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 記憶三章
一切故鄉，都是另一個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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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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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頻繁搬家。不像候鳥，不像蟻群，而是像早晚班的通勤列車。
離開舊居時的惆悵，迅速被新家的味道掩蓋。購置傢具，歸放雜物。在一本多年不看的畫冊里，夾著一張美術館的票根。
新家的第一晚，入睡困難。並非因為環境陌生，是因為下一次搬家的焦慮，像窗帘映在白牆上的怪影，壓迫我的胸口，送我一場噩夢。
在無數次焦慮之後，我習慣了居無定所。我發現，搬家並不是焦慮的根源。反而是說不出口的「故鄉」一詞，話到嘴邊，總會像被過度氧化的紅酒一樣，酸楚不堪。
我找出 Giuseppe Tornatore 的「天堂電影院」，看了一遍又一遍。那句「走了，就別回來；回來，也別見我」，擊垮了我僅存的體面。電影開幕時面朝大海的一扇窗、遲遲不接的電話和隨風起舞的窗帘，伴著配樂的旋律，一同成為了我鄉愁的替代品。
離家時，我是站在列車上的局外人，透過車窗，看站台上揮手送別的親朋。在我腦海里，他們會在這老舊的城市生活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他們的餘生，是日復一日的同一碗拉麵、同一碗餛飩、同一頓早茶；任我在別處聲色犬馬、翻雲吐霧，在老城裡長大的年輕人們，只需一碗從小到大都能隨時喝到的老火靚湯，就能讓我漂泊的人生，在他們面前意義全無。
我坐在機場，等返鄉的飛機。還有五個小時，人群行色匆匆。
可我哪有什麼故鄉呢。
劃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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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第三個「故鄉」里，有個老舊的電影院，是從五十年代遺留的大禮堂改建而來。
破爛的紅布座椅常年搖晃，銀幕背後有兩個巨大的音箱，放映室牆上張貼著政治色彩濃厚的標語守則。這裡賣 10 元一張的電影票。售票處矮小的玻璃窗上，有個牢房似的洞口，只容得一隻手拿票款送進去，片刻，一張電影票被扔出來。
我把自行車停在碟鋪樓下，老闆娘見到熟客並不熱情，只是在我臨走時，提醒一句，上次訂的標準版「第七封印」D9 沒貨，只有 D5，下個星期到貨。
在這個四線城市，神秘的碟鋪老闆，算是有著相當不俗的品味。除了一般音像店暢銷的港產武打片 VCD、口水情歌卡拉 OK 和槍版美國大片之外，他的選片方式，像極了今天的 IMDB Top 100，深深影響了我年少時的觀影傾向。他有一排貨架，只擺放高仿的盜版 DVD，製作精良，印刷細緻，就連影碟自帶的評論音軌都被原樣保留。貨架上的影片分類如教科書一樣嚴謹，我在這裡買到了特呂弗、戈達爾、安東尼奧尼、伯格曼、庫布里克、伍迪 · 艾倫，還有帕索里尼的「十日談」「一千零一夜」「索多瑪」，甚至「黨同伐異」「一個國家的誕生」「意志的勝利」。多年後在北京的音像店裡再次見到這些影片，我竟有種老友重逢的懷舊感。
每次都能在碟鋪尋覓到幾部影片，被我裝在自行車前的小框里，騎車冒雨回家。拉上窗帘，在書房裡的小電視上一部部看完。我就這樣度過了每個周末和寒暑假，直到影碟上布滿了劃痕，再放進 DVD 機後，沒了任何反應。
和 DVD 的質感相比，電影放映機投射的畫面，會覆蓋一層獨特的噪點，像是微弱的抖動、刮痕和塵粒，像是兩盤放映拷貝換片時的一兩幀斷點，這種畫面和音軌的不完美，成了我記憶中屬於電影的獨特味道。好多年前，這個電影院被拆成了一片廢墟。
神秘的碟鋪老闆，也把店面賣了，如今那碟鋪里只剩下太極拳、地方戲、口水歌和三級片。
之前，我認定自己是個固守往事的人。自那以後，我變了。
我也再沒回去過。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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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兩種狀態：陷入回憶，或是走出去。
老人們活在回憶里，年輕人憧憬未來。某天，我和朋友們開始執著於討論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卻對眼前的生活和未來感到無望。我們反覆說起初中學校的走廊、討厭的班主任、偷偷分享的書。這類話題成了我們見面僅剩的共同語言。不知是誰，像個退休老幹部一樣，「唉」嘆了一口氣。原來再多成年人的僥倖，也比不上一個逃課的夜晚給我們帶來的愉快。
有時候覺得，和老年人聊天，就像在聽一台卡住的留聲機。他們談論五十年前的舊事，清楚地記得每一個鄰居的名字、鄰居的親戚的孩子的名字、鄰居的親戚的朋友的工作單位的名字；他們能想起住過的每一條弄堂巷子，每一個傳達室師傅；他們充滿自信地講述驚人的細節。總之，當事人早就不在聽眾之中了。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處年輕時偶遇的小鎮。有那麼一瞬間，我們會認定生活不該有愁緒，只要有快樂和滿足就夠了。
無奈的是，成長的過程，即是在與回憶不斷抗爭。回憶承載的越多，成長越坎坷。總要忍痛割讓一些童話小鎮之類的美好意象，才能換來一份被社會認可的地位和體面，才能掙來一份充滿 routine 的生活。管你喜不喜歡，願不願意，這是如劇本一樣安排的宿命，有幾個人能掙脫呢。
這條「大魚」是人生中捕捉不到的幸福縮影，它隱藏在池塘深處不見光明的角落裡。它藏得太深，以至於人們不相信它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我們離開來了這個世界，在親朋好友事後的追述里，它的面目才逐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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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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