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拉一世與「大敘利亞」的歷史

Arman Ehmed, 21-Iyun, 2016

1.王座背後的男人

阿卜杜拉出生在 1882 年的麥加，這一年正是英國佔領埃及，奧斯曼帝國日益虛弱的開端，阿拉伯地區和英國的直面接觸也由此開始。

即便在阿拉伯世界以內，麥加的所處位置也非常特殊。它很久以來就在奧斯曼蘇丹的視野之外，羽翼未豐的西歐也無法把勢力擴展到這裡，一方面是奧斯曼帝國在地中海東岸的阻攔仍然強勢，另一方面也因為麥加是伊斯蘭教的聖地，西歐人作為基督徒，與它接觸時也要顧及到許多問題。在地中海周邊日益被民族本位、國家形態的強權競爭充斥時，麥加由於在伊斯蘭教的地位，卻保持著奇妙的獨立。當然，即便在伊斯蘭時代之前，獨立也是貝都因人的信條，無論歷史如何更替，這種獨立都難以被取締。

橙色為漢志地區，紅星為麥加

哈希姆家族是這片獨立之地的矚目存在，他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血親，因而也是理所應當的聖地守護者，自然享有崇高的威望。

阿卜杜拉出生時，他的父親海珊·伊本·阿里，正打算成為哈希姆家族的代言人。海珊是一個端莊優雅的人，有敏銳的頭腦，魁梧的體格。海珊幾乎一直生活在麥加，所以他非常熟悉它的形勢，並對自己成為麥加，乃至漢志的首領充滿了信心。在費薩爾出生的 1885 年，海珊的妻子，也就是三個孩子的生母卻去世了。雄心勃勃的海珊開始計劃三個兒子的成長軌跡，孩子們被送到附近的沙漠部落生活，在善戰強悍的貝都因人身邊成長。這一方面是海珊與貝都因人親善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對孩子磨礪培養的方式。海珊的三個兒子分別是阿里、阿卜杜拉和費薩爾。在貝都因部落生活的經歷，讓他們三個受益頗多。上千年來流傳在半島沙漠的傳說、歌謠和詩篇，在曠野中磨礪出來的豪氣，在他們身上留下了痕迹，其中阿卜杜拉尤其對詩歌迷戀最深。

然而海珊成為家族首領的野心很快受挫，經過仲裁，作為失敗者的他在 1892 年被派往伊斯坦布爾作「客人」，即人質擔保，用以表示漢志對奧斯曼蘇丹的忠誠。海珊與他十歲左右的三個兒子們來到伊斯坦布爾，與預料中的人質待遇相反，他們受到的是難以描述的優越待遇：富庶的帝國政府非常歡迎他們，以富有人情味和善意的方式接待了他們，海珊在這裡交到了許多高官朋友，他的三個兒子們也被提供了最好的教育——艾茲哈爾大學畢業的老師向他們傳授阿拉伯語法；帝國軍事學院的導師，則教他們他們地理、數學、歷史和土耳其語；他們甚至還學到一些歐洲語言——阿卜杜拉和費薩爾都會說法語。

如果說海珊在漢志的事業遭遇短暫的失敗，他的兒子們獲得的卻是終身的成功：伊斯坦布爾作為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匯聚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文明財富，西歐的工業文明也在途徑它的港口，這個開放的城市使海珊的兒子們變成思想開明，見識廣博的人。當然，作為聖裔家族的成員，他們接受海珊的親自指點下，也具備極高的伊斯蘭修養。

19世紀末的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

1908 年，奧斯曼帝國爆發了憲政革命。這場革命的爆發實屬必然，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奧斯曼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個無能的人，他幾乎是照搬了沙皇俄國的殘酷手段，假借宗教仁慈的外殼，卻實施著世俗而殘酷的統治。立志讓奧斯曼社會重歸自由的革命者終於廢黜了他，讓新蘇丹穆罕默德五世繼位。這場革命成為海珊回到漢志的契機，海珊多年在伊斯坦布爾經營的聲望，使許多人對他持以讚賞的態度，新蘇丹任命他為麥加守護人「謝里夫」，欽定他為穆罕默德聖裔家族的首領。「謝里夫」這個稱呼如此尊貴，以至於從此取代海珊的本名。

到達麥加時，謝里夫剛 55 歲，而三個兒子約 30 歲。謝里夫家族年輕而富有聲望，他們註定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麥加，甚至奧斯曼帝國的一支重要力量。1910 年，阿卜杜拉成為代表麥加的國會議員，常駐伊斯坦布爾，以便伊斯坦布爾的革命黨人與謝里夫保持聯絡。他的弟弟費薩爾也成就斐然，是代表吉達的奧斯曼國會議員。如果謝里夫家族與伊斯坦布爾的這種關係維持下去，他們一定會成為帝國最堅定的支持者。但不幸的是，伊斯坦布爾此時正在經歷一場激烈的現代化轉變，奧斯曼民眾註定要成為它的犧牲品。

1909 年的巴爾幹起義是這一轉變的開端——依據傳統的伊斯蘭視角，奧斯曼民眾向來認為伊斯蘭世界是一個統一體，短暫的世俗鬥爭或衝突或許不可避免，但伊斯蘭價值觀終究維繫著他們的統一，奧斯曼帝國正是這個統一理念的承載體。但阿爾巴尼亞人身處巴爾幹半島，他們周邊的基督教民族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內，紛紛被民族主義思想籠絡，面對這種新奇而「先進」的意識形態，阿爾巴尼亞所謂的「民族意識」也就愈發強烈，最終在歐洲民族國家的扶持下獨立了。

這一事件深深刺痛了奧斯曼人的感情，也挫傷了正試圖推動奧斯曼帝國轉型革命組織「統一與進步協會」。協會由此認定，伊斯蘭教已無法成為維繫奧斯曼民眾的紐帶，西歐傳來的民族主義更富有吸引力。於是，協會開始跟進效仿歐洲政府，基於所謂「民族意志」的國家機器也隨之成形，成為專制力量實體化的鐵拳。一直以奧斯曼人自居的阿拉伯民眾，成為這個輕率而愚蠢的轉變最大的受害者——「統一與進步協會」認定只有講土耳其語的人才是「同族」，並無休止地欺騙、鎮壓阿拉伯人的和平請願。奧斯曼帝國鬆散而自由的傳統社會，即將被國家機器所吞噬。

1908 年，途徑大敘利亞地區的火車

身在伊斯坦布爾的阿卜杜拉，親眼見證了這一轉變，他預見到民族主義思潮將腐蝕奧斯曼帝國，而奧斯曼民眾也無法幸免於難。於是在 1912 年，阿卜杜拉會見了英國駐埃及的代表基奇納伯爵，兩年後，他又親自前往開羅向基奇納伯爵提議——希望英國政府幫助漢志，脫離日益糟糕的「統一與進步協會」統治。阿卜拉的政治洞察力被證明是正確的，在一戰爆發時，奧斯曼帝國被崇尚德國民族主義的一小撥軍官把控，成為同盟國集團的一員，這出乎意料的倒戈讓英國政府開始焦慮，尤其是想到如果奧斯曼蘇丹向整個伊斯蘭世界號召「聖戰」，英國的海外殖民地，科威特和亞丁這些重要的據點，還有 8000 萬穆斯林人口的印度殖民地，將成為全面崩壞「日不落帝國」的巨大威脅。英國政府急切與阿卜杜拉聯繫，希望達成合作，以便謝里夫的宗教地位可以壓制住奧斯曼蘇丹的「聖戰」號召。

當阿卜杜拉忙於和英國政府聯絡時，謝里夫家族的政治地位也引發了「統一與進步協會」的關注，他們想終結掉謝里夫家族，讓漢志地區被納入到官僚體制的管轄中。在反覆遭遇「統一與進步協會」的政治壓力後，謝里夫深感失望，並在 1915 年派費薩爾前往伊斯坦布爾，要求他們對近期發生的一次推翻謝里夫事件作出解釋。事實上，費薩爾出發時還肩負著另一項使命：在途中了解大敘利亞革命的狀況，評估它成功的可能性。大敘利亞革命是從「統一與進步協會」轉型成民族專政組織開始掀起的，大敘利亞革命黨人曾在巴黎召開大會，迫使「統一與進步協會」妥協並認可他們的社會自由，但最終遭到欺騙。在一戰開始後，協會派來的新總督艾哈邁德·賈馬爾帕夏殘忍地屠戮了許多阿拉伯人，更是激發了民眾的反抗。

大敘利亞的革命團體在不久前找過謝里夫，希望能夠獲得謝里夫的支持，讓他們的革命更具號召力——但謝里夫無法支持大敘利亞革命當人，因為他們的有太鮮明的民族立場，而以種族利益作為鬥爭原則，是對伊斯蘭平等博愛理念的背離。但現實來看，謝里夫和「統一與進步協會」的鬥爭確實很激烈，他們已經採取了許多行動，比如把麥地那改製為直轄區，謀劃扶持他人取代海珊，並頻繁更換帝國駐漢志的總督。謝里夫之所以尚能維持地位，主要是由於協會被戰事拖住了精力，他在伊斯坦布爾的高官朋友們也幫助他，攔下了許多某些嚴苛的政令。即便如此，危險總是潛伏在不久的將來，英國人在遙遠的大西洋東岸不一定能夠與自己同舟相濟，協會也似乎變成了一個違逆伊斯蘭原則的陌生組織，謝里夫不得不考慮與大敘利亞革命者合作，以獲得更實在的保障。

費薩爾到達大敘利亞後，被革命者遞呈了《大馬士革協定書》，這是大敘利亞革命的一份綱領文件，它界定了「阿拉伯地區」的範圍，希望在這個範圍內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度。《大馬士革協定書》里的內容，成為謝里夫與英國政府談判的依據，阿卜杜拉和謝里夫與英國政府的代表亨利·麥克馬洪通信，最終得到了承諾。

阿卜杜拉和費薩爾的兩頭行動，就此揭開了「阿拉伯大起義」的序幕。

2.「慵懶的」埃米爾

奧斯曼帝國在漢志是留有駐軍的，當蘇丹發出聖戰號召時，謝里夫父子想盡辦法刻意推脫參戰義務——英國人把控了紅海，漢志作為一片孤立的地區，如果貿然與英國人參戰會導致當地紅海被封鎖，民眾會因無謂的戰爭而餓死。伊斯坦布爾也認可了這個說法，沒有催促謝里夫起兵。而謝里夫的三個兒子，在聖戰號令後對起義的態度越來越大——阿里明確反對起義，阿卜杜拉主張儘快響應英國政府的號召，費薩爾則認為應該慎重對待。

最終在 1916 年 6 月，謝里夫正式出兵，打出反對奧斯曼帝國的旗號。阿卜杜拉被任命打擊漢志的奧斯曼駐軍，費薩爾被派去繼續接觸大敘利亞的革命者，隨後獲得了革命者的領導權。

阿卜杜拉向來擅長交際，但軍務才能並不突出。在漢志，他的行軍進展相當緩慢，加之漢志地處偏遠，其宗教意義本來就大於戰略價值，阿卜杜拉在反奧斯曼戰爭中的成就基本得不到任何肯定，他的地位開始下滑。而費薩爾就不一樣，廣袤又為西方熟悉的大敘利亞，完美襯託了費薩爾的英雄領袖形象。更糟糕的是，英國政府派來實地評估謝里夫家族的托馬斯·勞倫斯，在僅僅十天的觀察後，就輕易下了這樣的結論：阿卜杜拉「沒有他的父親那樣精明」且「短視」，費薩爾則「擁有更強的個人魅力」、「有足夠的夢想和能力實現自己的野心」、「有敏銳的洞察力」。勞倫斯隨後在英國政界的地位不斷提升，而這番評價也就變成了權威的論斷，以至於在 1918 年 5 月，費薩爾已經完全取代阿卜杜拉，成為謝里夫之子中最受重視的那個。而很早就開始搭建英國-漢志關係的阿卜杜拉，此時得到的評價是「慵懶的審美家」。

許多年後，勞倫斯的解釋稱，自己刻畫費薩爾是一個英雄，是為了樹立他符合「典型的英國軍官」的形象，從而說服英國政府支持阿拉伯大起義。從這個角度說，勞倫斯當然成功了，但是阿卜杜拉卻因此相形見絀，功績不再被提及，沒落在風起雲湧的一戰亂局。

阿拉伯大起義的模型擺件，托馬斯·勞倫斯因其功績被稱作「阿拉伯的勞倫斯」

實際上，阿卜杜拉並非勞倫斯所評價的這般無能。他有「強壯得像馬一樣」的身軀，深褐色眼睛，棕色的鬍子，以及挺直的鼻樑——貝都因人的好戰、雄壯和慷慨性格在幾乎在他的軀體輪廓就得以呈現。而另一方面，他也有一些精巧微妙的盤算，他從不掩飾、甚至刻意呈現自己爽朗外向的性格，喜歡與部落首領們開玩笑，使人們被他親民的姿態和迷人的魅力所吸引。可想而知，這樣兼具了體格和智力的男人，由於機緣巧合失去了成就一番偉業的機遇，功績完全被弟弟的光芒所掩蓋時，內心會有何等強烈的憤恨。

更糟糕的是，事情還在繼續變壞。一戰結束後，東部崛起的沙特家族成為謝里夫的新威脅，謝里夫讓剛剛擔任了外交大臣一職的阿卜杜拉領兵打擊伊本·沙特。阿卜杜拉萬念俱灰，因為他多次向父親提議，說當前對漢志最有利的選擇是儘快和英國政府談判，關於色佛爾條約和其他的利益劃分，並與軍力強悍的沙特家族和解。但是謝里夫完全被老年痴呆症迷失了頭腦，他變得暴躁而專橫，聽不進任何意見。被迫參戰場的阿卜杜拉毫無懸念地失敗，這進一步打擊了他，直到後來他辭去了毫無實權的外交大臣一職。

阿卜杜拉空前地嫉妒費薩爾，嫉妒阿里，因為他們都離謝里夫足夠遠，享有充分的自由，不需要忍受這苦難。他當然會設想，在大敘利亞成果斐然、被擁立為大敘利亞國王、名字頻繁見諸於報端、參加巴黎和會的耀眼阿拉伯領袖應該是自己，這些都被費薩爾奪去了。

事業或者家庭關係，甚至他個人的情緒，都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3.命運的轉機

1920 年 7 月，費薩爾被法國驅逐出首都大馬士革。這個後果有些意外，因為根據英國政府早先的承諾，整個大敘利亞連同漢志、伊拉克都會構成一片完整的阿拉伯國度，由謝里夫家族統治。但是從英國政府的角度說，打敗同盟國所需的物力財力遠非自己獨自承擔得起，它欺騙了許多盟友，包括希臘政府、義大利政府和法國政府，給他們彼此疊加和衝突的承諾，為了在戰時有更強大的力量抵抗德國政府和它的盟友。大敘利亞地區也是欺騙性承諾的內容，幕後的真相是英法兩國的政府瓜分大敘利亞，南部在約旦河以西建立英國政府的「巴勒斯坦」委任殖民地，北部則劃分出沿海的「黎巴嫩」與內陸大大縮水的所謂「敘利亞」，由法國政府直接統治，剩餘的部分稱為「外約旦」，是一片地位模糊的地區，理論上是英國政府的勢力範圍。

敘利亞被分割成四份，北兩部分由法政府統治，南兩部分是英政府的委任統治地

被瓜分後，大敘利亞革命者當然極度不滿，他們再度派代表到漢志，希望謝里夫派遣他的一個兒子領導他們的鬥爭。阿卜杜拉主動領兵出發，他說自己的唯一目的是從敘利亞「驅逐侵略者」，幫助弟弟重建他的王國。阿卜杜拉的出兵可能是各種原因促成的，或許是彌補自己曾錯過的機遇，或許是英法的瓜分讓他不滿。也可能只是想要離開漢志，因為那裡對他而言太壓抑。總之，他率領了很小的一支部隊出發，但是可以預見他的到來會在法國殖民佔領的地區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民眾革命。

法國政府對此焦急萬分，謝里夫家族的號召力確實可以預見，殖民政府面臨巨大的威脅。法國政府向英國政府半威脅半求助地發話，稱謝里夫家族是英國政府支持的，他們的出軍極有可能受倫敦方面的指示。英國政府為了洗清嫌疑，避免和法國政府有什麼摩擦，不得不採取行動阻止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此時行軍到了外約旦，這片模糊的區域沒有分界線，首先因為大敘利亞是一個整體，從地中海東岸到伊拉克，正是根據《大馬士革協定書》劃分出的統一體；其次是除了北面是法國殖民統治之外，南面的漢志、西面的巴勒斯坦和東邊的伊拉克都是由英國政府掌控的，外約旦理論上也是英國政府的勢力範圍，精確劃分邊界沒有必要。

英國政府一直以來不想涉足外約旦，因為戰時部署和戰後處理的原因，英國政府的兵力都在伊拉克、伊斯坦布爾和巴勒斯坦，沒有能力深入外約旦。更何況英國政府向來只在意據點，大片的內陸土地需要秩序維持，而建立秩序的成本太昂貴，如果沒有相應的預期收益，很難開始這種工作。但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殖民當局卻有另一番想法，它的負責專員是赫伯特·塞繆爾，一個猶太教家庭出身的英國人，他為了獲得倫敦政界主流的接納，長期以來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但是他毫不避諱地表示自己強烈的錫安主義立場。塞繆爾的終極目的是《貝爾福宣言》提及的「猶太人之家」移民範圍擴大到約旦河以東，為此他不惜編造謊言，稱外約旦人急切地希望被英國政府統治，外約旦應該被納入巴勒斯坦殖民政府的管轄範圍。英國政府高層對塞繆爾的錫安主義立場向來沒有興趣，也從不談論外約旦相關的問題，但是阿卜杜拉的「革命」行軍缺使外約旦不得不被正視，否則會導致英法政府的劇烈摩擦，甚至影響盟友關係。

阿卜杜拉在1921年部隊中的一些人

在各種爭執下，英國殖民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在外約旦會見了阿卜杜拉，並向他提議：如果阿卜杜拉願意放棄北上到大馬士革，英國政府可以付他一筆津貼統治外約旦，如果阿卜杜拉在這片真空地帶能建立起有效的統治，他的能力就極有可能被法國政府認可，甚至邀請他到敘利亞當國王。阿卜杜拉認為丘吉爾的建議非常好，決定留下來幫助英國政府治理外約旦，並等待自己被法國邀請到敘利亞。而費薩爾方面，英國政府安排他到伊拉克當國王，事後聽說此事的阿卜杜拉，對費薩爾的憎惡更甚——弟弟已經獲得兩個富庶地區的國王稱號了，身為兄長的自己缺只有一個偏遠的外約旦。

丘吉爾的提議其實不是偶然，這是一場精心安排的政治謀略，稱為「謝里夫方案」：阿里將來會繼位漢志國王，費薩爾當伊拉克的國王，如果阿卜杜拉成為外約旦的統治者，那英國政府就可以在連成片的這個大區域內保持穩定的存在——兄弟三人任何一方的不當企圖都會受到約束，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冒然行為會影響其他二者的命運。這個方案是被丘吉爾提出，其背後的謀劃者正是勞倫斯，英國外交部贊成它，戰爭部認為既然可以避免派遣兵力，這個省事省錢的方案非常可取。唯一不滿的就是巴勒斯坦殖民當局，赫伯特·塞繆爾很生氣，他想方設法要讓阿卜杜拉離開外約旦，以便「巴勒斯坦」的範圍可以覆蓋它。

在建立外約旦秩序的過程中，阿卜杜拉遭遇了許多困難，包括資金缺乏、物資和人力支援不足，原因主要是塞繆爾企圖使阿卜杜拉表現得無能，但阿卜杜拉成功度過了這些危機，他採取「分區治理」的方式建立外約旦的秩序，半游牧和定居區由他的官僚機構進行行政管理，游牧地區則由他親自前去，通過與部落首領們交好的方式維持交際。阿卜杜拉幼年時在貝都因部落被磨礪出的性格和愛好，在這裡成為無與倫比的優勢：他的形象聚合了貝都因人尊崇的全部特徵，他雄壯、慷慨、樂觀而奢侈，非常受人歡迎；他喜歡在帳篷里舉辦歡宴，或與部落首領們打獵遊玩，並時而組織各種娛樂活動邀請他們參加。這種花天酒地的「統治」引發塞繆爾的不滿，他向倫敦打報告，稱阿卜杜拉只是揮霍英國的津貼，毫無成就。但事實證明，這是將在外約旦建立統治的唯一正確方式，富有洞察力和個人魅力的阿卜杜拉，又是唯一可以採用這種方式的人。

4.塑造外約旦

阿卜杜拉曾是帝國國會的議員，他洞悉官僚體制的本質，掌握各種交際技巧。當阿卜杜拉有充足的金錢，他就賜予金錢；當沒有了金錢，他把政府管轄的土地分給部落首領；當無物可分時，他組織各種活動和他們玩樂，並授予各種榮譽稱號。阿卜杜拉的形象被勾勒出來：一個可信的、慷慨的、具有男人氣概的大部落首領，值得讚賞與崇拜。阿卜杜拉的「享樂統治」換來了部落首領們的個人忠誠，自然使官僚機構介入部落事務變得方便許多，長久而頻繁的介入又能夠實現體制化，擴大外約旦政府的管轄權。他還利用聖裔家族的背景和伊斯蘭修養方面的知識，介入部落之間的糾紛調停。兼具政治手腕、社會威望，又真正了解貝都因部落的喜好的阿卜杜拉，無疑是一名優秀的統治者，在他的治理下，外約旦的秩序逐步建立起來，這也鞏固了阿卜杜拉的地位——英國政府減輕了財政負擔，對他表示讚賞，而醒悟當時丘吉爾的承諾只是權宜說辭後，阿卜杜拉乾脆安心繼續外約旦的統治。

1922 年，阿卜杜拉獲得了兩位傑出的協助者，首相利達·帕夏·黎卡畢，和英國派來的外約旦代表約翰·菲爾比。黎卡畢非常擅長內政治理，而菲爾比是一名經歷傳奇、能力傑出的外事專家。被塞繆爾指責「缺乏活力」的阿卜杜拉，在菲爾比看來卻是完美的統治者：他學識淵博、極有想法，政治風格並不激進；他不熱衷於具體的行政事務，但是偶爾會提供建議——阿卜杜拉是一個立憲君主的理想典範。

菲爾比出生在斯里蘭卡，他與阿卜杜拉幾乎同齡，畢業於劍橋大學的東方語言專業，熟知印地語、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從他後來皈依伊斯蘭教、熱衷於阿拉伯半島事務來看，顯然他對阿拉伯人的自治也非常贊成，所以他和阿卜杜拉有許多的共鳴。即便菲爾比性格高傲，在勞倫斯的竭力推崇下，他仍然由於能力超群而被派遣到外約旦協助阿卜杜拉，兩人融洽的關係使外約旦的狀況空前好轉。菲爾比想讓外約旦成為合法的實體單元，真正斷裂巴勒斯坦殖民當局對它的控制，他幫助阿卜杜拉爭取到鐵路、人事安排和財政的自主權，這激怒了塞繆爾，幾乎所有的巴勒斯坦殖民當局的成員都對菲爾比不滿，而阿卜杜拉當然很賞識他。

在這一時期，阿卜杜拉採用了漢志王國的國旗，這樣既強調了相對巴勒斯坦的獨立，也通過政治友好的表態，改善他與父親謝里夫的關係。阿卜杜拉與費薩爾的關係也修復了，1923 年，費薩爾訪問外約旦首都安曼，兄弟感情重歸於好。阿卜杜拉的生命回歸正軌，事業、家庭和個人的境遇都呈現大好的趨勢。

然而每當阿卜杜拉試圖有一番作為，厄運洪流總是洶湧而至，席捲他原有的一切——內志地區的沙特迅猛崛起，擊垮了他父親的漢志王國，並對他的外約旦虎視眈眈。而他最得力的朋友和協助者菲爾比，此時暴露是沙特家族資深的忠實朋友，阿卜杜拉只能向英國政府致信，要求菲爾比離開。

1924 年初，英國工黨首次執政，在高層堅定支持著阿卜杜拉的丘吉爾、勞倫斯都退出政府，新組成的工黨政府完全沒有殖民地管理的經驗，他們完全不理解阿卜杜拉的糟糕處境。工黨內閣認為阿卜杜拉太奢侈，大砍對他的資金援助。新的英國代表亨利·考克斯是一個固執而缺乏智慧的行政官，在被塞繆爾授意後，他架空了阿卜杜拉的權力，目的當然是除去他。首相黎卡畢為了保證政治地位，也站在考克斯一邊唯命是從，阿卜杜拉在政府內幾乎孤獨一人。找麻煩的人不再限於塞繆爾，支持阿卜杜拉的人卻少了許多。英國的錯誤傾向，使外約旦的狀況變得愈發糟糕。1924 年是一個歉年，1926 年的熱風使外約旦 35% 的作物受損，緊接著是 1927 年的大地震。考克斯強行引進巴勒斯坦英鎊，使經濟狀況更混亂與糟糕。外約旦亟需資金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刻，考克斯卻向英國高層彙報稱，外約旦的撥款應該再減少 32%，通過外約旦的本地稅收代替這筆撥款。阿卜杜拉的個人經濟困難也變得嚴重，他的妻子不得不賣掉珠寶首飾維持家庭收支。

英國政府的愚蠢介入使社會問題惡化太多，外約旦的反英情緒開始萌發，多達數萬人的武裝力量在當時有起義的風險。阿卜杜拉是外約旦維持平靜的唯一原因，各部落對他的忠誠，才使起義沒有爆發——英國在外約旦的武裝力量只有數百人，如果外約旦民眾起義，會以絕對的優勢勝利。阿卜杜拉獲得這些民眾的支持，軍隊里的阿拉伯人也同樣支持他，鄰國伊拉克的國王費薩爾是他的兄弟，當沙特威脅到外約旦時，費薩爾也挺身而出，稱自己會保護兄弟的政權。英國逐漸開始意識到，外約旦的殖民統治之所以沒有瓦解，是因為阿卜杜拉的人格魅力在掌控局勢，所幸他對英國是友善忠誠的。

1928 年，迫於形勢的《英約協定》被簽署，英國政府認識到阿卜杜拉確實不可替代，全盤干涉的行為有所減少。這個協定讓英國政府駐外約旦的官員獲得更多權力，但外約旦的地位也獲得了明確的合法性，被巴勒斯坦兼并的可能性不復存在。迫使英國讓步的外約旦民眾，也從而被准入參政，他們建立了立法委員會，雖然沒有實權在手，但成為實現自主憲政的第一步。

5.與不安定的鄰居相處

《英約協定》簽署後，外約旦和阿卜杜拉的惡劣處境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直到 1933 年，民眾還是被時不時的旱年影響，社會生產陷於困頓，民眾貧困依舊。在這段時期，外約旦的官僚機構成為治理內政的主體，因為在外約旦爭取到更多的自主權後，許多得力的官員被外約旦官僚體系所接納，減輕了阿卜杜拉個人統治的負擔。阿卜杜拉此時的關注點在周邊形勢——南方的沙特家族，以及西邊的巴勒斯坦地區。

沙特家族崛起得太迅速，擴張趨勢無法抵擋，而且幾乎要席捲外約旦，甚至影響到伊拉克。阿卜杜拉當然不會把外約旦拱手讓人，他和費薩爾都認為沙特的統治不會長久，他們說沙特家族將面臨無法阻遏的一場大騷亂，沙特家族的統治將被徹底瓦解。阿卜杜拉藉此支持了漢志地區的一些部落騷亂，但是沒有取得成效，而且被伊本·沙特作為口實。阿卜杜拉認為自己的做法完全合理，因為漢志是他父親的王國，既然被沙特家族強佔，他當然有義務奪回它。伊本·沙特認定阿卜杜拉是危險的敵人，於是向英國政府表態，要求阿卜杜拉下台。

1930 年，沙特家族的軍隊

阿卜杜拉和伊本·沙特兩方的期待都太不現實，這讓英國政府很為難。雙方的緊張態勢如果繼續下去，無非會造成兩種可能的後果：沙特家族被驅逐出漢志，或者阿卜杜拉被擊敗下台。英國政府不希望任何一種結局，尤其是後者可能性顯然很大。英國政府稱，不如雙方承認彼此的事實地位，儘早化解矛盾的根源。費薩爾也參與斡旋，他也看出當前與沙特家族作對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他的想法是伊本·沙特死後，沙特家族的統治自然會瓦解，所以沒有必要急於對立。

1933 年，阿卜杜拉和沙特家族在費薩爾和英國政府的介入下得以和解。

阿卜杜拉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巴勒斯坦，尤其是反英情緒日益高漲的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這裡的反英情緒可以追溯到 1929 年錫安主義者的聖殿紀念日活動，當時錫安主義者在西牆升起六芒星旗幟，宣布對它的主權，這種挑釁當然引發阿拉伯人的憤怒回應。矛盾迅速被錫安主義者鼓動為「猶太教徒-伊斯蘭民眾」的宗教對立，伊斯蘭聖墓遭到褻瀆，這引發了阿拉伯民眾的報復，雙方之間的暴力襲擊愈發頻繁。

起初，猶太教徒和穆斯林都各死亡一百多人，但穆斯林幾乎都是被殖民當局的士兵與警察所殺。在月底對這一系列事件表態時，巴勒斯坦殖民當局責令阿拉伯領導人為此負責，隨後被審訊的 1000 餘人中，穆斯林的比例多達九成，巴勒斯坦當局的偏袒態度十分明顯，導致了包括外約旦在內的許多阿拉伯國家的反感。

阿卜杜拉先是向巴勒斯坦當局致信，表示穆斯林和猶太教徒在過去的 13 個世紀里，在這片區域是和平相處的，但蘇黎世的錫安主義代表大會表露了貪婪，並對巴勒斯坦居民造成了情感傷害，錫安主義者「以暴力手段提出突破理性限制的要求」。外約旦民眾也向阿卜杜拉提議，希望他能更多支持反錫安主義的運動，並向英國政府致信，表達了強烈的不滿情緒。許多部落首領紛紛表示，要跨過約旦河發動一場聖戰。阿卜杜拉的致信被報刊登載，阿卜杜拉還表達了他的「個人觀點」給媒體，這一切都使英國政府的形象大大受損。外約旦進行大罷工表示抗議情緒，英國軍隊的車輛駛過街道時，是迎著四處飛來的石頭前行，還有「殺了英國人」的呼聲。但是英國政府一直沒有停止對錫安主義的支持，這場反對也就一直持續，直到 1933 年德國希特勒上台後，進入巴勒斯坦的猶太教徒移民繼續增加，這進一步激化了穆斯林-猶太教徒的對立。

1933 年，費薩爾在伊拉克去世，阿卜杜拉成為了唯一一個可以代表「阿拉伯大起義」的見證人，另一方面說，他的道路也變得更加孤獨。所幸此時的他面臨的環境還足以獨自前行，他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爭端已經解決，國內事務由成熟的約旦官僚機構處置，更重要的是在 1934 年，與英國簽訂的 1928 條約終於得到了修正，外約旦的自主性得到了完全認可，阿卜杜拉的聲望與日俱增。接下來的巴勒斯坦大起義，成為阿卜杜拉脫身於外約旦、著手大敘利亞計劃的契機。

1933 年，費薩爾最後一次的耶路撒冷之行，阿卜杜拉與其合影

6.巴勒斯坦問題與「大敘利亞」重建

1936 年 4 月，幾次暗殺事件再度激怒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引發大規模流血衝突，鬥爭持續到 1939 年。這場曠日持久的鬥爭是積蓄已久的矛盾的大爆發，1933 年起納粹黨對猶太教徒的迫害導致大量新移民遷入巴勒斯坦，而英國毫無顧忌地配合錫安主義者的策劃，並在各項事務上偏袒猶太教徒，這導致從「西牆事件」起就滋生的反英反猶情緒日益增長。不滿情緒甚至在埃及也有發生，矛頭直指英國的示威運動在開羅舉行，而在一戰前夕時，埃及還是被認為不屬於「阿拉伯」的範疇。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成立了「阿拉伯最高委員會」，明確提出政治訴求：取消英國殖民當局的暴政鎮壓，禁止猶太教移民的湧入，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社會自由。委員會不光提出政治主張，還組織了大罷工以經濟施壓。委員會還向阿卜杜拉致信：「請幫助我們！請陛下拯救這個神聖的國家，實現它的要求。」但是阿卜杜拉的回應比較曖昧：「我會向過去一樣做我必須做的，依照真主的意願，真主保佑一切。」

阿卜杜拉完全理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處境，但是向英國政府施壓、甚至與英國政府鬥爭，是否勝利是很難判斷的。阿卜杜拉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讓英國政府親自妥協，把巴勒斯坦問題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中完美解決——在麥克馬洪與海珊的信函中，巴勒斯坦被許諾給了謝里夫家族，如果阿卜杜拉可以被英國政府支持，兼任巴勒斯坦的統治者，既能以謝里夫-英國政府的傳統友誼保障當地秩序，也能保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遭受暴政與歧視，這才是巴勒斯坦真正長治久安的辦法。

巴勒斯坦殖民政府鎮壓阿拉伯人起義，轟炸起義者的房屋

為了讓英國政府意識到自己的方案是最可取的，阿卜杜拉籌備實現巴勒斯坦的和平，作為與英國政府談判的籌碼。他前往在外約旦的幾個地區，因為被巴勒斯坦殖民當局的行為激怒的約旦民眾幾乎要發動另一次聖戰，殺進耶路撒冷驅趕英國政府的人員和錫安主義者。阿卜杜拉向民眾表示，自己正在儘力尋找和平的解決手段。同時他向英國殖民當局致信，以客觀中立的態度陳述事實，指出當前的歧視性政策是問題所在。隨後，阿卜杜拉也聯繫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眾，他就罷工問題向「阿拉伯最高委員會」提議暫停行動，接受英國提出的談判意見。

但巴勒斯坦民眾的回應很堅決——如果不先停止猶太教徒的移民政策，罷工不會停止。理由很充分：在長達 18 年的時間內，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直在等待，但從未有成果，所以一定要先達成階段性目標再停止罷工，更何況罷工是一種和平的手段，先罷工再談判沒有必要。眼看安撫無效，阿卜杜拉連同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和葉門的君主一道，再度向巴勒斯坦民眾發出呼籲，表示他們將致力於維護巴勒斯坦阿拉伯民眾的利益，表示自己與英國的友善關係，可以保證公正而有效的解決方案。巴勒斯坦的大罷工隨即停息，然後阿卜杜拉開始活躍介入此事，他向伊本·沙特致信，稱英國仍不停止移民政策是錯誤的，並提議正確的做法是向英國提出抗議。在 11 月，阿卜杜拉作為同巴勒斯坦「阿拉伯最高委員會」、各阿拉伯君主和英國都溝通過的人物，成為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人物。

英國政府此時開始部分考慮阿卜杜拉的「分區」策略，但是有所修正：他們試圖把《貝爾福宣言》所承諾的「猶太民族之家」升格為國家實體，使伊拉克到地中海的石油道路部分維持委任現狀，其他的阿拉伯區域則併入阿卜杜拉的統治。分區方案當然是有效的，但是這種修正不盡合理，巴勒斯坦民眾拒絕接受此方案。巴勒斯坦起義的領導層對各阿拉伯君主表示了感謝，但也堅定表示巴勒斯坦是一個完整的實體，甚至把分區方案提升到違反伊斯蘭教法的地位，堅持原先的政治要求。

英國政府在伊拉克的殖民官員，還有沙烏地阿拉伯也反對分區方案，因為他們不希望阿卜杜拉的統治範圍擴大，埃及政府和敘利亞政府的反對隨之而來。英國政府拒絕做出更多讓步，於是矛盾重啟，正式進入武裝鬥爭的階段，英國政府開始殘酷鎮壓。1937 年 11 月，一位 75 歲的老人被處決後懸掛三天，這個消息激怒了全體阿拉伯人。針對英國的各種襲擊開始出現，英國的伊拉克石油管線被破壞，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同時發生大罷工，並發生了一些針對親英人物的襲擊。外約旦的安曼街頭也發生了一起象徵性的無害爆炸。

阿卜杜拉繼續關注巴勒斯坦的狀況，他派出使者會見巴勒斯坦起義的領導層，親自訪問耶路撒冷會見英國專員。報紙上登載了阿卜杜拉的解決方案：維持巴勒斯坦的統一，將巴勒斯坦和外約旦合併為一個國家，猶太教移民居住區則給予充分的自治權，新國家將以人口比例為基準決定立法和行政事務，保證移民的合理容量。但此時巴勒斯坦的武裝鬥爭已經火熱，英國殖民當局和阿拉伯人武裝處於尖銳的敵對狀態，已經沒有談判的平台，更何況錫安主義者也不滿於自治權地位，而要建立國家實體。鬥爭一直持續到 1939 年，二戰將近的緊張氛圍，才為英國政府的妥協帶來契機。英國政府再度需要阿拉伯人的幫助——否則阿拉伯地區會成為戰時弱點。1939 年 5 月，英國政府發表白皮書，議院以將近一百票的優勢批准通過了它，正式限制猶太教移民的數量。法國政府在二戰戰場的迅速淪陷，使原本就反英情緒高漲的伊拉克有所動搖，將希望寄托在德國方面，組成親德內閣。約旦軍隊成為鎮壓伊拉克新內閣的主力，這一定程度上凸顯了阿卜杜拉和外約旦的重要性。

敘利亞也是阿卜杜拉的關注點。在巴勒斯坦起義剛開始時，「敘利亞民族陣線」正與法國協商簽訂獨立協定，阿卜杜拉當時就派代表向民族陣線的領導提議統一，由阿卜杜拉出任國王，但民族陣線拒絕了他，阿卜杜拉因而與他們敵對，並試圖尋找敘利亞內部可以幫助自己的政治家。

蘇爾坦·阿塔什，以及他的革命同志阿卜杜拉赫曼·沙赫班達，二人成為阿卜杜拉的最佳人選。阿塔什是一個聲名卓著的敘利亞革命者，早在阿拉伯大起義時，他就參與了費薩爾的革命部隊。在法國殖民統治開始後，他再度致力於革命鬥爭，並在 1925 年發動了一起波及敘利亞全國和黎巴嫩的革命鬥爭。法國政府迅速從北非調遣重兵鎮壓，鬥爭失敗的阿塔什由此進入外約旦，受阿卜杜拉的保護。在敘利亞民族陣線與法國簽訂條約後，他重返敘利亞，獲得巨大的民意支持。阿卜杜拉赫曼·沙赫班達也是從外約旦回來的，他組織了敘利亞的另一部分革命人士，反對敘利亞民族陣線的狹隘國家主義。這兩人有十足的理由贊成阿卜杜拉的大敘利亞計劃，而且實力充足。

1939 年，沙赫班達到達安曼與阿卜杜拉商議大敘利亞計劃，並宣稱阿卜杜拉是唯一有能力實現阿拉伯統一的君主。阿卜杜拉還從英國政府借力，他重提當年殖民大臣溫斯頓·丘吉爾的許諾，期望英國政府此時予以兌現——此時的丘吉爾已經是英國首相。1940 年 6 月法國陷落，這就意味著法國在大敘利亞的殖民統治應該結束，阿卜杜拉向英國政府提議，把敘利亞與外約旦合併，作為英國治理下的一個國家。

1940 年 9 月 11 日，「阿拉伯大起義」二十周年紀念，阿卜杜拉離開後的安曼廣場

但是阿卜杜拉兩方面的求助都遭到了挫折。沙赫班達被法國政府暗殺，導致敘利亞親阿卜杜拉的力量大打折扣。英國政府更是完全忽視他，因為英國更看重戴高樂政府的號召力，不願意接手敘利亞給阿卜杜拉，而且敘利亞民族主義者如果被激怒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同樣重要的是，向英國請求幫助要主導建立阿拉伯統一體的人此時實在太多，有伊拉克首相努里·賽義德，有埃及的納哈斯首相，甚至埃及國王法魯克也產生對阿拉伯統一事業的興趣。外約旦的局勢早已穩定下來，阿卜杜拉對英國政府而言已經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人了，所以對他的條件也非常怠慢。

英國政府的漠視沒有讓他心灰，丘吉爾仍然在位，所以還有希望，所以阿卜杜拉繼續這項提議——1942 年，阿卜杜拉向英國政府的官員提及大敘利亞的完全統一、大敘利亞和伊拉克實現文化聯合，並表示巴勒斯坦問題和漢志問題將被這個新的聯合體解決。次年，正式的備忘錄以更有選擇餘地的方式被遞交給英國政府：大敘利亞作為一個實體由阿卜杜拉任國家元首，與伊拉克構成聯邦，其他阿拉伯國家可以根據意願加入；如果前一種方案被否決，就在大敘利亞成立一個中央聯邦國家，首都設在大馬士革，阿卜杜拉任國家元首。

阿卜杜拉的大敘利亞方案沒有得到英國的支持，而其他的競爭對手們一片混亂沒有頭緒。埃及想實現對北非阿拉伯國家的聯合，敘利亞主張聯邦制國家，沙特家族則高度懷疑這一系列方案，反對形成統一體。

在 1945 年，以「阿拉伯聯盟」的形式，各阿拉伯國家只是實現彼此地位的認可與模糊的合作界定，沒有取得成效。

7.統一國度的最後嘗試

1946 年，外約旦獨立為王國，這使阿卜杜拉獨立行事的能力大大加強，同時也對「大敘利亞」再度呼籲。敘利亞總統庫阿特利和伊拉克首相努里·賽義德都表明支持，這三人都對阿盟的成立深感不滿，想自行重啟統一計劃，倡導把外約旦、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伊拉克囊括進來，黎巴嫩也跟隨敘利亞。

但是這次的統一倡議遭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級委員會」的反對，穆夫提阿明·海珊堅決反對巴勒斯坦被併入其他實體；埃及和沙特也反對這樣大規模的領土格局變動。而在倡議統一的內部，三人的彼此意見也不一致：阿卜杜拉堅持以自己作為謝里夫家族代表的君主制；伊拉克政府則強調領土範圍和人口比重，因此要求由他們主導新國家；而敘利亞政府堅持首都必須在大馬士革，認定自己的議會制度更先進，而且大馬士革悠久的歷史更能代表新國家的形象。

外部壓力與內部分歧都太大，唯一能使推動統一的動力，來自巴勒斯坦日益嚴重的錫安主義問題。

巴勒斯坦的錫安主義問題，原本在二戰開始時得到了緩和，隨著英國政府對阿拉伯人的需求增長，猶太教移民進入巴勒斯坦變得困難。納粹黨迫害之下的猶太教徒只能選擇美國，但是美國的排猶力量同樣強大——早在 19 世紀末，沙俄實行排猶政策曾導致大量俄裔猶太教徒進入美國，引發社會的排斥情緒，半個多世紀後排斥感有增無減，甚至美國本土的猶太教徒也不希望接納更多歐洲猶太教徒，而向美國政府施壓，讓歐洲猶太教難民分流到巴勒斯坦。失去英國的扶持的錫安主義者，反而獲了更雄厚的支持。

阿卜杜拉在 1947 年接受美國記者採訪，發表了一份演講，其中他這樣陳述錫安主義者問題：

也許你們被告知說，「歐洲的猶太教徒不願意去巴勒斯坦之外的任何地方」。這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代辦處最成功的政治宣傳成果之一，它以最狂熱的熱情要促使移民到巴勒斯坦。這個微妙的真相只說出一半，而它卻有著雙倍的危險。

令人驚訝的事實是，世界上根本沒有人知道這些不幸的猶太教徒到底想去哪裡。

你可能會認為，這樣嚴肅的問題，美國英國或其他負責歐洲猶太教徒事務的當局當然有過詳盡的調查，可能是通過投票統計，以確認猶太教徒到底想去哪裡。而令人吃驚的是這種調查從未舉行過，而且猶太代辦處阻止了這種嘗試。

前一段時間在德國的美國軍事總督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這些猶太教徒想去巴勒斯坦是如何確認的。他的回答非常簡單：「我的猶太顧問告訴我的。」他承認沒有任何調查被舉行過。這種調查的確有過嘗試，但是猶太代辦處出面並中止了它。

真相就是，原先在德國集中營受難的猶太教徒，現在正處於錫安主義者的壓力中，錫安主義者學到了很多納粹黨的恐怖技巧。作為一名猶太教徒，如果你說你想去的不是巴勒斯坦，而是其他國家，那會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這些異議人士會被打成重傷，甚至更嚴重些。

不久前，在巴勒斯坦，約一千名奧地利裔猶太教徒告知國際難民組織說他們想回到奧地利，並被安排了回國計劃。猶太代辦處聽說這個消息後，以足夠強大的政治壓力阻止了這次計劃。因為有猶太教徒開始離開巴勒斯坦這一事實，會成為猶太代辦處宣傳工作的硬傷。於是約一千名奧地利人被迫留在了巴勒斯坦，即便違背自己的意願。

多數的歐洲猶太教徒，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外貌上，都是明顯西方的，他們的經歷和習慣也是完全城市化的。他們並不想在巴勒斯坦這種貧瘠、乾旱、擁擠的土地上當所謂的拓荒先鋒隊。 但有一件事確定無疑，那就是目前狀況下，多數的難民，也就是歐洲猶太教徒們，如果有條件投票的話他們確實會選擇巴勒斯坦，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任何其他國家願意接受他們。 如果是你我面臨這樣的抉擇，要為我們的餘生選擇一個地方——監獄或者巴勒斯坦，我們當然也都會選擇巴勒斯坦。但是若能開放任何其他選項，給他們其他的選擇，你就能看到會發生什麼。

阿卜杜拉一直在和錫安主義者談判，他堅持想要完整兼并巴勒斯坦，最低限度也要獲得它的阿拉伯部分。

錫安主義團體「猶太代辦處」在 1947 年派來的代表是果爾達·梅厄，她後來成為以色列首任女總理，此時只是代辦處政治部的官員。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方案和錫安主義者的分歧過大，這場談判無果，此後猶太代辦處的行動越來越出格，各阿拉伯國家感受到壓力，在 1948 年 5 月初組成統一戰線，阿卜杜拉成為總司令。5 月 11 日，梅厄再度與阿卜杜拉會面，以解除危機。阿卜杜拉不理解猶太代辦處如此急躁的心態，他對梅厄說「你們為什麼這麼急著宣告成立政權呢？為什麼不多等幾年呢？我會接管整個國家，而你們會在它的國會作為議員。我的優待你們，戰爭也完全會被避免。」

談判仍然沒有結果，阿卜杜拉告訴梅厄如果猶太代辦處可以接受這個方案，在 5 月 15 日之前可以告訴他。5 月 14 日下午傳來的結果是，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國」成立，直接引發了第一次中東戰爭。

1948 年，錫安主義戰爭

錫安主義者的行為打亂了阿卜杜拉原有的計劃，他本來已經規划了和平而折中的解決方案。透過半個多世紀的今天來回看，以色列政府管轄下的猶太教徒們從幼年起就面臨戰爭的威脅，青少年時期就服兵役，終身生活於戰爭、恐懼與對立的狀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反過來說，對阿拉伯人來說，如果沒有發生這場戰爭，其他的問題或許會變得更容易解決。但是錫安主義團體接受美國政府的扶持，他們有資本不顧後果地選擇強硬態度，從而揭開曠日持久的伊斯蘭教眾-錫安主義者對立的歷史帷幕。

錫安主義戰爭爆發後，美國的強力支持成為錫安主義者的有力後盾，戰爭很快各有所獲地結束。加沙地區被埃及佔領，阿卜杜拉則獲得巴勒斯坦的約旦河西岸，不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區。12 月，傑里科會議召開，會議的代表具有相當的廣泛性，城鎮的市長、部落的酋長、軍事長官和難民營的代表都參加了這次集會。最終，通過了七點決議，其中二、四、六條涉及巴勒斯坦的政治地位。決議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任何方案不遵循這一原則都不可能最終解決巴勒斯坦問題。阿卜杜拉是巴勒斯坦的國王，人們感謝在他領導下的勇敢的阿拉伯軍隊為保衛巴勒斯坦作出的努力。

1950 年，阿卜杜拉宣布在法律意義上兼并約旦河西岸地區，國名更改為「約旦哈希姆王國」。阿卜杜拉為了增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歸屬感，提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法律地位，宣布他們不會被視為外國人，國會選舉中西岸地區的阿拉伯人無論是投票人數還是候選人數，都高於東岸。巴勒斯坦和外約旦的統一成為阿卜杜拉「大敘利亞」信念相對體面的實現方式，這也鼓勵了他繼續統一大敘利亞的事業。

與此同時，其他的統一計劃也在被實行——以色列獨立戰爭當然是直接刺激，敘利亞與伊拉克兩方的政府開始談判進程，1949 年達成了合併的協議，但是被反對統一的敘利亞軍官發動政變，統一計劃由此中斷。於是阿卜杜拉嘗試與敘利亞方面溝通，以便自己剛獲得的巴勒斯坦作為勢如破竹的動力象徵，幫助他重建「大敘利亞」。在 1950 年，新當選的敘利亞總理納吉姆·庫德西訪問約旦，阿卜杜拉向他提出了統一建議，理由除了謝里夫家族對大敘利亞地區的合理宣稱外，加上了反抗以色列、防範共產主義威脅等新的理由。而此時掌權敘利亞的正是堅決拒絕一切合併的軍官集團，他們受美國中情局的資助，庫德西當然無法贊成這個意見，以自己無法左右國內的民族情緒為由拒絕了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隨後致信給黎巴嫩前總理雅德·索胡，希望他介入統一方案，也同樣遭到拒絕。

實際上，進入 50 年代後，大敘利亞計劃確實很難實施了，各國政府的特殊利益集團已經成形，他們都不願意鬆手自己掌控中的權力，甚至被自己炮製出的地方民族情緒所感染，統一在任何旗號下都顯得遙不可及。阿卜杜拉唯一可以選擇的統一對象，就是同為謝里夫家族的伊拉克，此時的伊拉克國王是費薩爾二世——阿卜杜拉的兄弟費薩爾一世的孫子。阿卜杜拉計劃讓費薩爾二世繼位自己的王位，同時實現伊拉克與約旦的統一，但是沙特家族、敘利亞的民族主義政府，以及此時正野心勃勃的埃及，都反對伊拉克和約旦的統一，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力量開始介入此事，直到阿卜杜拉去世後，他們讓阿卜杜拉的兒子塔拉勒繼位，徹底消除了約旦和伊拉克合併的可能性。

阿卜杜拉的去世，發生在 1951 年 7 月 20 日。他在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參加禮拜時被暗殺，二十年前他的父親謝里夫海珊正是葬於這裡。如同他的父親一樣，阿卜杜拉國王帶著謝里夫家族的榮光和理想而去，大敘利亞的理想也從此消失於歷史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