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與「改變體制而不是改變氣候」

資本主義的大挑戰：馬克思主義和「改變體制而不是改變氣候」

The Great Capitalist Climacteric: Marxism and "System Change not Climate Change"

John Bellamy Foster

今天的人類面臨著可以被稱為資本主義大挑戰的變革。在通常的定義中，Climacteric 是個人或整個社會生命中所經歷的一段關鍵轉變或是轉折點。從社會的角度看，它提出了在變化的條件中的歷史轉型的問題。八十年代的地理學家 IanBurton 和 RobertKates 用「大挑戰」形容從1798年開始直到2048年（250年之後）這段時間中全球不斷加重的生態問題和由之帶來的對發展的限制。「將大挑戰的概念應用到人口、資源和全世界的環境，」他們寫道，「概括出了這段時期的決定性意義，表明了情況進一步惡化的危險性。這是一段尤其危險的時間。」 我在這裡是用「資本主義的大挑戰」來形容與當前全球的緊急情況所相適應的、所必須發生的史詩般的社會變革。這裡想說的是客觀上向可持續的社會發展的要求，但同時也指（如果資本積累的規律得以保存它當前所擁有的獨裁地位的話）智人的生存受到的威脅。當前的世界是以迅速的氣候變化和已發生或即將發生的人類活動空間越界行為為代表的、正是基於對人類所擁有的前所未有改造地球系統的力量的認識，科學家將最近一段時期稱為人新世，意即人類開始在全球尺度上作為一種地質力量出現。美國著名氣候學家JamesHansen解釋說：「當前人類導致的氣候變化速度在地球歷史上沒有已知的先例。所以，想要預測人類繼續加速改造氣候的後果是極為困難的」。

以當前的碳排放速度，世界將會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用完全球碳預算——達到一兆噸燃燒碳，並造成全球均溫提高2°C。一旦我們達到2°C的升溫，一些人擔心，我們可能會進入一個氣候正反饋的階段，從而無法回到文明產生的全新世。2°C的升溫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被通過，以確保人類社會不會超過應該氣候學家KevinAnderson 所說的「極度危險的」氣候變化。但是，Anderson告訴我們，要想把碳排放控制在2°C「需要對當前世界的政治經濟霸權作出革命性的改變」，勢必要違背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系統經濟增長的特點。更確切地說，為了避免超標，當前的碳排放必須每年減少3%，對於富裕國家這個數字將達到10%——很快達到碳零排放（碳中心）。Anderson在2012年說為了完成這個目標，OECD國家（絕大部分是歐美髮達國際，譯者注）需要在2020年前減少碳排放70%，在2030年前減少碳排放90%。

但是，儘管人們意識到了全球變暖帶來的威脅，全球的碳排放依然在不停地增長。資本主義在實現碳排放上的失敗可以由這種控制對資本積累系統自身的存在造成的威脅解釋。因此，文明面臨著在長期看來可能和核武器一樣嚴重的自殺威脅，並且這個威脅更棘手。當下，全球資本主義使得對「改變體制，不要改變氣候」的呼籲嗤之以鼻。但是制止氣候變化的目標令世界沒有退路，因為避免氣候變化災難會更困難——甚至不可能——如果全球的人類不迅速地、決斷地行動的話。

一些觀察者很快就得出了二攝氏度的界線無法避免地會被越過，所以我們應該直接接受這個結果，並且把目標定在三攝氏度或者四攝氏度。這就是世界銀行微妙支持的觀點。但是，要考慮到全球變暖很有可能會有非線性的後果。在二攝氏度以上，巨大的不確定性和無法控制的地球變暖可能被極大地放大。跨越更高階的界線的後果可能被極大地放大。人類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可能來得太晚，不僅僅是更加極端的天氣或是海平面上升，還有可能是人類失去控制氣候變化的能力。如果無法控制的氣候變化——由Albedo Effect的減少驅動——從凍土中釋放出來的甲烷和其他緩慢地反饋——控制了局面，人類可能沒有選擇，只能盡量地去適應，看著他們的和他們後代的未來在他們眼前消失。

是的，即使是二攝氏度的警戒線都太保守了。如果要避免海平面上升淹沒島嶼和海邊的城市，使得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無家可歸，社會必須將目標定在2100年前達到大氣碳濃度350ppm（現在是400ppm）。這需要每年減少6%的碳排放。

儘管這一切已經很糟糕了，我們不能忘記氣候變化僅僅是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大挑戰的一部分——儘管其他部分都與之相關。世界經濟已經越過了或是將要越過一系列的行星界線。這些界線每條都代表著一個全球性的緊急情況，包括海洋酸化，生物多樣性缺失，氮磷循環紊亂，淡水消失，植被變化（尤其是森林消失），和合成化學品帶來的污染（導致生物富集和生物放大）。這些威脅背後的共同點是全球規模的資本積累系統。現在我們需要一個和古代的農業革命和近代的工業革命同等量級的生產方式變革：二十一世紀的生態革命。

自然科學只能帶領我們走到這裡為止了。既然資本主義大挑戰源自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要求社會革命，我們必須轉向社會科學尋求答案。但是，主流的社會科學有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毫無意義的」的假設。這是如此地明顯，以至於「資本主義」這個詞本身在八十年代之後逐漸地被「沒有意義的」（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市場體制」替代。資本主義在當代的主流語境中不過是簡單的自由競爭的市場，被視為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全部的歷史都被視作是自然發展到資本主義的，以及資本主義本身是「歷史的終結」。

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結果就是一直以來的思想家，除了極少數以外，幾乎沒有嚴肅的社會科學分析，來作為今天解決資本主義大挑戰的依賴。那些全盤接受資本主義以外沒有未來的人很容易得出——儘管這違背了事實——氣候危機可以在當前的體制內得到緩解。左翼的自由主義者對氣候危機的社會學否認和統治學術的社會科學使得Naomi Klein在This ChangesEverything中宣稱「右翼正確(the right is right)」，在考慮到氣候變化對資本主義的威脅時。她堅持說，在我們面前的最大障礙不是右翼的全盤否認，而是佔主流的自由主義的否認。這種否認表面上給科學留下了生存空間，卻拒絕面對現實，拒絕承認資本主義必須退出。

如果傳統的社會科學在各個方面都被當前的階級現實給困住了手腳，近幾十年的後現代反抗創造了一種同樣不適合解決資本主義大挑戰的敘述模式。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歷史分析和否定的否定——即革命的前進運動——屈服於極端的懷疑主義和對一切事物的解構主義，構成了深刻的「失敗的辯證法」。

儘管綠黨的「生態主義」可能會帶來一些希望，這種觀點一般來說在社會（或是自然）科學中沒有紮實的基礎，而是基於新馬爾薩斯主義的假設和抽象的、道德的指向。他們想要一種新的、以生態為中心的世界觀，來保護地球和其他的物種。這種新的生態良心的主要弱點是完全缺乏用嚴肅的生態學和社會學對資本主義進行的批判，與「用理性面對現實」類似的成分。類似經濟增長、工業化或是消費的抽象概念替代了對作為經濟和社會秩序的資本主義運作機制和這些機制是如何與地球系統產生矛盾的深入探討

因此，我們必須轉向社會主義者。他們以強有力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再一次回到它激進地再發明和再革命的傳統，能夠幫我們找到應對資本主義大挑戰和轉型到正義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所必須的工具。六十年代發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的自我批評最後產生了對於社會-生態運動條件的理解的革命性進步。但是，就像一切的學術革命一樣，這些新見解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出的：即是以對先前見解在變化的條件下的重新發現和重新建構。

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是對馬克思的思想的科學基礎的巨大考古發掘的結果。它極大地發展了唯物主義史觀和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關係，產生了對資本主義的深入的、廣泛的社會學-生態學批判。

上世紀末，向著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回歸導致了三個關鍵的科學突破：1）馬克思的「生態學的價值形態的再發現」；2）馬克思的代謝割裂理論的再發現和重新建構；3）對馬克思的分析中嵌入的兩種生態危機理論的提取。這些關鍵的進展應能在人新世的革命中提供戰略性的參考。

未完待續，第二節：

生態馬克思主義的三大關鍵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