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義與命——從子畏於匡談起

孔子經過匡地，顏刻為仆，稱「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以為孔子是陽虎，據《史記·孔子世家》：「陽虎嘗暴匡人」，又「孔子狀類陽虎」，拘之多日，這是孔子一生中驚險的時刻。

子畏於匡，有兩段很有名的話，在《論語》《史記》中都有記載，其一云：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安國以為孔子和顏回走失，故顏回後至。這一節總讓我想起杜甫《羌村》詩中「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語，離散再重逢使人覺得不真實，故孔子感嘆「吾以汝為死矣」，想必是悲喜交加，顏回果不負孔子，「子在，回何敢死？」我以為這是《論語》中最為動人的話語之一。短短兩句，狼狽之情、相惜之意可以想見。然而賢者顏回還是死在了孔子前面，一嘆。

其二云：「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自稱「後死者」，是相對文王而言，絕境之下，孔子命繫於天，自以為「文」之孤本，言下極其自信。這是孔子的自信，或者說，這是他知命的表現。

在談論知命之前，需要明確「義」的概念。

《論語·微子》載子路言：「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朱熹注此雲子路述夫子之意。「義」即「宜」也，指應該去做的事，是絕對的命令。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補充道：「如果做這些事只出於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不是義的行為。」

孔子以為每個人都有他必須去做的事，重要的在於做這件事的本身，也就是「義」，至於完成的結果並不在「義」的範疇之內。

《論語·憲問》：「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晨門知世之不可，故不為，蓋孔子亦知世之不可，無所為而為，只是因為這些事是「義」，是他應該去完成的事，《論語·子罕》的記載顯示了孔子的自信，也告訴了我的孔子的義，也就是「文」，孔子以夏重質，殷重文，周乃文質彬彬。此雲「文」，指周之禮樂教化也，深言之，即天道也，即如朱熹所注，孔子不曰道而曰文，自謙辭也。

懂得了孔子的義，才能談論天命。縱觀孔子一生，輾轉各國之間，受過圍困挨過餓，然而始終不得其位，但似乎從未見他流露出退縮之意。是孔子天生樂觀嗎？恐怕不是。

《論語·堯曰》載孔子之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可知孔子非不知命者，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這一層闡釋得更加明白，因為知道了自己的命，反而無所畏懼，我以為這種「命」既包含著一個人應該完成的義，也包括他的歸宿。

孔子又言：「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子路遇丈人，反見之而不得，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周作人以為子路的話有點像「戲台上的獨白」，「所說的話誇張無實」，我反倒不太認同。這更像是朱熹所注的「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如果此話由孔子來說，顯得有點刻意，若由子路來說，恰好符合他率直的性格。

順著子路的話，可知孔子對自己的命是有很清楚的認識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何其通達，結果彷彿是自然而然的事，夫子行其義而早知無果，何其令人感慨。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聞，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而聞已矣。錢曾稱子貢此言「已矣」有低徊未忍已之情，今日方有所體味。

最後談一談孔子解圍，似乎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司馬遷以為孔子使人到衛國向寧武子求助，大概是還沒到「邦無道則愚」的時候，匡地到衛國往返，步行需要三天左右的時間，大概也還說得過去。但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琴操》記載了另一種頗為傳奇的說法，說孔子「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有知孔子聖人，自解也。」雖然離奇，我卻更為喜歡這樣的收梢，孔子以音曲表達了他的哀傷，獲取了匡人的理解和認可，這位苦苦努力的聖人，也終於得到了他的感應。

本文首發於公眾號：南北往事（nbws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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