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置的天竺

那時候唐福珍自焚剛過去一年多，兩周之後（2010年12月25日）樂清又出了錢雲會事件，而一年之後的烏坎更是成了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一夜之間，土地，城市化，城鄉結合部，自焚，釘子戶之類的辭彙突然崛起，無論是在政界學界還是日常生活里都成了關鍵詞。

如果承認空間的時間性的話，那麼也許可以說人的空間體驗才是鄉愁與懷舊的核心內涵。每當我重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各種方式的nostalgia都一起涌了上來，語言的力量也立刻在情感面前枯萎下去。當然，更重要的是，當年我圍觀的那個充滿拆遷廢墟的村莊（見題圖），現在已經布滿一平米15萬元以上的別墅群——這個可以慢慢展開來寫。

既然這是一個關於「結合部」的專欄，那麼在發刊詞（《城市邊緣》）之後，就用這篇文章來開啟回憶和反思的寫作歷程吧。這樣一來，也許，我能有機會跟大家一起站在一個外在於自己的立場重新審視自己的旅途。

如果你去首都機場，肯定曾路過這個地方而並不自知。車開過溫榆河大橋之後，再過幾分鐘就能到達。可是天竺村，和機場高速串聯起的兩個端點，卻並不屬於一個世界，儘管在地圖上它們只是幾厘米之隔。當一些人忙碌地飛來飛去時，村子裡的人則只是在村子附近的小區域匆匆謀生。

這個村子本來和北京郊區的其他村落一樣，擁有十分顯眼的人口結構：本地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之比例達到1：10，這是1990年代以來北京人口迅速上升、人口分布格局急劇演變的一個縮影，作為近郊區的天竺當然不能置身世外。

只是當我們到達那裡的時候，人口比例又顛倒了過來，本地人重新佔據多數——因為這裡開始了大規模拆遷，滿目望去在無邊的廢墟中只剩二十多個院落還未倒下。依然留守在蒼涼中的就是在賠償款上和政府談不攏的「釘子戶」了，曾經的多數派（外來者）如今早已四散開去，尋找自己新的生活寄託。也因此，今天的調查對象只好從外來工轉變為釘子戶。

走在廢墟中間隱約可見的曾經的水泥路，常可以看見能夠體現曾經存在而現已飄逸的生活氣息的物品，比如兒童手套，碗碟，桌椅殘骸，甚至玻璃球。如果你第一次身處這樣的場景之中，舉目四方唯有廢墟上收集完整舊磚塊的工人是活動的，肯定也會和我一樣胡思亂想：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在災難發生之後的景象會否與此類似。

只是幸好，這些廢墟也只是更大規模的建設的序曲，且不論將會建成什麼，至少那裡依然會有人的動作，人的痕迹。社會性的人，最需要的大概就是這種對將來和同伴的行為的篤定。

懸置的證據不只在於廢墟，更在於人心的冷卻。

不滿、抱怨、警惕、防範、火爆，這是今天「釘子戶」們給我留下的普遍印象。這樣的氣場控制之下，讓我們碰壁當然也在所難免。但是當我們和更多的人接觸並仔細聊過之後，我越發覺得這種氣場是一種並非他們主動營造又無法由他們主動解決的存在，事實上，他們的火氣是有來由的，而當他們確認我們不是政府派來砸場的小混混之後，也很願意和我們說自己的心裡話。

大多數人之所以不搬遷，原因只有一個：價錢沒談攏。但是真相卻比原因複雜得多。有人說村幹部貪污，有人說住房面積在測量時被壓縮，有人說村裡給各戶的補償標準不一樣，有關係者高沒關係者低。當我們問他們覺得多少價錢合理時，答（每平米）8000者有之，9000者有之，10000者也有之。至於他們家住宅的面積，一般答案都是500平米，最多的一戶說達到兩畝地（1332平米左右）。

我不確定這些心裡話有多少是事實，有多少摻雜著水分。比如，他們每家的院子里都有很多搭建的房子，而這些房子應該是不在賠償範圍之內的；又比如，如果補償達到一平方米10000元，那麼政府購買土地的成本就已經達到666萬元/畝，那到上市拍賣時又該高達多少呢？我在北京市國土局土地出讓結果的頁面上看到，位於順義區林河開發區的地塊（公建混合住宅用地）拍賣價平均一平方米也只有6968元而已。

排除這些可疑信息，過濾出來的東西依然不容忽視。村幹部問題即為其中之一。具體而言，幹部們一方面幫助自己的親朋牟取更高的補償價格，當大多數村民被迫接受4500元標準時，他們可以得到6500元甚至更高；另一方面通過種種途徑逼迫以「釘子戶」形式抗議這種不公平的住戶們，包括但不限於勾結地痞流氓上房揭瓦、下牆砸窗，停止供水，拆除公共廁所等，而當住戶們報警之後，警察所說的唯一的話是：「上級指示——特殊時期，特殊對待。」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村子裡的大多數居民事實上早已失去耕地，而又無專業技能，這麼多年來唯一的職業就是「種樓」，有位受訪者說一般人家基本都靠這一途徑擁有百萬以上的存款。但是當他們的所有住房都被拆除之後，唯一的收入渠道堵塞。更嚴重的是，村委會名義上為動遷居民興建的住宅樓卻被挪作他用，他們拒絕村民們入住的請求，並勒令他們自行尋找住處。

毫無疑問，釘子戶們都在謀求更高的收益，但是極端的腐敗和不公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這一堅硬的態度。我明白下面的設想並不現實，但是如果真的能夠讓雙方坐下來傾談，互相理解彼此的苦衷，就像在冬日暖陽中我們和一位85歲的老爺爺所做的那樣，也許很多悲劇本不會發生，也不會再發生。事實上，在和他訪談結束之後，他熱情地招待我們中午一定要到他家吃飯，眼裡並沒有所謂「釘子戶」的任何焦躁、慾望、狂暴、非理性，而是充滿了關切、仁慈、和藹與安詳。

並不只是本地人的遭遇讓我們體會到了懸置，外地人的苦衷要更甚。

我們在村子曾經的「商業中心」遇到一個修車匠，他每個月利用自學成才的手藝雖然能掙3000元左右，但需要同時負擔兩個上高中的孩子和一個讀幼兒園的孩子的開銷，這當然會立即讓他捉襟見肘。但是雪上加霜的是，村子即將拆遷完畢，已經好幾天沒有什麼生意了。接下來的打算是什麼呢？我們問。他說很可能會去一個更加偏遠的地方，越窮越好，因為那樣的地方騎車的人多。

走到臨近機場高速的村口時，在土路邊的雜貨鋪里又遇到一位外來者，他五十歲出頭，卻已有兩個孫子，每每提及孫子的點滴便歡喜得合不攏嘴，也許每一位鄉土中國人都有這種傳宗接代的熱切吧。我們便用孩子及其教育作為切入點，成功地打開了他的話匣子。

他的一大家子全部都住在這個村子，包括妻子、兒子、兒媳和兩個孫子，他和妻子兩人合力經營那間不足10平方米、用石棉瓦作頂的小雜貨鋪，每月收入卻出乎意料的高，達到5000-6000元，兒子在一家裝修公司，工資也有3000元左右，媳婦曾經在機場做清潔工，工資雖不高但也比閑著強得多，而兩個孫子都沒有上學更節省了他們的開支。

這樣的家庭在打工者中應當是算成功了，因為他們固著在土地上一整年的收入也不可能有這裡一個月掙得多。說到生活，他很滿足。即便是談及六口人的房租都是他和妻子付，而兒子兒媳兩人掙的錢卻自己存起來時，他也在眯眯地笑，彷彿是在說：能給兒子付房租我就已經很幸福了。

但是說到其他人，他的表情明顯收斂了一些，他請求我「向老師反映反映拆遷過程對打工者的不公平」：很多人在有了一點積蓄之後便想擴大規模，而村裡的房子很多都相當陳舊，於是他們便自己投資翻新、裝修房子，結果沒過兩年拆遷來了，賠償歸房東，損失歸自己。對於很多人而言，這意味著十多年的打工所得付諸東流。我相信他的話，因為他自己並沒有遭遇這樣的情形，沒必要為此騙得同情獲得利益。

我很納悶他為何能如此懂得經營，又為何會將於己無關的事情掛在心上，一問方知他是文革時期的高中畢業生。「那時候三天兩頭放假，下鄉支農，實際是去摸魚。」看著在擺滿了手套、襪子的一大張木板旁邊幸福地笑的他，我願意假設如果文革沒有影響到高招的話，他現在可能的模樣，會是中學教師？農業專家？作家？還是私營企業主？

可惜歷史不能假設，但是不可惜的是，他現在已經很幸福。

在這一整天中，我們每隔幾分鐘便會被頭頂上飛機掠過的噪音騷擾，不能想像這個村落里曾經的幾千戶人家是如何適應並習慣這樣的生活的。而當聽受訪者說這裡最近兩年治安有所好轉，以前每年都會有幾起命案時，吃驚便進一步加劇了。

但是無論這裡多麼糟糕，無論利益紛爭多麼激烈，他們——本地人和外地人——都在這裡尋找到了自己落腳於北京的據點，很多人甚至尋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生活軌跡：有的人種樓成了百萬富翁，有的人賣雜貨月入五千，有的人家孩子上了技校，畢業之後進入機場成為飛機檢修員，還有的人家閨女上了北大，畢業之後自己開了家廣告公司。

一切都生生不息，在這短暫的尾聲/序曲之後，這裡也許會成為物流中心，或者成為別墅區，但無論是什麼，這片土地都將繼續見證悲傷與希望，痛苦與喜悅，慾望與寧靜，混亂與和諧。

什麼都是浮雲，它們都是人們創造出來然後或快或慢地消失的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