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說中國近代史》 讀書筆記

點評此書

講解了中國近代史的關鍵事件，以及背後的意義，比單純看歷史過程精彩。

第一講 中國近代政治史開場白

• 這種課的主要目的是想給大家灌輸一種世界觀，一種意識形態，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觀念史。所謂史實，是被要求服從某種觀念的。

• 第一種是怨婦心態，凡事以哭鬧為主，就是覺得你們總欺負我們，你們從頭到尾都欺負我們，我們冤得要死，我們苦大仇深，比竇娥還冤。總是在哭，總是在鬧。不僅哭鬧，還時不時要掀起衣襟給人看： 我這傷疤就是當初你弄的。

• 第二種是潑婦心態，凡事講打，打不過我撓。我要反抗，把整個近代史寫成僅僅是反抗的歷史，這個反抗的過程雖然可歌可泣，但畢竟沒打過什麼勝仗，充其量就是撓人一把，還撓不到臉上。但是我們覺得很好，還很推崇，因而創造出很多神話。如果當時鬥爭真有這麼波瀾壯闊，那英國人根本進不來，我們也就根本不會有這段被稱為半殖民地的歷史。

• 第三種是情婦心態。它跟前面兩種心態正相反，在它看來，殖民歷史也是好歷史，不殖民我們怎麼進步？但是被殖民的過程實際上是很屈辱的，不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如此，尤其對這個民族的上層精英來說。如果這些上層精英曾受過本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熏陶，他們就會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婦心態把這一層抹掉了——就覺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給被殖民國家帶來文明，卻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奪和奴役。這種心態，其實有點變態。[插圖]

• 「三婦」心態實際是我們國人對待近代歷史比較常見的心態

• 我們在1860年開始設置同文館的時候，主要學習的就是《萬國公法》。我們開始想了解這個世界體系是怎麼回事——所謂的《萬國公法》，其實就是西方那個世界體系的規則。

• 學習亦是如此： 開始是被動學習，然後是半推半就、中體西用，最後是全面地學習。

• 凡是西洋的東西都意味著文明，都意味著是需要我們學習的。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這個時候已經心悅誠服地被拖入了這個體系——我們認賬了。為何會這樣？因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類創造和追求財富的需求，一旦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普及開來，會產生一種內在的驅動力驅使人們去進入它們的世界。這就是一個近代史的過程。

• 就像《莊子》里那個故事，說是一個老頭在澆園子，園裡有一口淺井，老頭每天拿個瓦罐跳到井裡，打一罐水然後爬上來澆。子貢問他為什麼不弄個桔槔（就是槓桿），那樣多方便。老人說他知道那個東西，但是他不用。為什麼要用那玩意兒呢？它是機械，人用了機械就起機心了，就想著怎麼取巧，從此天下就不得安寧了。[插圖]其實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這個大工業文明喚出來之後，人們就天天想著怎麼取巧——我們去發明創造，翻著花樣地想著怎樣去榨取資源——人類幾萬年的歷史都沒有弄出這麼些事來，但這幾百年就都實現了，而且後面會怎麼樣，人類還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進入這個軌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開後，就回不去了。你想進去也罷，不想進也罷，都回不去了。

• 這種抵抗是無效的，不僅中國的抵抗無效，其他地方，諸如奧斯曼帝國和非洲祖魯人的抵抗也是無效的。任何地方的這種抵抗都是無效的，因為這是大勢所趨。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開，這個世界和人類的命運就已經被註定了

• 中國的模仿能力，在國家層面也表現的非常明顯。

• 我們最早學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學西方就行了，幹嗎學日本呢？日本納入西方是後來的事情，當時還不算西方呢。我們之所以學日本，是因為覺得日本好，學日本是捷徑。我們認為日本學西方是學了一條捷徑，我們如果直接學捷徑就更捷徑了。什麼叫捷徑呢？就是抄小路。人家這麼走，我們抄小路，抄近道，趕上去，走到前面去。後來我們又學俄國了，也是想抄近路。學俄國實際上也是學西方，看上去俄國人抄小路突然之間就富強了，就厲害了，就變成蘇聯可以跟美國人抗衡了。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們還想學美國，辛亥革命以後成立了臨時政府，那就是美國模式。為什麼學美國呢？因為當時我們認為美國是最先進的，我們把最先進的直接拿來用就行了。

• 我們現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條全新的路？我覺得很不容易，因為我們很難走出這個大框架，很難走出來一條跟這完全不一樣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說說容易，做起來難。

• 說實在話，我們走到今天也可以說是被打出來的。不挨打就學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艦隊去了，一看日本人沒什麼大船，就遞上條約訂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軟了，就同意開放——日本的開放不是從明治維新時開始的，而是從幕府時代就開放了。還沒打，日本就開放了，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往前學。但是中國人做不到，這可能跟國民性或民族性有關。不挨打，就很難學人家，被打得很慘，才學得好一點。

• 所以我說帝王之尊得挨點餓，挨過餓後，施政、做事什麼的就好一點。總這麼養尊處優的話，根本沒法進步。

• 成功了，別人才會重視你的過去

•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發現，日本的傳統其實維護得很好，西方看東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歷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們悠久，但是為什麼它在西方受到的評價那麼高？就是因為它走出來了，它成功了。你現在成功了，人家才會重視你的過去

• 。冷靜地審視過去，然後去看待我們的未來

第二講 兩個世界最初的碰撞

• 學歷史肯定不是為了痛說家史，也不是為了繼續當憤青——世界已經變了，我們要往前走。

• 這一時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英國已經經歷了幾代霸權的嬗遞，這背後的推手是什麼呢？一是民族國家的興起，也就是我們政治上所說的封建國家的解體，或者說封建制的解體，以及商業革命——商業革命使歐洲商路暢通，也直接打通了世界商路，商業制度本身的行會制度也日漸沒落。二是手工業的革命，西方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工業革命之前，首先經歷了一場手工業的革命——能夠製造出蒸汽機來，就說明這些國家的手工業工藝已經相當精湛。

• 由此可見，當時西方人造的火炮已進化到基本具備現代火炮雛形的程度了。而當時的中國火炮鑄造粗糙，炮膛一點兒也不光滑，很容易就炸膛了，還沒把敵人炸死，倒先把自己給炸死了。

• 乾隆統治末期，其實國家已經不行了，國庫虧空得很厲害。有這麼一個太驕傲、太奢華的皇帝，國庫就會有危險。所以我們也能夠理解，為什麼他的繼任者嘉慶馬上變得很節儉，哪裡都不去了，花一分錢都不樂意，道光更是帶頭穿補丁衣服。當皇帝容易嗎？一看國庫沒錢了，都讓老子花完了，他們也只能節省了。[插圖]不過，至少在馬嘎爾尼來華時，乾隆還是很牛的。

• 清人對於世界的認知卻沒有繼承明朝的遺產，他們在繪製世界地圖時，就胡亂地把當時聽過名字的國家放在中國的腳下，隨便畫幾個海島，完全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可見當時國人對世界的了解已經發生了嚴重倒退。

• 清軍一方面繼承了明朝的許多火器裝備，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確能戰，又有臣服於清軍的蒙古騎兵相助，所以他們確實很有優勢。其唯一真正強勁的對手是俄羅斯人，但是那個時候的俄羅斯並不夠先進，在當時的歐洲，東歐還是很荒蠻、落後的地方，當時俄國人的火器也不見得比中國人的裝備高到哪裡去。所以中國可以跟它打個平手。

• 一個人厲不厲害，請參考他的對手

• 清軍的確沒有一個等量級的對手，所以看起來很強大。同時，因為已經是東亞最強的了，所以清軍也沒有什麼技術變革的衝動或壓力。

• 明朝的對外開放很大程度要歸功於傳教士，而到了康熙年間，禮儀之爭的問題開始出現並激化。早先來的傳教士都認為，中國人祭祖不算是偶像崇拜，這個禮儀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後來的羅馬教廷卻不這麼認為，他們堅持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中國人凡是入教就不能祭祖，這就一下子把交流的渠道掐死了，雙方均無法做出妥協。最後的結果就是，清朝在雍正時期完全禁教，而羅馬教廷以及西方傳教士的勢力也基本退出了中國。[插圖]傳教士基本撤走了，雖然中國的皈依者還在秘密信教，但東西方的主要交流媒介卻沒有了，所以清朝也不可能開放。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明朝在中後期雖然也有海禁，但是明朝的政府官員比較喜歡玩忽職守，海禁執行得不徹底，所以當時沿海的商業走私還是很活躍的。但到了清朝這樣一個遊獵民族建立的王朝，他們對於海外貿易是一點興趣也沒有，而且他們認為，只要沾上商業就不是什麼好事兒。所以清政府對這種工商業貿易是根本輕視的，也正因如此，清朝的官員真正把海禁給嚴格執行了。多數時候只有廣州一口可以進行貿易。相對於明朝，清朝是一個更加內向的王朝。

• 英國人當時來華有兩個目的。其一是來炫耀一下他們的工業文明，他們工業革命的成果

• 其二就是商量通商事宜，英國人希望中國可以按照西方規矩進行交流和貿易，希望能跟中國平等經商，通過行商來開展貿易，希望中國人能給英國商人提供一些據點，不要總是限制在廣州一個地方。

• 當時所有的對外貿易只是為了滿足皇室對西方各種奇技淫巧、各種小玩意的需要，他們就這麼一點追求。但是英國人卻把商業當成了他們立國的命脈。因此，中英貿易從一開始就顯得麻煩，兩邊滿擰。這種情況在今天應該是很難想像的。

• 包括清朝在內，中國傳統王朝的政府都是小政府，這個政府在縣以下沒有行政機構，怎麼禁止啊？

• 林則徐和陶澍[插圖]便是實學派的領袖人物，他們很注意對這種具體的事務進行研究。

第三講 兩個世界最初的碰撞（續）

• 英國還是一個商人國度，在制定對外政策時都會進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慮成本和收益作為制定對外戰略決策的出發點。究竟是將這個地方變為殖民地，還是保持其原樣；是由英國人來直接統治，還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這些問題的關鍵仍在於成本如何。

• ，英國把中國拖入其世界體系的第一步。英國之所以迫使中國割讓香港，就是出於此種目的，當年派馬嘎爾尼使團來華，也是想謀求一塊地方作為其商業據點。

• 現在回望當年的鴉片戰爭，中英兩國軍隊在物質上的差距並不算大，關鍵是戰術境界差了檔次。我們的軍事思想和軍事組織已經落後了歐洲許多年，中國軍隊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專執火器的神機營，但從來沒有想過在軍事組織上進行革新，將冷兵器時代的肉搏戰法轉變為現代利於使用火器的新式戰法。清朝統治者和軍隊將領或許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因為在此以前他們沒有遇到過像英國這樣的對手。而一旦遭遇這樣的強敵之後，他們就會覺得非常不適應。這麼多能戰之士，從全國各地徵調到沿海，卻是打一仗敗一仗。我們歷史書上所說的英雄，從關天培、定海三總兵到陳化成，這些英雄們的戰績都非常差，他們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較壯烈。其實海齡是打得最好的，但我們卻沒把他當成英雄。總之，中英之間軟體建設的巨大差距，導致這場戰爭一直呈現一邊倒的態勢，英軍最終打到南京，中國被迫與其簽訂城下之盟。

• 傳教士是最早的新思想帶入者。真沒有想到。 近代相對於先進武器，沒有先進的思想那麼急迫和重要。

• 真正在中國有影響的傳教士，基本都是新教的傳教士，這很有意思。還有像《萬國公報》這樣由新教教士創辦的報紙，對中國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啟蒙作用。也就是說，開放教禁，其實也就是開了一個後門，借著這個後門，西方思想借著傳教士的力量再次輸入進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是要靠信息的輸入，而不是槍炮，槍炮只是一個引子，要想真正讓這個古老的帝國發生變化，其實還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輸入，而當時的信息輸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說，關於新教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在以前的中國歷史研究中，可能長期被低估了。

• 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中國開始邁出近代化的第一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也贊同將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中國自此開始被拖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 國外人發現和扶植出了上海，這是萬萬沒有想到的

• 上海的出現，使中國的政治地理格局發生了改變。

• 中國人是多麼的愛面子

• 咸豐講了，只要公使不進京，或者不當著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賠點銀子，多開放幾個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來，維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時期，進駐北京的外國公使第一次覲見皇帝後，清廷讓他們從邊門走，而不是讓他們從朝臣常走的正門，即東華門走。中國人很高興，我們終於贏得了一次外交勝利，羞辱了他們啊。其實外國人並沒什麼感覺，我見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宮那麼多門，他也搞不清楚哪個是正門哪個是偏門。在東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為這種禮儀上的佔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說，這種意淫的觀念，這種跟面子相關的所謂的禮儀，在一些人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實際上，當你發現佔了很多小便宜時，可能你已經吃虧了。

第四講 帝國古老命題新解

• 清朝的矛盾或者問題也很多，第一就是統治機器鏽蝕。

• 中國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為它是要靠人來執行，缺乏相應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會流於無效。

• 另一個問題，正如前面所說，清朝政府在社會已經出現轉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對策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對許多新興的行業只是採取老一套的辦法進行壓制，這就使得問題或者矛盾更為尖銳。

• 國家機器的鏽蝕、制度的僵化、新型社會行業乃至生產關係的發展而逐漸激化。

• 清朝的統治者特別忌諱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創造力，他們都不喜歡這個，因為他們在入關以後，遇到的最大的敵人就是漢族士大夫。他們一再地對漢族士大夫採取壓制的政策，不讓他們發揮自主性。通過文字獄以及對士大夫的一系列整肅，清朝統治者基本上實現了壓抑士大夫群體的目的。沒什麼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齊治平，以天下為己任，如何為朝廷、為國家擔負責任。

• 中國文化之精髓不在於考據，而在於對經典的闡釋，並憑藉對經典的發揮創造出新的思想體系。兩漢的經學、宋代的理學和明朝的心學均是以建構新的學術思想體系，並對民族、國家作出根本性指導為目的的，考據在本質上來說並不是終極目標。

• 明朝從始至終，一直有幾個大問題解決不了： 一是藩王，朱元璋不讓自己的子孫經商，於是那些藩王就一直待在藩王府里造孩子，國家財政對其生計供給一直很緊張；二是邊境一直不太平，早先是蒙古，後來又有滿洲，因此一直從民間征餉加賦，而且明朝的加賦沒有章法，老百姓的負擔無比沉重。

• 其一是文化修補能力弱，這導致的直接問題就是制度修復和更新的能力弱，明朝後期至少還有張居正的改革，但清朝卻很難出現這樣的大幅變動（至少在洋務運動以前是如此），比如明明都知道漕運問題叢生，但就是改不了。

• 其次，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統治方式必須發生相應改變，但當時的統治者就是墨守成規，堅決不變。

• 如果沒有太平天國的起義，可能士大夫們仍然會持明哲保身的態度。

• 羅孝全不替我施洗，我乾脆自己創個教，自己當教主。

• 馮雲山卻是個有能力的人，他有組織才幹，也能踏實地待下來，他逐漸把當地燒炭的、砍柴的、做工的，包括客家的富人，比如韋昌輝、石達開等都攏起來，發展為教徒

• 性，在歷史上很難有變化，幾千年來估計都是這樣。通過正規渠道上不去，那就走邪道，只要能出名就行。總的來說，人都是這樣，本來無足輕重，但一旦其信眾或追隨者達到了一定規模，並捲入了當地的政治鬥爭，那麼就有可能跟當地的官府發生問題。而跟官府發生問題就相當於跟朝廷發生問題，這麼一步步地走，最後不反也得反了，所以最後太平天國就反了。

• 上帝教也顯示出了它的威力，的確使得太平軍所向披靡。

• 拜上帝教在信徒中實行禁欲主義，這也是太平軍戰士勇猛無畏的一個原因。

• 《這個天國不太平》這本書值得一看，作者陶短房是羅爾綱的學生，他對太平天國的史料非常熟悉[插圖]。這本書寫得很好玩，但不是純粹地寫故事，而是回答了許多我們之前很少關注的問題。比如，為什麼洪秀全沒有皇后？洪秀全有多少配偶，她們都是幹什麼的？許多歷史書講到這裡都不會提到這些問題，但他都解答了，很好玩的。

第五講 帝國古老命題新解（續）

• 任何一場農民起義，如果沒有士大夫的參與，基本上是成不了什麼大事的。

• 王朝的更迭不是大問題，但如果有人對士大夫說整個儒學體系一文不值，那麼我想他們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是他們歷朝歷代賴以生存的立身之本

• 曾國藩起來以後，他的動員綱領就是衛道。他在《討粵匪檄》中刻意強調了太平天國對這種傳統聖道的摧毀。

• 太平天國歸根到底是一個農民自己的起義，其中混雜了大量社會邊緣人士。到了後期，尤其是1856年天京事變，楊秀清跟洪秀全鬧內訌之後，大量的流民、土匪、綠林好漢，以及像捻軍這樣的半匪半割據的勢力全部進來了。

• 對陣的清軍和太平軍都比著用洋槍洋炮，所以當時洋槍洋炮的走私是最火的生意，很多洋人都在做這個買賣，甚至傳說有些傳教士也用他們的聖箱來倒賣軍火。

• 中國實際上是一個萬國武器庫，所有的這種淘汰槍支都賣到中國來了。

• 洋槍隊最後變成了漢人是兵，洋人是教練。

• 我們講太平天國，必須提到的一個相關問題，就是漢族士大夫的崛起。太平天國對於中國歷史的貢獻之一，就是它的確改變了中國當時的政治格局。

• 戚家軍是將領們建的，而湘軍是儒生建的，一種儒生帶鄉農的模式

• 所有的人都跟曾國藩有這種師生關係，都服從曾國藩一個人，他不發話，誰也調不動。

• 湘軍就不一樣，這實際上是個共同體，大家是有密切關係的，本來就是一個村出來的。當然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塊，要渴一塊渴，要餓一塊餓，湘軍有很強的道義感。[插圖]

• 曾國藩靠什麼來解決這個問題呢？儒學道義感。他是個理學家，他刻意強調的是這種儒學道義，並以身作則，所以整個湘軍的道德感特彆強。但淮軍稍有不同，淮軍是李鴻章建起來的，李鴻章很靈活，有些痞氣。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團練時的兄弟，什麼人都有。他的軍隊不怎麼講道義，但講義氣。

• 李鴻章實際上就是曾國藩的入室弟子，是很聰明的一個人。曾國藩的性格跟李鴻章是不一樣的，曾國藩很刻苦，意志很堅定，識大體，但他腦瓜沒有李鴻章靈活。這兩人其實互相都挺欣賞的，李鴻章在曾國藩的幕中一直在幹事，但他們之間有過衝突。比如最初李鴻章經常起不了早，但曾國藩是天亮就起來吃飯，其他幕僚也隨之早到，可李鴻章就起不了早，於是兩個人就起衝突。曾國藩就想，你要不想混就走。於是，李鴻章說我的睡懶覺就是被老師改正的。但即使如此，他們倆還是有些不合，畢竟李鴻章不是一個能長期當幕僚的人，他總是要獨當一面的。這個曾國藩也知道，這個時候有了機會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李鴻章的兵不夠，於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

• 淮軍跟湘軍有一點一樣，就是也是兵為將有，軍隊不跟朝廷走，跟將領走。這兩個湘淮軍首領被重用之後，其他人都開始效仿。有很多很多支軍隊，既不是淮軍也不是湘軍，但都是按湘淮軍模式建立起來的。[插圖]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由漢人的士大夫組織軍隊，來報效國家報效清朝。

• 在太平軍鬧起來之前，上海的商人主要是粵商，太平軍鬧過之後，這個地方就成了寧波商人的天下了。江南本地的商人數量大大超過粵商，這些人有經商傳統，有資金，也有才華，還很聰明，所以很快就把上海帶起來了。[插圖]

• 最早的時候，寧波人開工廠招的是浙江人，蘇州人招蘇州人，常熟人招常熟人，他們都找自家人。所以在工人階級內部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地域性。蘇北人在上海地位不高，就是因為蘇北人沒有開工廠的，沒有富人。他們只能做服務業，比如碼頭扛包、拉洋車等，工資很低，地位也低，被人們看不起。很早以前，上海人就看不起蘇北人，說蘇北人是江北佬，不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插圖]

• 。曾國藩這個人很不容易，但如果要作為一個大臣講，他的眼光還不夠。他總是強調自主性，這一點他沒有李鴻章看得遠。

•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性，太平天國起義加速了中國近代史的成長。

• 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這個插曲，中國融入世界還會晚若干年。因為，如果沒有太平天國把中國漢人士大夫的積極性煥發出來，那麼，即使是英法聯軍逼得朝廷簽了條約，中國還是變不了。所以從中國進入世界的步調而言，太平天國起到了一個正面作用。但是，就像很多次農民起義一樣，太平天國這場農民起義對中國也造成了很嚴重的破壞，造成了人口的銳減和財富的損失，整個長江流域前前後後據說損失了一億多人口。[插圖]

第六講 從自強到變法

• 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在於它只變器、不變制，是一種低層次的改革，或者說僅僅是局限於經濟方面的改革。即便是經濟改革，也沒有走完該走的路。

• 洋務運動的確是地方勢力，即湘淮軍崛起以後的產物。

• 首先，湘淮軍本身在創辦之初就是模仿戚繼光建戚家軍的方法，實行兵為將有的制度。

• 在曾國藩死後，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身份，實際主持著中國的外交幾十年

• 洋務運動當時稱為自強運動，這個運動，有三套邏輯。第一套邏輯，就是地方勢力崛起的邏輯，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邏輯就是漢人崛起的邏輯，漢族士大夫的積極性自此被激活，這使得行將就木的清朝重新煥發了活力。

• 了第三套邏輯，就是學習西方的邏輯。按魏源的說法，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制夷」是一個口號，一個說法而已，其實就是為了自保。

• 曾國藩去世比較早，他的貢獻主要是籌辦了金陵製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計劃[插圖]，但前者並沒取得很大成就。比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雖然偏遠了一點，但還是很不錯的。左宗棠當時是閩浙總督，當時閩浙總督駐節福州，如果是駐節杭州的話，這件事可能會辦得更好一點。我曾經去看過福州船政局，有工廠、碼頭、學校、海軍，基本建成了一個自足的體系，因此其成就還是值得表彰的。李鴻章的貢獻主要是江南製造總局，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廠，此外他還有很多其他貢獻，比如繼承了金陵製造局，還開辦了輪船招商局——它在當時就能掙錢，到今天仍然存在。除了這些領軍人物以外，當時全國各地都開辦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務企業，但掙錢的不多，據說一度只有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掙錢，後來這兩處辦著辦著就也開始賠錢了。不過，從整體來看，畢竟辦洋務已經成為一時風氣，當時許多地方官辦洋務的口氣都是很大的，他們都希望直接從西方引進最先進的機器，開辦規模特大的工廠。比如後期張之洞要辦鐵廠時，就聲稱要辦亞洲第一大鋼鐵廠。他在當兩廣總督的時候就想創辦，後來在採購機器時，他去湖北當湖廣總督了，於是工廠就挪到漢陽了。幸虧挪地方了，要是當時在廣州辦鐵廠，肯定是困難重重——廣州既沒有鐵礦，也沒有煤礦，而當時煉鐵既需要鐵礦，也需要焦炭，幸好在湖北及其周邊有這兩種原料。張之洞的豪氣在當時並不是個案，地方官員都希望花大錢、辦大事，沒有錢就去截留海關的收入。有幾年，十分之九的海關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辦洋務了，中央政府對此也沒辦法，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截了就截了，政府還不能拿地方這些人怎麼樣，因為他們勢力都挺大的。

• 總之，同文館的成就是很差的，最有名的畢業生可能就是齊如山，但也沒讓人感覺到他有什麼外語上的成就，只知道他參與了京劇改革，梅蘭芳的成就跟他是有關係的。齊如山幫著把京劇改革得更為文雅，使其具有很強的歌舞性，改得更適合外國人的口味，所以外國人當時特別喜歡看梅劇。當時外國人來北京有三樣事情必須做，就是上長城、看故宮、觀梅戲。

• 士風不開，就使得當時的變法只能停留在表面

• 所以這次運動普遍缺乏精英的參與。軍隊都是練兵不練官，淮軍當時最洋化，連喊「立正」、「稍息」都是用英語，但他們只是練兵，對將官的培養還是老一套辦法，這種軍隊是談不上現代化的。雖然拿上洋槍了，但組織方式仍然陳舊，到戰場上就只有被動挨打的份兒。

• 在這個現代化過程中，也有一個特例，就是北洋水師。整個洋務運動都是變物不變制，器物可以引進，大工廠的生產方式也可以學習，但一般的制度性變革是不被允許的。不過，籌建北洋水師卻把制度也變了，要想練制一支新式的海軍，不變制度是不行的，像當時買回來的定遠號、鎮遠號這類大軍艦，都類似於一個小工廠，如果不對制度進行變革，這些軍艦根本沒法操作。

• 總體上講，自強運動還是給中國的窗戶開了一條縫，風的確是吹進來了，也奠定了中國工業的一個初步基礎，讓中國人看到什麼是西方工業。洋務運動後期，鍊鋼工業、通信事業、鐵路事業也都發展起來了，雖然進行得比較慢。

第七講 從自強到變法（續一）

• 士大夫群體在洋務運動中是分裂的，少部分人激烈地反對變法，多數人苟且，對變法沒什麼感覺，另一小部分人則覺得改革應該搞得更快一點。

• 整體而言，軍事改革對提升軍事作戰效率的作用不明顯，軍隊的訓練改革和制度變革一直沒能提上議事日程

• 。第二個問題是經濟改革的問題，就是洋務企業幾乎毫無例外地長期虧損。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

• 第三個問題就是藩屬國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法戰爭時已經被一些有預見性的士人提出。

• 日本政府一方面在主導經濟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一方面又在必要的時候功成身退，把企業賣給私人，實現民營化，按照市場的運行規律發展經濟，日本的這一步走得很紮實。日本的軍事改革也很紮實，無論陸軍也好，海軍也好，從制度到戰略戰術都潛心地學習西方，都是徹底地學。所以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士兵的單兵素養和單兵作戰能力一直很強。

• 我後來看有關二戰史的書籍時，發現日本在每個大的戰役行動方面或是宏觀戰略方面都做得不盡如人意，一些必要的戰略轉換，比如海戰的戰役轉換也沒完成好，但是每一個細節都有可稱道之處。也就是說，至少在細節上，日本人學得很好，但中國人在這方面恰恰又是老毛病了，不會較真兒，這真的是個大問題。

• 瓜分以後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確非常害怕東方會崛起一個大日本。

• 甲午之敗，究竟敗在哪裡，李鴻章對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著戰敗之名，同時還是《馬關條約》的簽約人，因此被全國認為是大漢奸，這個名聲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維新派也不敢沾，強學會成立時，李鴻章也派人送來錢，但是都被主事兒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說實在的，李鴻章當時已經沒什麼職位了，但是潛勢力還很大，特別是在洋務派官僚中，其關係網絕對比張之洞要更複雜。所以後來李鴻章跟他的孫婿談話時說，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師曾國藩能夠辦事。這話隱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辦事，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他最能幹，辦的事多，而且勢力廣，人脈關係盤根錯節。維新之後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計是救不下來，但是只要李鴻章出面，這事一般都能辦妥。

第八講 從自強到變法（續二）

•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知識界常常對傳統中國的變法進行討論，通行的觀念是將中國在晚清時候的變革梳理出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遞進過程，而戊戌維新所處的正好是第二個層次。雖然在今天看來，戊戌維新真的還沒有到達這一層次，但如果走下去，它的發展趨勢仍然還是能夠預期的，它的確開始對當時的政治制度進行檢討。

• 變革一定是循序漸進的，並且漫長的。

• 通行的觀念是將中國在晚清時候的變革梳理出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遞進過程，而戊戌維新所處的正好是第二個層次

• 所以，戊戌變法在當時是存在多個中心、多條路徑的。

• 如後來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戊戌變法是一場很大規模的思想啟蒙，很多士大夫也樂意被它啟蒙，大家都拚命地找有關西學的書，拚命地想到底該怎麼變。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痛了國人，而日本之所以厲害，據說也是因為學西方學得好。於是當時中國就出現了一種學習日本的風潮——既然日本學西方學得好，那麼，我們學習西方就可以先從學日本開始。這種心態得從兩方面分析。一方面，我們以敵為師，我們向打敗了我們的人學習，這種心態很好，反映了國人的氣量。另一方面，這種心態也隱藏著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想走捷徑。我們認為由於日本人學習西方已經學得很好了，而且日本也是東方國家，與我們文化接近，因此可以直接模仿。後一種心態其實一直貫穿中國人學習西方百餘年的歷史進程，我們在民國後學習俄國，也是這種心態在作祟。一提到向西方學習，國人總是希望找那種現代化發展特別快的國家為樣板，以為這樣可以抄小道，省去冗長的步驟，可以把別人先進的經驗或成果拿過來直接用，然後就能迎頭趕上。

• 自從有了《時務報》，梁啟超的名聲便超過了他的老師。康有為在萬木草堂里培養的這些弟子，並非就屬梁啟超最優秀，陳煥章、徐勤等人的學問不亞於梁，梁之所以在變法之前即聲名大噪，就在於他主持過一段時期的《時務報》。梁啟超憑藉《時務報》這一平台，極大地放大了他自己。

• 。百日維新真的沒什麼了不起的變革，它的大多數變革都還停留在傳統政治層面，如淘汰冗官、裁撤閑置的衙門等。

• 錢穆先生曾講過，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

• 西太后不到三十歲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樂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華到這兒來了。

• 至於修築頤和園，其實是光緒的意思。光緒是想修好頤和園，讓西太后去那裡養老，這樣他就可以真正地親政了。

• 西太后實際上是不願意干這個的，她是個政治女強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難受。可見，這個帝—後結構在當時就是個大問題。

• 戊戌維新後，中國政治出現了一次嚴重的倒退。

• 戊戌變法選擇光緒這樣一個沒有實權，比較稚嫩的人，是一個錯誤。看人的眼光很重要。

• 關鍵是改革的具體操作確實出了一些問題。維新派人士所面臨的政治結構是帝—後二元結構。所有的操作者，無論是廣東康梁這一系，還是東南沿海這一系，包括張之洞、陳寶箴這些握有實權的封疆大吏，他們都沒有正視帝—後二元結構這個基本的政治事實，而是都陷入了牝雞司晨的古老政治話題的迷思之中。他們都有一種抱負，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給光緒帝，而忽視了西太后這個最不該忽視的人。此外，還有一個不該忽視的人——李鴻章，在朝中最有權力和影響的人。當時沒有人呼籲讓西太后主持變法，而事實上，依據後來新政的經驗，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進，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視了。康梁這些人不僅忽視西太后，還常常給光緒帝上書，要求他「乾綱獨斷」。問題是，光緒能獨斷得了嗎？康梁還希望光緒帝能夠效法俄國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當然我們現在知道，明治天皇與彼得大帝無法等量齊觀，但在康有為撰寫的《日本變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剛毅果決的君主。康梁打造了兩個君主，然後讓光緒帝以之為榜樣。[插圖]光緒能學嗎？今天看來，光緒帝只不過是個很乖的小學生，有想法，卻不知道怎麼來實現他的想法。他最後提的問題是很荒唐的——怎樣才能既不惹惱西太后，又能鎮壓頑固派？這怎麼可能呢，也確實讓幾個小軍機們不知道如何處理。要說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光緒靠邊站，讓西太后出來主持變法。其實當時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個恰當的理由和時機，讓西太后出來堂而皇之地主持變法。畢竟她是最有權勢的人。而受人喜歡且合法性最強的光緒恰恰不行。他可能很開明，很上進，但他沒有權勢，沒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對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來順受地接受西太后對他的蹂躪。[插圖]

• 列強認為中國像它一樣，所以各國都想來佔一塊。而且如果中國被日本一口吞下，一個強大的日本將在東方崛起，所以列強希望搶先瓜分，從而阻撓日本的野心。

• 我們也可以看到，列強還是很希望中國變法的，包括日本。所以西太后發動政變致使變法最終失敗時，列強非常不高興。

• ，就是在變法中，其實民眾和維新士紳之間產生了裂痕

• 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清政府其實也遇到了這種問題，就是起義軍把一切宗教信仰都消滅之後，民間會出現一股很強的反彈。

• 無論是鄉土社會本身的改變，還是洋教的大規模進入，其實都使得大部分民眾對維新變法持一種不理解的態度

• 這次埋葬變法的戊戌政變之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它直接導致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整個朝政，乃至中國政治都徹底地朝後轉，甚至很多洋務運動時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如果沒有後來的東南互保，那麼中國的這次大倒退簡直就太可怕了，幸好南方督撫達成了共識，使得倒退只是局限在北方地區，但即便如此，造成的後果仍然是災難性的。

第九講 義和團運動

• 義和團運動興起主要有兩個背景： 其一，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導致了整個朝廷的政治出現反動和保守勢力的回潮；其次，隨著基督教勢力進入中國，民教衝突逐漸呈現擴大之勢。

• 。因此，士紳會很直接地把拜上帝教的罪過加到天主教的頭上。所以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中國持續出現一波又一波的民教衝突。[插圖]

• 因為天主教一直試圖進入社會底層，然後建構一套非常堅實的組織框架和信仰體系。這個信仰體系是堅實的，因為它是高度排他的。[插圖]

• 。它堅守教規，嚴格排他，不允許信徒信仰其他宗教，而且它的組織形式也是非常剛性的。信了教，你就是我的人，我會給你起一個教名，就是類似現今義大利人的那種名字，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 更為麻煩的是，天主教的部分教義和傳統中國的一些固有信仰是存在衝突的。第一，天主教禁絕偶像崇拜，它絕對排斥偶像。

• 第二，天主教從反偶像崇拜出發，動搖乃至否定了中國的祖先信仰。

• 第三，中國民間一些習俗和地域性風俗也與天主教的主張產生了矛盾。比如說男女授受不親，這一條從根本來講只是一種士大夫群體中的禮儀規範，也只有他們才有資格這麼做，因為他們有那麼大的房子可以間隔，而且也沒有很多實體性的工作要做

• 教民不齣戲份還想看戲，這就在無形中加劇了普通百姓和教民之間的隔閡和矛盾

• 習俗和風俗等問題。一堆男女一直在一間密閉的屋子裡活動，老百姓對此的想像力是很豐富的。教民會說他們在念經、談體會、過組織生活，但老百姓肯定不這麼認為，什麼組織生活，肯定就是亂搞男女關係。天主教的七項聖事中有一項是告解，就是密室懺悔。做告解是不分男女的，一個傳教士（一般是男的）在裡面，男信徒可以去懺悔，女信徒也可以去。男的還好說，女的進去後，小黑屋一關，你想想看，這種事在中國傳統社會能激發起人們多麼豐富的聯想。當時，性意識是被高度壓抑的，所以老百姓的想像力進入了另一個極端，在有關性的聯想上有很強的躍進能力。

•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插圖]。

• 天主教的傳教士大多也同時是醫生，他們能治病，那個時候有些病中醫治不好，但西醫可以治

• 當時的天主教還能夠驅魔。

• 本土宗教信仰和外來宗教在教民身上也存在內在緊張。

• 每一場記載民教衝突的檔案來看，官府在一開始都是向著民方的，而且是無條件地向著民方。官府一開始屁股就坐歪了，根本就不是理性、中立的裁判者，一般都是到最後官司打得不可開交，外國公使干涉進來，甚至派來炮艦，總理衙門也派人來調查之後，官府的態度才被迫翻轉過來。

• 中國當時棄嬰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棄女嬰，實在是太多了，中國歷史上遺棄女嬰簡直就是一種代代相傳的風尚，太可怕了。

• 當時曾國藩已經生著重病，卻敢幹別人不敢幹的事，這的確是曾國藩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他能夠擔當。

• 甲午以後，西方國家都認為日本將要吞併中國了，但他們都知道不能讓中國被日本吞了，於是也有些國家動了瓜分中國的念頭。此時德國便搶先一步吃螃蟹，開啟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德國的行為的確是最蠻橫的，其實在此以前，中國人對德國的印象一直是不錯的，因為它比較守規矩，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喜歡胡來，但這一次的確做得非常野蠻。現在我們看當時的德國檔案，裡面明確記載了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希望在中國強佔據點的想法，先下手為強，怎麼下手，就是靠搶。德國當時進入的是山東這樣一個民風比較強悍的地方，而且山東在當時也不夠開放，所以德國人以及後面接踵而至的其他列強進入山東後，很快引起許多問題，以前存在已久的民教衝突再次被激化。我們知道，德國占膠州灣，一個重要借口就是民教衝突，傳教士被殺。這事本來不是什麼大事，中國當時不知道已經發生了多少起傳教士被殺案件，完全可以通過司法程序解決，但德國人卻因此而強佔中國領土，而且馬上就修鐵路，這一切被串聯到一起以後，很快就引起中國人的強烈反彈。

• 一方面覺得，如果你不變法，我們就乾脆把你瓜分算了；一方面又覺得，如果中國能夠通過變法自我革新，那就意味著你自願加入到我們的體系中來，成為我們的小夥伴，那我們為什麼不支持呢

• 。因此西太后幾次想廢掉光緒，最大的阻力不僅僅來自地方督撫，還有各國的駐華公使。而地方督撫其實也是被他們身邊那些比較傾向新法、受外國人影響較大的幕僚們所包圍著，這個現象也能解釋為何後來會出現「東南互保」的局面，其實這件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兒就是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人的幕僚們搞起來的。這些幕僚當時就反感西太后的做法，而他們的想法通過督撫們得到了升華，故而西太后受到多方轄制。

第十講 義和團運動（續）

• 中國人眼裡，各種神靈或者宗教信仰體系的區別和邊界向來是不清楚的，他們也不願意分清楚，他們所在乎的，只是這些神靈是不是夠厲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為有著這樣一種實用理性的心理，他們對外來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強的。

• 當然，這個事情發端在山東，也有其特殊的原因。甲午戰爭之後，西方列強確實動了瓜分中國的野心，其中第一個下手的就是德國，德國人非常蠻橫地佔領了膠州灣，然後還修了膠濟鐵路。這一舉措就更加激化了山東一帶的民教衝突。

• 以前佛教傳入中國時，僧人是露了幾手法術把人鎮住，然後才開始有人信的。基督教來時，很多傳教士都是醫生，他能夠治病。而義和團就演練刀槍不入，這個也是能夠讓老百姓看到的、眼見為實的法術。刀槍不入是需要演練的，當時開壇的時候，拳民天天都在演練，通過演練，讓老百姓知道。今天看來，當時的刀槍不入的確挺複雜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就像一種氣功，但又並不是單純的氣功，它糅雜了許多民間表演技術，比如變戲法什麼的。演練的時候，團民們露出肚皮，大刀往肚皮上砍，一砍一個白印，很唬人的。

• 好多義和團的法術都是蒙人的

• 東南互保其實不僅僅局限於東南，袁世凱到山東擔任巡撫以後，也加入了這一體系。也就是說，只要地方督撫有一點開明跡象，他就會加入這一陣營。

• 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發揮出來，必須要通過一系列的機制，靠義和團這樣的低效能組織是沒戲的。每次農民起義能夠成事，一般都是由於有地方精英的加入，比如太平天國起義；而武裝群體之所以能夠成事，在於這一群體中有熟練的武裝人員的加入，比如明末陝北的起義，就是因為裹挾了大量勁悍的邊軍戍卒。農民揭竿起事必須要具備一些條件，不能不講條件地認為他們都很厲害。而像義和團這樣的自發性組織，當時根本不具備這些條件。

• 新教傳教士，主要是美國的新教傳教士，他們一直在各國之間進行斡旋，對幫助中國人而言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們的努力主要在於： 第一，要求列強不能懲罰所有的中國人；第二，認為應該對中國人進行教育，而不是單純的懲罰；第三，鼓動各國儘可能地減少中國各省需要負擔的賠款。儘管新教的教堂和教士在拳亂期間也遭受了殘害，但新教教會基本都放棄了賠款要求。

• 義和團之後，新教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中間得分很高，國人對它的印象很好。後來美國第一個退還庚款，這個其實也是新教傳教士推動的。

第十一講 清廷的新政

• 因為從曾左李之後，士紳階層就經歷了一個公開崛起的時期。我們前面講過，太平天國被平定前後，相對於中央而言，地方勢力開始崛起，其中第一輪可能就是督撫專權，到了後來就不僅僅是督撫專權了，地方士紳和紳商各種勢力也都相繼崛起。

• 新政過程中，出現了三種新鮮事物： 一個是媒體的壯大；一個是新市民的興起與發展，士紳和紳商團體的壯大；其三是准議會的出現。

• 第二個新現象，也就是民營工業的崛起

• 日本立憲之故，立憲的日本戰勝了野蠻專制的俄國，這是日俄戰爭給中國人留下的最直觀的啟示。

第十二講 辛亥革命

• 清廷新政的後期，載灃開始搞收權活動，他主要從兩個方面收權，一是將漢人權力儘可能多地收回到滿人手裡，二是將地方的權力儘可能地收歸中央，集中資源，把全國的資源也抓到自己手裡。這是導致清朝覆滅，導致立憲派倒戈的關鍵因素。

• 明朝一直是個政治高壓、橫徵暴斂的朝代，尤其是到了晚明，各種加派以及三餉的徵收使得民眾的負擔極其沉重，所以最終才激起了那麼大規模的農民反抗。

• 孫中山等人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他們也不會想到革命黨的潰敗會如此迅速。如果革命黨人此前對自己的力量把握得比較準確的話，估計就不會輕率地發動二次革命了，那麼宋教仁的案件也就只能由法律來裁決了。

• 袁世凱的個人能力也很強，他在晚清官場上混了這麼多年，是繼李鴻章以後國家最大的一個軍事集團的首領——北洋系統不僅僅是一個軍事集團，它像淮軍集團一樣，是一個綜合性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人才都匯聚一堂的大集團。

第十三講 袁世凱的悲劇

• 當時國民黨雖然把總統位置讓給了袁世凱，但他們在議會選舉中的大勝使他們感覺自己權勢如日中天。那個時候，國會被認為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誰掌握了國會就意味著誰掌握了天下。宋教仁當時也是躊躇滿志，準備組建責任內閣，而且，當時這些人已經籌劃著把民國體制由法國體制徹底改內閣制了（孫中山交班的時候，已經由美國體制改成了法國體制），也就是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讓總統變成虛位總統。

• 是北洋系統內部的問題，所謂的內憂問題，主要集中在權威性不夠這一點上

• 日本人取代德國人對青島及膠濟線沿線地區進行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溫柔的統治被一種蠻橫的統治所取代，這樣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後來美國人曾經做過調查，他們問中國人，當時德國人佔領這塊土地時，中國人好像沒有進行強烈抗議，但是換成日本人後，為何中國人的反應會這麼強烈呢。中國人解釋道，德國人的統治比較規矩，而日本人相對不規矩。[插圖]

• 不管反對者所持的是什麼居心，各自有什麼樣的懷抱，進化論的聲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統一起來了。這就極大地孤立了袁世凱，連他的親信大將馮國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對他，所以袁世凱最後就在眾叛親離中死去。還好袁世凱死的時候像一條漢子，他沒有把復辟一事推諉與人，而是承認是自己糊塗，貪戀權位，並對沒有聽嚴修的話悔恨不已。袁世凱認為嚴修不求名不求利，乃真正之國士，國士在前，自己卻聽不進忠言，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袁世凱覺得自己是咎由自取，但是沒辦法，現在局面已經變成這樣了。

• 這樣陷入無權威狀態的中國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國處於政治上的紛亂狀態對日本人而言極為有利。所以袁世凱死後，中國的地方割據真正開始，各地軍閥並起。

第十四講 黯然北洋

• 世凱的失敗使得中國在經歷大變革之後失去了政治重心，唯一一個有希望統一中國，有希望成為政治強人的領導者去世了，他的去世使中國陷入了一種因權威缺失而導致的混亂。

• 北洋時期包括： 袁世凱當政時期，也就是從1912年到1916年這四年；然後是皖系，從1916年到1920年一共四年；然後是直系，從1920年到1924年，又是四年；最後是奉系，從1924年到1928年，四年。四四一十六年，北洋統治時期基本就是這樣安排過來的。1928年以後就是國民黨當政時期了。從嚴格意義上講，奉系不能算是北洋軍閥，它頂多是北洋軍閥的一個支系。張作霖等人根本就是土匪，不是北洋出身，他們原屬於巡防營系統，只是後來跟北洋系統搭上了關係。他跟張勳一樣，本來都是在正統的北洋系之外，非嫡系部隊，但我們為了研究方便，一般都將奉系統治時期也算進北洋軍閥時期。

• 那麼，為什麼段祺瑞不當總統呢？因為他希望在袁世凱去世以後採取跟袁不一樣的統治方式，盡量向民主共和方向靠攏，因而恢復了《臨時約法》。我們前面講到過，《臨時約法》事實上是將中國政體改成了法國式的內閣政體，這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責任內閣制，[插圖]如果強調責任內閣這一部分，那麼總統就是虛位的。段祺瑞現在就是刻意強調這一點。他宣傳自己所遵循的就是一種責任內閣制，這樣總統就是虛位的，而總理就是有實權的，那他當然是要當有實權的總理啊。所以，袁世凱死後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不過，雖然段祺瑞和他的幕僚認為中華民國採納的是內閣制，但黎元洪和他的幕僚仍堅持民國實行的是總統制。民國初年的多黨制實踐已脫離了最初按美國經驗設計的兩黨制模式，但儘管如此，黎元洪等人仍然堅持總統應該握有實權。這就是當時中國制度的含混之處，而這也種下了後來府院之爭的伏筆。

• 洋三傑龍虎狗，王士珍、馮國璋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而且跟他們資歷基本相同的人還有很多，比如張勳、陸建章、段芝貴等，其實有一大堆人，原來都是稱兄道弟的，基本都差不多。這個時候要想從筷子裡面拔將軍，誰能趕得上袁世凱的權威呢？差得太遠了。不過，相比較而言，資歷最老的還是先前提到的三個人。王士珍後來不管事兒了，很淡泊；馮國璋有野心，但與段祺瑞比起來要差一截兒。北洋系統的所有軍校都由段祺瑞來當總辦，這是他的優勢。也就是說，對所有北洋系統的軍官而言，段祺瑞都是他們名義上的老師，包括後來的蔣介石也管段祺瑞叫老師，只要是在北洋系統混過的，都和段祺瑞存在師生關係。[插圖]就憑這一點，段祺瑞的人氣絕對是能大大蓋過馮國璋，其他人也沒法跟他比，所以此時就讓他當了頭。

• 段祺瑞當家，由皖系統治的這四年，其實是整個北洋時期最民主的四年。

• 年袁世凱之所以稱帝，主要是因為他在體制轉換後喪失了大部分權威，無法按照現代國家官僚制的邏輯實現對昔日幕僚和朋友的有效控制。袁世凱的確有統一中國、重新建成一個強大國家的野心，但他在這方面的確是權威不足，所以只有帝制自為了。不過，袁世凱畢竟還是政治強人，也是北洋的大頭，在他去世後，繼承者就更加缺乏權威了。

• 當時中央財政十分窘迫，財源寥寥無幾，一部分是關余和鹽餘，就是關稅和鹽稅扣除了庚子賠款所剩餘的那一點兒錢，這筆錢有時多有時少，卻是當時最重要的收入；其次是交通部的收入，交通部當時管了幾條鐵路，比如京漢鐵路、京浦鐵路和京張鐵路，這幾條線的收入是可以預期和掌控的；還有就是北京崇文門的關稅，當時北京地區商稅都是在崇文門徵收的。但想想看，一個中央政府，總共就只有這麼一點錢來維持開支，真的是非常窘迫的。所以，自從段祺瑞以後，北洋政府里只有兩個部門比較有錢，一是財政部，二是交通部。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民國的交通系這麼厲害，它的財力比財政部還牛，因為它能控制幾條重要鐵路的收入，所以前交通系、後交通系、交通銀行，都是這一系統之內的。其餘各部都是窮部，從袁世凱死後就開始欠薪。

• 曾講過，當年袁世凱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總用權術。權術並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個人沒有大韜略、大格局、大想法，那麼，權術用多了，可能就會適得其反。

• 照責任內閣體制的設計，總統是不能罷免總理的，罷免總理只能由國會通過不信任票決議。但是，段祺瑞被免了以後，也不好意思繼續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這下各省的督軍就都鬧起獨立來了，一則總統罷免總理不合法理，二則地方都不想跟著黎元洪干。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鬧出這麼大的動靜，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軍團一直是在徐州開會，而徐州是張勳的大本營，所以張勳在這裡就儼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其實，督軍團里並非沒有比張勳更牛的人，畢竟軍人干政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兒，所以希望找個比較傻的人當頭，可以讓他承擔大部分的風險，所以就選中了張勳。這時張勳就表示，可以擔當總統府和國務院的調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個人來居中調停一下，於是就招呼張勳趕緊進京。其實黎元洪在罷免段祺瑞時，相關的公文都沒人願意副署，沒人願意捲入這檔子事兒，他沒什麼後台，此時還是很尷尬的，這個時候有人願意出面緩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 亥之後，有幾支部隊不是新軍，一個是張勳的，一個是張作霖的，一個是陸榮廷的，他們都不是新軍，其前身都是巡防營或是土匪，但都久經戰陣，他們總打仗，新軍反而很少打仗。

• 中國正式參戰，加入協約國，這一事件就種下了後來五四運動的伏筆。如果沒有參戰的事兒，五四也許就沒有了。

• 一戰結束，協約國戰勝，中國也跟著成了戰勝國，段祺瑞的威望達到了頂點，隨即卻跌落了下來。因為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開巴黎和會，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居然像戰敗國一樣，成為人家的戰利品。失去的青島和山東膠濟線收不回來，治外法權不能廢除，關稅也不能自主，這一切的責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親日政策上。五四運動爆發，剛開始皖系政府還儘可能地剋制，滿足學生的要求，但反日運動興起，還是讓皖系大失顏面。這個時候，直系的吳佩孚趁機發難，高調聲討賣國政府，批評皖系的親日政策。經過五四運動，直系聲望直線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嚴重削弱。[插圖]

• 戰爭結束，作為最大軍閥集團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兩家控制，當然，直系的份額要大一點。

• 系的軍隊雖然裝備不錯，但依舊是巡防營的套路，指揮官多為張作霖做鬍子時的班底，所以一敗塗地。幸虧郭松齡和張學良訓練的二、六旅還能打一點，又加上日本人的袒護，奉軍總算退出了關內。從此之後，直系獨佔北京政府。

• 作霖、孫傳芳和吳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這個時候，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開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義和進步思潮，最終合流為國民革命。由於列寧主義的思想和組織滲入，國民黨面目一新。在國民黨旗下的軍隊開始北伐，但此時所謂的三大軍閥卻各懷鬼胎，因此被北伐軍各個擊破。到1928年，張作霖出關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軍佔領，北洋軍閥時代就結束了。民國，進入了國民黨統治時期。

第十五講 眾說紛紜的「五四」

• 過去我們把五四運動作為近代史和現代史分界的標誌，按革命史的劃分，就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分野的一個標誌

• 文化運動首先是白話文運動，一種文體的改革。這個白話文運動一開始就對舊的文學、舊的文學形式進行批判，很激進。

• 白話文運動的起點是胡適，胡適後來說，他的主張還是技術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陳獨秀手裡，才變成革命。

• 一，過去的白話文是不強調和古文體決裂的。它們是並存的，互相之間還有摻雜，許多白話小說中間都會夾雜一些文言詩詞，它們並不是互相排斥的關係。

•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話文不太一樣，它有很強的歐化的意味。它要講求文法，也就是講究語法結構。這是胡適先生提倡的，這個是很關鍵的一點。

• 文界的大師呂叔湘先生說，我們的母語教學真是很失敗，孩子們從小學到大學，幾萬個小時下來，還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語言。為什麼這麼失敗？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教漢語的方式，我們實際是用英語的方式教漢語，我們強加於漢語這樣的詞性和語法結構，把這個語言教死了。反過來，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電視人對我說，他們最頭疼的是「的、地、得」，總得請教語言專家怎樣分辨。

• 漢語的魅力不在這，漢語本身是講究抑揚頓挫、合轍押韻的，那才是它本質的魅力。

• 1924年，教育部頒布命令，所有學校都得用白話文了，它從一場民間運動變成了官方法令。

• 這實際是我們一直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 在現代化過程中，對於傳統學術，傳統學科，傳統技藝，我們應該怎樣保持、保存它們？即使談不上發揚，但都把它當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問題的。

• 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一開始並不是一場社會科學意義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場文學性的革命，或者說，是從文學角度開展的社會革命。當時興辦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許多都是文學性的。很多人表現出個性的張揚和解放，追求沖脫舊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縛等。

• 去每逢科舉考試到試期的時候，學生也鬧事。學生砸個什麼店啊，上街撒個潑啊，只要是群體性行為，大家都不太管，社會對學生有一種天生的寬容。

• 而五四運動發生在什麼時候呢？發生在中國人以為自己最牛的時候，民國以來最順利的時候。因為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中國第一次成了戰勝國。儘管我們沒有出兵，但我們是戰勝國了，所以當時中國人很興奮。慶祝停戰時的北京幾乎跟後來的「五四」一樣熱鬧。蔡元培先生放假三天，北大學生也是到天安門遊行集會，北大師生在那演講、遊行、提燈慶祝，非常興奮。[插圖]陳獨秀先生還寫了一篇名為《公理戰勝》的文章。中國人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上「公理戰勝」四個字樹在中央公園，就是現在的中山公園裡（新中國成立後人們又把「公理戰勝」去掉，刻上「保衛和平」）。成為戰勝國了，就可以從此擺脫過去的半殖民那種屈辱，可以跟列強改訂條約，人們很興奮啊。

• 日本整個期間就攻打了青島，沒向歐洲派一兵一卒，但它有實力，所以戰後是五大強國之一。五大強國里，其實最核心的就是英國、法國、日本和美國，因為它們實力最強，在戰爭中貢獻也比較大。義大利雖然是一戰時的戰勝國，但它在戰爭中表現得特別不好，打一仗敗一仗，所以雖然它勉強被列為五強之一，其實沒多少人理它

• 弱國無外交，國際交往不是比口才，關鍵是看實力

• 所以五四運動表面打的是曹、章、陸，就是經手中日關係的這幾個人，實際上反的是整個的皖系政府。這一點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燒趙家樓之後，他對曹汝霖講，他們打的是你，實際目標是我。但是，打他的不僅僅是這些學生，

• 920年以後，蘇俄解困了： 所謂十四國武裝干涉結束了，國內的叛亂也平息了。解困了之後，蘇俄發現本來預想的歐洲革命沒發生[插圖]，很孤立，它要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不能沒有幫手，歐洲不能指望了，就把眼睛投向了東方。於是它急於在東方掀起一場民族解放運動。中國是一個主戰場，蘇俄開始往這裡投入，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契機。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主要是共產國際想在中國找一個合作者。

• 那個時候軍閥打仗還不認真，更多是打一種氣勢，或者互相的收買等。氣勢一沒，仗就沒法打了，皖系儘管在軍事上佔優勢，結果仗卻打得一塌糊塗。所以五四運動最後的結果是直皖交惡，北洋軍閥真正分裂，而北洋軍閥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這一分裂就不行了。從此以後，分裂之勢不可遏制，軍閥就不斷處於裂變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沒有一個軍閥能夠控制住全國，能夠控制住自己的派系，當然北洋軍閥的統治也就不行了。

• 寧主義帶來了一種新的力量以及非常好的機會，而且採用了新的話語體系——打倒列強、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諸如此類。這樣的話語體系跟「五四」後來的激進是有關係的。新文化運動走到最後，其中一翼就沿著某一路徑走到了布爾什維主義，走到了列寧主義。「五四」的確是一場很重要的運動，它的意義、它的價值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挖掘，而不僅僅是傳統上說的那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