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民主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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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文明，為後世的人類，尤其是西方世界提供了豐碩的遺產，並被奉為歐系文明的淵藪。而古希臘文明的一系列果實中，它的民主政治，無疑是對後世影響最大，也是最受關注的遺產之一。分權制衡的民主理念，以及由之衍生的公民大會，長老院（議事院），公民選舉制度，有限期執政官等等，這些兩千多年前形成的政治規則，其精神內涵對歐洲文明的後續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並一直延續至今。

其實要說的話，古希臘文明並不是人類世界最早出現的成熟文明體系，甚至在西方世界，也不是最先。就在環地中海地區，早在古希臘文明誕生前，就已經出現了埃及、巴比倫、波斯等一系列大型成熟文明。它們同樣曾經強盛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只不過這些文明體系，大多還是採取傾向於集權專制的政體，直到希臘文明，尤其是雅典的出現，在現代蔚為潮流的西式民主，才真正嶄露頭角，登上歷史的舞台。

那麼，為什麼希臘會產生迥異於之前，甚至當時其他文明體系的民主政治呢？在雲石君看來，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希臘半島支離破碎的地緣結構，決定了它無法從整體層面，孕育出一個強大的集權政治體系。

在之前的《地緣政治》系列章節中，雲石君曾經反覆說過，一個集權制國家的產生，在地緣上有一個先決條件：既擁有一個強大的本部核心板塊。依託這個強勢本部的影響力，壓制四方邊緣板塊，遏制它們的分離傾向，進而將其整合為一體。而依託這個強勢本部孕育出的文明，也自然而然的憑藉著自身文明規模和質量的優勢對周邊板塊進行強勢滲透，逐步實現對當地土生文明體系的覆蓋和抹殺，進而最終形成一個政治邊界與文明邊界大致契合的國家文明體系。

東方的中國就是這種模式的經典代表。依託黃河——長江流域這個超強本部，中國的政治力向四周擴散，並帶動著自身的強勢華夏文明體系大肆擴張，最終完成了對東亞的大陸這個相對獨立地緣板塊的基本覆蓋。

但希臘並沒有這個條件。在《地緣政治：希臘為什麼會成為西方文明的搖籃》一文中，雲石君曾經分析過，希臘半島地緣結構支離破碎，全境大部為山地，為數不多的低地平原零散分布於山間或沿海，它們不僅各自規模有限，而且相互間的地緣關係也難言緊密——至少以兩千多年前的文明發展水平，還遠不足以將他們有機整合為一體。這種缺乏強勢核心的格局，使得希臘文明先天就只能是一個鬆散的城邦聯合體，非但不能像中國那樣，形成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甚至連像近古時代的日本那樣，形成名義上的國家都難以做到（日本即便是諸侯割據的戰國時代，也好歹還有個為各方公認的天皇，作為國家的名義統治者和精神紐帶）

既然希臘半島的連整合成國的基本條件都不具備，這也意味著，這個文明體系下的政治勢力，只能以各自獨立的形式存在。政治上的高度獨立，使得古希臘文明在整體層面，天然具備分權制衡的基因。

而細化到文明體系下的各政治勢力內部——直接點說就是城邦內部。海洋文明的特點，也決定了它們無法形成強有力的中央集權。

希臘文明是一個典型的海洋文明體系。這一點，又以希臘文明的執牛耳者——雅典城邦最為明顯。

無論是海上貿易，還是海外殖民，它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資源和財富主要來源於海外。

這對集權政體的形成構成了極大的制約。

首先，前文中雲石君說了，集權制度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本部。只有本部強大，中樞才能夠擁有足夠的實力，進而依託其建立起至高無上的權威。

縱觀古典時期的集權帝國，無論是東方的中國，還是西亞的波斯，這些國家之所以能能將權力集於中樞，除了本部自身實力的強大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的本部與國家的邊緣板塊之間，能夠形成較強的聯繫和溝通。只有地緣關係緊密到一定程度，本部才能夠將自身的影響力，有效投射到國家的各個角落，而如果本部與邊緣板塊之間的關係過於疏離（距離太遠，或者中間存在大型山脈、沙漠等強勢地緣阻斷），那麼即便本部的實力足夠強，也會因為輻射能力的限制，而無法形成有效的直接管轄。

這一點，中國的政治格局就是比如古代的中原王朝，對長江——黃河中下游可以通過流官制度，予以直接管理，但對西南等相對邊緣，且關山阻隔的邊緣板塊，經常就力有不逮，只能放棄流官式的直接管轄，而以冊封土司的形式，借本土政治勢力之手，對當地執行間接管理。而更邊遠的地區，則就只能是化為外藩，輕度羈縻；而像日本這種重洋阻隔的東亞邊緣島嶼，連輕度羈縻都很難做到，直接就徹底的獨立成國，中原王朝對其之政治影響力幾乎為零。

古代中國的這套政治管理邏輯，放在古希臘同樣適用。希臘各城邦——尤其是雅典這種具有代表性，對希臘文明構成重大影響的強勢城邦，其影響力範圍也並不局限於城邦本身，而是通過海上航行，擴散到四面八方。比如雅典，除了雅典本部，在東地中海，雅典人還有大量的殖民地、貿易點等海外利益區——這實際上就是一個以雅典城為核心的大範圍利益共同體。

由於重洋阻隔，這些海外利益區與雅典本部的地緣關係相對疏離——這使得雅典本部根本無法對它們進行直接管理。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為了確保海外利益區的有序發展，還是抵禦外來勢力的入侵，或者激勵他們進一步拓土開疆，擴大利益範圍，雅典本部都有必要對自己衍生出去的海外勢力予以高度授權，讓它們獲得較強的政治自主性。而這種權力的高度下放，使得城邦體系的權力自然而然的被拆解瓜分。

當然，雖然海外利益區具有高度自主權，但至少對雅典本部來說，雅典的權力中樞還是可以實行中央集權的——就像古代的中原王朝，雖然對邊疆採用土司制度，間接管理，但對長江——黃河流域本部，還是通過流官制度，牢牢的將權力集於中樞朝廷之手。

可是，雅典為首的希臘城邦卻不是這樣。它們不僅在海外利益區高度放權，甚至連本部中樞，其政治權力也被大幅拆解，形成了分權制衡而非集權專制的政治制度。

這是為什麼？

套用一句現代人常用的術語——國情不同。

但是，別說希臘文明這個整體了，就是單個城邦內部，其主要的物質積累——也就是力量來源，也不是依靠對城邦自身的經營（比如在城邦範圍內從事農業種植），而是靠海外貿易和海外殖民地開發。這就是說，以雅典為首的古希臘城邦，其內部的力量來源構成，實際上呈現出一種外重內輕的格局。

這跟古代中國是不一樣的。中原王朝雖然在邊疆大幅放權，但其中樞的力量來源，卻依然是長江——黃河本部，而不是那些這些不太服王化的邊疆地區。所以中國的力量來源構成依然是內重外輕，中原王朝牢牢佔據了主導權，只不過是考慮到性價比的問題，不願對邊緣深度干涉罷了。但憑著自家的硬實力，中原王朝依然對邊緣勢力有足夠的威懾力（就算朝廷無力實現對邊緣地區徹底消化吸收，但憑著本部的強大硬實力，把這些邊緣地區的現有土著勢力摧毀，讓當地政治格局重新洗牌，那還是能做到的）

但雅典們不同。鑒於希臘城邦中樞對海外的地緣影響力天然較弱，本部的較小規模，又決定了其之力量不足以對海外的形成強勢威懾。

中樞的弱勢，決定了雅典們對海外利益區的影響力，遠不如東方的中原王朝。這種情況下，如果城邦中樞還希望保持對海外的有效控制，順利的從海外獲取力量和資源，那麼就有必要在政治結構上進行調整，放棄中央集權的政治架構，轉而採取以分權制衡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將那些主要從事海外經營的勢力，主動吸納進城邦體系的中樞政治權力框架中，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維繫他們對城邦體系的向心力和認同感。

當然，這種政治架構能夠形成，有一個前提，是海外勢力不能過分強大，否則就會依託其而成的政治勢力就會反過來，對城邦本部予以強勢征服。而我們之前又說了，以雅典為首的希臘城邦，其資源和財富來源主要是依靠海外，那麼按照這種邏輯，這些城邦的海外勢力，難道不會喧賓奪主嗎？

至少對雅典這種強勢城邦來說，這種事情還真不容易發生！雖然整體而言，雅典等城邦的海外勢力，其蘊含的能量總和，要遠大於城邦本身。不過這些海外勢力很難在城邦體系之外，獨立實現高度整合。

希臘文明的活動範圍囊括整個東地中海，各個城邦建立的海外殖民地，或者海外活動地區都高度分散——這些殖民地和海外貿易區或在亞平寧，或在小亞細亞，或在北非，或在黑海沿岸，甚至有些島嶼還散落在愛琴海、亞得里亞海上。

這種支離破碎的結構，決定了儘管海外利益區的的整體實力，要強過雅典等希臘城邦本身，但地緣格局上的彼此高度獨立，使得它們無法聚合成強大到足以抗拒乃至顛覆本部的實力，所以離心力又因此受到一定的控制。

這種情況下，依託海外殖民地或者貿易區形成的勢力，就與本部形成了一種微妙的政治平衡，即城邦本部在政治上給予這些海外利益去一定的自主權，並在城邦政治結構上給它們留下足夠的參與空間，讓它們能夠從城邦體系的維持中獲利。作為代價，他們必須留在這個城邦體系內，其所得的利益，也必須部分回饋至本部。通過這種方式，大家將力量凝聚起來，以便抵禦其他政治勢力的攻擊，或者進一步拓土開疆，將蛋糕做大。

綜上所述，在海洋文明環境下，雅典等希臘大型城邦體系，其力量來源高度分散，本部在絕對實力上的劣勢，和在相對實力上的優勢，又使得城邦本身，與海外利益區之間形成了平衡。這種情況下，大型城邦的內部權力架構，也必然會相對分散，任何一個政治勢力——無論是其是依託城邦本部，抑或依託某個海外利益區，都無法確保對體系內其他板塊勢力的絕對壓制。如此，分權制衡，就成為城邦體系維持整體統一的最好形勢。而公民大會，長老院制度，以及通過選舉挑選執政官，執政定期輪換等等，其本質都是一種規範化、秩序化的動態權力分配製度，在這套制度之下，各政治勢力可根據自身實力以及內外形勢的演化，動態的調整權力分配，貫徹政治意圖，而又不至於引發內亂和暴力衝突。

這就是希臘式城邦成為西式民主淵藪的根本原因。弱勢的本部，和廣闊的海外利益，使得希臘城邦傾向於通過分權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釋放城邦體系內的能量，進而在維繫城邦體系存在的同時，更多的攫取海外利益。

而這套政治邏輯，從希臘文明的另一個經典城邦代表——斯巴達的權力架構變化中，展現的更為淋漓盡致。受希臘文明的普遍民主基因影響，早期斯巴達的國家機構，除了世襲國王，也有公民大會、長老會議和監察官等看似民主的設計。不過在當時，國王和長老院掌握了絕大部分權力，至於公民大會，以及由公民大會選舉出的監察官（其職責包括監督國王，審查國王不法行為）在相當程度上處於被架空位置。

但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由公民大會選舉上台的監察官，其權力不斷擴大，代替國王取得了主持長老會議和公民大會的權力，原歸長老會議審理民法案件的權力也落到了他們手中。

公民系的監察官崛起，和寡頭系的國王、長老相對式微，這種此消彼長，實際上就是斯巴達內部利益格局變化的反映。

早期的斯巴達，不過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一個小型邦國，主要財富來源是農業，所以由國王和長老等少數人組成的權力核心，能夠以相對集權的方式，對國家進行管理。但隨著斯巴達逐漸崛起，其勢力範圍不斷擴張，海外利益區越來越多，所以其政治架構也自然而然的向雅典等經典海洋城邦靠攏，沾染了更多的民主制度基因——雖然地緣格局的限制，決定了斯巴達最終並沒有形成像雅典那樣龐大的海外利益區，所以也沒有形成雅典式的高度民主政治制度。但這種趨勢變化，卻深刻的揭示了國家地緣結構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利益構成變化，對城邦政治結構演變所造成的影響。

希臘半島特殊的地緣條件，決定了以此為基，並輻射東地中海的古希臘文明，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套契合自身環境的民主制度。而古希臘的這套民主制度，由於其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吃螃蟹」地位，所以在西式現代民主制度確立，並在西方輿論包裝下上升為全球「普世價值」後，也被染上了一層耀眼的光輝。但是，拋開現象看本質，古希臘民主政治，歸根結底也不過是「地緣條件決定利益構成，而利益構成又決定製度設計」這套連環邏輯的一個正常體現。其之出現，不過是希臘半島的地緣環境，與古希臘時代的文明發展水平碰撞到一起，然後結下的一個特殊果實。其本身並不具備什麼普世性，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雖不能貶低古希臘民主政治的巨大意義，但如果過度拔高，並以此作為古代西方文明優於華夏文明的論據，那就是典型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終也不過是徒引人笑罷了。

古希臘系列到此結束。下一節開始，雲石地緣政治系列進入歐洲的火藥桶——巴爾幹半島。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之第137篇：希臘之第3節。對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感興趣的讀者，請訂閱微信公眾號：雲石，收看雲石地緣政治系列全部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