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你怎麼看,社會學需要歷史學

大家過年好,大過年的,泛濫的祝福語我就不說了。繼續該為大家介紹社會學相關知識。

上一次的兩篇文章,有關中國明清的費稅改革到反映中國政府治理邏輯,有朋友問我為什麼我的文章偏重了歷史回顧,而不多介紹前沿研究?甚至有朋友直接告訴我:「一切要以時間、地點等條件為轉移」。

謝謝大家的問題和建議。

但針對以上問題,我有些哭笑不得。

這麼來講吧,方法,方法,方法。研究方法對於任何一個學科研究都太重要了。相同的研究問題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很有可能完全不同。因為方法往往決定了一個研究者的研究視角和行動。而社會學目前主流的研究方法的確是定量,向經濟學的數據方向靠攏。中國目前大部分的數據採用橫截面數據,也就是採用某一個時間點的數據進行解釋,或者有追蹤調查,但最多追蹤三年、五年、十年。另外,統計方法很成問題,現有的社會學統計大多還在借用經濟學的模型分析。

這就導致了問題,這麼短時間的數據,不一定適用社會問題的統計方法,做出來的研究可靠嗎?

這並非在否定定量研究方法,任何一種方法一定有缺陷,就像任何一種理論都有短板一樣。

所以,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不單一,主流並不意味著在一切問題研究上的最佳。

歷史的回顧,是社會學研究方法之一。

如果按照現有的學科分類來說,歷史學應該被歸為人文學科,社會學應屬社會科學。但社會科學的位置至少在學科劃分上一直比較尷尬,你說它是科學,又沒有自然科學那麼精確;你說它是人文的吧,又摻雜有太多統計、實驗研究方法。

所以,在現階段,至少對於社會學來說,兩種取向就像兩條腿,哪種都不能丟。

還是那句話,主流不意味著在所有研究問題上的最佳。

有關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間的關係,英國史學家彼得·伯克有一本書《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專門來談二者方法上的融合。歷史學需要社會理論的分析與解釋,社會學需要歷史回顧,否則沒法解釋人們社會行為的慣性與根源。就像作者在書中提到,兩個學科的學者沒有交流,就是「聾子之間的對話」。

是我沒說清,怪我。

上兩次的文章第一篇將稅制改革歷史,第二篇講中國政府治理邏輯。大家就以為我真的是在單純講歷史,回顧歷史。難道大家就沒有想過,不光是社會學歷史研究視角,歷史學學者的論著難道就僅僅在講歷史事件?為什麼歷史學那麼強調所謂的史觀?其實史觀就是一種理論思維,決定了你怎麼去看問題。所以我上一篇說過了我在用「組織社會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稅制改革,怎麼從這樣的改革中反映中國政府的治理邏輯的。

而以《叫魂——1768年妖術大恐慌》來說,這本書值得我們拍案叫好,但在叫好之餘,我們有沒有留意到本書的分析框架?孔飛力在書後的理論分析明顯從韋伯的官僚分析出發,用中國特有的「卡里斯瑪」式權威的家產制治理模式,向「法理性權威」的過渡,之後呢?作者難道還是在敘述歷史事件嗎?他又指出韋伯理論解釋這一問題的不足,進而發展為「常規權力」與「君主權力」的對立,而這一點又可以用組織社會學中的」運動型治理」來透視現在。另外,「叫魂事件」除了可以用「組織官僚」方面的理論來解釋,還可以從「宗教」、「文化道德恐慌」角度來分析,又可以另外成書了。

所以我說,我一發數據分析文章就有人看,一發歷史回顧文章就觀者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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