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

*本文最初是在 2015 年 12 月用於回答知乎問題「埃爾多安是誰？怎麼評價他做的事?」，今天重新修改了文本表述，並從以前寫過的一篇文中增添了一些內容，重新優化了表述。原答案也進行了修改，和本文內容一致。

現代國家的形成往往伴隨著官僚機構的膨脹、對社會的全盤接管，因此許多國家機器的發展和二戰密切相關，或者是在二戰期間膨脹，或者是在二戰後出現。包括美國、德國、印尼等許多國度，都在二戰前後經歷了類似的一番轉變。

但還有一些國度，其「國家化」的歷程需要追述得更早一點，比如土耳其。

1908年，土耳其發生了一起憲政革命，由當時的年輕軍官們發動。這些軍官對當時的奧斯曼帝國政府非常不滿，因為它在日益崛起的西歐列強面前太過被動，而遭致這種局面的源頭是當時阿布杜·哈米德蘇丹的個人作風，他和俄羅斯帝國的亞歷山大三世幾乎有一樣的神經質政治品行——而這些年輕軍官們，正試圖以革命的方式破除舊體制，停止英法奧等列強繼續對奧斯曼民眾施加剝削的可能性。

這場革命獲得了廣泛的民眾支持，所謂的民眾，是指當時「奧斯曼人」。奧斯曼人是一個在我們今天看來比較陌生的身份種類，它以奧斯曼帝國為框架，以伊斯蘭價值觀為紐帶，在過去的數個世紀，它為北非、大敘利亞、安納托利亞、巴士拉、美索不達米亞和漢志等區域的民眾，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平等身份。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因為這種大規模讓民眾有認同感的狀況，實際上是工業化之後才能實現的，因為在生產力低下的時代，政治的影響力很難擴散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並形成共同歸屬感。甚至在今天早已工業化的華北，也有許多「要北京，不要首都」、「要弄堂里，不要外地小癟三」的地方性偏見，宏偉的認同感在全世界都是疏遠於民眾的，這是一種規律。但是在奧斯曼帝國，卻有不合常理的共同感認同。

這就需要追述到奧斯曼帝國的宗教性，伊斯蘭教在公元 7 世紀後產生的「後來之明」為它規避了被種族主義利用的缺陷，它否認種族的合理性，甚至將對祖先的崇拜也視為有違教義——這種嚴苛的規則也帶來了相應的好處，那就是伊斯蘭背景的人們會有非常親密的認同感，並形成龐大的文明共識。所以在奧斯曼帝國，沒有種族的身份認定，只有宗教的身份認定，「奧斯曼人」基本等價於穆斯林。土耳其語的Milli一詞，在翻譯成其他語言時往往表示「民族」的含義，但在土耳其語中始終表示「伊斯蘭民眾」、「伊斯蘭社區」。

1908 的憲政革命，出發點正是保護這個社會，使被外來力量剝削的穆斯林群體重獲社會自由。但是這場理想主義者的革命幾乎剛開始就受到了致命的精神創傷——1912 年前後的起義中，阿爾巴尼亞宣布從奧斯曼帝國「獨立」。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奧斯曼帝國失去過許多地區，對他們而言這是「穆斯林被基督徒所奴役」。這的確是有根據的，至少從今天的歷史學研究可以得到許多結論，比如埃及和阿爾及利亞民眾在一戰時是如何被協約國集團強迫，又有何等離譜的傷亡率。在奧斯曼民眾的理解中，這些區域是被列強佔據的，是總有一天會被解放回來的。而另一部分地區，比如希臘、保加利亞、波斯尼亞等等，都是基督教的，對奧斯曼帝國的所有人而言，他們的獨立是相對「合理」的事件。

而阿爾巴尼亞就不同了，他們是穆斯林，而且是「自願獨立」。儘管在今天的我們回顧歷史時，會認為身處巴爾幹的阿爾巴尼亞，受到西歐民族主義的影響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這起事件仍有巨大的影響力。可以類比一下，如果有一天江浙民眾表示：「你們這些北方人都是 O3 染色體，我們是 O2b 染色體，種族不同、八字不合，所以我們要獨自建國。」（完全為了舉例說明，恕不討論內容是否正確。）那對於堅信中華民族大團結的主流社會，造成的感情傷害會是致命的，可能帶來的政治風向轉變也不可估量，所以回到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就很容易理解當時的革命黨人是何種心情——被「背後一刀」刺痛了感情的革命黨人，再也不相信宗教的紐帶作用，轉而開始學習並實踐西方的民族主義價值觀。

所謂民族主義，即把「民族」視為一個人格化的實體，認定它有自己的意願、生存狀態和利益訴求。為了民族利益，其他東西多半是可以被無視的，包括任何一個人的具體人權，也包括一些更宏偉的認同感，比如「奧斯曼人」的宗教身份。歐洲民族主義剛出現時也是這樣的，限定在民族範圍內某種「新教」，往往伴隨著對更宏偉的「基督徒」身份的否認，成為戰爭總動員的依據。

1912 年開始，奧斯曼帝國被革命黨人逐步改造，轉向民族主義。「民族利益」的主體被限定在土耳其語為母語的人群。阿爾巴尼亞人、庫爾德人（波斯人的一支）、阿拉伯人自然被排除在外——這個愚蠢的轉向當然引發阿拉伯民眾的不滿，從感情根源上激怒了各阿拉伯地區，並在一戰期間引發了「阿拉伯大起義」運動，推動了大敘利亞、漢志和伊拉克地區的獨立（當然也存在「被獨立」的情況，主要是伊拉克）。

一戰後，革命黨人與德國站在一邊並慘敗，奧斯曼帝國的外在框架已經分崩離析，脆弱的政府遭到洗劫，尚在帝國框架在的「奧斯曼人」，既土耳其語、庫爾德語的民眾，集結在凱末爾的旗幟下發動了群眾革命，擊退希臘政府和英國英國的瓜分企圖。

革命本來是以「保護奧斯曼帝國」為目的出發的，但是在過程中卻被凱末爾進行了修正——最終奧斯曼蘇丹流亡海外，帝國實體不復存在，建立了共和體制。奧斯曼民眾的宗教情感維繫當然不受政治體制的影響，因而仍然廣泛存在著。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國」正式運作，凱末爾的共和國政府開始刻意壓制「奧斯曼人」的身份認同。明面的理由看起來很明顯：曾構成「奧斯曼帝國」大半的阿拉伯民眾已經分別建國，再維持「奧斯曼人」身份已經名不副實；「奧斯曼帝國」作為前朝，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確的，所以不應再維持其身份認同。但更深層的原因沒有被擺上檯面：「奧斯曼人」是一個宏偉的身份認同，以伊斯蘭價值觀為核心，而凱末爾的土耳其共和國，奉行的路線和舉措，都是基於民族主義價值觀的，與伊斯蘭價值觀根本抵觸。

很容易理解，納粹主義的「德意志人」身份，與「天主教徒」身份水火不容；「中華民族」、「那年那兔」的理念，顯然與「共產主義解放世界」的理想水火不容。同等類比，「土耳其人」的民族身份，是根本抵觸於伊斯蘭價值觀的，民族主義的務實與狹隘，和宗教本位的普世博愛，完全是不同的存在。在政治語言上，這些矛盾可以用巧妙的語言進行調和，暫時蒙蔽民眾，但是並非長久之計——「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社會理念衝突，從 1912 年爆發開始，在 1923 年取得了階段性的結果，那就是凱末爾的民族主義團體打著「伊斯蘭主義」（奧斯曼帝國）的旗號獲得政權。

在建立政權後，共和國政府發行了《土耳其史綱要》，御用學者們費勁心思按照其授意貶斥伊斯蘭教，藉以張揚「土耳其的民族認同」，認定是「伊斯蘭教的惰性」逐漸泯滅了土耳其人的創造力。結論當然就是「衝破伊斯蘭的束縛」，為共和國政府提供採取「超常手段」——也就是不符合伊斯蘭原則的手段提供依據。共和國政府陸續頒布法律，禁止庫爾德語，取締庫爾德人名，改變庫爾德語的省份名稱，強制庫爾德人遷移，派遣武裝力量鎮壓、清洗庫爾德地區的民眾，以戰爭的手段使許多庫爾德人成為國內難民，迫使他們去往土耳其人佔據主流的省份生活，以實現環境同化。

庫爾德民眾逐漸意識到，自己仍停留在富有宗教博愛感的「奧斯曼人」時代，而共和國政府卻已經在另一條陌生的道路上，以民族主義的理念推動現代化，以人權和宗教良心為代價。

1937 年，在德西姆省發生土耳其軍人強姦庫爾德婦女事件，庫爾德人明確感受到種族欺凌，民族反抗意識被完全激發，聲勢最浩大的一場的民族起義由此開展，而與之相對，也遭受了土耳其政府的最殘酷的一次鎮壓。在政治環境終於有所輕緩的 70 年代，「庫爾德工人黨」產生，但迅速被共和國政府取締，成員被處死和逮捕，庫爾德民眾認識到「沒有和平的出路」，進而採取武裝手段，20 年的鬥爭造成了三萬多人死亡。

在長達 70 年的時間裡，「土耳其共和國」堅定不移地貫徹了民族主義，對伊斯蘭主義進行打壓，對伊斯蘭同胞進行戕害，因為他們是所謂的「異族」，是被專政的對象，是走向西化的道路上的犧牲品，是極權機器運轉的燃料。這就是集體主義的邏輯——為虛構出來的一些概念，要求民眾犧牲一部分，或者是犧牲這一代造福下一代，或者是犧牲西部造福東部，所謂的「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無非就是在大名大義的旗號下玩雙標，將「集體利益」的帽子蓋在每一個個人頭上，然後讓站在帽子上的那些人獲利。

在二戰後，整個歐洲都意識到民族主義的缺陷，在基督教的博愛理念下，重提聯合與發展，重新建構宏偉的「歐洲人」社會認同感。而土耳其的共和國政府，卻迫於慣性繼續奉行民族主義，對庫爾德人的迫害，猶如德國民族主義對猶太教「異族」，或者對斯拉夫「異族」的迫害，幾乎可以稱為納粹延續。但是歐美對這種迫害保持了容忍，認定這是「民族國家」的必經之途，除非庫爾德獨立建國。土耳其的自由主義者對這種狀況表示質疑使，被軍政府剝奪了話語權；庫爾德的民眾試圖獲得平等的權利時，被槍口迫使到只能依靠武裝鬥爭來實現自由。內部的一切不民主和動亂，根源都是共和國政府的民族主義原則。

共和國政府愚蠢的外交政策，還讓土耳其民眾被迫中斷了與周邊阿拉伯地區數個世紀的友誼——民族主義意味著對「國家實力」的痴迷，共和國政府炮製所謂的「戰略機遇期」，在美國和北約支持下試圖主導中東格局，先後參與巴格達條約組織、北方屏障組織和各種區域軍事組織，力圖實現「大國夢」，實現「土耳其民族的偉大崛起」。五六十年代，共和國政府屯兵敘利亞邊境，與敘利亞的關係由此惡化；八九十年代，甚至開始出兵伊拉克，而且和以色列交好，這無異於某種意義上的「自絕於人民」。北非各國、埃及、敘利亞、約旦、巴勒斯坦、伊拉克，無一對土耳其有什麼好感。值得一提的是，在 70 年代的塞普勒斯事件，土耳其的共和國政府，沒有獲得任何一個伊斯蘭國家的鼎力支持，與一直被援助的巴勒斯坦相比，其不受待見程度可見一斑。

內政糟糕、外交惡劣，90 年代蘇聯解體後，土耳其共和國的戰略價值急劇下降，加入歐盟變得更是遙遙無期，民族主義的國家理念，終於顯得一無是處了。

早在 70 年代，內吉梅丁·艾爾巴坎就已經提出了類似觀點：共和國政府奉行民族主義的原則，是一個非常糟糕且落後的舉措，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效仿歐洲，在傳統宗教價值觀的基礎上，建立一套現代身份認同。1998 年，卓有先見之明的艾爾巴坎，在專制體制日益無力的環境下，終於憑藉民意入住總理府，宣告伊斯蘭主義重歸政壇。在執政的當年，艾爾巴坎就建立了「D8」組織——八個跨亞非的伊斯蘭發展中國家互助體。

伊斯蘭主義卻莫名遭到歐美的極大忌憚，在各方的聯合施壓下，繁榮黨的執政地位被取締。這種矛盾的做法引發了許多質疑——在一方面，歐美要求土耳其解決緣起於民族主義的內政問題，作為加入歐盟的條件；而另一方面，卻阻攔土耳其民眾，禁止他們改變民族主義的投票結果。

但是社會的訴求不可阻擋，在 2001 年，埃爾多安建立了經過修正的伊斯蘭主義政黨——正義與發展黨，並很快當選執政黨，持續至今已經十幾年，目前正在嘗試打造總統制國家，要以伊斯蘭價值觀，重建土耳其與庫爾德的共同身份認同解決內政問題，以伊斯蘭友誼重建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建立外交圈。在歐盟狀況日益糟糕的今天，埃爾多安索性降低入盟的期待，不再信任借口推諉數十年的歐盟，而選擇鞏固與阿拉伯民眾的友誼，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正發黨以伊斯蘭主義的理念執政，核心人物正是埃爾多安，這兩個因素缺乏任何一個都會讓事情變得毫無意義——缺乏伊斯蘭主義的土耳其將毫無進步，而缺乏埃爾多安的政治智慧與手腕，那伊斯蘭主義的理念也難以實踐。埃爾多安近幾年的一些作為，多數表現了他精明的特點——在埃及民主革命後，埃爾多安立即前往開羅，公開支持人民意願；而在賽西軍政府奪權後，埃爾多安態度鮮明地表示反對，充分表現自己支持民意而非強權的立場。在「阿拉伯之春」期間，他還訪問過突尼西亞和利比亞。

常年被人詬病的庫爾德問題在近幾年很少被提及，原因在於它已經得到了非常自然的解決方式。以伊斯蘭主義的原則，庫爾德人和埃及人、巴勒斯坦人一樣，都是平等的伊斯蘭同胞，無論是人權還是客觀的社會地位，都已經有不言而喻的正常化。2011 年，埃爾多安宣稱「德西姆事件」（即上文提到的 1937 年軍人欺凌事件）是土耳其當代史上最悲慘事件，並代表共和國政府，就殺戮行為道歉，成為 80 多年來首位為此事件道歉的領導人。在提及「庫爾德問題」時，他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說法：「我不認為土耳其存在所謂的庫爾德問題。我的庫爾德同胞們可能有需要解決的問題，但這不構成一個『庫爾德問題』。」這番表述非常微妙地表達邀請預覽

了埃爾多安的理念：庫爾德人不作為一個特殊族裔被區別對待，而是像土耳其境內的其他居民一樣是同胞兄弟，也和這些同胞兄弟一樣存在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民族主義的劃分已然不存在。外界對埃爾多安及正發黨的研究，得出「缺乏對種族性和種族需求的理解」的結論，也從側面反映了正發黨的伊斯蘭價值觀，因為在他的認知中，只有宗教身份在界定著人，而種族、血緣的劃分是狹隘而不必要的。

就我個人來說，我認為埃爾多安唯一的失策，在於他對敘利亞內戰的錯誤介入。其實巴薩爾和埃爾多安很相似，都選擇了符合民意的發展發展，埃爾多安確實不該迎合歐美的一時衝動，與巴薩爾敵對的。這應該算是埃爾多安的一個機會主義失誤，是一個比較矚目的缺憾。

將伊斯蘭主義穩定發展下來的正發黨，也成為許多其他國家願意了解的對象。2011 年，阿盟舉行「土耳其模式發展經驗」研討會；在北非，許多阿拉伯政治組織的命名也在效仿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少從言辭和目前為止的實踐上看，我想埃爾多安是成功的，我很不希望再出現一次極權主義的政變。或者話撩得乾脆一些——高級軍官們可以試試辭職從政，然後到大街上拉選票，用最真誠的語言訴說自己真實的主張，我相信「民意所向」的軍方會得到有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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