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復興主義珠寶的前世今生(一)——19世紀中後期的珠寶時尚

毫無疑問,今天的我們對於19世紀珠寶歷史的了解已經大幅增加:市面上已經出現了不少經營古董珠寶生意的品牌,19世紀的珠寶和裝飾用品也時常在主流拍賣會和珠寶展上現身。不僅維多利亞時期繁花似錦的珠寶裝飾主義給人留下深刻映像,在19世紀後半葉「考古復興主義」珠寶發展至巔峰的一段歷程,也掀起了廣大古董珠寶愛好者越來越高的熱情。

維多利亞時期珠寶風格 VS 考古復興主義珠寶風格

圖 花團錦簇的維多利亞時期鑽石珠寶。大英博物館館藏

圖 1878年Tiffany根據塞普勒斯發掘出的庫里翁寶藏而製作的考古復興主義黃金手鐲,大英博物館館藏

人們對「考古復興主義」珠寶的關注和研究,要回溯到上個世紀70年代。當時,這段已經塵封百年的珠寶時尚通過美國和英國的一些展覽和傳播,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廣范興趣。1978年霍蘭-格蘭迪(Hull-Grundy)夫婦向大英博物館贈送了一大批首飾藏品,也向民眾普及了一百年前活躍在首飾界的考古復興主義珠寶作品。

隨著對這些考古復興主義珠寶作品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一些古董商和拍賣行開始尋找19世紀的珠寶,渴望有機會獲得其中聲名顯赫的代表作品,因此這些珠寶的價格也隨行就市越來越高。

什麼是考古復興主義珠寶?

在19世紀晚些時候,工匠和大眾對當代設計的繁複和陳腐感到厭倦,認為有價值的東西應該到過去的寶物中尋找。古人的首飾作品被認為不僅在風格上,更是在技術上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巔峰,因而產生了以考古發現為模型的「考古珠寶」潮流,以復興古代珠寶設計趣味為訴求的考古復興主義珠寶出現了,這股潮流隨即席捲了歐洲。

19世紀是一個風雲際會的年代。人們感興趣的範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廣泛,因為時刻都有令人興奮的素材從各地源源不斷的湧來,刷新著人們的視野。

地里的寶藏不斷的被發掘出來,古代珍寶不停出現在人們眼前;

圖 1890年用人工照明點亮的大英博物館的展品

經濟空前繁榮,公共交通也得到了大規模的改進,新生的中產階級去國外旅遊變得十分常見,信息的獲得也前所未有的快捷了起來。

圖 英國建於1854年的帕丁頓車站

文學作品和新成立的雜誌、期刊大大的豐富,報導傳播日益廣泛。

圖 1838年大幅報導維多利亞女王登基的報紙《The Hereford Times》

1851年在倫敦成功舉辦的萬國博覽會(世博會前身)成為歐洲各國博物館大發展的一個契機。英國以這些展品為基礎創建了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V&A)博物館,其他歐美大國競相效尤,大大推動了應用藝術類博物館的發展,而珠寶首飾的收藏首當其衝。

圖 大獲成功的1851年倫敦水晶宮萬國博覽會

隨著這些歷史中的新鮮概念湧現和信息的普及,歐洲的建築師們也任意模仿歷史上各文化、時期的建築風格,自由組合各種建築形式,這一時期的建築特色被稱為折中主義,如巴黎大劇院、羅馬的伊曼紐爾二世紀念建築等,融合了多種古代風格。

折中主義及其衍生的風潮在應用藝術界的影響,使得考古復興主義珠寶得以推出。當然,在這個運動背後,最大的推動力還是來自古代世界的發現。

因此,當時最有能力和眼光的珠寶業者以修復、研究和仿製古代寶藏發掘出來的首飾為目標,就不奇怪了。

這些應當屬於荷馬史詩里英雄和神明的裝飾品,屬於邁錫尼(前1600年 – 前1100年希臘青銅時代晚期的文明)、塞普勒斯和提爾(古代腓尼基著名城市)等古文明的美,通過他的手來到這個世間,裝點著第二帝國的巴黎人。

——《十九世紀法國珠寶設計》亨利·維維爾著

在這一時期的珠寶設計風格上,我們可以看到,風靡拿破崙時期的新古典主義已經褪去;

圖 拿破崙加冕時的金葉子冠。每一片葉子象徵著他一次勝利,但是實在太重了,以致於整體設計完工後不得不重新修剪減輕其重量。

人們從古代寶藏中獲取了無數新鮮的靈感,推崇新的藝術形式與波旁王朝過去的喜好徹底決裂。首先開始佩戴古代首飾的,是各國皇親貴胄。

拿破崙弟弟呂西安·波拿巴的妻子、卡尼諾王妃在羅馬的一次派對上佩戴了一套伊特魯里亞首飾套件,令賓客目眩神迷,這套工藝非常精巧的黃金珠寶正是從她在羅馬北部靠近武爾奇(Vulci)遺迹的領地上發掘出來的。

圖 發掘自卡尼諾的聖甲蟲黃金造粒工藝裝飾項鏈,約製作於公元前5世紀,現存大英博物館。這一件可能就是坎帕納騎士從卡尼諾王妃處購得。

拿破崙最小的妹妹、那不勒斯王后卡洛琳·繆拉(Caroline Murat)也佩戴過從龐貝遺迹發掘出來的飾品。

在俄羅斯社交場合十分活躍的薩莫依洛娃公爵夫人訪問義大利之後喜歡上了佩戴「古代」項鏈。畫中她所戴的首飾由靈活的黃金編織的帶條相接,掛著流蘇樣的精細的錐形小墜子,應該屬於希臘化後期的珠寶風格。

圖 Karl Briullov於1832年繪製的油畫「Countess Samoilova and her Foster Daughter」,現藏於美國紐約希爾伍德博物館。

在1853年的油畫作品《布羅伊的公主》上,布羅伊公爵夫人佩戴的是一條古代風格的「Bulla」吊墜項鏈——她一定相當看重這一件首飾,將她戴在頸上顯著位置,而一條碩大的珍珠項鏈則不得不挽在手腕上。

圖 1853年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所作油畫《La Princesse de Broglie》,現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1864年,來自弗洛倫薩的傳奇美人、法蘭西第二帝國名媛卡斯蒂利歐伯爵夫人在一場著名舞會上她將自己打扮成伊特魯里亞的王后,佩戴著的就是考古主義珠寶。雖然伯爵夫人擁有無數鑽石,可她有意佩戴這些黃金珠寶,使古代品味成為這幅肖像雕塑的主題。

伯爵夫人的雕塑表現出她不但佩戴了從義大利中部發掘出來的伊特魯里亞風格的珠寶,穿著了伊特魯里亞服裝,更重要的是連髮型都很匹配,她的服飾和首飾很清楚的揭示了1860年代巴黎對於這些古典打扮的熱情。

圖 A. Carrier-Belleuse 所作雕像《穿著伊特魯里亞王后服飾的卡斯蒂利歐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Castiglione in the Costume of a Queen of Etruria)

考古學者、亞敘古城尼尼微的發現者奧斯丁·亨利·萊亞德(Austen Henry Layard)在1869年為年輕時尚的妻子定製婚禮珠寶時,套件中包含他所發掘的、來自亞敘和巴比倫寶藏中的11個滾筒印(cylinder seal)和5個戳印(stamp seal,感謝@Tannin喵 提醒更正為戳印),其中有一隻為「尼尼微之王——以撒哈頓之印」,他聘請倫敦著名珠寶商菲利普斯(Philips)用黃金將印章鑲嵌成考古復興主義風格。

1873年維多利亞女王在奧斯本宮的宴會上對萊亞德夫人戴著的這條項鏈青眼有加,而鑲嵌了「以撒哈頓之印」的手鐲就在席間傳看,這套首飾無疑為身為外交使節的萊亞德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談資。

1870年Vincente Palmaroli y González油畫作品《Lady Layard》 ,這幅畫成為了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時期首飾Jewellery In The age Of Queen Victoria》一書的封面。

萊亞德夫人還擁有很多其他考古復興主義首飾,如下圖為她所作的大理石胸像,為我們提供了當時時尚人士佩戴考古主義珠寶套裝的參考。

圖 1881年J.Warrington-Wood製作的萊亞德女士佩戴考古復興主義珠寶的大理石胸像,現藏大英博物館。

圖 考古復興主義珠寶套件

很快,這股潮流風靡了全歐洲。

接下來我們將會繼續介紹在這些考古復興主義珠寶商中最作出最重大貢獻和最有名望的一個家族。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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