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中南海與太平洋:領土爭端背後的政體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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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許章潤 來源:本文系作者在南海爭端」國家主權與國際規則「研討會上的發言

導語:南海爭端,三水相連,一處比一處水深。

南海濤急,輿情鼎沸,民間更是喊打喊殺之聲一片。和戰兩難,進退維艱,專業人士自有判斷。在下身役法學,此刻只想就其逸出效應,自外圍作法政哲學的背景梳理,而為邊疆政治和國家理性這一當下難題提供純粹理論而非策論之思。畢竟,此事牽連南海、中南海和太平之洋,三水相連,一處比一處水深,哪裡是隨便說說的。  

一、四喜四憂:需要降溫

此次國內輿情開放,或者,有限度開放討論南海問題,甚不尋常。央視第一頻道晚間黃金時段設壇連線,八方名嘴,唾沫橫飛,念經賭咒,以常識應對問題,聚攏了一般百姓的心,讓萬萬人看花了眼。而據在下體認,恰恰是此等官方姿態和民間輿溫,反倒讓人感覺事到如今,別再煽風,適當降溫吧。  

因為,其間纏夾著「四喜四憂」也。  

第一,喜的是當下中國,雖非鐵桶,卻為輿情嚴緊管控之邦,而南海風濤事關邊疆政治、國家利益及其政治正確之大是大非,牽連於國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居然容忍公開討論,甚至主動採取公共討論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訴諸公共理性,可堪訝異者也。諸位,以中國之大,轉型關口,問題成堆,「壓力山大」,單挑此事說事,這本身就非尋常之事,耐人尋味之際不免讓人浮想聯翩。什麼時候「中央」電視媒介就國人揪心的政體改革討論過?從來沒有過嘛!至於宗教和族群政治,民間反抗與知識界的異議,同樣迫在眉睫,同樣事關邦國大端,也未曾如此陣仗地訴諸傳媒嘛!雖則如此,此時此刻,居然單就也僅就南海問題公開討論,見仁見智,敞一個小口子,不管怎麼說,總是好現象呀!  

但是,這同時也恰恰是令人憂慮之處。因為經此討論,媒體火上澆油,民族主義發酵。民族主義本身是中性詞,而為一切成熟國族之必要立國理念,但門檻較低,似乎人人皆能插嘴,這便魚龍混雜了。草根不明所以,逞匹夫之勇,終不能應大局,史有明鑒。況乎以當今之世態,神州虎狼環伺,民族主義時刻蓄勢,卻不能囂張,本不是什麼高深大道理。否則,壓力之下,情急之際,雙方均無轉圜餘地,整個政治層和知識界政治盲動,則局勢失控,台上台下皆非,上台下台都難。那時節,一尺水翻作一丈波,外人隔岸觀火,坐收漁利。  

第二,喜的是此次討論表明,政學兩界,一般民眾,對於國家利益邊界的自覺前所未有。比諸「火紅的歲月」動輒勒緊褲腰帶「支援亞非拉」,將這個島送給此君做禮物,讓那個島予彼公為飛地,徜徉於虛矯的世界主義烏托邦,而了無國家利益自覺,這股「南海潮」引發的公開討論,說明邦國政治成熟多所提升。因而,對於國家利益的自覺,就是文化自覺,也就是政治自覺,而有助於政治成熟,表明「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和國族心智成長,至此算是有點眉目了。凡此自覺,為成熟的政治社會和文明國族所不可或缺,也是「先成熟起來」的國族所昭示於天下者也。一日無此自覺,一日難言國族的政治成熟,終究是懵懂而脆弱的,經不住折騰。而折騰,始終是國家間政治的恆常主線。君不見,這大千國際,一種國家自助體的錯綜體系,哪天不在折騰!人性乖謬,人世滄桑,人生有常而無常,有以然哉,期以然哉,不得不然哉!  

但是,喜憂聯袂。這不,正是在此,鑒於刻下政體,雖說「黨指揮槍」,但軍方坐大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而一旦軍方在此掌握話語主動權,利用輿情逼迫當局有所動作的話,就大局而言,未始為福也。少說,也是軍費之大幅提升也。實際上,最近幾年,多多少少,中國已經於不知不覺間被拖到軍備競賽的軌道上了。歷經一百多年七代人奮鬥,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經濟改革紅利,究竟如何分配,我想,軍隊不甘置之度外。國家成長到這一步,利益邊界拓展了,客觀上也需要具備相應的軍力,以護持這來之不易的果實。除此之外,尤有甚者,此番官媒大張旗鼓,連篇累牘,實予人產生有意將公共視線自「中南海」移至「南中國海」之感,就更是憂之所在了。雖則本心並非如此,而效果如此,恐怕怨不得別人如此揣度也。  

第三,喜的是南海潮湧凸顯大國成長,已經到了讓遠鄉近鄰們不得不正視的地步了。的確,中國現在是大國了,不是區域性大國,而是全球性大國。這個人均GDP全球排名在一百開外的國家,經磨歷劫,踉踉蹌蹌,終究是成長起來了。無論全球話題抑或地緣政治,沒有中國的參與,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不可想像的。因而,權勢與責任齊至,集體尊嚴與尊嚴政治意識隨之水漲船高。體量大,一動一靜,容易招風。周邊小國產生了嚴重的不安全感,實乃情理之中。此為事端,亦為緣分,而恰恰是用力所在也。  

憂的是和戰兩端繼續齟齬,長此以往,恐會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實際上,官民之間,軍政之間,知識界和民眾之間,乃至於左和右之間,「普世」與「地方」之間,此脈線索彷彿滋長,已有端倪。「社論」連連,總是無風不起浪。台島政治弊在族群分裂,大陸若因此事造成政治分裂,則得不償失。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國內輿情告急,國際逼迫太甚,可能迫使中國提前攤牌,而情形似乎是有人盼著中國提前攤牌呢!——畢竟,攤牌是早晚的事,但在還不到攤牌的時候就讓你攤牌,這便為難了。  

第四,喜的是南海問題年來日顯,中菲黃岩島之爭直接面對面歷時將近半年,不管是媒體、策論家們,還是知識界,其發聲,其思考,表明中國的智識力量,以凝聚公共理性的方式,大踏步登場。實際上,晚近十年里,網路空間的誕生催生了一種新型議政方式,而這也是漢語思想的錘鍊方式,更是提煉中國的國家理性的絕好良機。不管是專司國際政治的專家,還是一般外援的知識階層,其所展現的智識力量,集思廣益,影響著官民兩界。這便是大眾政治時代的輿情,也是一種平庸時代的政治情貌,優劣一體,喜憂俱在。尤其是一般民眾,嚷嚷,很大程度上其實是跟著智識界、傳媒和思想界的調子走,只是他們未必意識到自家所受的影響罷了。  

憂的是知識界也好,傳媒也罷,雖說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漢語思想的智識力量,但卻存在著學理準備嚴重不足,依然欠缺政治成熟的問題。——例如,須知,國際法通常只是妥協政治的產物,至多,一種情境性的國際道義,萬不可完全等同於人類普世公義。而且,公義與否,還要看是否切合邦國利益。十一段線還是九段線都講不清楚,光嚷嚷「自古以來」如何如何,何以應對?以義憤應戰政治,恰恰是大忌。國家間政治是道德力所不及之地,馬基雅維理早已有言在先,洋人就是照此導師訓誡行事的。由此,對於海洋法與國際政治的精深研究,對於區域政治和地緣關係的專家級人才的培養,爭得話語權,漢語文明依然有待努力。老美對於《京都議定書》的拒斥,堅持美國大兵任何情況下不受國際刑事法庭管轄等等,無不基於一己私利,而骨子裡則以國家生存及其利益最大化這一國家理性原理相撐持,哪怕由此撕破臉皮。——當然,手上有牌,才敢也才能不惜撕破臉皮。  

二、國際環境:政府危機與政權危機

手上牌不多,要頓時拉下臉來攤牌,就比較困難了。菲律賓小樣兒,不懂這個道理,急了,不奇怪。相較而言,總體來看,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接近於做得最好」,但也不過是以「拖」字訣應對,就在於希望藉由「大國的成長」,慢慢地、自然而然地獲得主動權。據專業人士言,不說十一、二艘,如老美,就是三、五艘航母往那兒一擱,誰還能怎麼著。而航母如同水母,同樣不是一天就煉成的。因而,刻下中國在展現政治意志上有所作為,已經給予世界為了捍衛核心利益絕然不惜一戰的印象,但卻又似乎不具絕然堅卓之政治決斷力與軍事決心,動機和結果皆在於此,甘苦雜陳。  

說到底,在「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兩相互動的視野下,這裡面牽扯到一個轉型時段的「政府危機」與「政權危機」的問題。中國今天之所以奉行「國際維穩」(仿效國內政治中的「維穩」表述),因而,南海熱應該降溫,就在於百多年的中國轉型到了關鍵時刻。換言之,「中國問題」所包含的發展經濟-社會、建設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和重締意義秩序等四大指標,程度不等,均逐步多所兌現,尤以政體轉型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照目前勢頭來看,不出太大意外,此事可望於一代人時間內,也就是二十年左右完工。因此,除非萬不得已,不能隨意打斷這一進程。正是在此,一日轉型未完,雖然政府秉具合法性,卻難言政權的正當性,則風雨飄搖之憂戚,如同日頭下必有陰影,總在心底盤桓。相比而言,但凡完成這一現代政體轉型的國家,無論歐美諸國,還是此刻正處發展進程中的其他亞非民主國家,其政權的正當性高枕無憂,怕的只是政府危機。存在政府危機,卻無政權危機,使得此類政體伸縮空間較大,轉圜餘地相對較多。因為,從整個邦國立言,大不了換一個政府接著干就是了。不管怎麼換,政權在那兒立著,倒不了,不用怕。相反,則只能維穩,無論在國內抑或國際。  

說白了,今天中國不僅存在政府危機,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們尚未完成政體的現代轉型,尚未建立起標領正當性的優良政體,因而,政權時刻處在深刻的危機和危機恐懼當中。所謂優良政體,不外乎「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一普世模式適當予以中國化處理後的形態。中國現在犯難的是此,而非彼也。這是百年老帳,不是一夕淺疾,有待接續努力漸恪其功。刻下之所以奉行「國際維穩」,但也不敢放手實施,就在於搞不好不僅政府危機凸顯,更要命的是政權危機降臨。而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所在,也是為何三水相連,一處比一處水深的原因所在。今日剖析南海的邊疆政治,不能無視這一重要的背景因素,蓋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原是聲氣相連,牽一髮而動全身矣!  

三、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的確,世界正在考驗成長中的中國的政治意志,到了一個關口。這裡,把背景再往深里伸展伸展,回瞰一下「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及其國家理性的成長歷史,有助於我們審視別人家的考驗,擺正自己如何作為「正常國家」的位置。  

在本文語境下,晚近一個半世紀,略分三段。自鴉片戰爭到1945年,一百來年,是朝貢體系解體,中國作為弱勢後發國族奮求生存的階段。「救國建國」蔚為時代主題,救國必引致建國,建國需要建政,「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於是登場。有人說,「救國」從來都是一個偽命題,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小日本侵佔了半個中國,難道是要將黃種人從白種人的鐵騎下解放出來?自由主義教條滑落至此,夫復何言。話題收回來,在此時段,中國是所謂世界體系的陌生人和受害者,同時逐步了解、適應乃至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世界體系。二次大戰後中國蔚為「世界五強」,為此象徵,也僅僅是象徵。但是,只要一天存在「反帝反殖」,矢言「解放全人類」,就意味著並未屈服,也並不完全認同這一體系。人家先走一步,早已坐大,憑實力說話,沒辦法而已。  

從1945年到2008年,算是又一個時段。其間,可以分為前後兩段。前一時段大約止於1980年代初期,角色類似於此前,後一時段逐步轉化為既有世界體系的接受者與適應者,進而,以列寧主義政體搭上國際資本順風車的二合一形態,成為現有世界體系的受益者。不過,搭便車搭到現在,做大做強,別人似乎警覺日甚,不安日深,提出的要求和制約之意便也就不再遮掩。當然,也無可奈何,雙方都無可奈何。  

「2008」以後,是第三時段。隨著某種「中國之世界」時代的來臨,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正以世界體系的塑造者角色進入大國博弈,話語權日益凸顯,隱伏的矛盾漸多。有關氣候變化的談判,就是適例。說是塑造者,不如說是「共同塑造者」。當今之世,早無一家獨斷獨行的可能性了,就連老美也不例外。  

在此情形下,今天的中國似乎多少有點像是1898年美西戰爭前夕的樣子。那時候,美國崛起,歐洲列強似乎不太樂意接納,可也無法不承認,還在考驗這個新興邦國的政治意志。最後,沒辦法,年輕的老美一仗打下來,將現在的南加州、弗羅里達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等地全部吞併,悉數攬入懷抱,奠定了自己作為世界強國、甚至頭號強國的地位。不妨說,美國的頭號強國位置早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後已然奠定,「二戰」結束不過為此舉行了正式的加冕禮罷了。當年的西班牙早已淪落,年輕的美國拿它開刀,最終完成了大陸擴張,既展現了政治意志,又不會有太大風險,運氣好,它抓住了運氣。中國現在或許身處「美西戰爭」前夕,倘若哪一天沒轍真要打一仗,最好的效果是類似於此,數十年後人們寫回憶錄說這一仗打得好;假若戰敗,哪怕是平手,其於中國成長的負面影響,怎麼說都不過分。此事說易行難,手上有權,需要決斷的主兒,此刻肯定比我們為難。  

朋友,瞻前顧後,五百年泱泱,「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到了嘛!同時,是國家理性的成長和成熟期,也是恢復自己的世界性大國的歷史時刻。因此,邊疆政治的背後,是生存政治、生命政治和尊嚴政治的邏輯,更是世界體系中權勢轉移的邏輯。十六世紀以還的地中海文明,以「權力政治」與「權勢國家」為現代國家接生,國家理性流轉四方,為此張本。不想世事輾轉,此情此景,於當今世界再度原形畢露。——「二戰」後世界暫時擺平了,如今正在新一輪擺平的進程之中,好一個春秋戰國。在此情形下,處理邊疆政治,重塑世界體系,不能忘卻生命政治和生存政治的邏輯,所當持守的是也只能是所謂的「國家理性」。  

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的一點是,當年霍布斯們老辣,將即將現形人世的現代民族國家看作「政治生命體」,其以自我保存和利益最大化為主題,將「生命的自我保存就是正當性」當座右銘,由此區隔「國家政治」與「國際政治」兩界。國家政治講正義、講道德、講普世價值,奉守公民理性;國際政治講利益,講現實,難講道德,或者,是道德不及之域,因而,其所奉守的是自衛原則和政治現實主義,甚至是所謂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其實,這就是「城邦之外無政治」的希臘政治智慧,其之一脈綿延,而有所謂「政治止於水邊」的戒條。以「政治是眾人之事」為憑,是不明此間區際的懵懂。倘若非要將此推展至國家間政治,則可期待而無把握,是懵懂的平方。看官,國際政治從來都是霸權之爭,權勢的較量,無政府的預設下,以邦國利益邊界的最大化為鵠的。所以,誠實的自由主義者面對國家間政治,或者,國際政治,從來同樣都是清醒而誠實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否則,自由主義了無理論張力,難擔治平大業,便一無是處了,也太小瞧它了。這不,如同方家所言,民族主義從來都是自由主義的一個隱蔽命題嘛!那麼,何時圖窮匕見,不再隱蔽呢?就是邦國利益受損之際。想一想當年大英帝國議院上下矢口開戰,決議「懲罰」滿清,便知道此種懵懂是多麼可笑而可憐了。  

此種老到成熟,還表現為它的「虛偽」。《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即曾坦承,美國人不喜歡權力政治,因而,在公開場合他們常常「以自由主義的口吻」談論美國的外交政策,訴諸理想主義術語。可是,一旦關起門來,自家人說體己話,「籌劃國家安全政策的精英們卻滿口權力語言,而不是什麼法則」,秉持的是現實主義行事方式了。不僅如此,老美全球行事粗蠻,卻口口聲聲真理在手、道義在肩,將對手抹黑為邪惡、野蠻之徒,動不動要將他們「炸回舊石器時代」,可事實上,為了達成目的,他們自己同樣無所不用其極。顛覆、暗殺和戰爭,能用什麼用什麼。這也就是為何深諳此道中人不免喟嘆,「道義」啊「道義」,其實在國際政治中難能發揮作用,甚或,最好排除「道義」之思,才是常態,重複的也不過就是馬基雅維理們、霍布斯們早已言之諄諄者也。  

這樣說並非意指老美如此,別人應當同樣如此,更非是說只有老美如此,別的人皆家風清白。毋寧,只是想說,在國際政治的「霍布斯體系」、「格勞休斯體系」和「康德體系」之間,存在著萬水千山,道不同不相為謀呢!將康德願景誤以為當下現實,不待人笑,當先自笑;以「道義」為國際政治開藥方,未得人悲,恐已自悲矣!  

四、政治實力與文明國家

上面說到近世地中海文明和國家理性,牽扯到近代政治和世界範圍內的權勢轉移問題,有必要多交待兩句。依據歷時性敘事,就世界各主要民族國家來看,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史經歷了從「權勢國家-權力政治」,到「憲政國家-憲法政治」,再到「文明國家-文化政治」等三大演進階段,講述了一部有關「富強、民主與文明」的章回故事。  

其中,馬基雅維理-博塔羅時代以降直至黎塞留專權、俾斯麥鐵腕統一德國、俄國的強力擴張,所謂「地中海文明」時段,民族國家由雛形初現而逐漸完型,其總體追求的是所謂「權勢國家-權力政治」。英、德、俄的建國曆程,均將「實力政治」的國家理性故事演繹到登峰造極。其間,大約自博丹倡議開始,為美、法革命所率先實踐,「憲政國家-憲法政治」作為一種被逐漸把握著的人類理念,進而作為一種歷史存在,慢慢浮現,並終於在兩百年間獲得了自己的肉身,成為一種「理想國家類型」。由此,國家不僅意味著「權勢國家-權力政治」,而且是權勢國家與憲政國家的合一,以憲法政治與權力政治分別因應「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此後,「文明國家-文化政治」觀念漸顯,國家理性命題由此拓展了自己的視域,不僅意指國家本身應當成為涵育文明成長的最佳基本單元,而且,必須是一種文明共同體,並由此成為一種國民空間和全體公民的共同政治家園。同時,它意味著國家必須著力於人類知識、文化和思想的建設,而偉大的國族無一不是挈領人類認識未知世界、發掘普世價值的引擎,從而自然享有文明主導性與文化領導力。不是霸道,而是王道與文化,致誠天下,始為偉大國族。由此,國家理性提供的是從「為何要有國家」,到「如何才有國家」,而終歸於「國家應當為何」的連續、綿密的致思進程。  

當今之世,地中海文明肇始的「權勢國家」與「實力政治」依然健在,並沒退出歷史舞台,甚至於叫囂於東西,隳突乎南北。——國際舞台從來憑實力說話,近代中國於此保有深重歷史創傷記憶。與此同時,「憲法政治」與「憲政國家」命題蔚為普世價值,中國缺這一課,正在補,有望補上,實際上,台島已然補上了。進而,以「文化政治」與「文明國家」標榜公民共和主義,而以公義為鵠的,漸成正派社會與良善人生。對中國來講,此為願景與目標,有點眉目,慢慢終究要完型的。  

在此需要關注的不是它們的線性發展,而是其間的糾結。例如,共同體意象恰與「權勢國家-權力政治」相對立,標榜的是公民共和主義,而以公義為鵠的。但是,與此同時,此種共同體格局卻又為「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所當追求,並靠它去實現,否則,至少就「國家間政治」而言,「權勢」何來?靠什麼來維續?另一方面,借用流行詞,「文明國家-文化政治」及其所塑造的共同體局面屬於所謂「軟實力」,作為硬實力的「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恰恰不得不依恃於它,在當今世界,恐怕更是須臾不可離開它。其他種種,所在多有,概可類推。  

據此歷史背景和理論線索,再來看「國際政治」,事情就清晰多了。即以《國際海洋法公約》為例,源於所謂的77國集團的主張,其實基本上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擬定的,其他國家逐步加入,似乎成了普世公理。其實,哪有那麼簡單。其間涉及的一個法理問題是,既為條約,大家可以自行決定參加與否,也可以修訂。能否如願修訂,就看有沒有朋友吆喝支持,同時,有沒有實力動用修法提請權了。置此情形下下,法律話語權的背後是政治話語權和文化解釋權,關聯道義與實力雙方。  

沒有朋友不行,假朋友不管用,酒肉朋友可能壞事。中國搞「上合組織」,費力不少,基本屬於雞肋。可明知是雞肋,還得要搞。否則,吃什麼。這便再一次說明,朋友之道,關聯道義與實力兩面,缺一不可。此為國家理性,雖不過是它的區區末端而已。  

五、南海的表象

總之,南海是表象,是枝節,是肘腋;中美互動才是本質,是主幹,是心腹。中美互動良好,各有所需,彼此依賴加深,則小國可乘之隙少,覬覦之心也會有所收斂。而為了平衡中美互動,則需做足中俄、中歐、中印、中日和中非、中伊(伊斯蘭世界)關係的功課,手上才有牌出。聲東而擊西,圍魏方可救趙。若要其承認中國的亞洲強權地位和世界戰略地位,手上無牌,僅只維穩了事,終究不濟事。因而,此時此刻,若將眼光既非聚焦於中南海,也不放在太平洋,卻全力凝視南中國海,恐怕聲東卻未能擊西,因小而失大矣!這一切不是別的,就是所謂國家理性,而面對國家間政治和國際政治這座大廈,國家理性而非天真的「政治乃眾人之事」,才是開門的鑰匙。「芝麻!芝麻!」一喊就應。如同在國家政治層面,奉守「政治乃眾人之事」,以公民的福祉為天條,乃不二法門,不能有絲毫含糊。  

近世中國百年,變法自新,救亡圖強,三句話最足以表徵時代精神。一是中西交匯之初、古今之變最烈之際,張之洞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二是轉型肇始,民國初立之際,孫中山先生之「民族,民權,民生」綱領。三是晚近鄧公提綱挈領之「發展是硬道理」。上下五百年,今日面對這南海、中南海和太平洋,三片肆虐之汪洋,在下體認,還是這三句話最到位,最管用,似乎也最關情。至於是不是、能不能「和平崛起」,或者,什麼「科學發展」,不是自己一家說了算的事情。  

而千言萬語一句話,朋友,說到底,發展是硬道理。打還是不打,就看你手上有沒有這個硬道理,包括優良政體這個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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