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筆記：《被淹沒和被拯救的》

二戰集中營的噩夢

作者簡介：普里莫·萊維，化學家、小說家，此書是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歷時10年完成（1975~1984）。

時光流逝，人們對於那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的記憶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現在的年輕人早已經不了解也不想了解那段可怕的歲月，總是習以為常的靠一句「那是另一個時代的事情」來打發那段歷史。作者作為經歷過那場磨難的倖存者和見證人，他通過自己的方式警示後人，那段不久前的噩夢是真真實實存在的，記錄它只是為了防止再次發生同樣的慘絕人寰的災難，只是想告誡後世千萬不要一味的貪圖現在的奢華而忘記本性，與其說這部書是作者對二戰集中營記憶的再次描述，不如說這部書是作者對人性的重新思考及行為的懺悔。

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腦海中時不時的有輛悶罐列車從某個地方駛來，向某個地方駛去，一群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人無精打采地趴在列車的小窗戶口，眼神空洞地望著遠方。

對記憶的闡述

作者從集中營出來回國後，就一直不停地耕筆，因為他害怕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那段歷史的記憶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真實，所以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人的記性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它不但會漸漸消失（生理性遺忘），還會不斷改變，再同不相干的記憶混在一起，以至於多年後會把虛假的記憶當成真實的。

然而，作者又說道，過於頻繁地喚醒輸出記憶，也會使其改變，竟而變成虛假的記憶，他也承認了自己有可能在某些回憶片段是不真實的，讀這本書時，作者倡導的是讀者要認真思考，自己判斷事物的真偽性。

為什麼不逃跑或是反抗

讀這一系列書的時候，最大的疑問就是為什麼這些人不逃跑或是反抗。

逃跑和反抗是有的，可是最終還是會被抓起來，肆意侮辱後殘忍地當眾處死，即使能逃出去，可是哪裡有他們的容身之地呢。

即使他們能夠設法穿過帶刺的鐵絲網和電網，避開巡邏隊，在警戒塔上配備機槍的哨兵的監視，專為追蹤人的氣味而訓練的軍犬，他們又能往哪個方向逃呢？誰又能為他們提供避難所？

他們每天都要接受報數，一遍又一遍，直到所有號碼都對上，即使是剛剛死掉的，也要列隊放在地上點名，如果發現少一個人，那麼整個營房的囚犯都要接受懲罰。

事實上，由於逃跑計劃難以實施，所以逃亡者不可能沒有同謀，也不可能沒人注意到他的準備工作，與他同營房的囚犯，或者當時在集中營的所有囚犯，都要求站在操場上清楚地報數，沒有時間限制，甚至長達數天，有時下著雨或雪，或者頭頂烈日，直到找到逃亡者，無論是死還是活。如果他被找到並活捉，那麼他不可避免將被當眾絞死。

受到的迫害來自哪幾個方面

• 來自黨衛軍

最多最可怕的折磨肯定是來自於黨衛軍的，他們是所以痛苦和罪惡的根源。

• 來自同伴

很多新囚犯剛進集中營時，由於對環境的不熟悉，往往被自己的同伴（先來幾個月甚至幾天的）欺負，這其實就是一種痛苦的轉嫁。

• 沒有一個囚犯能夠忘記「灰色地帶」，忘記那一刻帶來的驚詫——第一個威脅、第一次侮辱、第一記耳光，並非來自黨衛軍的暴徒，而是來自其他囚犯，來自「同伴」，來自同樣穿著條紋囚衣的神秘的大人物。
• 飽受羞辱的老資格們，習慣於將新來者作為目標，以發泄他們所遭受的羞辱，用他的痛苦來尋求自己的心理補償，並為他們建立一個地位更低的形象，從而將他們從地位更高者處遭受的痛苦負擔轉嫁給新來者。

在這種基本需求都不能滿足的環境中，囚犯們更願意去歌頌黨衛軍，以獲得一定的特權，成為敵人的幫凶，管理其他的囚犯。作為一個管理囚犯的頭頭，他們的權利就是無限的，可以殘忍地暴打自己的同伴卻不遭到任何指責，甚至他們必須要很暴力才行。相比那些下層的囚犯，他們在集中營的生涯要好很多，同時，他們也是極度的權利狂、虐待狂，而在被壓迫的人當中，則會有一些人歌頌卡波，以謀求一個更小的權利，這其實也是一個小小的權利社會，如果你不去爭取權利，你也許就會在下一秒死亡。

他們的暴行被強加了一個下限——要是他們管教其他囚犯時被證明不夠殘忍，那麼他們就好被免職或受到懲罰，但沒有上限，他們可以放手實施最狠毒的暴行。

絕大多數能夠倖存下來的，也是集中營里享有某種特權的人，而且集中營的歷史幾乎都是由這些人撰寫的，他們雖說也是受害者，但卻未曾經歷過集中營中最底層的生活，甚至是兇手，他們的證詞是不完整的。

• 來自自己

對於那些集中營倖存者而言，他們能倖存下來很大程度是踏著同伴的屍體走的，代替著別人活下來的，而往往死去的人更善良、更聰明、更有用、更有社會價值。

在集中營中人民的基本需求（抵抗飢餓、寒冷、疾病、虐待等）不能被滿足時，他們就會忘記道德準則、忘掉羞恥心，只是麻木地像個動物一樣考慮著每天該怎樣活下去（如何填飽肚子、如何免遭毒打、如何擺脫疲倦和寒冷等）。

• 我怎麼能在奧斯維辛活下來？我的原則是：第一考慮我，第二考慮我，第三考慮我，然後什麼也不想，然後再考慮我，最後才是其他人。
• 我選擇了第三種方法，將自私延伸到你最親近的人，我們小口地、貪婪地喝光了所以的水，不斷交換著在水龍頭下的位置，只有我們兩人，偷偷摸摸地。但是，當我們列隊走回集中營的時候，我看到了我身邊的朋友達尼埃爾，他身上沾滿了水泥灰塵，嘴唇乾裂，眼睛冒火。
• Chaim死了，來自克拉科夫的一個製表匠，一個虔誠的猶太人，不顧語言的困難，嘗試理解和被理解，並向我，一個外國人，解釋在至關重要的被俘第一天如何倖存的重要法則；Szabo死了，那個沉默寡言的匈牙利農民，幾乎有兩米高，因此也是所有人中最飢餓的，只要他有一點力氣，就會毫不猶豫地幫助比他更弱小的同伴工作；而Robert，巴黎大學的一名教授，向周圍播撒勇氣和信任，能說五種語言，因憑藉他那驚人的記憶記錄下每件事情而筋疲力盡，要是他還活著，一定能回答那些我不知道怎麼去回答的問題。

而當他們再次重獲自由，那種已經被泯滅很久的意識又一次回來時，他們想到了自己曾經的事情，那種羞恥感和罪惡感才會充滿整個身心，痛苦不斷侵蝕著這些「可憐人兒」，他們並沒有錯，可是他們卻很難原諒自己，所以很多倖存者最終無法承受這種心靈的折磨而選擇了自殺，包括作者自己。

特遣隊

要單獨談論下這個享有「特權」的隊伍。

黨衛軍從囚犯中選擇特遣隊員（90%以上都是猶太人，也有反抗的，不過就是早點死），讓這些特遣隊員去滅絕猶太人。

「特遣隊」，黨衛軍指的是那些去操作焚屍爐的囚犯們，他們的任務是在新到的、要被送進毒氣室的囚犯（往往完全不知道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他們）中維持秩序，從毒氣室運出屍體，拔掉屍體的金牙，剃掉女犯的頭髮，整理和歸類衣服、鞋子和行李箱的東西，把屍體送進焚屍爐，並監視爐體的運轉，提取和清理骨灰。

被選中的特遣隊員往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要比一般囚犯吃得飽，可是，幾個月後他們則會體驗被送進焚屍爐的囚犯的命運，每個特遣隊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焚燒他們前任的屍體，其實特遣隊員在那幾個月中已經不能稱得上是一個完整的「人」，他們要麼麻木要麼變瘋。

因為，他們知道黨衛軍太多大屠殺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黨衛軍必須將他們與其他囚犯及外部世界隔絕開，並且定期對他們進行屠殺，以至於倖存者中幾乎沒有特遣隊員（除了個別因命運的垂憐而異想天開般的存活下來的）。

集中營的世界並非封閉的世界

事實上，集中營的世界早已經廣泛地滲透到德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集中營中廉價甚至是免費的勞動力成為了德國工廠、企業爭奪對象，集中營中人們對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也成了一些商人獲利的途徑。也就是說，很多德國人很早就知道納粹集中營中的罪行的，但他們絕大多數都選擇沉默，正是這種沉默無知，使得第一批進入納粹集中營的人沒有一個能倖存下來。

• 一些企業無情地壓榨囚犯的勞動價值，接受黨衛軍冷酷而愚蠢的原則——一個囚犯和另一個囚犯的價值相等，要是累死了一個囚犯，馬上就會有另一個囚犯替換上去。
• 一家德國公司，威斯巴登的托普弗公司設計、建造、組裝和測試了集中營使用的焚屍爐，然而這家企業在1975年仍在營業。
• 1942年起，突然大幅度的氫氰酸訂量。

希特勒為什麼能夠掌權

文中第八章在T.H.博士寫給作者的信中：

然而，在1933年······所有溫和派都消失了，德國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間做出選擇，國家社會黨和共產黨，兩黨的力量大致相等。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大革命，所以我們了解共產黨。希特勒對我們來說似乎可疑，的確，但兩害相權，必取其輕。

對這段歷史空白，所以不是很明白，有時間去了解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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