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抗元抗金抗清都失敗？而抗日成功了呢？
因為古代沒有美國這樣穿過半個地球來幫你的超級大國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2015修訂版P85對於日本的侵略，亞洲各國人民在長時間裡進行了英勇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中國軍民是在亞洲大陸上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1944年，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對日軍全面展開攻勢作戰。1945年8月6日、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14日，日本政府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國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和大本營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順利結束。
宋朝立國以來重文輕武，基本上延續到清末。短短几個字卻完整的概述了其軍備實力的羸弱。
辛亥革命後接觸了現代國家的軍事理論和操練技術之後，軍職越來越被重視，從袁世凱憑藉六個新軍鎮（師）就能和南方談判開始，沒有武裝在中國近代史上都留不下名字。而直到朝鮮戰爭，短短几十年而已，中國的軍事力量發展就到了可以和世界一流強軍對抗的地步。現實的迫切要求（亡國滅種的危機）帶來的對軍事人員的地位的重視還體現在軍人待遇上。原來傳統軍事人員不過是當兵吃糧，與之比較新式操練的各路軍閥的軍隊略強，國民革命軍時期有了戰鬥精神和國家意識再略強，而發展到最後期（其實就是和現代國家制度接軌）的八路軍-解放軍時代，作戰人員在前線拼殺是有國家（政權）保障其家屬的安全與經濟的。而投降成為叛徒一經審查將會連累全家。因此軍紀和戰鬥操練都有顯著提升。這些都是制度的進步，因此無關這支軍隊的立場，所以上述排名並非嚴格排序。由此可見，為什麼建國之初說到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時候，擁軍擁屬的時候，無數大好青年投身軍旅。因為此時保家衛國不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著現實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的。綜上所述，所謂現代社會不僅僅是經濟基礎，生產方式的革新，軍事力量的組織和配置關係也預示了這個社會的進步程度。反觀抗日戰爭，正是日本的侵略帶來的現實危機，加速了中國這片土地上所有勢力的革新需求，使得開戰之初的巨大實力落差（除人口外，日本開戰初期各方面遠超中國）在短短几年內迅速拉近，反超。這一切都是現代化進程的自然選擇。反觀宋、明，雖然文明程度高於滿蒙，但是軍事組織制度上確實沒有後者有效率（軍事水平一定程度上和社會發展水平脫節），加之封建專制的社會尾大不掉，這成為在當時的反滅國戰爭中軍事效率低下。因而，即使湧現出一批有軍事天分，有戰鬥意志的將領，也無法改變整個戰局。國運的上升期不在於現實處境如何，不在於流血犧牲的多少，而在於一個適應其發展的時代帶來的無數改變的可能性——只要有一條路走通了，整個世界也無可阻擋。如果日本不跟美利堅對抗賽，打贏天朝是遲早的。。日本打美帝以前。。。有澳大利亞，紐西蘭，台灣，東北，東南亞。。名副其實大日本。。日本二戰造了20多艘航母，吊打天朝一點問題沒有。。。
一個誤區就是，中國在古代曾被金朝所滅。
其實不然，明朝是被李闖王所滅的，金人只是中原人派來幫助打擊賊子李闖王的人，但最後反易其主了而已。
中國其實一直不怕外敵，怕的只是自己人，沒有自己人里通外合，中國很難被征服。
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八國聯軍之類的那麼強，不也沒征服中國嗎？而越南、菲律賓、東南亞、非洲、中東、土耳其，都被這些歐洲強國作為殖民地，而中國卻未這樣，因為中國本質上很難完全征服管理 ，除了有自己人背叛。-----------------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現在很多人對政府不滿，甚至放話要帶頭美國、日本進入中國之類。但是轉過來一想，這樣我們不就是重蹈歷史覆轍了嗎？結果反作外人奴役的對象。所以解決的根本之道在於，中國人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不要老想靠別人。因為「大元」、「遼」、「金」、「大清」，都按漢文規制，有年號有廟號，看起來和漢族政權的「宋」、「大明」看起來沒什麼區別。
所以抵抗不過就算了，投降，改朝換代，是謂亡國。既然是改朝換代，那也遲早會再次被改朝換代的，誰做皇帝不是做啊，老百姓照樣過自己的苦日子。
日本人打進來了，這時候已經不是傳統中國的改朝換代了，是一個近現代國家對另一個近現代國家的入侵。
這要是投降了可就是亡天下了。
兩者性質不同。
不過估計如果沒有外部力量的介入，中華民國估計會和當年的南宋一樣，最終全部被佔領。
幸虧撐到了美蘇對日宣戰。因為有外援……T_T
美國來了
你這個問題問錯了，應該問，「為什麼抗元抗清都成功了，為什麼抗金和抗日沒成功？」
本回答僅針對某些認為明代不存在民族主義只存在華夷之辨的左派，從「漢奸」一詞的指向之變折看看明清間發生的民族意識的扭曲與變形
最早漢奸一詞似見於明末，此時「漢奸」不為「奸民」，而為「民族叛徒」含義：
楊嗣昌《酌采水西善後疏》：「前件看得遐荒萬里，未沾聖化，易動難靜，自其恆態，而又有漢奸撥之，則鹿駭豕突，便為難端。 」
朱燮元《水西夷漢各目投誠措置事宜疏》：「夷地深險，步步羊腸；犬羊之性，一日數變；漢奸撥之，其狡百出，勢不得不需兵力。 」到了清朝之後「漢奸」一詞開始廣泛地用於官方的表述中，且適用場景各有不同，試舉如下：
《雍正實錄》：而土民復又列款控告，冀朕嚴治土司之罪而盡改為流。其所控必非實情，著該撫留心詳察。凡屬土民必不敢控告土司，皆由漢奸唆使播弄，冀生事端以便從中逞奸滋弊耳。此「漢奸」指助土民控告土司之漢人譚行義《為請誅助夷為逆之漢奸以彰國法事》：竊照交夷韋福琯滋擾諒山一事，雖因該國鄭姓擅權啟釁，其中實因漢奸為之主謀……具摺奏請聖裁，或在邊界正法，照知該國，以為漢奸潛入外夷滋事誘逆之戒，抑或解交該國自行發落，以昭我皇上懷柔遠人，毫不姑容屬國之叛黨。
《乾隆實錄》：諭：前據廣西巡撫楊錫紱奏稱拏獲在安南附逆為匪之黃漢、周道南、亞項等犯，姦宄兇悍，反覆無常。已飭府羈禁。俟再有拏獲漢奸，一併從重擬議等語。此處之「漢奸」為流播外國且在參與屬國內亂之漢人《嘉慶實錄》：又諭前因川省峨眉雷波夷匪與漢奸爭釁滋事，當令豐紳、董教增前往查辦。
此「漢奸」為引發漢夷衝突之漢人《嘉慶實錄》：朕詳加閱看，其江字書信漢夷言語夾雜，多不成文。夷字未經譯出，是否系該國王所寄，抑系雲南邊外與藏衛按壤地方漢奸番民中好事者捏造，均未可定。
此「漢奸」似乎僅以居住番地而定性，即非如此，亦堪稱為「有罪推定」《道光實錄》：向來商民攜帶貨物，由西寧辦事大臣衙門、給票出口。徑赴蒙古游牧貿易，既不指定地方，去來亦無期限，以致漢奸混雜，並夾帶違禁器物，於邊陲大有關係。
又諭那彥成等奏堪布喇嘛並玉舒德爾格等番族進口出口、嚴查攜帶漢奸一摺。此「漢奸」為違禁交通蒙、藏之漢人（清廷眼中「漢奸」以此類最多，且不惟蒙藏，違禁交通南方少民、藩屬國、洋人者亦稱「漢奸」，如《乾隆實錄》：議政王大臣等、議覆署兩廣總督策楞奏稱：粵西南境地接交夷，土苗錯處，各邊封禁隘口。時有夷匪漢奸潛出竄入，屢經設法查禁，而奸民出入如故。蓋因商民出口貿易，並傭工覓食，俱樂隘口出入近便。又多娶有番婦，留戀往來。是以偷度不能禁止。此等流落番境住家者，皆系遊盪匪民，在內既無稽查，在外又不能約束。聚眾既多，於安南苗疆均有大害。安南列在藩服，不敢設險自固，又未奉有驅逐解回之令，是以容留商販、娶婦住家。今該國亦屢被流棍侵凌，應請特降敕旨諭該國王，恤其屢被漢奸之擾，赦其從前容留之非，俟秋深瘴消，督撫遴委文武大員督同該國陪臣夷目在於交界處所將嗣後民人出入、作何稽查、商販到夷在何處交易。私行出口及無故逗遛者作何縛送解回。現在番境之民、作何立限進口。私娶番婦永遠禁止。詳議規條，以期永靖，應如所請。從之。）要之，清時廣泛使用之「漢奸」，「奸民」之意存而「民族叛徒」之意失，大略同於遼主耶律德光譏誚沙陀降將楊光遠所用「惡漢兒」一詞（《新五代史》：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靳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己，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此時「漢奸」之詞在漢官中也廣泛地使用，雖然明代漢官也用「漢奸」一詞，但是毫無疑問在滿人眼中之「漢奸」絕非「民族叛徒」之意，譬如《乾隆實錄》言「此等內地民人，出入邊境，率非安民之人。顧其中良莠不同，亦有難於概視之為漢奸者。如其人實繫心懷叵測，為緬酋前導，滋擾邊疆，其罪實無可逭，此即加之寸磔，予以族誅。」即可知清帝眼中「漢奸」與姦細雖然有時可以混用，然而在本質上絕不同義，蓋姦細只是「漢奸」之一類。
漢官使用「漢奸」一詞是否還具有「民族叛徒」之意？清人劉長華言「漢奸曷名乎？名漢土之奸民也」，又如李侍堯《為陳粵東地方防範洋人規條事奏摺》言「設非漢奸潛滋教誘，焉能熟悉？如奸民劉亞匾、始則教授夷人讀書、圖騙財物。繼則主謀唆訟、代作控詞。由此類推、將無在不可以勾結教誘、實於地方大有關係」，又如林則徐《札澳門同知傳諭義律准駁條款》言「乃有一奸徒，不由商雇，私與夷人往來，勾串營私，無所不至，是以內地名曰『漢奸』」。
由上，漢官使用「漢奸」一詞顯為「奸民」（「惡漢兒」）之意，乃出於一種「滿化」之心態，這種心態到了晚清滿人加速華化之後才得以轉變，「漢奸」一詞的指向擴大到了所有出賣國家利益者身上。之所以說是「華化」而非「漢化」，是由於當時有不少人對滿清的異民族本質並不了解，譬如錢穆少時不知曉清帝非漢人（「伯圭師隨又告余，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余驟聞，大驚訝，雲不知。歸，詢之先父。先父雲，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你看街上店鋪有滿漢云云字樣，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觀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師啟之。 」（錢穆：《師友雜憶》）
再如辛亥革命的參與者劉精三，也是在接觸了同盟會成員之後才滿漢之別：「他經常對我講述當時國內外形勢和明末以來的歷史，使我知道了清朝皇帝及滿洲韃虜，非我族類。」（劉精三：《晉南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五集）。簡單來說，由於清廷的文化高壓政策導致民間對滿清的異族統治忌諱過深而產生一種歷史失憶與民族歸屬的錯亂，在這種情況下以「漢化」來形容晚清的民族意識恐怕不妥，暫且如以陳垣那樣以「華化」言之。因為之前沒有美國…
關於這個問題，太祖在論持久戰中已經論述的非常清楚了，其他答案無非就聊加補充罷了。
太祖在駁亡國論一節里要駁斥的就是那些拿元滅宋，清滅明舉例言中國必亡的觀點。太祖曰要考慮"時代的特點，具體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抗日戰爭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和元滅宋，清滅明的時代決然不同，首先在國際形勢並不像後兩者那樣是孤立的戰爭，中國處在得道多助的一方，日本處在失道寡助的一方。在中國而言，雖然是弱國卻處在歷史上最進步的時代，其進步性體現在有資本主義，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廣泛的人民基礎，有先進政黨和軍隊；很顯然舊王朝鼎革時是沒有這些力量的。對日本而言，其小國、退步、寡助，滅亡中國的阻力比元滅宋，清滅明要大的多。在歷史上元滅宋，清滅明並沒有什麼必然性，滿清雖然號稱得國最正，但亦屬得國最巧。抓住了中原王朝處在天下擾攘，民心瓦解的歷史機遇，而抗戰時中國民心聚集，固知日本不能如滿清也。我覺得日本戰敗是因為日本打的是一場現代化戰爭，對於現代化戰爭來說最重要的是源源不斷的石油。如果沒有石油飛機沒法上天，坦克也開不動。日本是個典型貧油國家，大部分石油依賴進口，特別是向美國進口。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日本實行了石油禁運，這就意味著日本的戰爭機器將完全停擺。沒有了飛機大炮，那麼日本在中國戰場所以的現代化優勢就蕩然無存了。玩小米加步槍，共軍都足夠乾死日本了~
首先界定什麼是抵抗外族入侵的成功。俠義成功是軍事性的，但廣義的成功才是根本。成功實際就是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經濟上維持原有的生產關係，文化上延續中華的傳統。
歷史上的外族入侵往往都是游牧民族的南下，漢人的失敗也都是以政治層面上的為主。宋朝以來，漢人王朝的文明演進中的軍事弱點，往往在王朝末期被異族入侵和農民起義兩股力量所利用，進而形成政治上的失敗。而由於農民起義和王朝內部的政治力量不集中，王朝的政治遺產往往被異族王朝所竊得。這就是所謂的失敗。
但是，即便考慮屠殺和焚書坑儒等等浩劫，古代游牧民族到了華北平原和江南，並不能改變原有的小農經濟，他們很快由彪悍的騎手變成了平庸的地主。因而也無法徹底脫離儒教和宗法社會的治理模式，更無法建立比漢文化更有影響力的文化。政治上的失敗並沒有改變經濟和文化的延續。所以在經濟上和文化上，中華沒有完全的失敗。
但是歷次的政治失敗，是中華文明衰敗的過程。或者說，我們失去了靠自身文明演進走出封建農耕社會的機會。在清王朝的末期，地緣特徵獨特的鄰邦日本利用西方的制度技術和文化快速建立起強悍的軍事力量，並清晰的制定和執行了入侵中國的國策。
近現代的抗日戰爭和古代歷次外族入侵已經有本質的區別了。從麥哲倫環遊世界開始，東方已經不是華夷之爭了。雙方戰爭的軍事勝利不足以奪得失敗一方的政治權利，因為地區力量更加多元化了。戰爭的目的也不再只是掠奪領土和政治更替，西方國家更多尋求獲得商業資源。日本用一種現代戰爭的手段要達到古代異族統治的目的，如果他成功了，將是政治經濟和文化全面的成功，但正如其手段和目的的矛盾，他的成功是極其渺茫的。而對於我們，這就是所謂的三千年未遇之新變局。
二戰中國的勝利，首先要歸功於我們自身形成了統一的政治力量和打持久戰的決心，並在清末民初的時期建立了一定工業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基礎。誠然世界大戰的外部影響，特別是美國的介入，也是勝利時間的主要因素。軍事上的勝利讓人歡欣鼓舞，但從廣義上來說的「勝利『』讓人啼笑皆非。我們捍衛了小農經濟，在戰後用了比落後鄰國更長的時間來改變它，工業化和城市化；我們捍衛了文化的自主權，但我們隨後把自己的過去否定了，並時至今日在尋找自己；我們捍衛了國家，隨後四年就推翻重建。
所以比成功的原因更有意義的是界定什麼是成功。這場文明的競賽還在進行，或許談成功還早。抗日中國沒成功，跟著沾光而已。當初有三方勢力（國、共、汪），無論誰贏了，中國都可以當做勝利者。
朱元璋把蒙古人趕到了草原，趕回了沙漠，算抗元失敗？
因為抗日嘛，難道你願意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