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長的逼婚焦慮，更多來自自己不如意的人生

文/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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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菜都是雙份，做一頓飯吃兩天。四川女孩陸銘發現，爸媽的飲食原則是「一切從簡」。偶爾她回家，想給他們做點好吃的，爸媽總是推辭，說太麻煩了，「隨便炒點亂七八糟的吃吃就行」。

有一次，她真的生氣了，父母為什麼不能理解自己孝敬他們的好意？

「不要把吃看得那麼重，反正吃進去都是屎」，媽媽這樣回答，語氣略有批評。

她的爸媽曾經有過一段艱苦的日子。有一次，小時候的陸銘發高燒，家裡連看病的錢都拿不出來，不得已去借了20塊錢，看病就花了15塊。從那之後，爸媽開始做小本生意。如今，他們幫別人送菜，每天凌晨三四點起床忙活，休息時只是睡覺。不打牌，不跳廣場舞，全年無休。

對陸銘另一半的要求，爸媽不強求身高學歷，強調的是「不要負債」，即家裡不能有特別沉重的債務。經歷過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日子，爸媽覺得，具備比較好的物質基礎，才能讓下一代少吃一些苦頭。

江西女孩孟章的媽媽，則永遠做不出適合兩個人食量的飯菜。孟章覺得，４個人吃都夠。吃不完的，每次都倒掉。媽媽一邊愧疚，一邊還是做更多飯菜，「因為小時候餓了，潛意識裡總想著多做一點」。

她的舅舅堅決不吃霉豆腐——因為小時候吃太多了。

「近百年來，我們這個時代經歷了三場大災難。戰亂，涉及到生命的威脅；三年自然災害，是食品短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精神上的危機」，北京心之助諮詢服務有限公司首席諮詢師盧悅表示，「中國人被剝奪的這三種體驗，造就了中國『生存文化』，即一切只要能按步就班地活下去就行。」

在一部分50、60父母看來，愛情並不是讓婚姻活下去的關鍵。只有柴米油鹽、搭伴過日子才是最實際的；只有對方人品好、少來夫妻老來伴，才是最值得羨慕的。

至於愛情，是奢侈品，卻不是必需品。

於是，當憧憬愛情的年輕人在面對相親對象時，如果以「沒感覺」、「談不來」為理由拒絕進一步發展，父母們通常會認為孩子不現實、理想化、還沒有長大。在他們看來，這不足以成為子女拒絕走入婚姻的理由。

「我那時候就是先結婚再戀愛」，一位姓張的北京阿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張阿姨今年65歲，原籍河北，和當了兵的同鄉丈夫來到北京定居。小女兒30歲了，醫學碩士畢業，還沒有結婚。

她和丈夫結婚時，不過是第三次見面。第一次見面是這兩家人隔著高速路，遠遠地相互看了看；一年半之後，丈夫到河北接兵，去她家裡呆了20分鐘。雙方都覺得沒什麼大毛病，第三次見面便是丈夫回鄉辦了結婚。

直到小女兒出生後，她才確信自己與丈夫性格不合。她性格豪爽，大度潑辣；丈夫則謹小慎微，拖泥帶水。2003年時，她借了七八家的錢，在回龍觀買了一套房，總價36萬。那時，丈夫很生氣，責怪她折騰、敗家，放著好好日子不過，非要去背上一身債。

去年，她將這套房賣出，一下掙了300萬。旁人誇她有遠見、有決斷，丈夫卻覺得丟了面子，不高興。他反駁說，不賣那就不是錢。張阿姨生了氣：「我要賣，我有；你要賣，你有嗎？」

她不是沒有想到離婚。然而，她擔心在河北娘家抬不起頭來，「如果春節前家裡有個姑娘回來了，大年初一都不讓她出門。有哥嫂或者弟媳的，媽媽在兒媳婦面前都沒面子。為了不給父母找麻煩，只能忍嘛！」

如今，張阿姨已下定決心離婚，但她的思慮仍舊細緻。離婚只能在小女兒結婚之後——為了避免女兒因父母離婚而被未來的婆家挑剔。周日下午，她去中山公園相親角，為女兒尋找緣分。

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在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孫沛東訪問了43位父母，年齡均介於50到70歲之間，大部分為上海本地人，是「文革一代」、知青一代和「紅衛兵一代」。

「這一代父母，人生太局促、太不由自主了。」孫沛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這一代父母童年時物質貧乏，讀書時上山下鄉，回城後難題種種，結婚時計劃生育，中年後下崗分流。他們的人生，被時代裹挾東奔西走，個人意願和自主選擇被壓縮到一個狹窄的空間。

她對 62 宗訪談資料稍加分析，發現這個群體中很多人會率先下崗；之後難以再謀到一份足以保證自己和家庭成員體面生存的正當職業。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市場化改革中出現的種種變動誠惶誠恐且難以應對。出於歷史和自身的原因，他們最終難以從改革中受益，而成為發展中被甩出的包袱。

如果沒有下放，他們不會過早下崗；而正是下崗，他們下放的負面影響才深遠地顯示出來。從下放到下崗，這一代人的命運更多地體現出人民共和國不幸歷史的延續：他們過去的苦難正成為他們今日困窘的泉源。

孫沛東說，在社會轉型與變遷過程中，知青一代這個群體內部的差異和分層很明顯。高至國家領導人，低至為生存奔忙的城市下層民眾、紮根在鄉村和邊疆而沒能回城的普通老知青。在相親角的知青一代屬於這二者中的中間階層。那些命運多舛、境遇不佳的同齡人的生活狀況令這個群體對人生持有一種憂患意識。

「處在這個分層格局中的社會個體，業已成為城市中產階層的知青一代父母曾經有過被耽誤的學校教育、被耽誤的社會生活，以及在社會轉型中遭遇到的經濟困窘，他們深知被耽誤的後果，所以他們時刻警醒著生存的不易，試圖力保自己的子女千萬不能被耽誤。」

他們幾乎沒有完整的、自我的人生。他們忙忙碌碌一輩子，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與癱瘓在床的老人。他們可能不會上網，不看美劇，更不會旅行。除了廣場舞、下象棋、合唱一類，他們沒有什麼興趣愛好，自覺已落後於這個時代，貧乏而局促。

2

上海男生李小強覺得，自己完全被父母當成私人財產。

他36歲，身形略胖，畢業於清華大學，在北京從事教育創業，因父母持續逼婚而煩惱不已。父母常說的一句話是：「你再怎麼大，還是我的孩子。」

「他們不知道人和人是有界限的，人是有隱私的」，李小強說。讀書時，媽媽會趁他不在家時翻書包，找到通訊錄，然後輪番打電話給老師、同學了解兒子在學校的情況。如今，電話對象換成了同事、朋友和老闆。

第一次婚姻還沒結束時，媽媽還會給前妻的父母打電話，側面了解他的動態。電話幾乎每天一個，其中一個問題是：「你們家晚飯吃了什麼？」

現在，他已擁有了自己的公司，工作繁忙。媽媽通常是這樣聯繫他的：先給他發個郵件，他剛看到準備回。立刻，簡訊來了。他回復一半時，電話又響了，是媽媽，「你收到簡訊了嗎？媽媽給你發郵件了。」

確認沒什麼急事後，他說自己在忙，晚上再聊。到了晚上，媽媽會抱怨：「你不愛媽媽」。

他幾乎肯定，如果結婚後和媽媽生活在一起，她是會趴在門上偷聽的。

湖北女孩楊依依，在父母是否能夠理解「婚姻是個人私事」這件事上，完全不抱指望。個體、隱私、界限這些名詞，她的媽媽基本不懂。有一次，她們在商場試衣服。在試衣間里，她脫得精光時，媽媽卻不打招呼、隨便撩起帘子進來了。

讓楊依依慍怒的是，試衣間的門正對著收銀台，一位女性服務員完全看見了自己。她責怪媽媽至少告訴一聲，媽媽卻不以為意：「反正都是女的，怕什麼!」

李小強將自己與父母的關係形容為「allopatricspeciation」，即在生物學上，同一個物種的兩個亞群體，在地理上孤立而產生的分歧偏離太遠，以致出現隔離，將會形成兩個新的物種。他想說的是，當和父母生活在不同城市後，因地緣與精神上的隔絕，兩代人在精神上的基因已經不再流動，已經不是同一個「物種」了。

「（父母）那一代人更加可悲的是，他們越是認為自己做的好，子女也就是我們這代人接受的教育越優秀、越崇尚個人價值的實現，也就越不認可他們那老一代人的價值觀，思想隔閡也就越大。這很像土地主家的少爺被望子成龍的地主老爸送去西洋留學，少爺接受的教育越優秀越先進，也就越有可能與他當地主的父親成為仇敵。」知乎網站上的一個問題「為什麼長輩喜歡逼婚？」中，一位網友「蘇耷水」的回答被點贊最多。

然而，父母們儘管意識到代溝，卻仍然不能避免將子女的婚姻當成自己的責任。中國本來就是普婚文化，「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仍然是當今中國普遍的婚戀共識。

大部分50、60父母的觀念中，隱含著一個預設：子女只有結婚並組建家庭才能獲得幸福。婚姻是否成功，成為父母是否盡職、子女是否孝順的重要標尺。因此，子女應當為父母考慮，父母則必須為子女操心。

一旦孩子大齡未婚，父母很容易生出對孩子的愧疚感、虧欠感。「「有一種虧欠是覺得自己經濟條件差、社會地位低，讓子女在市場上處於劣勢。還有父母是覺得自己管得太嚴，曾經禁止孩子早戀、禁止上大學時談戀愛。第三種可能來源於孩子曾經有一個戀愛對象，但父母不滿意而棒打鴛鴦，孩子很久不能走出這段情感」」，孫沛東副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中國人的情感深處，有了太多這樣的不分你我的連體之愛。術語稱為『群聚性自我』」，盧悅說，「在『群聚性自我』的文化中，「我」是不存在的。比如一個孩子的頭上長著一塊胎記，這個時候，親友們可以肆意談論這個胎記，而不用顧忌到這個孩子的自尊心，對他們來說，我們是一體，這是一種親密，只有家裡人才會這樣真實和直接以及親密到不顧你的尊嚴。」

在盧悅看來，過去幾千年的中國，個體的力量從來都是微不足道的。像工蟻一樣，在共生狀態的中國人，是通過付出自我，獲得價值的承認的。上一代的父母退休之後，價值感的喪失是個巨大問題。

「我還有用嗎？我活著的價值在哪裡？」他們的價值感，一定要有一個角色的附著，通過像工蟻一樣源源不斷地勞動才能獲得。如果沒有轉向廣場舞等其他興趣，那麼，只有獲得另一種身份，如姥姥姥爺、爺爺奶奶，或許可以重拾尊嚴。

然而，中國正在從「群聚性自我」的時代走向「分離個體化」的時代，也就是說，自我正從「共生」狀態走向「個體化」的狀態。父母的生命軌跡，已經無助於孩子們面對當下的生活；父母的生存邏輯，已無法幫助他們應對這個世界。當父母還在要求繼續共生，但新的一代已經開始拒絕，這時大量的衝突就會發生。

在央務鵲橋組織的一個大型聯誼會上，一位男孩引起了張暘的注意。男孩長得帥、個兒也高，好幾個女孩有意結識。不料，過一會兒，男孩背後出來三位老太太。一個給扇扇子，一個給擦汗，一個給喝水。

張煬上前了解情況，一個是媽媽，一個是姥姥，還有一個是阿姨。

「實際上兩代人都需要斷奶。」吳小英說。年輕人需要自力更生、自己做決定；父母也要尋找自己的生活，不能再被緊緊捆綁在一起。

3

「我不太願意結婚的一個很大因素，是不想要我父母那樣相處的模式」，江西女孩孟章說。她今年26歲，考取了婚姻家庭諮詢師資格證，4年前來到美國修讀法律。她說自己的家庭看上去挺溫馨，實際不是很開心。

孟章覺得，他們倆的生活狀態、思想差距越來越大。爸爸什麼家務都不幹，把媽媽當成保姆使喚。只要一吵架，媽媽不給他洗衣服，爸爸就認慫。媽媽則是家庭婦女，不化妝不打扮，自卑到不交際不應酬、不願參加聚會。

爸爸玩攝影，用蘋果公司的itunes比她還熟悉。媽媽連微信都不會，忘記所有的網上密碼。爸爸愛學習，會上網看公開課，從建築、音樂到心理，書桌邊的筆記本摞得高高的。問到媽媽愛看什麼時，爸爸會嘲笑媽媽，「她就愛看什麼總裁的情人，全是那些網上言情小說。」

「媽媽沒有真正感覺到，爸爸其實沒有從思想上尊重她。爸爸可能看不起媽媽現在這個階段」，孟章說。讓她感到惋惜的是，媽媽是為了家庭和孩子做出犧牲，心甘情願放棄了前進的機會。

兩人初相識時，情況正好相反。媽媽考上了大學，爸爸只是普通工人。外婆看不上爸爸，覺得他沒什麼前途，便把媽媽關在屋裡，禁止兩人見面。媽媽跳窗戶，跑去見爸爸。

事實上，50、60年代父母的婚姻選擇中，完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是少數。大多數父母仍能實現小範圍內的自由戀愛，甚至因上山下鄉等歷次運動，不乏「門不當戶不對」、違抗父母之命的婚姻。

然而，儘管這一代父母因愛情結合，卻缺乏愛的能力，不知道怎麼在日常生活中繼續營造平等、共贏的婚姻關係。子女耳濡目染，發現父母的婚姻模式不令人滿意，對於婚姻本身及自己維繫婚姻的能力有了猶豫、遲疑。

在湖北女孩楊依依看來，自己的父母屬於應該離婚卻湊合著過的那一類。兩人本就性格不和，又不知道如何解決爭端，在自己上大學後，兩人漸漸連爭吵都沒了興緻，迴避一切矛盾，進入冷處理、冷暴力狀態。

比如，爸爸在外應酬，有時忘記告訴媽媽自己不回家吃飯。幾次之後，媽媽的解決方案是，再也不理會爸爸，自己一個人吃飯。有時，爸爸準時下班回了家，卻發現家裡冷鍋冷灶，連自己的那份飯菜都沒有。

接下來，爸爸更少回家吃飯；媽媽也更有理由指責對方不顧家。雙方漸行漸遠。

有事情要告知時，楊依依必須各自發消息給兩個人——即使是在同一個屋檐下，爸爸媽媽就連孩子的新聞也互不交流。積累下來的壞情緒需要疏解，爸爸時不時地大醉一場、媽媽時不時地大哭一場。然後，一切又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楊依依有意識地控制自己不這樣，但有時她會發現，自己似乎不能避免這種溝通無能。談戀愛時，她也習慣性將負面情緒憋在心裡、一個人生悶氣，而對方往往一無所知。

「中國青年男女缺少愛的教育，不知道如何談戀愛、如何交往、如何維護一段關係」，心理諮詢師盧悅說，「一方面對壞的婚姻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對好的婚姻又沒有辦法」，大齡未婚青年與父母的衝突，更加尖銳。

4

有一次，一個省級衛視播出的電視劇中，出現了女孩未婚先孕的情節。畫面中，媽媽陪著女兒去醫院流產。在病房外的走廊，這位媽媽抹著眼淚、唉聲嘆氣的。正在看電視的萬玲阿姨，突然調轉頭對自己的女兒說：「如果你這樣，我支持你生下來。」

萬玲是湖南人，出生於1958年。獨生女34歲，還沒有結婚，成為一塊心病。如今，她告訴女兒的是：哪怕沒有感情，也可以隨便找個男人先結婚，生個孩子，再離婚，「孩子交給我來帶，不用你操心。」

「如果能找到合適的，不離婚當然最好。如果找不到，有個孩子更重要」，萬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老公曾經不忠，她對男性已心灰意冷。婚姻對她的意義，在於一個合法途徑取得的孩子。她逼婚，其實是逼娃。

在中國，未婚生育是違反計劃生育法的。除了要繳納高額的社會撫養費，還可能面臨不能上戶口的難題。在社會上，未婚媽媽仍然被歧視。但是，一個結婚證卻可以解決這一切。這也是萬阿姨最後的退路、沒有辦法的辦法。

女兒不同意，這樣對他人、對孩子都不負責任：「那我去精子庫找一個，不也可以嗎？」

讓女兒驚訝的是，媽媽沒有發火。萬阿姨考慮了兩天，告訴女兒說還是不行，「至少要讓孩子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這讓女兒明白，媽媽在認真考慮這個辦法的可行性，她提出的隨便結婚、生娃再離的辦法，不是心血來潮。

「我身邊就沒有沒孩子的。實在生不出的，至少也會找親戚、朋友抱（養）一個。說句不好聽的，沒有孩子，住養老院也沒人看，自己死在家裡都沒人知道。誰會替你收屍？」萬阿姨心有戚戚。

她看新聞，常有孤寡老人死在家中、被發現時已是累累白骨的消息。她學會用微信，將鏈接發給女兒，以示警醒。她家住一樓，窗外便是小區道路，人來人往，這讓她感到安慰：「以後動不了，我站在這窗戶口，找人幫我買兩個饅頭，總會有人應的。」

對未來養老的恐懼，幾乎是她們這一代人的共同特徵。「只生一個好，國家來養老」的允諾，已伴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消失。原先國家托底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甩向市場，個體和家庭被迫接盤，「無論是父輩還是子代，轉而回歸家庭和私人關係，以尋求原先由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所獲得的對未來生活的安全感與確定性」，孫沛東副教授說。

2008年，萬玲以國企全民所有制工人的身份退休，如今，每月退休金為2546元。她本來覺得還行，有從市屬企業退休的朋友，還領不到1300塊錢。但前幾天，另一位朋友告訴她，這個三線地級市的養老院價格是每月3000元，她便有些不高興，「不能生病，只夠吃吃飯。」

養老，還是只能靠獨生女兒。以後獨生女兒靠誰？只能靠孩子。萬玲堅信這一點。

當然，她的考慮還有不少。兩人一起料理四位老人的後事，也比一個人對付兩個人強。再過幾年就60了，要趁自己身體還好，幫忙把小孩拉扯大。老公是位處級幹部，剛剛退休，眼看著人情越來越淡，女兒再不結婚，這麼多年送出去的禮金都收不回……

「轉型期社會結構的分化和人口流動的加劇，以及老齡化社會、獨生子女政策等因素，加上政府社會保障的整體不足，這讓在中國現有制度下，老百姓認為靠國家制度不能帶來完全的安全感。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風險是依靠正式制度、同事朋友關係不能解決的，只能靠強有力的家庭關係來解決。這才是最有中國特色的，」吳小英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在中國，家庭能夠承擔很多職責：個體收入不穩定、通貨膨脹的生存壓力、住房醫療、贍養老人、看護醫療等等。這讓家庭本身成為風險社會中個體尋求安全感的最終堡壘和依託，婚姻由此從個人的情感歸宿變成過日子的支撐單位。

簡單來說，很多中國人尤其是長輩覺得成個家更安全。如萬玲一般的中老年女性，極力促成子女的婚姻。

他們害怕自己老無所依，害怕子女孤苦伶仃。「『怕』已成為他們人生字典上的一個關鍵字，成為一種沉重的精神負擔和時刻長鳴的警鐘，並且自然而然地轉嫁到下一代身上」，在專著《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髮相親」》中，孫沛東這樣寫道。

在吳小英看來，轉型期中國式婚姻焦慮的核心問題，還在於人們對婚姻動態性所導致的脆弱性認識不足，因而希望通過精心選擇，一勞永逸地找到所謂靠譜婚姻的企圖。婚姻的脆弱，一方面是家庭觀念中個體主義的上揚，其次是中國特色的家庭制度的「無厘頭」。

「政府在公共政策問題上家庭視角一定程度的缺失、或者說在家庭政策制定過程中缺乏一以貫之的邏輯，使得婚姻的外部環境和支持系統缺乏可持續性，不少政策甚至是以對婚姻和家庭的傷害和破壞為前提和結果，這進一步加劇了婚姻家庭在這個時代的脆弱性。」吳小英說。

然而，儘管婚姻本身風險和脆弱性日益增大，但是，似乎只有婚姻，是長輩們對抗人生不安的唯一方式。

本文首發於《中國新聞周刊》第754期

（應當事人要求，文中孟章、李小強、楊依依、萬玲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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