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土耳其共和國第一次軍事政變

01-26

土耳其軍人為何要政變？讓我們追溯 1960 年那場政變，找尋土耳其軍人干涉政治的「DNA」。

作者：政見特約作者陳功

7 月 16 日，土耳其軍人政變未遂，一天頗具戲劇化的形勢發展讓這個歐亞大陸交接處的國家再次成為全球媒體焦點。不少人說，政變是土耳其的「傳統」。

這話對，也不對。自 1923 年共和國成立以來，軍方四次「強勢出擊」：1960 年和 1980 年直接奪權，可稱為政變；1971 年和 1997 年以強勢逼迫時任總理德米雷爾、埃爾巴坎辭職，更應被稱為「干政」。四次軍方行動中，1960 年的事件是軍方建國後「首演」，對土耳其軍人攝政及民主政治發展影響深遠。那次政變與這個周末土耳其上演的「大戲」背景十分相似。

1950 年代的土耳其和本世紀前 15 年的土耳其一樣，都處在快速現代化的背景中，經濟發展的同時，國內各方勢力衝突激烈、國際環境極具變化。這種狀況與薩繆爾·亨廷頓的經典理論契合：現代性帶來穩定，現代化帶來不穩定。

1950 年，土耳其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公開、公平的大選，門德列斯領導的、以安納托利亞農村為基礎的民主黨成為多數黨，實現首次政黨輪替。作為「強人總理」，門德列斯利用馬歇爾計劃從美國得到大量財政援助，為經濟打下強心針。他厲行改革，抬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增加補貼，並從美國引進先進技術和機械，把共和人民黨執政時期由國有企業壟斷的一些經濟部門向私人資本開放。這屆政府還投資建設了現代高速公路網，並推進伊斯坦布爾現代化城市改造。再加上 1950 年至 1954 年土耳其氣候良好，取得了大豐收，土耳其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蹟」。

這一時期，土耳其試圖調整外交政策以擴大國際影響。建國後的土耳其曾展現一種低調、友好、務實的形象。但由於蘇聯提出在海峽建設軍事基地和領土要求，門德列斯開始高調親美。朝鮮戰爭爆發後，門德列斯繞過議會，直接出兵朝鮮，使土耳其成為第一個響應美國的國家。作為回報，美國支持土耳其加入北約。

在美國挑唆下，土耳其還試圖在它曾經忽視的中東地區擴大影響力。1950 年 5 月，美國大使喬治·麥基陪同土耳其總統拜亞爾視察時建議，土耳其民主黨政權可以效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拉美政策設計中東政策，使土耳其成為中東領導者。在美國支持下，土耳其在中東各國積極進行反蘇遊說，1955 年 2 月 24 日，巴格達條約組織成立，其成員有英國、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儼然成為中東反蘇體系的核心國家和地區領袖。當時的土耳其就像今天埃爾多安治下的國家那樣，成為中東，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明星。

可惜好景不長。門德列斯政權很快在對內、對外兩方面陷入困局。

從對內政策看，門德列斯政權不顧實際情況，無節制地投資現代化建設，導致財政緊張、外匯儲備短缺。1954年後，氣候條件不佳，農業減產引發經濟不振，土耳其債台高築，並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

從對外政策看，門德列斯的「大國夢」和埃爾多安類似，都毀於敘利亞。1955 年，敘利亞民族主義者庫阿特里當選總統，高舉阿拉伯民族主義旗幟，與蘇聯簽訂友好互助條約。受此刺激，土耳其 1957 年 8 月在敘土邊境增兵 5 萬，並要求美國推動敘利亞政權更迭。美蘇海軍因此分別進駐東地中海，局勢空前緊張。雖然軍事上力挺盟友，但美國接受敘利亞民族主義者上台，令土耳其「偷雞不成」。次年，伊拉克民族主義者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英國扶持的費薩爾王朝，新政權宣布退出巴格達條約組織，反蘇體系遭到重創。土耳其強烈要求美英推動王朝復辟，但遭到拒絕。失去了西方支持的土耳其無力單獨改變鄰國的政局，暴露出虛弱本質，「大國夢」終結了。更嚴重的是，土耳其與希臘因塞普勒斯問題發生衝突，導致周邊外交全面交惡。

內外交困的門德列斯用強化獨裁來維護統治。1956 年，土耳其修改出版法，加強言論控制。1960 年初，門德列斯政權禁止反對黨共和人民黨領袖伊諾努進入中部城市開塞利開展競選宣傳，並準備組織特殊委員會清查共和人民黨資產。對此不滿的大學生在伊斯坦布爾等大城市遊行抗議，門德列斯宣布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實行宵禁。

1960 年 5 月 27 日凌晨，土耳其軍隊發動政變，推翻了門德列斯政權。以軍人為主體的「全國團結委員會」政變後奪取權力，組織起草新憲法，並通過政治審判處死了門德列斯。1961 年，土耳其軍隊還政於民。

1960 年軍事政變對土耳其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首先，政變給軍人介入政治提供了先例和合法性。土耳其軍隊擁護民主制度、但在萬不得已時會「出手」，這種形象贏得了土耳其人民的好感。

1960 年初，土耳其局勢陷入危機，陸軍司令古爾塞勒將軍就提出總統拜亞爾辭職、內閣改組等要求，但是總理門德列斯置之不理，但當時古爾塞勒將軍選擇容忍，隨後告老還鄉。有趣的是，政變當天，青年軍官把古爾塞勒將軍接到安卡拉，並準備推選他為全國團結委員會主席時，還不知道政變消息的古爾塞勒竟以為自己是被門德列斯逮捕了。這個細節十分重要，說明軍方高層先前的確選擇忍耐。

門德列斯政府以強硬姿態對付學生運動，軍隊沒有立刻干預。政變前的 5 月 20 日，門德列斯與時任美國大使沃倫談笑風生，沃倫還讚揚土耳其軍隊高度克制。但隨著局勢愈演愈烈，門德列斯決心啟用軍隊實施鎮壓，軍官們終於無法容忍總理破壞民主、與人民為敵的做法，果斷選擇政變。政變當天，軍方在聲明中指出政變的起因就是門德列斯破壞民主。

此後，土耳其軍方在干涉政治前往往會先釋放出強硬信號，警告民選政府不要胡作非為，當民選政府選擇順從要求時，軍方就不會接管；若民選政府不從，軍方會打著民主旗號推翻民選政府。久而久之，人們感到軍方似乎是超越黨派和地域的力量，是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民主捍衛者」。長期以來，相當多的土耳其民眾都肯定軍方干涉政治以捍衛民主。門德列斯被推翻後，土耳其人民自發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舉行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慶祝活動。這種民眾支持是政變最大的合法性來源。

其次，軍方保證了土耳其發展道路的延續性，強化了「凱末爾主義維護者」和「世俗主義堡壘」的形象。

在不少非西方國家，「西化」的軍官往往是國家現代化改革的強大動力。出身於軍隊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在建國後仰仗手中的軍隊，鎮壓少數族群和保守勢力的反抗，推行了極其成功的現代化和世俗化改革。凱末爾主義有「六大箭頭」：共和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國家主義、世俗主義、改革主義，這在軍隊中留下深刻烙印。1960 年政變後成立的「全國團結委員會」中，38 名軍官大多是在凱末爾執政的二三十年代接受教育，是凱末爾忠實的信徒。其中，22 名軍官二戰後入伍。根據土耳其著名學者卡爾帕特的分析，這些青年軍官往往接受過北約訓練，比其他國民更了解西方世界，堅定支持凱末爾制定的西化策略並對西方民主制度抱有好感。

1950 年代，土耳其在快速現代化的同時也遭遇了價值觀混亂，特別在門德列斯政權有意放鬆對保守伊斯蘭勢力管制的情況下，凱末爾主義受到西方價值觀和伊斯蘭傳統雙重夾擊，軍隊形象大不如前。凱末爾時代，嫁給軍官是榮耀，但到了門德列斯後期，嫁給軍官則是恥辱。1960 年政變爆發後，軍方指責門德列斯違背凱末爾制定的國家發展原則，高調地重新舉起了凱末爾主義的旗幟。此後，土耳其任何政治領袖都不敢越過凱末爾主義這條紅線，西化和世俗化的「總路線」得到延續，軍隊也憑藉凱末爾主義在國內外均獲「點贊」。

最後，軍方在政變後堅持還政於民。這也是土耳其軍事政變的重要特點，即軍政府不會長期掌權，無論隨後誰選舉上台都會上交權力。這就與一些國家軍政權長期執政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這一點上，古爾塞勒將軍必須記上一大功。1960 年政變發生後，以政變主要操盤手之一的圖爾克什將軍為代表的十幾名軍官要求實行長期軍管，但古爾塞勒將軍堅持要求在 1961 年大選、還政於民。隨後，古爾塞勒將軍成功把以圖爾克什將軍為代表的強硬軍官清洗出權力中心。他組織專家制定 1961 年憲法，該憲法強化了對權力的監督，擴大了大學、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自主權，確立了多黨制原則、這部進步的憲法後來被稱為「自由憲法」。

大選重新進行後，古爾塞勒將軍領導的軍人政權完成其歷史使命。在那之後，每次土耳其軍人干涉政治時都會注意及時交權，並進行制度調整。如 1971 年軍人干政促進了政黨法和遺產法的改革；1980 年軍人干政掌權歷時三年，時間最久，但軍人留下的 1982 年憲法加強了國家對極端勢力的管控。這也讓土耳其的軍人干涉政治的結局完全不同於任何第三世界國家：它短暫，卻影響深遠。

在 1960 年，土耳其軍事政變開軍人干涉政治之先河，其結局對土耳其而言總體積極。但是，當民眾走上街頭擁護民選領袖時，當 80 年代開始的改革讓土耳其與過去漸行漸遠時，當凱末爾主義向埃爾多安主義過渡時，當土耳其的民主制度愈加成熟時，政變失敗的土耳其軍隊，或許到了重新考慮自身職責和地位的時候了。

參考文獻
Fine H. et al.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Volume V.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Landa R., Miller J., Sanford W., & Wells S. (199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60, Eastern Europe, Finland, Greece, Turkey, Volume X, part 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Karpat, K. H. et al. (1975).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1950-1974. Leiden: E. J. Brill
McGhee. G. (1990). The US-Turkish-NATO Middle East connection: How Truman doctrine and Turkey』s NATO entry contained the Soviets. London: Macmillan.
Karpat. K. M. (1970).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Turkey, 1960-64: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75(6), 1654-1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