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閉嘴，給自殺者留一條生路吧！
這種所謂「激將法」，在我們的父母輩（這位前輩差不多也是這個年齡段）中，實在是非常有市場。對「激將法」深信不疑的人，總相信只要我把你貶得一無是處，把你劈頭蓋臉毫不留情地痛罵一頓，你自然會幡然悔悟，或是被激起反抗的怒火，然後化憤怒為動力，往著他們希望的方向去拼一把。如果你憤怒了，你抗議了，自然不會再自殺。
但他們也許從來沒有想過，如果一個人的自尊原本已經很低，低到塵埃里。他們說出的話是不是把他再往懸崖下面推出去一把，如果對方真的因為他們的「激將法」而死，他們是不是依然能夠安睡。我相信這位前輩是肯定不會認為自己應當要為自己肆意評判他人的言論而負責的，因為他自己也鼓勵那些自殺者的親友把自殺的人當做是一個混蛋，一個「絕對的混蛋」、「背信棄義的混蛋」，這樣，他就不必再承受任何的自責。當然，我也可以相信，把這篇文章反過來思考。這位前輩之所以毫不留情地去攻擊那位已經自殺的孩子，也許恰好是因為他先陷入了自責之中，認為自己為何不能更敏感一些早一點察覺問題，或者再溫柔一些去伸出援手，也許這個孩子就不會選擇死亡。在這種內心的痛苦，或者說是巨大的恐懼的面前（畢竟，這是他女兒的朋友，他難免不會聯想到女兒是不是也會有同樣的選擇，對於一個進入中年甚至是老年的人來說，老來喪子本來也是一件極其令人恐懼的事情），他選擇了用憤怒來取代恐懼和悲傷，用攻擊自殺者來讓自己的憤怒合理化，這樣，他可以好受一些。當然，他畢竟是一個熟稔心理學各種概念的人，因此合理化起自己的憤怒，也顯得格外的有理有據。但，我還是要對這位前輩說一句：「閉上你的嘴巴，給那些自殺者留一條生路吧！」我自己曾經抑鬱發作過，在最痛苦的時候，也曾經想過自殺，設想過各種各樣的方法來終結自己的生命。真正在危機的邊緣挽救了我的，是晚上陪著我在網上聊天的姐姐，是在遊戲里和我並肩戰鬥的朋友，是關切地詢問我感受的醫生，是寸步不離守著我深怕我一時想不開的舍友……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貶低過我的感受，即使當我自我貶低得一錢不值的時候，我的媽媽也認真地告訴我：「你能考上那麼優秀的學校，你絕對不差，別人說的你不要理他，你是個很好的孩子。」
如果那個時候有一個人因為我想要自殺而把我痛罵一頓，貶低得一無是處，甚至認為我想要自殺的想法「玷污了抑鬱症這個疾病的名字」。我很難想像對當時自我評價已經低到了塵埃里的自己，究竟是令我吞下可以奪走我生命的藥片，還是會讓我振作起來——但我想，恐怕前者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誠然，自殺的人，並不是每一個都得了抑鬱症。即使是那些長年累月處心積慮謀劃自殺的人，他們也可能並不是單純的抑鬱症，而可能是雙相情感障礙、邊緣性人格障礙這樣一些更加複雜，更難以一言蔽之的精神問題。尤其是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患者，他們自我邊界薄弱到幾乎就像一個沒有皮膚的人一樣，隨便一句無心之言都可能刺入他們胸膛的最深處。如果面對著這樣的人，絲毫不負責任地扔出一連串的人身攻擊，認為這樣可以幫助他們振作起來，或者要求他們「不服來戰」。這就像跟一個雙腿骨折的人說「來我們賽跑，你跑過我了你的腿就好了」一樣，既不負責任，而且非常醜惡。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因為自己女兒的朋友自殺而對其大肆人身攻擊，我尚且可以理解為一種恐懼驅動之下的攻擊行為。但一個心理諮詢師，對自己的情緒覺察並不明顯，甚至為自己的「激將法」洋洋自得，這就顯得其心可誅了。我做過自殺干預，當然，我是去勸別人不要自殺的那個人。我至今仍然記得，當那個女孩用簡訊留了言告訴我她去意已決之後，我是如何發了瘋一樣地狂打她的電話，又拚命地簡訊留言，勸她等一等，至少把心裡的痛苦說出來，不要帶著痛苦離開。那天晚上，我終於接通了她的電話之後，剛脫口而出「你嚇死我了」之後，便坐在KFC里哭得語不成聲。我害怕死亡，更害怕身邊人自己選擇的死亡，但我並不會因為他們選擇或是想要選擇死亡就攻擊他們。從8歲起就開始嚴肅考慮自殺的我，能夠理解他們在生活中感受到的那種隔絕和冰冷，那種缺乏情感連接的痛苦，這種痛苦不可能因為人身攻擊而消失。即使暫時地通過激活腎上腺素而屏蔽了痛苦，但隨後也可能會有更多更嚴重的痛苦進行反撲。我認識的另一位女孩，年紀輕輕，卻常常概嘆人生空無，時不時便認為自己塵緣已了，也許哪天便會自絕於人世。我也曾在私聊中怒罵她所信的佛教誤人子弟，也絕不認可她所說的「我死了沒人在乎」這種話。我會憤怒於她明明已經取得了那麼多我望塵莫及的成果，卻依然找不到人生依憑的根基。可我知道她的這種連接斷絕來源於家人一直以來對她的否定，來源於不被身邊人理解的痛苦。即使她常常捐出金錢去做公益，即使她給了身邊人各種幫助和提點，但缺了被她所看重的這一塊，她始終會覺得自己孤懸於世界之外。所以她會痛苦，這種痛苦不是用智慧或是知識能夠解決的，而要靠深深的理解和接納，既來源於她身邊的人，也來源於她自己。
所以，我不願指責任何一個自殺或者考慮自殺的人。他們所經歷的那種痛苦，既不可見，也無法測量，倘若一個局外人隨意評判，未免太過妄自尊大。我向我認識的，每一個曾經表露過想要自殺的人，都會說：「如果你感覺很痛苦，可以找我說，我雖然不一定能幫上什麼忙，但我一定會聽，而且一定不會評價你。」有好幾次，我會花費自己一個下午，甚至一整天的時間，陪著那個想要自殺的朋友。聽她把胸中的痛苦傾倒而出，聽她說出那些壓抑在內心，如果不是當局者根本無從理解的苦悶和壓抑。在那之後，我會給她們一個無言的擁抱，低聲地告訴她們，我在儘力嘗試理解她們，我在這裡，用盡我全身的力氣，維繫一根與她們相連的紐帶。我並不確定這樣做是不是一定有用，或者會不會一直有用，但至少到現在為止，她們還活著，用各自的方式活著。在弗洛姆與卡倫霍尼的年代，劇烈的時代變遷令焦慮成為時代的神經症。而在現代，社會的原子化變遷，人與人之間實質連接的日益稀薄又令抑鬱成為了新的時代神經症。那些在痛苦之中掙扎的，想要自殺或是已經自殺的人，他們缺乏的並不是一個「敵人」，而是一個連接，一個讓他們能夠和他人或是和世界連接起來的連接。誠然，一個「好的敵人」也許也能暫時地承擔起這個「連接」的功能，但這並不持久，因為敵人終究是會被打倒的。一個「持續打不倒」的敵人，會令人感到自己的無力；而一個「被打倒」的敵人，又會令蓄積起來的攻擊能量因為無處可去轉而指向自身——換句話說，樹一個敵人也許暫時能夠延遲自殺行為的到來，卻不可能真正解決自殺的動機。而如果要解決自殺的動機，在我看來，幫助一個人重建與自身、與他人和與世界的連接，是更為治本的方法。這是個漫長而且因人而異的工程，有的人也許需要幾年，有的人可能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它不像「激將法」那麼簡單快捷，更需要漫長的時間和精力投入，需要持續地陪伴和傾聽，需要源源不斷的愛。但唯有愛，能真正地解決一個人面對「孤懸於世界之外」時的痛苦。所以，如果你面對一個自殺者，只想通過攻擊他，辱罵他，你只想利用你自以為是的「激將法」去讓他停手的話。那麼請你閉嘴吧！如果你閉上嘴，不在他那原本已經很低的自尊上再踏上一隻腳的話，他或許會更有力量去找到一條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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