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和它當前的危機

(這是印度學者 Prahbat Patnaik 於 2016 年 1 月 發表在 Monthly Review的評論文章。我簡單翻譯了一下,滿屏幕錯別字和彆扭的行文,見諒。文章內容不代表本人觀點。事實上我不太同意文章的論證和結論。)

(我並沒有取得出版社或是作者任何形式的授權。侵權了?哦。要轉的我再開心不過了,不用註明我翻譯的,但要註明原文出處)

一、

資本主義的『三十年危機』包括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這之後,資本主義迎來了所謂的「黃金時期」。眼下, 資本主義又一次陷入了影響深遠的危機中。我指的不是七十年代中期以來增長放緩的經濟,而是特別地討論2007-2008年隨著美國地產泡沫破滅帶來的危機。這場危機隨著時間的流逝不但沒有漸漸過去,反而愈發嚴重。

西方的媒體總是給人一種資本主義世界正在慢慢地從危機中恢復的錯覺。既然歐元區經濟依然深陷停滯,這種印象完全是由美國的經濟得出的。在美國,人們已經在討論加息,因為他們認為危機已經過去,現在通脹才是要考慮的問題。但是,美國的「復甦」有兩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首先,這個所謂的復甦是由消費領域的需求所帶動的,而消費需求又受到了油價暴跌的刺激。但是,此輪被刺激的需求沒有與投資活動的顯著增長同時出現,儘管利率已經接近於零——即貨幣政策已經在盡它所能地鼓勵投資。我們現在經歷的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武裝起來之前的情況:消費產品的產能得到了利用,而工業產品的生產沒有復甦。

第二,即使是這個有限的復甦也伴隨著反常的高失業率。官方的數字給出了完全相反的情況:失業率一直在下降,現在僅僅在5%左右。但是這些數字沒有統計大量的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民。數百萬人對就業是如此地絕望,以至於他們不再試圖找到工作。他們也因此不被計入失業人群。事實上,如果考慮到勞動力人數與適齡人群大小的比值(以2007年人數計,那是在危機發生之前),那麼現在的失業率會在11%左右。許多人認為實際的失業率還要高於這個數,因為基數(危機之前)的勞動力人數也是被低估的。

所以說,從工人階級的福利和經濟安全形度來看,稱美國經濟正在經歷全面的復甦是錯誤的。如果我們考察全世界的情況,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近況,情況更加糟糕。

二、

這些變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的增速放緩,即危機向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轉移。讓我們把中國經濟減速放在恰當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自從2005年以來,中國的貿易加權匯率(TWER),即中國按照她的各個貿易夥伴的重要性加權的匯率,已經上漲了50%。即使是自2009年,在TWER暴漲以後,也已經上漲了20%。 這基本上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給世界其他地區創造了更多與它自己競爭的機會,也就是中國在以自己為代價維持經濟增長。中國承受得起這些代價,因為她國內的地產價格泡沫維持了自己增長。所以說,中國是在支撐全世界的經濟增長,就像美國在幾十年前做的那樣,只不過刺激的效果不是那麼明顯。中國的支撐可以解釋為什麼危機還在繼續,但不像本來會發生的那樣嚴重。

但是中國的地產泡沫已經破裂。在這一點和中國對世界出口的停滯的影響下,中國經濟增速已經放緩。這解釋了人民幣最近的將近4%的貶值,和中國政府表面上對繼續貶值的曖昧態度。當然,這一切都打著「人民幣利率市場化」的旗號。

在許多方面,人民幣的貶值,官方關於不排除繼續貶值的可能性的暗示,構成了一個新常態。首先,這標誌著一輪競爭性貨幣貶值的開始。這看起來像是市場行為,實際上是政府縱容導致的。這同樣意味著「以鄰為壑」政策重新出現,就像三十年代金本位破產之後那樣。是的,在人民幣貶值之後,其他的幾個貨幣也相對美元貶值。這是因為「市場」,即投機者,預計到了這樣的貶值會出現,而他們的行為事實上帶來了貶值。同時,各國政府要麼是不願意支撐他們的貨幣,因為這樣會傷害他們的貿易競爭力從而減少出口,要麼是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這樣做。

這一輪的貨幣貶值很有可能會重複多次。它代表著國家之間為了在不擴張的世界市場上獲得更大的份額的鬥爭。關於這場鬥爭有兩點需要注意。首先,美國在這場鬥爭中處於劣勢,因為貨幣貶值都是相對於美元發生的。這意味著美元自身無法相對於其他貨幣貶值。美國就像預測的那樣,已經推遲了加息,因為這將會進一步推高美元的價值。不幸的是,美聯儲不能降低它的利率了,因為利率原本就接近於零,而僅靠貨幣政策是不可能實現負利率的。

所以,美國不能使用貨幣政策來保護他的總出口進而防止進一步的失業。她甚至也不能指望美元的匯率保持在當前水平。當其他貨幣相對於美元貶值時,這實際上鼓勵全世界的資金湧向美國。這意味著美國的出口總額將進一步受到傷害,也進一步加劇美國的失業危機。簡而言之,美元作為通用的財富持有媒介的地位,在維持美國巨大的財政赤字的同時,成為了美國國內經濟活動和就業市場的沉重負擔。

為了保衛她本國的經濟活動,美國除了修築或隱性或顯性的貿易壁壘之外別無選擇,就像參議院在2014年7月的 Bring Jobs Home Act 中做的那樣。因為即使美國能夠克服新自由主義對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反感,並真正的實行財政刺激,失去了貿易壁壘的話這種刺激作用會比之前更嚴重地流失到國外。但是任何對貿易的限制都會破壞新自由主義的秩序。這種秩序由世界金融資本主導,美國是全球金融資本的守護者。

關於這個對不增長的世界市場的爭奪的第二個關鍵點是這個市場不僅僅是「不增長」,而是在逐漸萎縮。這是因為在廣泛的貨幣貶值的條件下各個貨幣不是同時增值或同時貶值的。因此,對投資項目的可盈利性的計算變得更加困難,成本和收益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波動。所以,投資的風險會變大,導致各地的投資處於一個比正常情況要低的水平,帶來世界市場的萎縮。

這將我們的討論引向新常態的第二個方面。最近發生的中國增速放緩導致了全世界的商品價格暴跌(儘管其中的一些,比如石油,早就開始跌了)。這已經影響了許多國家以來商品出口的國家的經濟增速,比如澳大利亞、智利和巴西(巴西已經「正式宣布」處於經濟衰退期)。商品價格的普遍下跌會進一步地導致世界市場萎縮。

確實,我之前說過油價下跌在美國是一個需求刺激因素,也刺激了全球的需求。但是油價下跌和普遍的商品價格下跌是有區別的。考慮石油,如果我們用以下凱恩斯主義的術語,平均「邊界消費意願」對於購買者來說是比對於銷售者來說要高的(因為銷售者是國王和宗教領袖),而對於其他的商品可能是相反的。

商品價格下跌本身已經構成了危機加深的一個原因,但它會通過別的渠道產生更大的威脅,即二十世紀早期經濟學家 Irving Fisher 提出的「債務通縮」現象。Fisher 說如果基本商品的價格下降(也帶動生產出的商品的價格下降),債權人的負擔會變重,而債務人的負擔會變輕。為了保證自己的資產安全,債權人會試圖出售這些債權,於是又加重這種情況。這會導致資產價格的大幅度下降,引發破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處於通貨緊縮的邊緣很久了。近期發生的事可能會將他們推下懸崖,從而讓危機愈發嚴重。

當前危機的第三點是股票下跌的傾向。這可能是之前講到的商品價格下跌引發的債務通縮的一部分。而且在緩慢的增長引發的股票價格下跌的期望有可能獨立於商品價格下跌,而成為自發的通縮策源。股票價格的下跌,換言之,也會加大債權人的壓力,從而導致股票價格的進一步下跌,如此往複。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這三個方面——對美元的匯率下跌,商品價格下跌,股票價格下跌——很可能會互相加強,就像現在發生的那樣。世界資本主義,簡單地說,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在危機的核心,是世界市場失去了擴張性因素。即使是長期的傾向也是指向反方向,指向萎縮。現在我們考察這一點。

三、

一直以來都有關於資本主義經濟需要外在刺激,而不僅僅是內在刺激來維持增長的論調。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 Rosa Luxemburg 和 Michal Kalecki。「內在刺激」指的是提高生產能力的刺激。這種刺激僅僅產生於經濟本身的增長。它們無法解釋長期的經濟增長規律:既然增長中的經濟本身能創造對經濟增長的預期,從而促使資本家擴大產能,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那麼經濟衰退必然與這一切完全相反。資本家必須減少產能的擴大,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如果經濟出現停滯,沒有增長,資本家就沒有理由預計任何經濟擴張,也不會擴大產能。被如此壓制的需求會使經濟停滯。

既然這並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那必然存在外在的對投資的刺激,與經濟是否增長無關。外在刺激,簡而言之,防止經濟停滯也解釋了長期的經濟增長。

僅用 Say"s Law (即承認總需求有可能不足)就可以很容易地導出這個論點。總需求的疲軟的可能性導致資本家在增加產能之前會評估需求,使得內生刺激不足以解釋經濟增長,也由此需要外在刺激。

有三種外在刺激受到了經濟學家的關註:前資本主義市場、國家支出和創新。這裡創新是廣義的,它指使得資本家能夠利用新的工藝或者產品,或是擴大產能來獲得相對競爭對手的優勢。但是,創新作為外在刺激的角色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在我看了是正當的,質疑。在寡頭壟斷的市場中,降價促銷打擊對手的行為通常是被避免的。資本家傾向於投資那些創新所需的形式,而不是真正地擴大投資(不擴大產能)。這樣的話創新就不再成為外在的刺激了。這點也被經濟史學家證實。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大蕭條中,可用的新技術沒有被資本主義用來克服危機,而是沒有得到應用。這些創新直到大戰後的高需求時期才被利用。

資本主義前的市場,或者更具體地說是資本從它城市化的核心中流出的現象,在一戰以前作為外在刺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事實不像 Rosa Luxemburg 描繪的那麼簡單。資本主義不僅僅是通過貿易剝削殖民地的前資本主義生產者。事實比這要複雜得多。勞動和資本從歐洲的都市流出到溫帶的白人聚居地,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和阿根廷。超過4/5的資本輸出流入了這些地方。但是在都市中尤其是英國生產的商品,不一定是這些發展中的「新區」所最急需的。這些地區更需要熱帶生產的原材料和食物。都市產品被賣到熱帶,熱帶的產品被賣到新區(溫帶)

這裡的重點是熱帶出口到新區的產品,被英國人控制著,不等價於都市區銷售到熱帶的產品。熱帶的殖民地不僅僅是用來轉換出口到新白人聚居地的商品的形式。熱帶出口到「新世界」的商品的價值遠大於他們從都市區進口的商品的價值。而且本土支付給當地的生產者的貿易逆差是由殖民地政府的稅收負擔的(主要也從生產者手中收取),金子和外匯則由母國獲得,熱帶的殖民地完全沒有申索的權利。所以這種差別成為了本土的都市剝削熱帶的殖民地的一種手段,而完全沒有補償。印度的民族主義作家首先發現了這點,並稱它為「(從殖民地的)盈餘抽取」。

一戰以前的外在刺激,換句話說,來自殖民系統。這套系統,通過複雜的機制,包括了征服得來的殖民地,例如印度,也包括定居得來的殖民地,例如美國。這機制有三個環環相扣的元素:去工業化過程,即都市區的出口導致的前資本主義生產者,例如紡織業者,的重新安置;前述的貿易盈餘的抽取;以及都市區由於抽取獲得的向新興聚居地輸出以熱帶原材料的商品形式的資本的能力。在1928年以前,印度作為最大的征服獲得的殖民地,提供了第二大的商品貿易盈餘——只比美國小——但它的貿易所得完全被都市區沒收,用來平衡貿易逆差。

這一整套的構成了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的世俗主義的安排,在一戰以後分崩離析。我們不用深入探討它崩塌的原因。原因包括:(美國)前線的消失;日本對英國在亞洲市場的蠶食;世界農業危機導致的殖民地交換收入的崩壞,進而傷及三角支付系統。

之後的大戰間隙時期因此成為了資本主義失去外在刺激的一段時間。這時殖民系統不再有效,國家干預的「需求管理」甚至都沒有進入理論的討論。這樣看來,1930年的經濟危機發生的時間難道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嗎?

戰後的國家干預時代造成了資本主義史上前所未有的低失業率和與高漲的需求相對應的高水平的增長,高度的勞動生產力增長,高水平的實際工資增長。這一時期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雖然國家干預在所有國家都發生了,整個系統同時是被美國巨大的軍費開支支撐起來的。美國在全球設置並維護了一系列的軍事基地。隨著越戰的升級,美國的軍費也愈發膨脹——靠著印刷的美元。布萊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各國被迫追隨著美元(被宣布為就像黃金一樣有效),儘管過分的需求導致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導致了向商品,向黃金的轉移,也導致了布萊頓森林體系被拋棄。人為的衰退隨之而來。這場衰退因為原油卡特爾OPEC在其他商品價格回復之後人為地維持高油價而變得更加嚴重。

但是如果說七十年代中期資本主義世界的衰退是國家對需求管理的干預的解除的開始,這解除的基礎在其他地方。基礎在於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全球化。這從六十年代晚期就開始了,在這之後變得越來越有衝擊力。全球資本的統治意味著雖然金融是國際的,國家依然是民族國家。於是所有的民族國家不得不屈服於金融資本,以避免資本的外流。

這意味著控制財政赤字,因為,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金融資本偏愛「穩健財政」而厭惡財政赤字。這也意味著降低資本家的稅務負擔。任何對於活動的刺激,不論是通過財政赤字還是通過平衡的預算乘數(通過向富人徵稅來平衡收支)變得不再可能。於是,儉樸的政府開支被視為一種美德。這種說法的基礎是私人投資會被政府的揮霍「擠開」,即披上馬甲的 Say"s Law (供給創造它自己的需求)。

以上的目的是要說明資本主義在當前,也就是國際化,尤其是金融國際化的時代,缺乏兩大主要的外在刺激——前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家開支來提振需求。唯一的增長刺激於是來自債務支撐的消費的擴大(只可能是暫時的),從偶然的財產價格泡沫中來。但是這些泡沫,儘管他們偶爾會產生經濟發展,必然會破滅,於是平均的活動水平要低於國家干預時代。而且,財產價格泡沫是不受控的:系統不能拿著槍指著投機者命令他們感受到泡沫帶來的興奮。於是可能會出現很長的一段停滯和衰退的時期。然而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會使情況在全球化的時代更糟。我們現在考慮這個因素。

四、

在當前全球化的時代之前,世界經濟是支離破碎的。南部的勞動力不能自由地移動到北部(南北即「南南合作」中的南北,譯者注)。如 W. Arthur Lewis 指出的那樣,在十九世紀有兩大移民潮:從熱帶和亞熱帶地區輸入(中國和印度)的勞動力,作為 "coolie" 或賣身的勞工到其他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和從歐洲的溫帶地區到其他的溫帶地區的(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一旦奴隸制結束,這兩股人流就被限制熱帶地區移民到溫帶地區的政策嚴格地分開。

但是一方面熱帶的勞動力不能自由地流入溫帶,溫帶的資本卻能自由地流入熱帶。儘管形式上是自由地,資本決定不這麼做,除了在採礦,種植園和外部貿易領域。特別地,它不把生產設施安置在熱帶地區,即便這些地區有著極低的工資——去工業化過程的結果,之前敘述過。從溫帶而來的資本通常流向其他的溫帶國家,與勞動力的流動相適應。

世界經濟於是在溫帶和熱帶之間分裂。在這個分裂的宇宙,南部的勞動力無法控制北部的由勞動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實際工資增長。因此一方面出現了南部和北部日益過大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北部由於工資上漲帶來的需求增加也是不可能的。

當代的全球化結束了這種分裂。儘管南部的勞動力仍然不能自由地到北部去,北部的資本卻更願意到南部來建設生產和服務也設施——後者通過服務外包實現。這使得北部的實際工資受到南部巨大的勞動力儲備的影響。不是說北部(例如美國或是任何一個先進國家)的工資和南部處在一個數量級上,而是說北部的工資傾向於停滯,即使勞動生產率繼續提升。事實上,在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的實際工資基本上不變,由於第三世界巨大的勞動力儲備。在個別國家,和全世界,傾向是產出中剩餘價值的比重在逐漸增大。這也解釋了 Joseph Stiglitz 的發現。在1968年到2011年之間,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發生了實質性的增長,而工人的實際工資卻沒有增長。實際上它在下降。

這會導致兩個結果。首先,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不再是地球的兩個地理區域之間的事情(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比發達國家的要快),而成為了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事情。因此近來經濟學家們注意到縱向的(與「橫向」相對)不平等,儘管他們認為這種不平等是由於完全不同的、無法令人信服的原因。

第二個結果是「事前」的傾向。如果國家支出能按比例地增加的話,這種傾向可以被遏制住。但是全球化既創造全球的需求不足,又防止任何反抗的國家支出。這是由於各界對財政赤字和富人稅的反感導致的(應該注意到,更高的政府支出,如果通過對窮人和工人階級徵稅,無法提升總需求,因為他們本來就已經消費掉大部分收入。)

因此,反抗這種需求不足的唯一手段,就是偶爾發生的資產價格泡沫。不幸的是,既然他們不能通過命令實現,且必然破裂,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經濟變得對衰退和停滯尤其敏感。這也正是我們現在所經歷的。

換言之,當我們將當前全球化的兩個重要特點,即外在刺激的缺位和內在的全球需求不足的傾向,我們就得到了當代資本主義結構性地容易陷入長期停滯的結論。這兩個特點中的任意一個都會導致停滯。然而在當代,這兩個特點同時作用,導致了當代資本主義的陣痛。

五、

經濟長期停滯的結果和宏觀經濟層面上可能採取的系統性回應是我不願意涉及的問題。但是我要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一個明顯的政治問題。經濟的長期停滯會帶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對我的國家,印度,尤其重要。

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普遍的不兼容性是如此地顯然以至於不需要重複:資本主義是自發的系統,由它自身的傾向所驅動;但是民主制度的精髓在於人民通過集體的政治實踐來改造他們的命運,特別是經濟命運。這種實踐與自發性恰恰相背。凱恩斯主義相信資本主義可以以完全的僱傭工作,從而通過國家對需求管理的干預實現一個充滿人性的系統。而凱恩斯主義的命運顯示了克服資本主義的自發性的同時保留資本主義本身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全球化的時代,這種衝突變得更加尖銳。金融資本已經變得全球化,而國家作為是人民唯一可用的干預手段,仍然是民族國家。這裡,就像之前說的一樣,國家讓步於金融資本。所以不論人民選了誰,政策都不會改變,只要這個國家仍然處於全球化的金融體系中。希臘僅僅是最近的例子。

但是一旦我們承認整個系統在全球化時代陷入長期危機的傾向,這種不兼容性會變得更加嚴峻。在危機導致的巨量失業的背景下,控制許多國家的公司金融寡頭們積極的推動分裂的、法西斯的或是類法西斯的運動,以至於儘管民主的軀殼得以寶庫,他們的統治不會受到協調的階級行動的影響。由這些元素所組成的政府,即使他們不立即倒向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就想古典法西斯主義那樣,仍然向著「法西斯化」社會和政治組織努力著。在第三世界國家,這種法西斯化不僅僅在繼續著,而且還擴展了以小生產者為代價的「資本原始積累」的規模(他們也保證世界的勞動力儲備不會枯竭)

但是這仍然不是全部。法西斯主義很自然地會引起反法西斯主義,就像印度的印度優越論開始鼓勵穆斯林基要主義的回擊一樣。總的結果便是社會解體。這種解體是全球化在像我所生活的一樣的社會(當然還有其他的許多社會)中的結果。當然,反抗這種解體的鬥爭是重要的,但是在現在,並沒有國際工人運動,更沒有國際農民運動,所以也沒有任何超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希望。任何鬥爭必須以切斷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聯繫作為綱領。這種「切斷」應包括資本控制,外貿管理和努力擴大和保護包括小農業的本國市場;通過國家的大規模福利支出和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財富分配製度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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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略

Prabhat Patnaik. 2016. Capitalism and Its Current Crisis. Monthly Review.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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