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春漫遊的時代
魯羊寫作課的期末作業，隨手寫。
寫在前面的話：
此篇的標題來自三島由紀夫的自傳作品，事實上，當敲下這麼幾個字的時候，我猛地憶起兩年前的某個春夜。那時我正斜倚在座位上，閱讀一本純白色封面的《春雪》。而身邊同學們不忍心同我一樣浪費這大好時光，紛紛埋頭學習。筆尖在紙上划過；一切都很寂靜，文字在眼前翻動著；霧氣攀上玻璃，窗戶外面，柳樹正輕輕嘆息著黑暗——現在想來，這就是我青春漫遊的時代：憑著一股心氣，無所謂作品難度、長短或是體裁，只是閱讀、閱讀、閱讀。
而轉眼間，進入大學也已是約半年前的事情了。如今要寫半年來的讀書總結，一股慚愧之情不免湧上來：大學一年級的上半學期，事事不懂，事事好奇，一切都很繁雜，沒頭緒，彷彿亂麻；原本一同讀書的朋友，有的去了遙遠（也許沒那麼遙遠？）的長沙，有的則賭氣咒罵永不再見。渾渾噩噩中，我雖仍想勉力保持高中時讀書的豪情，卻不免有力不從心之感，也常常是買得比讀得快。
不過，倘若真要寫，我還是樂意將大學以來的這些日子，繼續稱作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因為在我心底，對某種東西的熱望依舊強烈，每每翻開那些書冊，康德所說的「敬畏」和「驚讚」仍在腦海迴響。因此，以下的胡言亂語、塗塗抹抹，或許不光是一次記錄、一篇總結，而更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完成和警醒，以某種喃喃自語的形式。
我是個頗有些「排列癖」的人，每每要寫總結性質的東西，免不了要事先排出一些計劃和單子，好讓自己看得清爽。那麼，就讓我在此列下進入大學來讀過的書籍，或零碎的篇目，權當正文之前最後的幾句廢話。
（帶*標記的為延伸閱讀，下劃線為重讀的）
《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陳寅恪
《寬容與知識分子的責任》 卡爾·波普爾
*《托馬斯·曼中短篇小說集》
*《巴登夏日》 茨普金
《馬可·福音》
*《在希望與歷史之間》納丁·戈迪默
*《你一生的故事》 特德·姜
《人，詩意的棲居》海德格爾
桑塔格關於911的三篇雜文
*《布拉格精神》 伊凡·克里瑪
《飢餓藝術家》卡夫卡
《環形廢墟》《阿萊夫》*《烏爾里卡》博爾赫斯
*《狂野之夜》 喬伊斯·卡羅爾·歐茨
*《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往來書簡》
*《白銀時代詩歌選》
《阿拉比》《伊芙琳》喬伊斯
《菲雅爾塔的春天》 納博科夫
*《我們都是食人族》 列維·施特勞斯
一、知識分子的責任及其他
涉及篇目：《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寬容與知識分子的責任》、《在希望與歷史之間》、桑塔格關於911的三篇雜文、《布拉格精神》、《知識分子論》、《責任的重負》、《沉痾遍地》
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責任究竟是什麼？這是任何一個涉足人文社科領域的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二十世紀以來，與知識分子相關的研究更是層出不窮。而本學期所接觸到的文本又有不少與此相關，因此我索性將其統合，一併討論；與其說我試著得出一些「正確」結論，不如說，只是做些有益的思想鍛煉。
若是要用一句話來概括知識分子群體的特徵，我想，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我們每每談論到知識分子的時候，也往往不在乎、某些時候甚至是特意地，在前面加上「公共」二字。對現代人而言，「知識」似乎已經不足以成為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質；對於公共事務的介入，對政治威權的反抗，彷彿才能真正定義知識分子。
那麼，在傳播媒介日漸大眾化的今天，所謂「專業知識」究竟是不是這些人群所必要的呢？我的觀點是，必要而不重要。
先闡述後一點，之所以說其不重要，在於一個人被定義為知識分子的時候，他所要接觸的對象並非學術界人士，而是公眾；他所要解決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並非是高度分化後具體的學術問題，更多地是一種觀念和精神上的問題。正如朱利安·班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一書中所說的那樣，知識分子的任務是，反對各個時期所謂「時代精神」對於人民意識的侵襲，守衛人類所應當持有的普遍價值。他認為，「俗人們」已不可避免地捲入世俗激情的狂潮中，難以自拔了，所以知識分子應當站出來，完成這一使命。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和學者是兩種不同的身份，一個人可以兼而有之，但也須務必關注到此兩者的區別。用一句前輩的話來總結，就是「專識不定義知識分子，常識才定義知識分子。」某種程度上，波普爾所努力經營的，就是這樣一項事業。
而為什麼又說專業知識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所必要的呢？這當然不是出於詞語本身之間的關聯；真正的原因，在於常識的獲得與傳播需要一定的基礎和支撐。一條簡單的邏輯：一個人要向一些人傳播常識，前提是傳播者具備常識，且具備傳播的動機和能力，而接收常識的人則在這方面有所欠缺。要想從沒有常識變為有常識，嚴肅的思維訓練和知識積累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經過專業化的學習，我們才能克服原本依附於我們的偏執、狂信與潛在的瘋狂，鍛鍊出所謂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轉而去影響他人。
而另一方面，那些看似專業化的、同日常生活毫無相關的知識與研究，也全都可以被歸為人類拓展自身視野的種種嘗試，並且，通過撩撥某個學科最為細微的觸角，知識分子們往往得以窺探到人類這一龐大命運共同體所正在忍受或即將忍受的痛苦，這種痛苦又驅使著他們源源不斷地滋生悲憫，從而渴望去講述些什麼，陳寅恪在文章中深情歌頌的王靜安先生就是如此。
最後，也是我私人認為最關鍵的一點（或許也是最為虛無縹緲的一點），專業化的知識能夠給予知識分子一種視角，透過這個獨特的視角，知識分子們才得以發出活潑的、與眾不同的聲音。桑塔格，小說家、影視評論家；戈迪默，小說家；托尼朱特，歷史學家……某種程度上，知識分子或許不是一種職業的代稱，而是依附於某種範式所存在的身份。舉反面例子或許會簡單一些：讓我們想想當代中國，那些活躍於網路上的各色「公知」吧。剝離了公知的外衣，他們什麼也不是，僅此而已。
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知識分子對於公共生活（或曰社會政治），究竟應該干涉到什麼地步？
我的看法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應當是「發出聲音」，且僅僅是發出聲音而已。正如班達所言，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不是阻止世俗大眾在社會歷史中的仇恨和殺戮，而應該是阻止大眾形成崇尚仇恨和殺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他們而具有的成就感。
班達所說的「知識分子的背叛」，是指知識分子放棄對於自身價值的追求，轉而懷抱世俗；而事實上，或許還存在著一種背叛的形式，這種形式誕生於知識分子不滿足於發出聲音而是要動手干預的時候。在捷克，哈維爾當上了最高領導人，克里瑪將其稱之為「K終於跨越了一切的界限，進入城堡；他不僅見到了官員，甚至成為了一名官員」，從積極層面上來看，這是哲人王願望的實現，是知識分子改變社會的大好時機；當我似乎更願意把這種說辭視作一句十足的反諷：知識分子一旦進入城堡，那麼也就不成為知識分子了。政治領域的博弈，更多是一種基於手段的哲學，但知識分子為之發聲的則不是如此，他們信奉，或者說應當信奉的是一種動機哲學，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哲學。托尼朱特曾經這樣講過，你必須首先辨別出一個問題，然後才能著手解決它。事實上，在知識分子身處的公共領域，努力辨別出一個問題，本身就是在解決一個問題。
桑塔格關於911事件發出的聲音就是最好的詮釋，她向我們闡明的幾乎是最簡單的常識：在災難面前，對於人民而言，了解真相比國家所謂的「情感支撐」更為重要；並且，國家也不應當利用、或煽動人民的情感，從而引起仇恨或狂信。直到今天，這些常識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例如08年的汶川地震）仍可以被反覆引用，並一如既往地有效——公眾往往是健忘的。現在，讓我們作一個極為不恰當的假設：倘若桑塔格懷著這般的熱忱走進城堡，那麼結局往往已經選定：要麼撞得頭破血流，要麼遵從國家機器那所謂「妥協」的藝術，背叛自己，也背叛所有人。
最後，知識分子所發出的這種聲音，應當有約束和底線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波普爾已經給出了解釋，是的，有底線，這底線就是寬容，知識分子的寬容。知識分子的寬容，是承認色諾芬的觀念，即我們一切的知識都是猜測之網的結晶，你我的話都有可能是真理，當然，更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我們的話都不是真理，此時我們所要爭論的，乃是誰更接近真理。而這種寬容也並非一味的退讓，承認真理的相對性，也意味著對兩種傾向的反對：一是借著真理的名義，剝奪抹殺其他言論的行為，比如納粹；二是借著寬容自身的名義，鼓吹相對主義，消解一切價值的行為。事實上，許多所謂後現代的門徒已經在身體力行了。
行文至此，現階段我關於知識分子的思考也幾乎闡述完畢了。我將常常把波普爾的話記在心裡，併當作一種極富警示性的回聲長久保存下去；同時，我想我也會認同桑塔格，並向她學習，就算無法做一個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去傳播那些容易被人遺忘的常識，至少也要學著像她那樣思考。那麼，讓我再次引用加繆做結尾吧：
1946年10月29日晚，在與薩特、馬爾羅、庫斯勒以及馬內·斯珀貝進行的一場討論中，加繆突然向四位夥伴發問：「你們不覺得我們都應對價值虛無負責嗎？假如我們都拋棄尼采主義、虛無主義和歷史現實主義會怎樣？假如我們公開宣稱自己犯了錯，又會怎樣？假如我們承認世上有道德價值存在，我們應為確立、彰顯道德價值恪盡職守又如何？難道你們不覺得，或許希望會從這裡萌芽嗎？」
二．詩與思，神性與人性
涉及篇目：《人，詩意地棲居》《馬可·福音》《我們都是食人族》《白銀時代詩歌選》《你一生的故事》《地獄是上帝不存在的地方》
記得在不久前讀過的施特勞斯里見過這樣的說辭：在遠古時代，文字和原始藝術是人類與神靈交流的途徑，因此掌握文字的人，往往會擔負某種神聖的職責。而推及到文字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我有一種似乎不切實際的幻想：詩人將會接過這把火炬，在暗夜中點燃詩行，與神靈交談。
隨著科技的演進，我們似乎越來越抗拒談起神靈，但事實上，神靈離我們並不遙遠，就連我們的語言中，都密布著這樣的例子；比如我們樂於用「出神」這個詞來形容面對偉大作品時的感受，也常常以神性來歌詠某些繪畫或音樂，比如拉斐爾和巴赫。就連最日常的對話里，也能頻繁發現「上帝」的字眼——你自然可以把此歸功於基督教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但當我們無意識地提起上帝時，往往確實能感到，有什麼我們難以確認的東西正在發生。
因此，我們寫詩，並且應當寫詩。海德格爾曾在他的講演中如此說道，詩意與棲居是不可分離的，人應當保有詩意，才能自己不被這個日夜勞苦的世界所異化，才能真正生活在大地上，成為「大寫的人」。然而，關於詩歌，我還想闡明這樣一點，即詩歌不光幫助我們對抗外部世界所帶來的種種偏執的可能，同時也是我們處理自身迷思的手段。如海德格爾所說，與「自然」和諧共處是必要的，但我們更為廣袤的一種疑惑，則常常來自於自然的背叛。簡單來說，當自然本性被現實生活遮蔽時，我們需要詩歌來解放；但總有那麼一些時刻，我們深刻地理解到，一些東西在我們認知邊界的另一端無法觸及，在這時，寫詩是一種擺脫困惑的嘗試。儘管，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恰恰是人類知識最偉大的結晶；並且，嘗試僅僅是嘗試，當我們意識到這項嘗試須得持續地進行下去，不也就意味著，這是最徒勞的舉動嗎？
因此，在這樣的尺度上，我也願意將《聖經》一類的宗教典籍視為詩歌的一部分。並非是文字的精妙、錯落的節奏和構思使得它躋身這一行列，事實恰恰與此相反：一篇試圖窮盡世界起源與真理、或想跨過眾生與神靈交談的作品，其本身的這些性質往往決定了它美妙的韻律。遍觀世上種種教派典籍，那些靈光一現、彷彿神諭的箴言式寫作，不是都體現出這一特點嗎？
那麼，讓我在此回答那個著名的問題：神學（抑或說信仰、宗教）在現代社會下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我認為有必要，甚至，可以這麼說，在可見的人類未來，也同樣有必要。因為社會發展帶來的是知識領域兩端的膨脹：我們可知的領域在飛速增長，另一方面，我們的無知也在不斷擴大。不光如此，即便在生命科學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仍無法弄清生命最初的起源，那點石成金的一瞬，究竟是從何而來。這個疑惑，就連最堅定的無神論者也難以消除——因此，「智能創造論」的可能性將繼續存在下去。事實上，從古希臘到現在，人類綿延千萬年，究竟「解決」了什麼真正的哲學問題嗎？康德所思索的種種，是目前我們不再需要的嗎？所以，基於這一點，人類還無法撇清自身與超自然神性的關係。
但我們須得明白一點：如若真的存在全知全能的創造者，那麼，增添我們的幸福，或解除我們的憂慮並非是他的義務；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所謂的行善積德、修成正果，不正是一種徒勞的賄賂嗎？
話雖如此，可人類最可貴的地方不正在此嗎？約翰列儂在他單飛後第一張唱片中如是寫道：「上帝不過是人類丈量自身痛苦的一個尺度。」儘管許許多多事例都向我們證明，那所謂的超自然或神性，是超出我們認知範圍的，但我們仍試圖把神性納入我們自身的範疇。神性在我們的字典里不再是抽象的、或是絕對意志的化身，而是從我們可知的事物中抽離出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人性和神性可以在我們的肉體中並存。某種意義上，所有真正的藝術（當然，尤其是詩歌）都懷有這樣的野心，它們不僅取悅生者，求得現世的效用，還想為死者而歌，為生死本身而歌，也即觸摸神性的尺度——這當然印證了我們智慧的局限，但這猶如西西弗斯一般「無用」的思考，也恰恰證明了我們的偉大。
最後，還是讓我用詩歌作結，權當一杯向我們無法觸及的地方敬出的微薄的酒：
一隻船孤獨地航行在海上，
它既不尋求幸福，
也不逃避幸福，
只是向前航行，
底下是沉靜碧藍的大海，
而頭頂是金色的太陽。
將要直面的，
與已成過往的，
較之深埋於它內心的 皆為微沫。
三．小說，何以可能
涉及篇目：《阿萊夫》《環形廢墟》《飢餓藝術家》《菲雅爾塔的春天》《伊芙琳》《阿拉比》《狂野之夜》《文學講稿》（納博科夫）
作為一名小說閱讀者，同樣也是寫作者，我毫不諱言我的師承：我最初的文學閱讀，是從那本《變形記》開始的。由於不曾接觸過什麼所謂經典的文本，那種對於小說新寫法的「不適感」也就無從談起。事實上，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理所當然地把所謂現代派的寫法當作一種常態，因此對十八十九世紀的創作往往是挑剔的，甚至不怎麼感冒。
時至今日，我自認這樣古怪的偏見已經消去了大半，可我仍然秉持著這種觀點：二十世紀是人類文學最輝煌的世紀。在自己雜誌所做的一次談話錄中，友人曾這樣提到，隨著後現代「重估一切價值」思潮的日漸湧起，小說貌似走向了為形式而形式，為創新而創新的道路，那麼，我們是不是該在某種程度上回歸「古典」？我當時的回答是，這種回歸不僅是無必要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古典賴以生存的土壤已然消失，所謂「古典」，其實是根植於某種語境和狀態之中的；而現代派的最大功績，並非是創造出某種寫作範式，而是給予了所有寫作範式一種存在的可能；正如魯羊老師上課回答問題時曾講的那樣，二十世紀之前的作品，或許只是使用一種方式，而二十世紀及之後的，則是要求每名寫作者提供一種方式。用一個最恰當，同時也最不恰當的比喻來形容，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萬事既成，便再難挽回。事實上，很多當代作家的作品中，仍能看到二十世紀現代派領袖們所留下的遺產。
倘若要給小說下一個定義的話，我想會是：創造真實的敘事藝術。
往往字面上的差別是很微妙的：創造真實，並非反映真實，更不是臨摹真實。納博科夫在他著名的教案（即《文學講稿》中）曾經這樣說過，一位大作家同樣也是一名魔法師，他把身邊所發生的真實材料統統收集起來，但這堆材料只是雜亂無章的死物而已，僅僅是排列、收集是不夠的；他應當去創造，像大自然一樣，創造一個獨屬於自己的世界。而我自己認為，寫作者把所有外在的物料，經過內心的過濾、變形，再創造出虛構的真實。即波普爾所說的第三世界理論：藝術創作是糅合客觀與主觀的「他者」。也正是因此，往往在虛構中，我們得以體味最真實的情感，某種程度上，我與飢餓藝術家所產生的共情，是任何所謂「反映現實」的小說所無法企及的——那種作品，我一般稱之為「庸俗現實主義」。一言以蔽之，虛構作品的真實，在於情感邏輯上的真實，這種真實，很多時候比現實存在走得更遠。
而小說是一門敘事藝術，也是我接下來要闡釋的觀念。很多人希望小說承擔一些責任：例如解決某個哲學問題、闡明某種道理，或者更極端些，像有些遺老們想的那樣，為現實鋪路，捍衛既定的價值，等等。但實際上，小說從未承擔也不會承擔這些責任；小說就是小說而已，和千萬年前我們圍在篝火前所講述的神鬼故事沒有多少不同。任何試圖在這一尺度上干涉小說本身的行為，都會對文本產生一定的損害。
當然，還必須要澄清一點：小說中的故事，和我們慣常想像的故事並不能等同。故事，不一定是由情節搭建起來的，也可以憑藉一支歌，一些動人的細節，一個意象來構造。納博科夫在《菲雅爾塔的春天》中所使用的那些閃閃發光的小物件，就足以構成故事；喬伊斯在人物心理上所做的那些微小的花招，那些隱而不發的情感，或介于海明威的刀砍斧鑿和伍爾夫的迷離之間的、恰到好處的剪裁，就足以構成故事；博爾赫斯隨心所欲構建起的迷宮，也就是故事——故事是什麼樣？就是你看到的那樣。這並非是一句敷衍，而是上好的箴言。而成為一位「文體家（Stylist）」，也是我作為寫作者不斷追求的目標之一。
現在，我打算抽出點時間來具體談談這幾位作家的短篇寫作，與其說是歸納，不如說是一些判斷而已。在私人情感上，我最喜歡納博科夫，他在處女作中展現出的那些特質，對身邊事物敏銳的洞察、再將其用富於色彩的筆觸描繪出來的能力，常常使我讚嘆不已。當然，在此之外，他對於結構和懸念的錘鍊也是很精妙的，這一點，在他其餘的俄文短篇，如《一則神話》里也能看出來。而尤其在《菲雅爾塔的春天》里，他小心翼翼地掩藏住日後人們談及他時會經常掛在嘴邊的「反諷」、「戲仿」等尖銳的標籤，也不像安吉拉卡特那樣純以其想像的魔力動人，反而是把細膩變得溫柔，從而現出其真誠來。我曾經摘錄過他的這麼一段話：「眾所周知，初次進行創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作品的強烈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個替代者放進他的第一部小說，這樣做與其說是由於現成題材的吸引力，不如說是為了擺脫自我後可以去輕裝從事更美好的事情。這是我接受的極少數的一般規則之一。」我時常在想，倘若他不像所說的那樣如此匆匆地「輕裝上陣」，而是沿著他最初的那些俄文短篇的路子一直走下去，會是一個怎樣的作家呢？我不知道。
我接觸喬伊斯的時間比接觸納博科夫早得多。《都柏林人》大概是我讀的第二部外國短篇小說集。喬伊斯非常善於讓文章中的人物進入一種理智與情感的漩渦，並且通過這些描寫來「強迫」讀者進行思考。並且，這種情感的激蕩是真正嚴肅的人生問題，我曾經在讀完《都柏林人》之後寫作了幾個小短篇，當然有模仿的意味，但最後出來的成品無不帶有小資式的刻奇感，這一點，足以體現喬伊斯的功力；此外，他對於敘述者視角的選取也十分獨特：並不像很多二三流作家那樣，為了討巧而選擇所謂「畸零人」視角進行創作（當然，這種寫作也並非無法產生精品），而是截取了社會正常階層的幾個切面，通過對其心理的剖析，發掘出根植於我們每個人心底的「畸零」感。某種程度上，喬伊斯是普世的。另外，《死者》的最後一節，與伍爾夫《到燈塔去》的第二部分，可以並列稱為我讀過最好的散文文字（如果樂意將其稱之為散文的話）。
博爾赫斯的兩篇，我喜愛《環形廢墟》勝過《阿萊夫》。前者小心翼翼的詩性敘事讓我想到一些遙遠的故事，那些根植於神話傳說中的故事；它像極了我讀過的某篇安徒生，一篇有關夜鶯、玫瑰和泥土的哀而不傷的愛情詩，是的，我更願意稱其為詩，正如我願意稱《環形廢墟》為詩一樣。關於《阿萊夫》，其對於無限性的展開的確令人讚歎，「混亂枚舉」的手法也足以炫目，但看慣了南美小說家恣意放肆的想像敘事（比如科塔薩爾那些天馬行空的故事）之後，我審視博爾赫斯的眼光不免變得有些苛刻。
最後一點時間，我想談談我自己判斷小說優劣的標準。我認為一本好的小說，也須得是一件危險品——精神層次上的危險品，它應當是遊走在人類認知邊緣的某種搖搖欲墜的產物，或至少，要激起人們心中類似的情感，那種從未有過的未知的興奮。倘若要用一種最直觀的感受來概括這種標準的話，我想，就是納博科夫曾經講過的「用肩胛骨去閱讀」吧。閱讀好作品時，敏感的肩胛骨是會有反應的，對此我深有體會，並堅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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