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東方的你？——大腦與文化背景

/文 孫夢丹 /編輯 @趙思家

神經科學專欄的Mentor Project

本文為Mentor Project的輸出作品。由@趙思家 組織的一個小小的寫作小組，現成員主要由對七名神經科學非常感興趣的本科和碩士學生組成。定期我會在群中放出一些寫作話題以及相關的文獻推薦，由成員自行「認領」。在閱讀好材料後，我們會一起商量好一個框架。在初稿完成後，如果有必要，我會修改、潤色和添加相關內容。最後發在本專欄和微信公眾號（neuroscienceme）上。

作者排名類似於學術論文作者排名，一作為「認領人」，而最後作者提供了「文章構想 + 修改」。

如果請你將上述3個物體分成2類，你會怎麼分呢？

通常的分法有2種：

牛和草一類，雞為一類

牛和雞一類，草為一類

在心理學範疇里，我們認為第一種分類方法是整體性思維方式(holisticthinking)的產物，而第二種分類體現了分析性思維方式(analytic thinking)[1]。研究發現，東方人更擅長整體性思維方式，表現在更關注情境以及事物之間的關係（牛和草是吃與被吃的關係）；西方人則更偏好分析性思維方式，強調事物的內部特徵（牛和雞都是動物）[1]。我們認為，這是因為東方文化崇尚集體主義，西方文化主張個人主義，進而導致了思維方式上的差異 [1]。

文化與大腦：CBB環路模型

整體思維和分析思維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我們平時也會接觸到各個方面的東西文化差異，這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這篇文章要介紹的是文化和大腦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北大的韓世輝教授和北師大的馬燚娜研究員共同提出了「文化-行為-大腦」環路模型（Culture–Behavior–BrainLoop, CBB Loop），來解釋1）文化如何通過情境化行為（contextualizing behavior）來塑造大腦；2）大腦如何通過行為來調節文化[2]。

圖1 CBB環路模型[2] 1)文化環境情境化個體的行為；學習新的文化信仰及表現不同的行為習慣反作用於大腦的功能組織；變化後的大腦引導個體主動表現出特定的行為來當前文化情境，同時調整當前的文化環境。2)文化和大腦之間也可以直接地相互影響。

下面我會用比較通俗的語言來解釋一下這個模型在說什麼，首先假設這個世界上存在一種A文化，這種A文化下生活著許多許多個體（A1，A2，A3，A4…）。

文化之於大腦

某一天，A1一拍腦袋提出了一個新想法：每天睡覺前應該要吃一個甜甜圈，這樣才能做一個甜甜的夢。這個想法通過人際交往擴散到廣大的人群中，然後變成了社會的主流想法和行為腳本（此處省略很多過程和條件，現實中一個新想法變成主流不會那麼容易的…），從而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這個過程稱為：文化情景化行為）。此時，這種行為被稱為」文化情境化行為」（Culturally contextualized behavior,CC-behavior），它依賴於具體的情境，當情境改變時，這種行為可能不再出現。比如，一個來自B文化的個體B1去了A文化下的某國留學，為了更好地融入A文化，這位B1同學也養成了睡前吃甜甜圈的習慣。但是，當B1回到B文化的時候，他很可能就不再表現出這個行為。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斷地吸收某文化價值觀，並表現出特定模式的行為，其大腦有可能由於與生俱來的可塑性而發生了功能或結構上的改變（路徑1：文化—>行為—>大腦）。這種改變會出現於在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中長大的孩童身上，也會出現於移民之後被另一種文化同化的成人身上。至於文化誘發大腦功能/結構改變的可能性多大，作者沒有詳細交代，據我的理解，可能會受到兩類因素的影響：1.與大腦可塑性有關的因素，比如個體的年齡、基因類型（基因會影響個體對文化的易感性）；2.與文化輸出強度有關的因素，比如個體接觸該文化的時間、該文化對多元價值的容忍程度。

大腦之於文化

當大腦在結構或功能上發生相應變化以後，它會調節個體行為來適應特定的文化情境（路徑2：大腦—>行為—>文化），這個路徑中的行為被稱為「文化自發行為」（Culturally voluntary behavior, CV-behavior），這種行為已經獨立於情境而根植於大腦，即使文化或者情境發生改變，這種行為還是會持續表現出來（「你存在~我深深的腦海里~~~」）。比如，在B1在A文化大熔爐下生活了很久，因而其大腦發生了穩定的變化，之後不管他去那兒，TA都會保持睡前吃甜甜圈的習慣。

以上，就完成了圖中的環路：文化和大腦通過行為這個中介變數相互影響。除此之外，文化和大腦也可以直接交互（圖1中的直線部分），比如在實驗室環境中不斷提醒個體A2：睡前要吃甜甜圈*N，用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直接改變TA的大腦活動（注意：此時並不需要行為的參與）。

文化如何影響大腦？

東西文化下的「self-reflection」

接下來我們就以一個研究為例來看看強大的文化如何影響了大腦。

研究招募了30名中國成年人（東亞文化）和30名丹麥成年人（西方文化），要求他們完成自我參照和他人參照任務，包括社會(social)、心理(mental)、身體(physical)三個維度。比如，研究者會給被試看「勤奮」（diligent）這個詞，然後詢問被試，是否會用這個詞來形容自己（自我評價）。在被試進行這些任務的同時，研究者利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記錄他們的大腦活動[3]。

結果發現，在self-reflection*（見本小節末尾的解釋）過程中，丹麥被試的大腦在內側前額葉皮層(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的激活程度高於中國被試（圖2A）。

而在社會維度上的自我參照任務在顳頂聯合區(temporoparietaljunction, TPJ)誘發的腦活動，中國被試比丹麥被試更強烈（圖2B）。

圖2[3] A. 中國被試vs. 丹麥被試：在TPJ區域有更強的激活（社會維 度）；B. 丹麥被試vs. 中國被試：在mPFC區域有更強的激活（三個維度）

mPFC區域已經被以往多個研究表明參與個體的self-reflection過程，而Ma等人的研究第一次發現self-reflection在西方人身上引發了更強的mPFC活動（相比於東方人）。這說明了西方人對刺激（如，公眾人物）進行編碼時，自我參考(self-reference)更強，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更少。此外，Ma等人的研究表明TPJ參與個體在社會維度上的self-reflection過程，因此東西方文化引發的TPJ區域的激活差異表明了東方人可能更加從他人的角度出發，或是對自己的社會角色有所期待。

綜合上述結果，這個研究說明：對自我信息和他人信息的神經認知加工過程可能涉及了一個包含mPFC和TPJ的分散式神經網路。在不同社會文化情境下的個體會習得或採取不同的策略， 在神經層面上表現為：當處理自我或他人相關信息時，改變神經環路中某個節點的比重。也就是說，文化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你的大腦對於特定加工過程的工作模式，讓你能更好地適應當下的社會文化情境。

*Self-reflection：自我反思/反省，反映個體對自我的概念/認知。心理學研究通常使用「自我參照任務」（self-referential task）來研究self-reflection，該任務要求被試對自己和公眾人物進行特質評價。在Ma等人[3]的研究中，self-reflection的腦活動通過自我參照和他人參照任務的腦激活程度相減得到。

「我」和「我們」

上述的研究證明了長期的文化經驗對大腦的影響，而事實上研究者也會在實驗室環境中通過文化啟動範式(culturalpriming)來考察短期的文化經驗對大腦的神經活動模式的作用。文化啟動範式要求被試閱讀包含特定文化元素的文章或觀看圖片來切換被試對於不同文化的思維傾向，該範式假定個體可以擁有多個文化價值系統，且有能力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進行切換。例如，要求被試閱讀包含複數/單數代詞(『we』或『I』)的文章，或者思考自己和他人如何相似/不同，以此來啟動分別代表東西方文化的自我構建(self-construal)的依賴性/獨立性(interdependence/independence; 複數代詞啟動依賴性，單數啟動獨立性；思考自己與他人相似啟動依賴性，思考自己與他人不同啟動獨立性)。

圖3展示了一個典型的文化啟動範式實驗[4]。首先被試需要完成閱讀和書寫任務來啟動兩種文化體系：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當某種文化被啟動之後，被試需要完成一個自我評價任務（任務隨研究目的的不同而不同），我們通過比較兩種文化啟動下被試的大腦活動來考察文化在自我評價任務中對大腦的影響。該研究發現，自我評價引發的mPFC和PCC（posteriorcingulate cortex，後扣帶回皮質）腦激活程度受到文化啟動的調節。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啟動不同的文化體系會導致大腦在多個加工過程的神經活動差異性，包括自我面孔加工[5]，情緒加工[6]以及更複雜的獎勵加工[7]。更有趣的是，啟動依賴性（相對於獨立性）文化會減弱個體對於疼痛電刺激的早期感覺反應[8]，提高在運動觀察任務中的運動誘發電位[9]等等。由此可見，文化對於大腦神經活動的影響是多層次的，遠比我們想像地更加廣泛和基礎。

圖 3[4] 文化啟動範式實驗:A. 兩種不同的文化啟動 B. 自我評價（參照）任務，包括一般評價和情境化評價（字體判斷作為控制任務）

基因和大腦和文化

除了解釋大腦、行為和文化的關係，CBB模型的提出者還在文章中介紹了CBB模型和基因的關係。Han和Ma認為，基因為CBB環路提供了基礎，並通過多種方式對CBB環路中的各個元素產生影響：首先，基因塑造了大腦的解剖構造，包括尺寸、皮層結構、功能分化等；其次，有些行為特徵被證明是可遺傳的[10]，或與基因有關[11]；第三，環境和經驗限制了基因型(genotype)如何表達為行為上的表型(phenotype)，而且基因與行為的關係在不同文化下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模式；最後，特定的神經活動模式與文化的對應關係（如上文所說的，self-reflection引發的腦活動與東西方文化的對應關係）可能只會在某個基因的一種變異類型攜帶者身上出現，而不會出現在該基因的另一種變異類型攜帶者身上。

眾所周知，基因對大腦的塑造是非常緩慢的（比如，成千上萬年）。相對來說，文化和行為因素對大腦的改變就快得多了，比如個體的生命周期內就可能出現文化誘發的大腦變化。基因和社會文化因素正以不同的速率共同影響著我們的大腦。以一個生命周期為單位來看，基因影響了個體對文化情境的易感性，有些等位基因的攜帶者更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而且，文化經驗可能會誘發一些遺傳性變化。從漫漫歷史長河來看，文化影響了社會和物理環境，而基因選擇在這個過程中刻畫了人類基因圖譜。

催產素受體基因、文化與同理心

通過上文的研究介紹，我們已經知道：來自不同文化的個體在某些認知加工過程的腦活動模式是不同的。比如，假設A文化誘發的神經活動模式為X1（表示為A-X1），B文化誘發的神經模式為X2（表示為B-X2）。而這一小節我們要說的是：這種文化-大腦的聯結關係（A-X1/B-X2）會受到基因的調節。Luo等人[12]的研究發現，催產素受體基因（催產素受體基因(OXTR rs53576)位於染色體3p25，具有三種基因型：G/G、A/G、A/A，被認為與個體的同理心有關 (來源：維基百科)）會影響文化取向與同理心誘發的腦活動之間的相關關係，即基因影響了A-X1。更具體來說，依賴性文化取向（相對於獨立性）與同理心誘發的腦活動（腦島、杏仁核、顳上回）有聯結，而這種聯結在G/G類型的人群中更為強烈（相比於A/A類型）。這個研究是第一個在神經層面證明了基因和文化的交互作用，而以往的研究都是從行為層面來說明的。

總而言之

最後來說說，CBB環路模型或者說研究文化-行為-大腦交互作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首先，CBB模型描述並解釋了文化、行為和大腦之間的動態交互，就像數學建模一樣，弄清楚變數之間的關係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預測甚至干預了。比如，我們可以根據當前文化下人的行為模式來預測大腦未來可能會發生的變化。網路文化[13]，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趨勢正在迅速改變人的行為方式，比如，減少了面對面的交流方式，而這可能會導致大腦mPFC, TPJ和前扣帶回區域的改變，因為這些區域與推論他人的心理狀態和同理心有關[14]。此外，加入基因這個變數讓我們從一個更extended的視角去看待這個問題。以往我們了解到的文化和基因的關係可能是這樣的：文化的進化為人類創造出新的環境，從而給基因選擇施加壓力，而基因也會反過來對文化進行選擇。而基因×CBB模型的價值在於提出了文化和基因對於大腦的影響，這有助於我們了解大腦在基因和文化共同進化過程中的作用。以此為起點，我們也有了更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 文化經驗是否會導致大腦活動的遺傳性改變，and how?

• 文化經驗是否會在分子水平上影響大腦，and how？

• 以基因型的頻率出發，是人數多的一方還是少的一方對創造新文化的貢獻更大，哪一方能更好地適應新文化情境?

• 全球化以及文化交流是否會影響不同文化群體在腦活動上的差異，and how？這種文化差異在未來會逐漸減小還是增大？

參考文獻

[1]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108(2), 291.

[2] Han, S., & Ma, Y. (2015). ACulture–Behavior–Brain Loop Model of Human Development. Trendsin Cognitive Sciences, 19(11), 666-676.

[3] Ma, Y., Bang, D., Wang, C., Allen, M.,Frith, C. D., Roepstorff, A., & Han, S. (2012). Sociocultural patterning ofneural activity during self-reflection.Social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1), 73-80.

[4] Chiao, J.Y. et al. (2010) Dynamic cultural influences on 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J. Cogn. Neurosci. 22, 1–11

[5] Sui, J. and Han, S. (2007) Self-construal priming modulates neural substrates of self-awareness. Psychol. Sci. 18, 861–866

[6] Fong, M.C. et al. (2014) Switching between Mii and Wii: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priming on the social affective N400. Cult. Brain 2, 52–71

[7] Varnum, M.E. et al. (2014) When 『Your』 reward is the same as『My』 reward: self-construal priming shifts neural responses to own vs. friends』 rewards. Neuroimage 87, 164–169

[8] Wang, C. et al. (2014) Self-construal priming modulates pain perception:event-related potential evidence. Cogn. Neurosci. 5, 3–9

[9] Obhi, S.S. et al. (2011) Resonating with others: the effects of selfconstrual type on motor cortical output. J. Neurosci. 31, 14531–14535

[10] Tucker-Drob, E.M. and Briley, D.A. (2014) Continuity of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cogni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twin and adoption studies. Psychol. Bull. 140, 949–979

[11] Kremer, I. et al. (2005) Association of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with smoking behavior. Am. J. Psychiatry 162, 924–930

[12] Luo, S. et al. (2015) Interaction between oxytocin receptor polymorphism and interdependent culture values on human empathy.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10, 1273–128

[13] Porter, D. (ed.) (2013) Internet Culture, Routledge

[14] Cheon, B.K. et al. (2011) Cultural influences on neural basis of intergroup empathy. Neuroimage 57, 642–650

P.S. 第一次發文，非常感謝@趙思家提供的修改意見~ 最後祝大家中秋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