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看日本民族

01-26

本文轉自寄託天下，並非發布者原創，如需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原作者：袁應笑，1989年生，浙江金華人。2011年畢業於北大中文系，2013年耶魯碩士，目前於伯克利讀博。

我辦過的簽證不算少，可是只有這一個把我辦哭。就是日本簽證。

接待我的是一個滿臉皺紋的中年男子。他臉上所有皺紋都是豎著的，緊繃繃的，尤其是從眼角到嘴角的那兩道。以後我坐在大阪安靜到壓抑的電車裡，觀察滿車安靜而克己的日本人，一個個都緊繃著臉，不動，不說話；臉上若有紋路，也像極了車窗外的雨線，從眼角到嘴，豎而直的一道道排開。

舊金山的日本國領事館。工作間的窗口可以眺望到碧藍的太平洋。

一共去了七次。

第一次我去，被拒，理由是7月份我的美國簽證到期，而我計劃在日本呆到8月。

我於是請教美國東岸去過日本短期項目的同學，他們大多將簽證材料寄往紐約或波士頓，無一例外順利拿到日本簽證，一個個都毫無波折。朋友建議我，將8月飛美國的機票改成飛回中國，這樣日本領事館就無權過問我的美國簽證。我於是改了機票，第二次去。那個滿臉豎線的男子拿著我的材料，去問他滿臉橫肉的女上司，然後迴轉朝我。仍然拒簽。強調我必須拿到新的美簽。

不能在美國本土續簽美國簽證，又不能立即回國。我只得孤身跑去墨西哥城。墨西哥城的美國使館是我經歷的最高效的簽證機構。周一面試，周三給簽。

如此我第三次去舊金山日本領事館。這一回滿臉豎線的男子終於肯看我的材料了，他拿著鉛筆一道一道地在我的材料上劃線，又用蠅頭小楷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寫下我需要準備或修改的材料。密密麻麻的小字像排在他臉上的密密麻麻的皺紋。

第四次，被拒。原因是我的行程先到中國，再到日本。「不可以先到中國，」滿臉豎線的男子轉達滿臉橫肉的女上司的意思，「否則你就應該回中國申請日本簽證。」

第五次，被拒。理由是返程機票的日期跟日方材料上的日期差了一天。

第六次。男子收下了我的材料，我幾乎以為成功。興高采烈地跟黑人保安道別，興高采烈地離開領事館，原路返回，刷卡進地鐵站。這時手機響起。接到領事館的電話，打電話的是那個堅線男子：「還有一點問題。請你立即回來。」我無法，只得迴轉。材料原樣奉還。又被拒。理由是我飛往日本的機票，在香港轉機。

鬱積一個月的怒火噴薄而出。我忍著眼淚，捏著拳頭，大聲質問：「你什麼意思？你們到底什麼意思？你說我美簽到期，我飛去墨西哥續簽；你們說我不能先回中國，我一次次花錢改機票。昨天你不說，現在你跟我說我不能在中國轉機？你們日本哪個法案哪條法令，規定我去日本不能在中國轉機？你說清楚，你要怎麼樣？說，你他媽到底要怎麼樣？」

我發誓我這輩子都沒這樣當眾大聲地用英語說髒話。

我同學後來說：給簽證就像允許陌生人進你的家門。從法理上講，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權無理由拒給簽證，就好像你可以沒有理由，拒絕別人進你的家門。更何況中日關係這樣差。

但那天我真的是火了。我這樣吼完以後，那個男人滿臉的豎線，忽然出現了一種奇妙的弧度。所有緊繃的豎直的皺紋，忽然癱軟下來，堆疊成一種奇怪的形狀。愧疚，那是。

他神色由嚴厲轉為沉重，由沉重而晦暗。好像一瞬間受了什麼重大打擊。像一條高度戒備的狗，忽然變成服軟的貓咪。

他用幾乎是沉痛的語氣跟我道歉，說是他工作失職，上一次沒有及早發現這個問題。

他那個滿臉橫肉的女上司，在他身後，用極度冷淡的眼神看他。

第七次。終於收下材料。三天後給了簽證。

我的室友鈴木由佳，一直為日本簽證的事跟我道歉。她反覆跟我解釋說，日本人做事很認真——認真到過頭。彷彿領事館拒簽我是她的錯，一遍遍跟我道歉。

後來她自嘲地說：「日本人都很變態吧？在日本也是這樣。我一點也不想在日本生活。」

無比守時。

日本領事館9：30開始辦公。我一共去了八次，每次都早到。9點29分，可以看見一排人影整齊地站在窗口之後；9點29分45秒，刷刷一片響，一排四個窗口四個窗帘同時拉開。

淺草的某條街道。會出現這樣的奇觀：在時針指向9點正的那一剎那，刷拉拉一陣響，一排銀行與店鋪同時開門。

日本的新幹線與航空公司都以守時著稱。航班若有晚點，就有一堆工作人員出來鞠躬。我坐從京都到東京的新幹線，公告牌上寫14:36分出發。14:36，當真一分不多一秒不少。

在函館Homestay，主人名叫小幡八代生。次日清早去學校。前一晚，主人與我們約定：明天早上7點35分出門，去搭7點44分的公交。

在電視小說里看到日本反角們總是踩著點進門，原來事實的確如此。

在伯克利上日語課。每周作業很多，其中包括弱智的抄單詞。日語與漢語對同一個漢字常有不同寫法，有時我寫得順手，就寫了中文。老師於是一筆一划地改，改完了還要求重抄。學日語並非我本意，而是系裡要求；幾次作業被改得一塌糊塗，我便覺得是日本老師為難中國學生。現在我知道，我的老師跟日本領事館那個繃緊皺紋的男人一樣，不過是認真。

從來沒有人告訴我，自己喜歡在日企工作。在我們看來是剝削，在日本人看來，拼死拼活地努力工作，是天經地義。我去日本留學的同學很多，高中也有，大學也有；然而無一例外，全部回國。

何況日企還奉行著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等級秩序。顧客是上帝，上司也是上帝。

顧客被捧得高高在上。走進無論哪一家店鋪，都有無數人跟你微笑鞠躬問好。我猜那些服務生每天笑到臉僵。

上司是一種近乎神聖的存在。我的室友由佳在伯克利的一家日企上班。日本的老闆過來視察，她因為害怕而請假在家。

大概，這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民族，會如此在意旁人的看法。

西方人說中國人要面子，其實日本人遠比中國人更要面子。日本的廁所，總是乾淨得光可鑒人。沖洗的按鈕旁往往還有一個古怪的「音姬」按鈕，一撳下就會發出滋滋的聲響，用來遮掩尷尬的聲音。有些馬桶的「音姬」，還能播放廣播和音樂。

所謂武士道精神，在我看來，不過是要面子的一個極端例子。中國人要面子，無非打腫臉充胖子；日本人要面子，可以為了面子去自殺。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描述日本人極其強烈的名譽感：日本人以適當的自殺來洗刷污名以贏得令名；發動侵略戰爭，心理動因仍是名譽：他們要在世界上贏得「尊重」——而他們也確實做到了。

女人在意旁人的看法，所以日本女人出門必定化妝。她們覺得不化妝對不起別人。

男人在意旁人的看法，所以日本男人永遠想要贏。他們覺得贏是應該，輸不可原諒。

跟日本朋友一起看世界盃，日本對象牙海岸。本田圭佑在開場第15分鐘進了第一個球，從此大家一直在高呼本田的名字。後半場象牙海岸反追兩球，日本以1：2敗北，全隊鞠躬。日本朋友仍然抱怨：本田怎麼這樣。

與某個年輕的、名叫遠藤的日本男生聊天，談到了日本的天皇制。我問他，日本人是否還尊敬天皇。他回答說：「我不喜歡天皇。因為我們輸了。」他接著沉默。

遠藤還說，因為沒有考上好大學，他與父親關係惡劣。

參加北海道的日語培訓項目。明明不過一個短期語言項目，大多數美國學生都抱著玩玩的心態，誰知分級考試嚴格得令人髮指，花了整整兩天，一共六個模塊。考試完了開始Orientation，發給我們每人一張表，要填寫的項目包括：「我的人生目標」，「長期目標」，「短期目標」，「日語學習在我人生中的位置」，「我現在所在的階段」以及「我在兩個月內要完成的事」。我的天。

對於不服從群體規則的個體，採取極其嚴厲的態度。

大阪與京都的電車，總是安靜得令人害怕。明明滿車是人，卻鮮有人說話，只聽到電車前行的機械聲響。從京都與奈良，我與一對瑞士夫婦與一個紐約男孩一道，一路用英語談笑。坐在紐約男孩後面的一個中年男子，忽然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後起身，拿著報紙去了車廂後面。

日本街道的乾淨，就像日本電車的安靜。表面是彬彬有禮，無可挑剔，卻總是讓人瘮得慌。

我至今還記得2008年我在鳥巢當志願者。有一天有日本選手出場，我負責的看台坐了小半日本人。無比齊心地搖晃太陽旗，有組織地吶喊口號。比賽結束後，其他看台都是瓶罐狼藉，唯有那一小片日本人坐過的地方，乾淨到不留一丁點紙屑。

行走在京都的街道，就彷彿看見，鳥巢那一小片乾淨看台，被擴展成一個城市，一個國家。

當我以極苛刻的眼光刻意去察看了數條街道，除了落葉以外沒有看見任何垃圾的時候，腦海中閃過的念頭不是「好乾凈」「素質真高」「令人尊重」，而是，「真瘮人」。

路上沒有垃圾桶，所有人都把垃圾帶回家。家裡的垃圾遵循嚴格的垃圾分類：塑料、瓶罐、紙板、玻璃、可燃物。在函館，每周固定某一天會有某一種垃圾車停在門前。不遵循分類的垃圾，就會被拒絕上車。

日本動漫里出現的群體排擠個體的故事，非常的真實。仍然是遠藤的故事。他在東京某個並不著名的學校學習電影。因為某種原因，他被日本朋友排擠。以後，他的朋友都是中國人。

他的畢業作品，虛構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中國學生在飲酒會上被日本同學欺負，於是殺死了欺負他的日本人。

我沒有問他，他被日本朋友排擠，是不是因為他的朋友都是中國人。

半夜十二店，我們喝酒喝到醉醺醺。在隅田川的西岸，隔著河流看對面的東京展望台Skytree。我指著波光粼粼的隅田川問遠藤：東京的自殺率這麼高，這條河是不是有很多人來自殺。遠藤笑笑說：不會啊。大家都會選擇跳電車的軌道吧。比較快啊。

無比守時。無比認真。無比要面子，無比爭強好勝。對個體殘忍。對失敗絕不原諒。

這真是一個很可怕的民族。

版權信息：本文為作者授權寄託天下發布，如需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