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日報Vol.71]北京考古發掘1092座古墓和一座漢代古城

北京城市副中心文物保護與考古新發現揭開了面紗一角。這稱得上是北京進入新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考古發掘，1092座古墓和一座漢代古城遺址拂塵露臉，通州實物考古史從隋唐往前推進了千年，中間斷環全部補齊。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雲中心考古發掘現場。（資料照片）

　　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和北京市文物局聯合發布：歷時7個月，全國各地9家考古隊齊聚北京，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考古勘探，在通州區潞城鎮的胡各庄村、後北營村、古城村等地區探秘面積約101.3萬平方米。與以往不同，這一場聲勢浩大的考古沒有提前預設結束日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任務雖重，但文物保護工作一點沒有馬虎。

考古工作人員正在繪製器物圖。

　　如今，探秘還在繼續。許多千年過往已經浮出水面，兩千年前的古城和萬餘件出土文物為我們描繪了那時的通州。

　　重大發現　通州最早縣城35萬平方米

　　在大量墓葬發掘現場西北方向大約兩公里處，考古工作者找到了通州惟一漢代城址——路縣。

　　他們用11條探溝基本判定了路縣。

　　北京市文物局新聞發言人於平介紹，7月至9月，文物部門對這座漢代城址進行了總範圍約50多萬平方米的考古勘查，並選擇重點部位抽樣進行考古勘探。目前，結合古城址的具體情況可將古城遺址分為城牆基址、城內遺存、護城河和城外遺存四部分。

　　古城雛形初現：北牆基址長約606米，東牆基址長約589米，南牆基址長約575米，西牆基址長約555米，四面城牆基址基本可以閉合。城址平面近似方形，符合中國傳統中正公平的理念。城總面積約35萬平方米，符合西漢縣級中心的規制。

　　城內，一條南北向的路面遺存藏著乾坤，明清時期與遼金時期的遺存疊加著。「下面應該還會有更早期的路。」在探溝里的包含物中，文物人找到了漢代錢幣和陶片。城外，南城牆牆基外側約11至13米處發現有護城河道遺存，河道走向與城牆基址走向基本平行，寬度約30至50米。

　　一座漢代縣城正在浮出水面。「規模不小，在中原區域也屬於比較大的縣城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慶柱說，路縣是漢代漁陽郡轄四縣之一，它在北京作為早期中國北方地區的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和交通中心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交通、經濟、軍事意義。「城內找到了直徑超過15厘米的漢代瓦當，這基本是西漢府衙規制。」

　　1092座古墓年代跨越兩千年

　　此次考古已發掘墓葬1092座，年代跨越兩千餘年，從戰國至清代。重見天日的還有69座漢唐窯址、8座灰坑、10眼水井和3條道路。

東漢-魏晉時期流行的七星銅鏡。

三彩爐，流行於唐代或遼代時期。

　　萬餘件文物被喚醒，於平介紹，出土文物種類繁多，包括陶器、瓷器、釉陶器、銅器、鐵器、鉛器、料器、皮革器等。「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墓葬、窯址、地層剖面已經整體遷移保護，共計60處遺迹。」

　　這些文物分散在距地面5米深的泥土裡，考古工作者按照朝代將不同層以數字標註。「延綿連續的地層既有自然堆積，也有人為堆積，還有地震形成的斷裂層。」市文物研究所所長白岩說，「這說明通州地界兒上至少兩千年沒斷過人氣。」

　　劉慶柱說：「通州是北京所有區中開放性最強的。這個地方自古交通便利，漕運興盛，所以多民族在這裡長久共融。這次的考古發現是最好的印證，出土的文物為了解通州地區兩千年來自然環境變遷、人地關係提供了最直觀的證據。」

　　北京市文物局統計，79%的墓葬為戰國至漢代墓葬。「這說明城市副中心所在區域至少自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就有大量人口居住，特別是東漢時期社會繁榮、人口眾多，是宜居之地。」市文研所副所長郭京寧說，同時這些文物為探索北京東部地區漢代以來的社會文化面貌、經濟發展狀況、人口密度和分布、喪葬習俗等提供了依據。

　　文物揭秘　萬餘件文物還原古通州人日常生活

　　在文博界有個約定俗成的共識：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研究物質文化史，要研究遺址和墓葬。因為城是住人的，墓葬是埋人的，兩者組成陰陽二元社會。劉慶柱說：「墓葬保留了很多遺物，豐富充實了歷史。此次出土的萬餘件文物就可以真實還原古通州人的日常生活。」

　　出土62座翁棺葬創規模紀錄

　　在胡各庄村，考古人員發掘出62座戰國晚期至西漢瓮棺葬。這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瓮、盆為葬具，常用來埋葬幼兒和少年，個別成人也有用瓮棺的，一般用2或3件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多數埋在居住區內房屋附近或室內地面下。

　　「瓮棺葬的葬具一般是日常使用的陶器，底部鑽有小孔，作為死者靈魂出入的地方。」考古人員說。

　　於平介紹，此前，北京瓮棺葬的發掘較為零散，這次是首次大規模發現，這將為研究其在東北亞的傳播起到作用。

　　同時，考古人員在西漢墓葬內還發現了許多雕花磚，其紋樣多種多樣，包括回形紋、四神紋等六七種，「不同種類紋樣同時出現在墓葬，這是很少見的。」

　　發現26根古人計數用骨質算籌

　　在後北營村，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大把小棍兒，長短不一。這是古人的計數工具——骨質算籌。此前，大葆台漢墓也曾少量出土。

　　可別小看這些小棍，在中國數學史上它們立有大功。據《孫子算經》記載，算籌記數法是：凡算之法，先識其位，一縱十橫，百立千僵，千十相望，萬百相當。當表示多位數時，個位用縱式，十位用橫式，百位用縱式，千位用橫式，以此類推，遇零則置空。考古工作者介紹，這種計數法遵循一百進位制。

　　根據史書的記載和考古材料的發現，古代的算籌就是一根根小棍子，一般長為13厘米，徑粗約0.2厘米，多用竹子製成，也有用木頭、獸骨、象牙、金屬等材料的，大約270枚為一束，可放在布袋裡隨身攜帶。

　　此次一共發現了26根相對完好的算籌。

　　陶屋陶倉重現漢代人家生活

　　出土文物中陶器挺多，尤其是漢代墓葬中，陶屋、陶倉、陶廁應有盡有。郭京寧說：「漢代講究視死如生，所以從陪葬品可以看出當年真實的生活風貌。」

陶俑，東漢-魏晉時期墓葬內的常見隨葬品。

東漢-魏晉時期的動物俑。

　　出土文物中有很多栩栩如生的陶俑，包括人、豬、鴨、羊、雞等。「光是狗就有很多品種，有類似臘腸的，還有土狗。」

　　這些陪葬品可以還原出當時的人居住的屋子內的陳設。出土文物中包括了燈、耳杯等，甚至包括縮小版的灶台。「這些為了解當時社會生活提供了直觀材料。」

　　專家解讀　從考古中可見民族文化融合

　　燕趙大地自古一體。市文物局表示，此次出土墓葬、文物再次給出佐證。白岩舉例，副中心的考古發現與天津、河北等地的同類遺存極為相似。「這說明京東、津西、冀中地區，自古以來文化面貌上呈現一體性。」

　　在這片樸質的土地上，中原農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劉慶柱說：「1092座墓從戰國一直延續到遼金元明清，遼起源於大興安嶺，金是從黑龍江而來，清發跡在遼寧，都是周邊少數民族，他們到這裡自然而然地留下了自己的文化。通過此次發掘當時墓葬，我們可以生動地了解這些文化與中原文化如何交融互促。」舉個例子，滿人自古尚火葬，但這次發掘的滿族人墓葬中相當一部分是土葬。這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其對漢文化的認同。劉慶柱說：「在多民族多地區，其他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都能通過日常生活反映出來。通過這些墓葬，尤其是百姓的墓葬，我們能看出當年多元一體的國家是什麼樣子。」

　　同時，「考古發現也豐富了城市副中心地區的文化內涵，提升了京、津、冀一體化的文化底蘊。」而且，本次發掘出土的錢幣以南方貨幣居多。專家認為，這也是文化交融的物證。

後續工作　考古不預設結束日期漢城遺址有望建公園

　　考古仍在繼續，並沒有提前預設結束日期。本市將依據北京「十三五發展規劃」和北京「三個文化帶」發展規劃，推進京東大運河、北京市文物收藏修復展示中心文化項目，打造「三廟一塔」為中心的「通州味」傳統文化圈。

　　未來，漢城遺址有望成為公園。張家灣、漷縣古城等歷史文化景觀也將成為通州新地標，以展示運河歷史文化和舉辦高端文物展覽、重大文化活動為主的副中心現代化博物館和一批歷史文化展覽參觀場所都已開始規劃。

　　更多的研究工作將在通州陸續展開。「考古不是挖墳，刨開看看有什麼就行。考古工作者甚至需要用儀器檢測是否有植物孢子粉等遺存。在實驗室的研究是漫長的，十年也好，幾十年也好，要對歷史負責任。」劉慶柱說，「每一個檢測都有意義，比如測試種子殘留情況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的主食是什麼，哪些物種引入了。」

　　確實，史書記錄的都是大事兒，真正的細節需要考古來填補。考古工作者介紹，通過人骨碳十三等測試，可以分辨本地人和外來人，這些墓葬是家族形式的還是公墓。「通過一些動物的骨骼遺存，可以分析出當時的主要家畜有哪些，與河北南部、內蒙古有什麼不同。」郭京寧說，「我們發掘過程中發現一處集體墓葬，腿骨都是彎的，也就是常說的 O型腿 。這說明這個家族的人生前騎馬較多。但他們是做什麼的，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路縣更是成為研究的重點。劉慶柱說：「見微知著，縣城就是都城的縮影。」市文研所工作人員介紹，目前古城裡發現的道路是遼金時期的，已知下面還有更早的路，需要進一步勘探。

　　已有的文化資源也將更妥善地保護起來。市文物局介紹，通州已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項目有236處，已公布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46處。其中包括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處，分別是大運河與通州近代教育建築群；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處及其它市級地下文物埋藏區；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和不同時期的古建築類遺存等。

深讀　通州歷史老過東西城？ 待考

　　同是主打漢代遺存，相比於2011年南昌發掘的海昏侯墓里閃閃發亮的金幣珍寶，此次一城千墓出土的萬餘件文物略顯黯淡。不過，文物專家卻說，這些比金銀更精貴。

　　劉慶柱說，這些墓葬承載著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反映出不同時期人們對國家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

　　換句話說，這次發掘的意義體現在傳承中。劉慶柱說，從偏居一隅的北方重鎮到一個泱泱大國的統治中心，北京的歷史本身就是一個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在北京已發現的七八座漢城中，只有路縣一直有人居住，所以這裡的文化沒有斷檔。」

　　新發現還刷新了通州實物考古史。此前，通州老城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時期，這也是其實物考古史久久定格的年代。此次，通州找到漢代路縣，實物史一下提前了千年，甚至超過了東西城。

　　文物專家解釋，並非東西城歲數小，更多的原因在於中心城區近年來大的建設項目罕見，考古機會少。同時，這裡是明清兩代帝都所在，一些歷史信息可能已經被疊加甚至抹去。

　　《史記》中曾記載西周初期「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史學界有學者認為，薊城就在今天西城區宣武門外一帶。幾乎每次碰到城裡有工程，需要前期勘探考古，市文物局都會注意尋找薊城的蹤跡，但因歷史久遠，各代城市層層疊壓，古薊城原有的建築遺迹早就灰飛煙滅、難覓蹤影了。

　　延展閱讀　2000餘名考古工作者進場

　　一把洛陽鏟，直直的插入地下三四米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員蹲下來，將提出來的土放在手心裡細碾輕搓，不放過一絲遠古的信息。觸目所及，成百上千人在做著幾乎同樣的動作，像是一曲沒有配樂的舞蹈，單調卻令人敬畏。

　　2月26日至9月28日，這一幕每天都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演。

　　為了配合這裡的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管理辦法》等規定，市文物局與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工程建設辦公室責成市文研所對通州區潞城鎮的胡各庄村、後北營村、古城村等地區展開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工作。

　　與大多數配合性考古不同，這一次建設工程沒有給考古限定嚴格的完工時間。「但勘探面積這麼大，我們心裡著急。」白岩說，元宵節剛過完3天，9家具有考古團體領隊資質的單位已經從全國各地趕來支援了，累計2000餘人參與了勘探考古。

　　這稱得上是北京進入新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考古發掘。白岩說：「每周，文物工作者和建設者都要坐下來開會，哪兒勘探結束了，具備施工條件了，哪兒的勘探需要什麼部門配合了，所有問題都被擺在桌面上，能當場解決的絕不拖延。所有人都擰成了一股繩。參會的人也越來越多，最後好幾米長的桌子兩側全坐滿了，有些人就拿著本站著開。」

　　一春一夏，2000餘人完成了101.3萬平方米的勘探，發掘4萬平方米。光勘探面積就相當於142個足球場。同時，城市副中心建設穩步推進。歷史的元素與城市的建設相輔相成，和諧共贏。

　　文物部門還特意在城市副中心建設工地附近辦了個小展覽，讓更多建設者賞北京文脈，品通州歷史。（照片均為本報記者 方非攝）

（原文標題：漢代古城路縣，通州最早城址 原文刊於：《北京日報》2016年11月25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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