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集體記憶：從「歐洲紅魔」的家務事開始聊

01-24

比利時足球隊在歐洲杯遺憾出局後，教練球員「互撕」，再次引發人們的疑問：比利時那麼多不同族群，連語言都不同，怎能不輸球？難道真是這個原因？

作者：政見觀察員宿亮

「歐洲紅魔」比利時隊無緣歐洲杯四強，沒能創造新紀錄。但比利時另有一項難以被別人打破的世界紀錄：「全國政府難產時間世界最長」。那是 2010 年到 2011 年，由於說荷蘭語的弗蘭德斯地區和說法語的瓦隆地區陷入政治僵局，比利時聯邦連續 541 天無法形成新政府。

弗蘭德斯地區分離主義政黨近些年所獲支持不斷增加，成為國內難以被忽略的政治勢力。弗蘭德斯獨立的主張，在倡導政治一體化的「歐洲首都」布魯塞爾成了不大不小的「笑話」。筆者在弗蘭德斯地區生活時，發現當地以比利時國王為主題的明信片明顯少於布魯塞爾。當地友人提示：「國王連荷蘭語都不說，俺才不喜歡他！」

這不，比利時隊 1:3 輸給威爾士隊，方家就把原因歸結在隊內球員有的來自弗蘭德斯、有的來自瓦隆，言語不和，怎能不輸？

真是如此嗎？這些人什麼時候結下的仇？

其實，故事也就不到 200 年的歷史。自 1830 年從荷蘭獨立開始，比利時就形成了南北兩個語言區。當時，南部瓦隆地區是西歐工業化最發達的地方，瓦隆人操著整個歐洲上流社會喜歡使用的法語；而北部弗蘭德斯地區是農業區，長期受到南部在經濟、政治上的「欺負」，形成一種充滿屈辱感的群體記憶和傾向於獨立的「弗蘭德斯運動」。

風水輪流轉，20 世紀下半葉，弗蘭德斯地區迅速發展，而瓦隆區卻因傳統重工業轉型而沒落。經濟地位反轉影響政治，比利時 1962 年敲定了國內的「語言邊界」，1993 年建立了相互獨立的弗蘭德斯議會、瓦隆議會和雙語的布魯塞爾議會，各自發展社會政策和國際關係。

用個不恰當的比喻，當年的「小媳婦」熬成婆，那些受屈辱的集體記憶會導致她大肆「報復」嗎？

社會心理學認為，集體記憶的確能規範一個族群、乃至一個國家的行為。比如，德國面對「是否加入阿富汗戰爭」時表現得扭扭捏捏，就是由於對二戰中大揮屠刀的集體記憶有所忌憚；而以色列之所以保持著一種時時警惕的「受困心態」，也來自二戰中遭遇屠殺的集體記憶。人們憑藉這些集體記憶，定義自己的身份認同和行為規範。尤其是，那些關於本族群在歷史上遭遇的屈辱和傷害的記憶，往往幾代人都無法消解，對塑造社會信仰有著關鍵作用。

不過，集體記憶也是個動態概念。每代人面臨的時代背景不同，對歷史的理解也不一樣。例如，讀殖民史，歐洲的年輕一代會覺得那是不道德的殘酷行為，但爺爺輩卻用一種家長心態對待以往的殖民地，而這兩代人之間的「爸爸輩」的觀點則會相對均衡。對歷史的理解、態度和價值判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而人們對於集體記憶往往表現出「功能主義」的特點：當一種記憶能夠為現代所用，它就會繼續；反之，集體記憶也會由於和現實的相關性不強而消散。

聊回比利時。在經過了上百年以後，弗蘭德斯人遭受屈辱的集體記憶是否還存在？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比利時魯汶大學和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學者做了一次網路問卷調查，評估了集體記憶對 2802 名受訪者的影響。研究者比較了三組不同代際的比利時人，每代人相差 8 到 16 歲。第一組是在 1920 年至 1957 年出生的比利時人，這個年齡組中，最年輕的人也在弗蘭德斯地區政治地位翻轉、比利時聯邦化之前就記事了；第二組在 1958 年至 1982 年出生，他們經歷了比利時聯邦化的磨合時期；第三組是 1983 年之後出生的比利時人，他們小時候的記憶就完全是聯邦政府的時代。

結果顯示：在老一代弗蘭德斯人心中，屈辱的集體記憶相對明確；而最年輕的一代人，成長在弗蘭德斯地區迅速發展的時代，距離那種集體記憶比較遙遠。

相比老一代，弗蘭德斯年輕人對於屈辱的集體記憶已經開始淡忘，他們對於比利時族群衝突的細節理解不那麼清晰。就集體身份認同而言，年輕一代對比利時國家的認同感在加強——雖然他們並沒有特別希望弗蘭德斯和瓦隆兩個地區減少各自為政、實現國家一體化，但他們整體上也不希望看到激進分離主義盛行。另外，年輕人更少支持分離主義政黨，更不希望看到比利時的命運在兩個族群的直接對抗中決定。

因此，研究者指出，認為比利時會分裂的人想多了：新一代弗蘭德斯年輕人中，支持分裂的越來越少，比利時的政治困局會因為集體記憶的淡化而慢慢得到解決。

看來，「歐洲紅魔」在總結輸球教訓時，只能找找自身原因了。話說回來，對於歐洲的球員、或多數比利時人來說，語言本就從來沒有成為相互溝通中最大的問題。

推而廣之，學者們認為，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同代際的人們，會因各自心中集體記憶的不同而對全球化產生不同的態度。基於過去的記憶，老一代視全球化為「危險品」；年輕一代則理所當然的享用全球化的開放和趣味。中國也是一個有著明確集體記憶的社會，這些集體記憶有沒有因為時代而變遷？這同樣是個值得玩味的話題。

參考文獻
Rimé, B., Bouchat, P., Klein, O., & Licata, L. (2015). When collective memories of victimhood fade: Generational evolution of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aspirations in Belgiu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4), 51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