮而行，與「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人子事親，自始自終，一於禮不苟」。《陽貨》里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不外乎也是著重於禮，但是但與形式上若起衝突之時該如何？孔子回：「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孔子重禮，但孔子所重的「禮」是以「仁」為基礎，內容與形式是必須統一。若形式與內容發生矛盾時，孔子是重內容而輕形式。其弟子也子張也繼承其思想說：「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由此可知，內在誠心的敬愛比虛情假意的禮節都重要。

孔子所提出「幾諫」的原則，是為了協調父子關係。孔子認為父母有錯誤，為子者可以用婉轉的語氣進行勸諫，以免陷父母於不義，這就是他所說的「是父母幾諫。」（《里仁》）這裡強調的是注意觀察時機和講求方式，不要違背「敬」的原則，但也不能盲目服從，他接著又提到「見之不從，又敬不違，勞而無怨」（《里仁》）在父母大是大非之前，堅持原則，從而避免父母鑄成大錯。

「幾諫」與前者所談及奉養尊敬之心以為更高層次的孝道內容展現，因為如果父母不聽從勸諫之處，做子女的應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斷勸諫，直到達到目的。由於為人父母者賢愚有別，其所行未必都合乎義理，為人子女當父母有過時，也應當合理幾諫，以免陷父母於不義。並且關係到違反社會公論的問題面前，即使父母再不高興也得極力勸阻。

「幾諫」的原則兼顧到孝敬與社會群體利益這兩個方面，與後世「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迥異，也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並非全然的順應以盲從。

孔子的主張以渲染後代思維可從《禮記?內則》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間，寧孰諫」以及《孝經．諫諍章》里，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的說法是一致的，所以注重方式、方法以及心態是必然的。

《為政》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此段「服其勞」，指的是凡事遇到辛苦的事情，子女應為父母代勞，不使父母操勞和憂心，但只做到這點依然不夠，更重要的是「色難」，也就是需要以愉悅的心態來面對父母，使之感到快樂，反之若臉色不敬，心中不誠，仍不可謂孝，這與前述的「幾諫」、「敬養」以及現在所述的和顏悅色皆是孔子所要表達的行孝態度以及內涵。

探究歷史層面，在春秋之時是奴隸制度，社會產業並不發達，職業部門相對有限，所以子承父業在當時是極為普遍的。故《學而》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從《禮記? 坊記》考據可判斷敬與繼承父業的關係，「子云：君子馳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對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在當時基本上是對於當時的需求是用在繼位之君，所以皇侃曰：

「所以是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或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

根據《論語》錢穆、楊伯峻所註譯的版本，解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子孝不忍遽改其父生時之素風。古制，父死，子不遽親政，授政於冢，三年不言政事，可謂三年之喪；新君在喪禮中，悲戚方殷，無心問政，有因驟承大位，未有經驗，故默而不言，自不輕易改父道。」以及對於「道」字解析為：「合理的部分，積極正面為善的層面。」可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無論是對於世襲家族所繼承王位之慮，或平民百姓對於長輩過世所跟隨的「道」，都是源自於孝子三年居喪的敬慕、愛戴其父之心。

再來探討《論語》中與「敬」有關之原典，卻沒有直接闡述或記載「敬」之篇章，父母的年紀要時時牢記在心中，一則為其高壽而「喜」，一則為期年邁而「懼」《里仁》，邢昺曰：「言孝子當知父母之年也。其義有二：一則以父母年多，見其壽考則喜也；一則以父母年老，形必衰弱，見其衰老則憂懼也。」年復一年的過去，父母身體仍然健康，是多麼值得高興，但其衰老樣貌也與日俱增，另作子女的為其擔憂。

由此也可印證孟子所言君子之三樂：「父母俱存」，以設身處地的為父母著想，父母的健康就是自己的健康，父母的安危就是自己的安危，這一切行孝的精神都是出自於敬愛自己的父母；再來論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子路》此段原典所較為值得探討的哲學命題為「直」跟「隱」，與孝慈又是何關係？是需要先釐清其含意。

在《論語集解義疏》中記載：「孔子舉所異者，言為風政者以孝悌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惜則自不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云：『父為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朱熹註譯：「父子相隱，天理人情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邢昺註：「『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已拒葉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

錢穆說：「『隱』指隱藏。隱惡揚善，亦人道之直。更何況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此乃為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論語譯註》裡面此段翻譯較為探討孝的層面，楊伯峻認為：「直在其中，孔子倫理哲學的基礎就在於『孝』和『慈』，因之說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由此可知，文中的「隱」動機是依循「天理人情」，亦或說是「先天人情」的表現，而此「隱」也可以說是為了保護或維持親子、血緣關係與倫常中所應有之慈、孝行為。

以上原典雖都未曾提起「敬」字，但其本質實為貫穿著一個字「敬」，敬可以說是孔子對孝道的精神本質，周代之孝最根本表現為祖先宗主的「敬」，孔子以沿襲與此德性，並且是需要實踐的孝道範疇，使之孝是因人人之仁心愛意所產生，這與「奉養」、「無違」、「幾諫」一樣同是孝的表現。

孔子的孝道觀，是理想的狀態，是需要實踐的孝道觀，對於子女面對長輩所可以依照的行孝態度以及內容，有規範也有模糊的地帶，不外乎一個尊敬與愛護的心態。

綜上所論，孝因有「仁」性，而推知有「愛」性；而孝行需有「敬」，由「敬」而推之「禮」，因為愛是「仁」的本質，而「敬」是「禮」的本質；換句話說，「仁」根源於「愛」；「禮」根源於「敬」，所以談孝道，必須「源於仁」而「成於禮」以及行孝不單就針對於父母，兄弟之間的友愛矣事涵蓋於儒家孝道觀。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作為家庭道德規範的「孝」，越出血親家庭的範圍，擴大成為社會道德規範。而且，歷代封建統治者不斷對它加以宣揚和提倡，使之日益適應政治統治的需要。孝的倫理受到嚴重的扭曲、污染和異化，其中注入許多不科學不合理的內容。

這些違背社會發展要求和人民利益的歷史文化槽粕雖然早已成為歷史陳跡，在中華文化里，孝倫理觀念中的消極成分，在審查傳統孝道，其間不乏道德上的自相矛盾，角色規範上的衝突，任何一個在社會份子都同時兼具多重身份，每一個身份都有相應的權利、義務和應當遵循的行為規範，不同行孝情境應依不同的要求使之，否則將會出現自相矛盾，以及混亂。

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和等級制，體現於作為社會基礎的家族、家庭，則是族長制、父權制和夫權制。封建君主宣揚孝道一方面用來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尊卑關係，防止「以下犯上」，另外一方面，只要每個家庭尊卑有序，被統治者也就不會「犯上作亂」。孔子的弟子有若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險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在封建統治者看來，「孝」和「忠」是相互聯繫的倫理範疇。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擴大。「在家為孝子，人朝做忠臣」是封建社會中理想人格體現，如上述無違親意，絕對服從。孔子曾經主張孝即「無違」，後人將其解釋為不要違背父母的意志，認為孝即對父母要絕對服從。曾子主張「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禮記?內則》）。孟子說「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宋明理學則鼓吹「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說明，封建孝道要求子女對父母百依百順，惟命是從，這樣只能造就出一些絕對服從的愚孝者。

比如說父母之命，包辦婚姻。按照封建孝道的要求，子女的婚配家娶完全取決於父母或家長的意志，由父母包辦。父母或以門第權勢，或以財產地位，或以本人的好惡，乃至隨意的「指腹為婚」，為子女締結婚姻。這種不考慮子女的意志和願意，剝奪子女追求愛情的自由和權利的做法，釀成大量婚姻和家庭的悲劇。

還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封建社會裡，家族的延續，是父權得以存在的基本條件。如果婚後無子，家業並無人繼承，祖先無人祭祀，即被視為對父母最大的不孝。這種無後即為不孝的道德觀念，生子傳宗接代的硬性要求，使封建社會原本就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婦女受奴役的現象越演越烈。「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韓非子?六反》）沒有子嗣的男子可以納妾續娶，沒有任何責任，無子嗣的婦女則要承擔全部的罪責，對於現代的社會是絕對無法接納的倫理概念。

再如知情不舉，父子相隱。父子之間互相隱瞞錯誤。《論語? 子路》里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漢代桓寬在《鹽帖論? 周秦》中承其說：「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為聞父子之相坐也。」 171 對於現代的法制社會而言，父子相隱是錯誤的。父親犯了罪，兒子如果隱匿不報，或是幫助父親銷毀證據，都是違法行為。

還有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經》中引用孔子的話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後人繼承和闡發這一說法。《呂氏春秋?孝行》引曾子語：「父母全之，子弗敢缺。…可謂孝矣。」怎樣做到這一點呢？曾子說：「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肢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有船而不敢乘，有路而不敢走，只要保全肢體，才是孝子。那麼保身全體與捨身取義的定義就自相衝突，真正的愛身，保身，不辱其身，並不是消極的無所事事，而要積極的有所作為，不是怕死，怕傷，而不去做對自己有益處的行為，若是保持著這樣的想法故步自封，那也與光耀門眉的行孝之舉自相產生了矛盾之舉，並且也與傷身自殘，挬里凡常，為了父母而傷害自己的身體產生嚴重的矛盾，在封建社會中，受到扭曲的孝倫理，這一項尤其嚴重，還表現在大肆宣揚某些極端的孝行為。

如《四庫全書?太倉州志》載：「其孝子為治母病，刺左肋割肝和葯以進母」類似的記載還有《宋史?孝義傳》所載的「王翰樞眼」，《資縣誌》所載的宋代龍海孫剔肺，《嘉興府志》所載的宋代陳四剖心等等。作出此種舉動的「孝子」或因其愚昧無知，或因其愚昧無知，或由於某種喪失理智的反常心態，並且也與《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使也。」的初衷大不相同，會做人父人母的心態，怎麼會出現這種傷害自己，並且做出沒有根據的行為來孝順父母，所以此舉必當改革。

最後還有三年守喪，禮儀繁縟。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也主張三年之喪，透過此原點可得知：「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根據這種觀念，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實行士人守喪制度，三年居家守墓，不食酒肉、不與樂事、不入公門、不剃髮、不外出、不赴考。有的孝子形體憔悴，有的青年虛度年華。此外，封建社會中還有許多諸如父母死後子女多日絕食，終身不葷，終身不娶（嫁），殉身陪葬，毀容傷身等等「以死傷生，作難人子」的陋習，就現代繁忙又講求效率的時代，倘若都遵照禮節走，那麼子女的生活也會嚴重的受到影響。

封建統治者宣揚這類違情悖理的事例意在愚弄麻醉人民，使其拚死效忠，便於統治。綜上所述，封建「孝道」的消極內容和作用很多，最大弊端就是不把子女作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看待，而是把子女視為家長一己之私有財產。在親子關係中，片面強調子女對父母應承擔的義務，而不考慮子女應享有的權利。特別是，孝道使人成為封建統治者的忠順奴才，從而導致人性的喪失，社會的衰敗。

孝道中蘊含著道義原則。道義是封建社會政治、倫理價值的凝聚，它與父母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指導父子關係的最高原則，具體的倫理歸范都應該服從和服務於這個原則。

因此，從清末以來，伴隨者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社會法治化浪潮的湧起，作為傳統道德核心的孝道，遭到了幾乎所有進步思想家（其中包括譚嗣同、陳獨秀、魯迅等等）的批評。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尤其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封建孝道連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猛烈的批判，人們從各個角度揭露封建道德的弊端和危害。這項工作作為現代啟蒙運動的一部分，推動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而儒家所宣揚的孝道，其中包含者保守落後的因素，有父母或是長輩有者絕對的權力，子女有著遵從不得而為之的主僕關係。他要求子女服從父母，青年服從，新一代嚴守先輩制定的舊規程，萬事皆守祖宗成法，反對標新立異，反對社會改革。青年人作為社會中最有活力最有生氣的部分，在孝道面前，受到年老父輩的制約和束縛，其獨立自主人格和自由意志被壓抑、被剝奪，其開拓進取和創造精神被吞噬、被扼殺。結果，必然會使整個社會的重心後傾，延緩了社會發展的速度。

並且儒家在中國文化圈中的地位極高，對統治者言，就很有利用價值。於是儒家的孝道，也被統治政權所吸收利用，孝就成為統治意識形態中的一環，先秦所說的孝敬轉變成漢代即其以後所談的孝順。譬如漢朝就宣稱以孝治國。相應於秦漢專制權政治上的統一，儒學傳統慢慢重視下位對上位的順從，臣民之間也產生孝順等思想。在政治上強調臣下服從君主，而倫理上也就倡導兒女順服父母，甚至越演越烈。經過宋代以下的道德嚴謹主義影響，我們更清楚儒家的忠孝觀點被極端化。甚至出現荒謬「君要臣死，臣不死視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的看法。這種愚忠愚孝所強調的絕對服從，正是統治意識形態的例子。就此而言，儒學的孝觀在歷史大流的演變中，確有權威主義的現象。

三綱是封建禮教的根本，「父為子綱」又是三綱的根本，孝道的推行，也主要靠名目繁多的禮教來維持，推翻孝道的根本是打倒封建禮教。魯迅在其《狂人日記》中十分精闢的用「吃人」二字來揭示傳統禮教扼殺人性的實質，所謂的「吃人」也就是對子女獨立人格的剝奪。父親的權利是絕對的權利，子女的義務是單方面的義務，孝道兇殘的地方要表現在家長不把子女當作具有獨立人格，獨立人權的人，而是當作自己的附屬物，因此陳獨秀認為「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

然而，我們應該要問這種變了調的孝道還是孔孟所推崇的嗎？這並沒有簡單的答案，所有對孝道的批判集中在一點，即是對綱常禮教吃人本質的揭露，禮教是忠孝觀念的理論形態，因此儒家經過時間的洗禮，已經歷了多方面的發展與改變，而變得既豐富又複雜，所以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應先對儒家傳統這個概念進行梳理。

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為代表的維新派思想家兼采中西，以獨特的視野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作了初步的思考，用自由、平等等觀念批判封建忠孝綱常，體現了舊有文化先驅的批判自覺，標誌著近代新倫理思想的萌芽，所以陳獨秀呼籲要「以個人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吳虞也對此發表了相同的看法「為家長者，可以犧牲一家。有上下之分，無是非之准。法律命令，出入自由，生殺與奪，談笑而定」。譚嗣同認為，禮教之嚴酷，「足以迫其膽而殺其靈魂」，所以要喚醒民眾的覺悟，必須從衝破禮教的束縛入手。

儒家孝道是否真的隱含一種權威主義嗎？有人以為孔子本身所談的孝道，已經含有絕對的尊從權威的思想。他們認為孝的重點在於順從。因為孔子講過「無違」，所以盡孝之人自然要順從父母的意見，而違反父母的意旨，就是不孝。不過，細讀論語中的上下文之後，我們不難明白無違的確切意義，並非不能違反父母之意，而是不能違反禮。《論語》原文是，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在講出無違一詞之後，孔子緊接解釋無違就是「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從出生到死亡，從死亡，從死亡到死後，孔子都要求孝子以禮為重心，以「禮」盡孝。所以無違的對象不是父母之意，而是「禮」。如果孔子真的要孝子盲從父母的意思，又怎會要求他們見父母有不合乎禮數的所為時，要幾諫父母呢？故曰：「是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孔子所謂幾諫就是委婉地勸止的意思。

《孔子家語》之中就有一段關於曾參的故事，更加證明孔子並不主張盲從父母之意。曾參除草之時，不小心砍斷瓜的根，他的父親非常生氣，便棒打他的背部，結果將曾子打暈了，那時候，一般人都以為曾參之舉是恭順父親的孝子所為。但孔子卻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曾參任由父親棒打是錯誤的。因為萬一曾父失手將曾參打死，豈非將父親陷於殺子之惡名？況且，曾參亦不僅對父親打死，就是不盡責，這又豈合於禮儀呢？所以對於孔子來說所謂無違，其實並非要子女盲目順從，而合乎禮儀，而不要違背禮儀。

關於孝道，有另外一個常見的批評：儒家重視孝道，於是主張鋪張葬禮，其實是一種浪費。當然在儒家文化影響之下，人們重視孝道，對於家人乃至祖宗的喪葬及崇拜多盡一份心力，所以在歷史上出現一些矯枉過正、鋪張浪費的例子。這一種愚孝的例子尤其多。然而，這又是孔孟所推崇嗎？孔子所了解禮祭的精神，並不主張鋪張浪費，而是強調透過行為表現的內心。孔子認為「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即是說禮祭與其要鋪張不如節約的進行，喪事與其要辦的很奢侈，不如要辦的很哀戚。外在行為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喪葬禮儀之中應該講求有沒有一顆哀戚的心。

在清楚理解各種傳統弊端的現象，「傳統」的文化可作為傳統層次上的差別。一方面是傳統經過理性反思所建構的傳統；另一方面是傳統在民間輕易了解和充分接受的。其實，如果缺乏高度人文化與理性化的心靈，就不容易掌握高度理性化的儒家哲學。而傳統的民間社會，知識水平偏低，具有高度反思能力的人在少數，所以成熟深厚的儒家哲學，就不容易被民間社會所充分理解，就這個觀點而言，傳統的儒家傳統所推崇的孝道，並非提倡絕對服從，但經過普及化後，民間的儒家傳統，因把握不住儒家思想的義理，反而容易的行成強調父母絕對權威的觀念與行為，這確實是非常遺憾的。因此，我們若要公平的評價孔孟孝道，就應該先分清傳統本質。甚至應該劃分義裡層面的儒家、普及層面的民間儒學以及受統治者所扭曲、成為統治意識形態的御用儒學，這樣才能比較容易掌握複雜而豐富的儒學傳統，而不至於偏頗。

現代的孝，應該是要隨著時代進步所改革，而永遠不變的是那顆尊敬的心態。所以與其孝順，倒不如說敬，可以說「敬」字可以貫穿儒家所要表達的孝道精神，包含了「無違」、「養護」、「行孝態度」以及「父之道」。「孝」不該有既定的規則，如何是「孝」如何是「不孝」可以根據經典以及文化來參考但不該墨守成規，使之成為吃人禮教，並且孝的完美狀態是建立在兩個有德性的人的前提下，若父母的愛過多，而子女不領情，那只是純粹的溺愛；倘若子女一昧的順從父母不知分辨是非善惡那是愚孝。

現代社會受西方影響，講求自由、平等，就角度而言，父母子女皆為同等，無地位之分，皆是以人的姿態存在，故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本就應存在著基本的包容與尊重，「愛」與「敬」，不應被外在倫理規範或輿論壓力所控制，在此我們根本上應該放棄「孝順」一詞，而改用「愛」，換句話說「孝」所具有的重要內涵為「愛」。

撇除順的成規，我們應以何種態度來面對長輩？最佳狀態是「友誼」，為何以「友誼」的關係來探究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呢？因友誼的關係是一種互相的狀態，並非有前提、對等或利益關係，也沒有所謂的因果論（例如：養兒防老）。在友誼關係中，個人不可能被另一個人所取代，喪失了某一個朋友，由於他具有位格的個別獨特性，所以並不是另外在交一個朋友即可取代的。

當父母親視子女為朋友，把子女視為一自由且具人格的另一個自我時，父母傳統刻板的威嚴面具就立刻摘除了，因為彼此關係不再強調上下、尊卑的等級差異，而是強調位格的平等與相互尊重，立足於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一切必要的溝通。不應在強調勢位或人的絕對權威或服從。

就現在的時代而言，身為父母者，不該在依靠著自己的權威來進行所有的決策以及控制的角色，應適時放下原有成見，並不是要刻意放低姿態來委屈求全或迎合，而是以一顆想融入孩子並且關愛的心，所構建一套新的親子關係，來成為新一代孝文化的基礎。也許它與儒家傳統孝文化，有著極大的差異性，但是其本質是不變的，「互敬」、「互愛」，也都是由內而發，其實也是儒家完美社會的最高境界。

和現代三觀沒矛盾

1儒家講孝認為可以深化自己的道德修養，從子女到父母從小家到大家。不單單是子女和父母也包括了從子女變成父母

2在家知道孝順在外才懂尊敬長輩。孝順的核心之一不以自我為中心.才能在外和他人之間的關係和諧.

也因此能做到禮，義，信...過於自我的人能做到么？

3.樓上說了孝是基於仁本

禮也好孝也好，目的都是致仁

最後儒家至少孔子的儒是不支持愚孝的

孔子家語里曾子被家暴的事情孔子是非常嚴厲的批判的

他把曾子父親的行為認為是大不孝

可見孝並不是說子女對父母的愚孝，也包含父母對子女的「孝」

朱熹之後的孝或者說三綱五常理解和孔夫子的存在一個根本區別，夫子的仁是博愛，朱熹的仁是有階級區分地位區分的愛..愚忠愚孝就是立足於此.而夫子雖然也講尊卑，但只是致仁的手段並不是標準

只從論語的孝來說不用上綱上線放到現代意義的層面上進行複雜的討論

很正常的孝順很正常的三觀..或許有些地方不符合現代社會主義背景...但孝，仁本身不複雜

恭敬地贍養

孝道好啊，沒錢的時候父母給，沒工作的時候父母養著，生病的時候父母還要給錢治。父母還會給做飯，照看小孩，無聊的時候還會陪聊天，開家庭會議的時候總是向著孝順的那個孩子。這一切，只要做好孝道就好了！

可以看看太原王氏王昶的家書

《論語》講的孝，和現代意義上的孝不是一個意思。

孔子，是不主動講孝，孔子主動講的是仁，孔子認為仁是社會秩序的基石。

等到孔子的再傳弟子，才開始講孝，他們認為講孝有助於團隊的和諧，這時才有了《孝經》。才講孝的現實意義。

曾子的《孝經》通篇講的是以「孝「為綱目的社會秩序。用今天的話來講，就如何社會和諧，怎麼樣維護社會穩定，你說有什麼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