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由主義遇見女性主義 | 城與邦

作者：孫金昱（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現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理論方向博士生候選人。主要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義務，女性主義等）

引言

做一個女性主義者正在變成一件越來越時髦也越來越容易的事。當一個人站在女性的角度為女性的權益大聲疾呼，她／他便很可能被貼上「女性主義」的標籤。這些權益主要包括女性的人身安全、女性的政治權利、女性的性與生育自主權、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承擔的義務和得到的福利、教育與就業機會等。

女性主義feminism一詞源自法語feministe，直到1892年巴黎第一次國際婦女會議才在英語世界中擁有了其今日的意涵：建立在性別平等觀念基礎上的、推動女性享有平等權利的理念和運動。當下中國社會語境中所使用的「女性主義」一詞卻缺少統一的定義，甚至出現了「田園女權」「女權癌」等非女性主義的古怪分支。

本文將整理女性主義其中一個重要支脈——自由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即在自由主義框架下，女性主義對性別不公、不平等、性別壓迫的解讀，女性主義關注的核心價值和女性主義的訴求。本文採用女性主義學者Amy. R. Baehr在斯坦福哲學百科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詞條下對該學說的總結，認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核心是通過個人自主和政治自主保障女性的自由權利。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指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追求的價值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緊張關係。

1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程序性個人自主(procedural account of personal autonomy)

個人自主意味著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對自己的生活方式進行選擇。做自己的主人，有兩種體現方式。第一種，最終所選真的是個體「自己的」意願。第二種，在做出選擇的過程中，個體自己作出選擇而沒有被干擾。很明顯，前者重結果，後者重過程。理解前者，我們可以藉助積極自由概念，某種意願屬於「自己」體現在這種意願出於一個理性的、免於流俗與誘惑的高級自我，而不是被灌輸的、未經反思的。而強調自主體現於過程當中，則意味著個體在進行選擇時擁有進行選擇的條件。換言之，關注選擇結果需要我們對最終選項的內容進行評價，如女性選擇成為家庭主婦還是選擇成為職業女性才體現了她真實的意願；而關注選擇過程，我們要分析做選擇的背景，如女性選擇成為家庭主婦是否受到來自其他家庭成員的要求、是否由嚴重的職場性別歧視引起、是否迫於輿論壓力等。

這兩種理解各有道理，不過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個人自主體現在選擇過程中，即程序性個人自主。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避免對女性最終選擇的內容進行評價，認為女性主義應當識別出那些讓女性自己進行選擇的條件，並促進這些條件的實現。 那麼，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視角來看，這些條件都包括什麼，又要如何實現呢？Baehr總結了以下幾個條件。想要自己對生活方式進行選擇，首先需要免於暴力和暴力的威脅。暴力剝奪人的尊嚴，造成具體的傷害，使人被迫按照他人的意願進行行動，限制人的活動範圍。免於暴力與威脅是選擇成為可能的底線，而且對於任何個體而言這均是底線。這種對待暴力的態度與其說是女性主義的，毋寧說由眾多理論、學說、意識形態所共享。 其次，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反對家長製法律與道德說教對女性加以限制。法律一詞在這裡所指除了國家立法，還包括機構組織中的明文規則（如一些教育機構中的女生行為守則）。在家長製法律下，國家或社會扮演女性家長的角色，以女性自身利益為理由對女性的行為和活動範圍作出規定。如女性不適合某項工作，女性不適合傾聽某種言論，女性不適合出現在某種場所，因為這些職位、言論、場所等對女性造成傷害。這些理由看似有理且為女性考慮（比如女性不適合上戰場作戰，不適合從事消防等一類危險的職業），但稍稍推敲卻能很快發現其徹底違背自由主義原則。熟悉自由主義經典作品的讀者一定會記得密爾著名的簡單原則：

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這就是說，對於文明群體中的任一成員，所以能夠施用一種權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為正當，惟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對他人的危害。若說是為了那人自己的好處，不論是物質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處，那不成為充足的理由。

而道德說教對女性行為和活動範圍的限制則建立在一套針對女性的道德體系的基礎之上，認為女性不應當有某些行為或參與某些活動，因為這不合「道德」，或者在一些語境中，不合「女德」。典型的此類法律包括性服務業非法化，甚至也包括同性婚姻非法化。這一類法律限制往往符合未經仔細反思的傳統觀念，但是這一套道德標準得以建立的根基卻難以應對來自自由主義的批判和挑戰。在多數情況下，密爾的簡單原則依舊適用。

Frances Willard，美國女權運動領袖，也是歷史上第一位騎自行車的女人。在當時，女人能否騎車、騎車會給她們的身體帶來怎樣的影響引起廣泛爭議

最後，實現個人自主、通往不同選項的渠道需要是暢通的。基於家長心態和女性道德限制女性的明文法律與規則直接將某些行為和活動踢出可供女性選擇的範圍，而刻板印象、性別歧視、異性戀霸權等潛規則則是在封堵女性通往各個選項的道路。端莊的女性不應當在外拋頭露面的道德說教直接禁止女性進入職場，而由於女性生育帶來成本、對女性能力的不信任導致的就業歧視雖然不反對女性在家庭之外工作，卻以堵塞通路的形勢妨礙女性的平等就業。 除了以上條件之外，一些學者，如Diana Meyers,也提出了女性內在心理條件對於個人自主的實現同樣重要。這些內在條件主要體現在反思力和想像力上。在電影《婦女參政論者》當中，曾有這樣一個場景：在國會聽證會上，一位男性議員問女主為何參與婦女參政運動，女主回答：「我想用另一種方式來度過此生（To have another way of living this life）。」這種對其它生活可能性的想像力如果缺失，無論外部的限制減少多少，女性自身一次次的自由選擇，只能是在不斷鞏固現狀而已。而這種想像力的基礎正是對於當下生活方式的批判性反思，是不斷地提問：這種生活是我唯一的選項么？這種生活真的是我所願意過的生活么？我在這種生活中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么……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強調選擇過程中體現自主，而避免對選擇結果是否體現自主作出評價，這種做法當然會招致批評。批評之一，自由選擇的意義非常有限。女性依然可能自由地去選擇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不利的社會地位以及對自身的限制。例如，女性以犧牲個性和自身利益的方式迎合男性對異性的要求，典型事例如網路情感專家ayawawa的婚戀理論，以外表美麗和臣服姿態換取伴侶的疼愛。這類選擇有時候聽起來匪夷所思，但是在性別不平等廣泛存在的社會環境中，當理想狀態不可得，退而求其次反而成為了最優選項。一旦這種扭曲的偏好形成，即使外部阻礙不在，女性的個人自主也不會得到保障。為了克服這種不足，看起來我們必須對扭曲的偏好做些什麼。

然而，這種解決方案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不能接受，儘管自由主義者會贊同通過教育等措施提高女性批判思考的能力、提高她們的自主意識、贊同不同的觀點去爭取自己的聽眾，但是自由主義者不能接受對偏好進行統一和直接的「糾正」。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不準備對這一批評提供解決方案，而是直面批評，承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必須接受自由選擇所帶來的眾多可能結果。Meyers指出，和其他所有人一樣，女性主義者們自己對於生活的種種可能的想像也是受限的，和其他所有人一樣，女性主義者自身也無法100%確認何種選擇才能和個人自主達成完美的協調。最終，我們必須允許不同個體在不同的觀念、文化、社會經濟條件下去自行探索實驗，我們必須克制對個體所選擇的內容進行評價。

當然，這些選擇的內容不能直接與自由選擇過程所需要的條件相衝突。舉例來解釋，如果社會中大量的女性在家務勞動的價值不被認可的條件下依然選擇成為家庭主婦，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傾向於認為我們需要接受這一結果；但是，如果社會中大量女性直接要求立法禁止女性從事某些職業或者以法律正當化就業中的性別歧視，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則傾向於認為這直接破壞了其他人自由選擇的必要條件，那麼必須反對這種立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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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介入和法律直接決定了一個社會如何運轉、在何種條件下運轉。公民參與書寫這樣的條件，而非被動等待或任由他人設置這些條件，就是政治自主的體現。 在強調公共參與時，不同的理論家各有側重。一些理論家將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應用在性別議題上，強調國家應當保證在社會基本結構和分配原則中體現性別平等。在羅爾斯的契約理論下，公平正義的社會基本架構的選擇應當是無知之幕後的理性個體的理性選擇。因此，無知之幕後的個體並不知道自己的性別，也不知道自己在性別系統中扮演何種角色——是否照顧其他家庭成員，在家庭之外工作賺錢，從屬於伴侶或其他家庭成員，有權力對其他家庭成員進行干涉……在這種情況下，理性的選擇是拒絕為各個性別設置固定的社會以及家庭角色，因為一旦這種角色固定下來，當無知之幕揭開，個體很可能發現自己的能力、意願等並不適合這種角色。 國家在政策上的應對是通過男性產假、由公共部門補貼的護理服務（照顧老人、病人、兒童等）、靈活工作制等來使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不去選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尤其對於女性而言，這些政策幫助她們在是否回歸家庭這一問題上，擁有更大的選擇空間。

大多數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在這些政策上可以達到共識，但是他們之間卻對國家是否需要有更進一步的行動有分歧。這進一步的行動，是指國家將貫徹平等主義的家庭作為一種理想模型來推廣，例如通過對女孩的教育，鼓勵越來越多的異性戀家庭選擇兩性平等分擔有薪酬的社會工作和無薪酬的家務勞動。這種特定的理想模型恰恰是自由主義所反對的至善主義（perfectionism）的表現。和傳統的為兩性分配家庭角色一樣，平等主義的家庭模型本身也會成為一種限制，妨礙個體按照自己的意願嘗試不同的家庭生活模式。 除了應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之外，一些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強調政治參與對政治自主的意義。女性在政治組織、政府部門、知識界等公共領域中代表不足（underrepresentation）將導致政治自主無法實現。阻礙政治參與的除了直接的權利剝奪，還有其它更隱蔽的方式，因此僅僅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遠遠不夠的。如果女性承擔了社會生產和家庭勞動雙重職責，那麼相對於男性，她們擁有更少的時間精力去參與公共事務；如果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在社會中廣泛存在，如女性更容易情緒化、不理性、脆弱，人們則更傾向於不信任女性領導人；如果關於女性的權益問題僅僅被視為個人幸福問題，那麼社會更傾向於給女性促進個人幸福的建議，而不是通過政治和法律途徑提供保障，如在不安全的社會環境下建議女性更加註意安全，以及在性別歧視廣泛存在的情況下建議女性更加努力奮鬥。

結語 自由與自主之間

如上文所說，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理解的自由，由個人自主和政治自主來共同定義。理論上講，自由與自主本不應該出現矛盾。但是，在展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過程當中，我們卻能夠發現，自由與自主常常陷入一種緊張關係。 透過自主來定義的自由顯然是一個通過外界阻礙的缺失來定義的自由——消極自由，一個更複雜的概念。它既反對外部的強制，提倡個體進行自己對善的生活進行定義，鼓勵對生活方式廣泛地實驗，允許試錯，包容差異，同時又強調自主提升所需滿足的內在條件。但這些內在條件的滿足似乎又總是離不開對個體進行外在干預。

這種緊張關係在一向被視為言論自由難題的硬調色情片（hard-core pornography）問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一類色情片中採用男性視角拍攝，女性是純粹的性的對象，一些暴力色情片甚至會表現女性享受暴力。在女性主義者看來，這一類色情片的流行將導致一種缺乏獨立人格的女性形象被傳播，加劇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在破壞女性實現個人自主的條件，從自主的角度來說，女性主義者更傾向于禁止這一類色情片。然而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禁令是對個人行為的直接限制，無論觀眾是男是女，法律為何可以剝奪他們自行對這一類色情片進行判斷的權利？而觀眾與聽者獲得信息與獨立判斷的權利恰恰是表達自由正當性的重要依據，禁令與表達自由之間產生了明顯的衝突。 正是這樣一種緊張關係，使得不同的理論家們雖然都被歸類在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目錄之下，卻在一些議題和觀點上持有難分正誤的不同意見。政治理論家的工作，是發現支撐在不同立場背後的價值——自由、自主、平等、公平、寬容……並提出這些價值的合理解讀，以理性的方式為不同的價值排序。當然，這個過程異常複雜，且分歧永遠不可能消失。所以，與其說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要給我們的社會指出一個唯一光明、正確的方向，不如說它和其他學說、理論一樣，在嘗試說服大眾認可一套特定的價值排序，為大眾理解性別相關的議題給出一個全新的視角。

本文參考了Stanford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中liberal feminism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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