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是繼承周禮嗎？

01-26

魯為周公之後，孔生於魯曾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他的思想和周禮有什麼聯繫嗎

孔子支持周禮，並不是啥都要按照周禮的方式去做，而是周禮的本質是「以人為本」，這是孔子支持周禮的原因，而且孔子支持周禮，還是一個比較的過程，「吾從周」，相較於夏商，他從周，為什麼，第一夏商的禮已經不完備了，只有周禮還完備，第二，夏商的禮有很多不符合人道，比如人殉。

周禮敗壞，首先是人心的敗壞，周早期的貴族大多墮落，「八侑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可忍的是淫逸賤漫之心。孔子要復禮，其實是為了克己，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如果不仁，要禮樂幹嘛呢。

中庸里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禮記（經考證，這很可能是偽書）說：「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可見禮並不是一系列死規矩，而是本於人情，讓人活得自在又不逾矩，讓各類人各行其道，又皆能自得其性的一整套社會規矩。這當然是可以隨著時代變化而加以損益的。

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曾經有一件衣服你穿上帥到爆，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你變得肥胖了，穿不上那件衣服了。這時候，孔子認為那件衣服依然酷到爆，你應該減肥健身，以便再次穿上靚衣四處拉風。可惜，減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孔子的意義就在於幾千年來一直激勵著一部分人減肥健身。他們也許並不是為了穿當初那件衣服，而是為了健康。

20世紀30年代胡適《說儒》提出了儒起源於殷商亡國貴族一說，所以他們才提倡復古，回到三代舊制。《周禮》實際是《商禮》略加修改而成。

為儒家正聲 -「重農抑商」非儒家所為
儒家起源，一般認為孔子崇周「吾從周」，即恢復周禮為繼任，所以才有了正式的儒家學派。
然孔子授徒之時，曾說過這麼一句話：「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 雍也第六》）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信號，即表明當時已有真假二儒之別。也就是說，儒學可能在孔子之前一直存在。而經今人徐山《儒學起源》一文的考證，儒者在殷商時代即已存在，而殷商亡後，儒者作為舊朝的貴族遺民淪落原野，為信仰與舊貴族利益而成為反抗周朝與復辟殷商的一支力量，而周為天下安定，所以周公制《周禮》以平天下之紛爭，而周公也可能出於爭取殷商儒的支持，或者請儒者制定，也或者基本沿襲殷商禮法，而終成《周禮》——「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論語.八佾篇》）。
所以，周禮內容就會提到儒者，如《周禮·大宰》：「以九兩系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如此，一部《周禮》即可證明儒者在殷商、姬周時代已經大昌其道，也正因為此，後世的孔子在懷才不遇時總嚮往周公：「甚矣，吾衰也!吾不復夢見周公。」也所以，當春秋開始禮崩樂壞，孔子即以恢復周禮為己任，而開儒宗之巨流。於是也才有殷商遺民聚集地如宋、衛、魯、齊等地成為後世正式儒家學派的昌明聖地，也就是儒學的正式立派都是殷人後裔。
關於胡適的「儒的起源說」的新評說結論
第三階段，清末民初。章太炎綜合班、孔的觀點，提出「太古始有儒，儒之名出於需」的設想(註：陳俊民：《孔子研究論文集·孔子儒家考辨》，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頁。)，至少又比孔進了一步。
　　受前輩學者滋潤和同輩學者幫助，胡適在《說儒》中，終於第一次確定儒之起源的準確時代——殷商代。晚年，他口述英文自傳再次重申20多年前觀點：「在這篇《說儒》的文章里，我指出『儒』字的原義是柔、弱、懦、軟等等的意思。(『說文』解釋說：『儒，柔也』)。我認為『儒』是『殷代的遺民』。他們原是殷民族裡主持宗教的教士：是一群被(周人)征服的殷民族裡面的(上層)階級的，一群以拜祖先為主的宗教里的教士。」「正因為他們是亡國之民，在困難的政治環境里，痛苦的經驗，教育了他們以謙恭、不抵抗、禮讓等行為為美德(由於那種柔順以取容的人生觀)，他們因此被取個渾名叫做『儒』；儒者，柔也。」(註：華東師大版《胡適的自傳》，第266-267頁。)
　　如果說，他們進行的不過是關於儒的起源時代的原始性探索，那末，胡適進行的就是科學性探索，儘管仍有一些欠準確之處。
　　(三)脫胎之母。「儒」從何而來？經過周密考訂，胡適提出「出於祝宗卜史說」，也就是「出於社會職業說」。他的基本觀點是：「殷商的智識分子——王朝的貞人，太祝，太師，以及貴族的多士，——在那得政的西周之下，過的生活雖然是慘痛的奴虜生活，然而有一件殷民族的團結力的中心，也就是後來終久征服那戰勝者的武器，——那就是殷人的宗教」；「這種宗教需用一批有特殊訓練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喪禮需用相禮的專家。亡國之後，這些有專門知識的人往往淪為奴虜，或散在民間。因為他們是有專門的知識技能的，故往往能靠他們的專長換得衣食之資。……這一些人和他們的子孫，就在那幾百年中，自成了一個特殊階級」；「他們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逐漸變成了人民的教師。他們的職業還是治喪，相禮，教學……」(註：華東師大版《胡適的自傳》，第370-371頁。)

　　《說儒》發表後，郭沫若先後寫了《駁〈說儒〉》、《論儒家的發生》等文章，試圖全面推翻胡適的「儒的起源說」。即使如此，郭也承認「祝宗卜史之類的貴族們」，「走到末路」，「便是『儒』的來源了」；並指出「君子儒」就是「儒的職業化」的標誌；「儒既化為了職業，也就和農工商之化為了職業一樣」(註：《駁〈說儒〉》，《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第457-458、460頁。)。可見，在儒的脫胎之母這個具體問題上，郭是贊成胡適的觀點的。
　　(四)產生原因。胡適認為，儒之所以起源於殷商代，從治喪、相禮、教學的「教士」——「祝宗卜史」脫胎而出，是基於下列原因的：
　　根本原因。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不高，科技不發達，人們對許多自然變異現象，無法作出解答，總以為有一種神奇力量在左右人世間的一切。這種神奇力量，無非是天帝、神鬼和自然物。正如馮天瑜所說：「殷商是神權時代，是鬼神觀念盛行的社會。……天神、地祇、人鬼都是頂禮膜拜的對象，這便是所謂的『殷人尚鬼』。」(註：馮天瑜：《中國文化史綱》，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頁。)而「天」又「不言」，只能「以形與事示之而已」。這樣，既知「形」又曉「事」的「智識階級」——祝宗卜史，便應運而生，並在「天人」之間充當聯絡溝通的中介人物，有時甚至充當「殷人」的參謀、助手，發揮輔助決策等多種作用。
　　待改朝換代後，原先位尊權重的祝宗卜史，便淪為周人「奴虜」。為了活下去，他們把以占卜、刻契、記事為主要形式的、具有輔助決策功能的、比較神聖的工作，轉化為以治喪、相禮、教學為基本內容的「教士工作」，並逐步發展成為一種社會職業，而為自己的「衣食之端」。
　　具體原因。一是社會主要角色位置互換。即「殷人」與「周人」的位置，正好來了個對調。二是社會需要。周人雖在政治上得勢，但不能說他們的水平就會自動地「水漲船高」。為適應執政需要，周人被迫拜「殷的遺民」中的「教士」為師。而他們又從骨子裡瞧不起葆有殷的「遺風」的遺老遺少們的文謅謅、酸溜溜的樣子，便給他們起了一個帶有輕蔑意味的渾名——「儒」。三是後繼有人。胡適說，由於「周人」需要，這就為「儒」的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所以，在長達六七百年里，學儒的人「綿延不絕」，以至出現了後來孔子所說的「君子儒」和「小人儒」等「流品」；這些「殷人的教士」，「他們的職業還是治喪、相禮、教學；但他們的禮教已漸漸行到統治階級里了」。就是所謂的「小人儒」，胡也給予應有的歷史地位：「他們最重要的謀生技能是替人家『治喪』。他們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這是儒的本業。從這種『小人儒』的生活里，我們更可以明白『儒』的古義：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們的宗教知識為衣食之端。」(註：華東師大版《胡適的自傳》，第388-389頁。)
　　針對有人對「治喪」工作不理解，胡適在致孟森的信中特意作了解釋：「(五)相禮在當日為大事，故知禮之人在當日備受敬禮，此古書所昭示。後世禮俗漸變，贊禮之人遂猥賤，然讀古書不當以後世之眼光讀之。例如卜筮之貞人筮人，在當日何等重要？今日卜人之受輕視，何妨於古代貞人之受敬禮乎？(六)古代並不輕視此種儐相儒生，我們不當以後世惰民杠房比例古之商祝殷士。世界上婚喪禮之苟且俗陋，莫如當世之中國。試看西洋人婚禮中之牧師，尚可想見古代儒生相禮時的崇高地位。」(註：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第628頁。)
　　(五)與孔子的關係。這是古往今來說儒中最為繁雜的一個問題，諸種學案，其源蓋出於此。有鑒於此，胡適專門論及了這個問題。
　　1.由廣義的、來源甚古的「儒」，「變成了孔門學者的私名」——狹義的儒，是主客觀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胡適把廣義儒與狹義儒區分清楚後指出：「這固然是孔子個人的偉大成績，其中也有很重要的歷史的原因。……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後五六百年的一個偉大的歷史趨勢；孔子只是這個歷史趨勢的最偉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績也只是這個五六百年的歷史運動的一個莊嚴燦爛的成功。」(註：華東師大版《胡適的自傳》，第381頁。)
　　2.在胡適看來，原生儒與他在《說儒》中所說的「儒教」是一回事。他對孔子在將原生儒變成儒學之儒中的作用，作了比較準確的評估。
　　胡認為，孔子的作用，一言以蔽之曰：「中興」。具體表現在：

　　首先，對原生儒進行革命性改造，使之在內容與形式方面，都發生革命性變化，使之少帶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原生儒，上升為帶有學術色彩的再生儒——儒學之儒。用胡的話來說，「他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籬，打通了殷周民族的畛域，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抬高了，放大了，重新建立在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基礎之上：他做了那中興的『儒』的不祧的宗主。」(註：華東師大版《胡適的自傳》，第402-403頁。)陳俊民指出：所謂「儒學之儒」，就是「孔子之儒」，也就是墨子「最早給孔子及其門徒冠上儒名」之儒，和「以儒自詡」的荀子之儒(註：見《孔子研究論文集》，第108頁。)。
　　其次，審時度勢，正視現實，對歷史經驗作了系統總結。胡適說，孔子「認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雜居，文化逐漸混合的趨勢，他知道那個富有部落性的殷遺民的『儒』是無法拒絕那六百年來統治中國的周文化了，所以他大膽的衝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膽的宣言：『吾從周』，在這句『吾從周』的口號之下，孔子擴大了舊『儒』的範圍，把那個做殷民族的祝人的『儒』變做全國人的師儒了」，「孔子所謂『從周』，……其實是接受那個因襲夏殷文化而演變出來的現代文化」(註：華東師大版《胡適的自傳》，第403-405頁。)。
　　基於以上認識，胡適認為：「孔子是儒的中興領袖，而不是儒教的創始者。」「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擴大到那『仁以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國遺民的柔順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進取的新儒，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業。」(註：華東師大版《胡適的自傳》，第415頁。)。
……　(三)產生連鎖反應，推動理論研究。胡適的「儒的起源說」發表後，即在當時學界產生反響：贊成者有之，如傅斯年等；商榷者有之，如孟森、江紹源等。而令人關注、且在今天仍能激發研究胡適者興趣的是：馮友蘭的《原儒墨》、錢穆的《儒學之起源》、《駁胡適之說儒》、郭沫若的《駁〈說儒〉》、《論儒家的發生》等。在涉及「儒的起源說」的具體內容方面，馮、郭與胡的看法，總的說來是相左的。例如，在「產生時代」問題上，馮認為，儒起源於貴族政治崩壞以後，即所謂「官失其守之時」。郭在相隔7年的兩篇文章里，對此問題的看法變化較大。在前文，郭說過「祝宗卜史之類的貴族們」「走到末路」、「這些便是『儒』的來源了」、「儒應當本來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專號。那在孔子之前已經是有的」這樣的話，觀點接近於胡；在後文，郭卻說「儒是春秋時代……的產物」，「是春秋末葉……產生出來的歷史成果」，「所以『儒』並不是本來就已經有了，因孔子而復興」(註：郭沫若的第一段話見《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第457-458頁；第二段話見《沫若文集·論儒家的發生》1959年版第12卷，第304-306頁)。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就胡適的「儒的起源說」的立論根據——郭沫若說的「四根大台柱」，諸如「三年之喪」、《易經》的需卦、《正考父鼎名》、《商頌·玄鳥》等，展開熱烈爭論，澄清諸多史實，特別是糾正了胡適的兩個不準確的說法：一是關於儒「還指那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人生觀」說，二是關於「懸記」說，以還歷史本來真面目。
　　近一二十年來，討論或闡發由胡適引發的「儒的起源」問題，一直在進行著。70年代的徐中舒、金景芳，80年代的李澤厚、張豈之、陳俊民、李玉潔，90年代的鄧廣銘、趙吉惠、郭厚安、郁有學、李軍等老中青三代學者，都為研究這個課題，付出了艱辛的勞動(註：徐中舒的看法見《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載《四川大學學報》 1975年第4期；金景芳見解在《論儒法》一文中，載《歷史研究》1977年第5期；李澤厚的看法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1986年版，第10-11頁；張豈之的見解見《中國思想史》1989年版，第47頁；陳俊民的觀點見《孔子研究論文集·孔子儒家考辨》1987年版，第122頁；李玉潔的觀點，見《中國儒學辭典》1988年版，第846頁；鄧廣銘的看法，見《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1993年版，第1-9頁；趙吉惠、郭厚安的見解，見《中國儒學史》 1991年版，第35-36頁。)。
　　他們的觀點，可分4種：
　　1.支持胡適的說法。徐中舒、李澤厚、張豈之、趙吉惠、郭厚安、李玉潔、郁有學、李軍等，都是「支持胡適派」。難得的是，徐中舒在「文革」末年發表《甲骨文中所見的儒》一文，指出：「儒在殷商時代就已經存在了，甲骨中作需字，即原始的儒字。」他用實物——甲骨文的資料，證明早就成為「死老虎」的胡適的關於「儒的起源說」，是有可靠依據的。
　　2.基本支持郭沫若的說法。陳俊民在《孔子儒家考辨》中說：「儒產生的時代很可能就在春秋的中後期。」雖然他說得很謹慎，但基本上支持郭說，只是略作修正。
　　3.支持漢儒經師的「周代始有儒」的「王官說」。據陳俊民說，金景芳就持這個觀點，有儒「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一說。
　　4.「各有千秋」說。鄧廣銘在《胡著〈說儒〉與郭著〈駁說儒〉平議》一文里，除對支持胡適說的「四根大台柱」予以「平議」外，還提出獨到見解。他在文末說：「兩文雖各有瑕疵可指，然而兩文以其各有創見創穫，它們是各有千秋的。」

　　所有這些，都有力推動理論研究，就像《中國儒學史》所說：「考察儒的產生與演變，對於研究儒學的演變，探究儒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都是很有必要的。」

箕子是儒家始祖
現在人們可以看到最早有清晰記載的儒據胡適，傅斯年，王國維等一批學者考證為「頌師」。就是幫人辦喪事的司儀，這個時期的儒地位已經十分低下，是一種「仰人鼻息」的生活。因為周滅商後，商禮商巫被廢，周人有自己的巫學系統，信仰「天」。這樣信仰「帝」的商巫就因為文化系統不同，沒有了地位，淪為賤民。雖然沒有了社會地位，沒有了生活來源，但這批人有文化，他們傳承著殷商族人的文化和信仰，在商族頑民內部，還是有很高地位。孔子本人其實就是這批人中的代表，後來被商夷舊民稱為－－「鳳」，認為是本族文化的拯救者。也許由於這個起源，後世儒學特別重視喪葬。
　　但是孔子終其一生，是不敢言「儒」的。原因是「儒」為殷商民族教士，在春秋時代，周王室雖已式微，但霸主們還都是周氏後代，仍然是在周羌人的政治恐怖之下，言儒意味著造反，這是他不敢做的。孔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巧妙的整合了「仁義」和《周禮》。因為《周禮》已被定為周人的國家制度，沒有人敢反對。但《周禮》本身只是一套統治制度，沒有更多文化和倫理價值。孔子巧妙的把商夷人的「仁義」文化融入《周禮》，這樣就可以大鳴大放的進行鼓吹，沒有人再敢說他政治不正確了。所謂《周禮》本身的框架就是殷商人的東西，跟周人自身的文化沒有太大聯繫。周人自身的巫學信仰系統，是以「黃老道學」，也就是道家文化為根本的，在後來的諸子中，也是道家一派人物傳承了周人自己的文化信仰系統。而所謂《周禮》，只是小邦周滅商入主中原後，不知如何管理的情況下，直接移植殷商人的統治技術《商禮》稍加修改而來。如孔子所言：「商沿夏,周襲商,或有損益,卻主要是沿襲」就是說這件事。
　　換句話說，孔子所做的，只不過把被周人搶奪並割裂的《商禮》，重新跟自身的殷商「仁義」文化鏈接回來。這裡面並沒有周人多少事。但這種巧妙的結合卻避過了周人的耳目。周人自身文化是道學系統，跟這些東西不搭界，從後來的周系統諸子，如道家，法家，兵家，陰陽家，縱橫家的著作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周系諸子從來對「仁義」不感興趣，它們的理論里，沒有「仁義」內容，就算提到仁義，也是拿來嘲笑或貶罵的，認為「仁義」是殷商族人愚蠢，弱智的代名詞。
　　在孔子時代，也沒有所謂「儒家」的說法，孔子只是宣講商族人的「仁義」之學，而不說明它的來源。「儒家」一說，是周人統治被廢除後，後儒的附會，因孔子之學，全部思想體現的都是殷商教士「儒師」的思想。孔子本人，並沒有聽說過「儒家」這個詞。
　　抬出所謂「周公」「周孔並稱」實在是迫於當時的政治壓力。周統治八百年後，被認為是正統文化。如不抬出一個周人做始祖，極難推行。實際周公只不過是周人滅商集團中的溫和派，他本身跟儒家文化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他是周統治集團中，主張用柔，並吸收了商人舊統治《商禮》，改稱《周禮》。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商人的傳統的鴿派人物，不象鷹派的姜尚等人，對商頑民動不動就滅族，基本主要靠「干」。這樣在周公的政策下，商頑民的日子稍微好過些而已，因此儒家主推周公。實際周公跟儒家文化無關，儒家也說不出周公除了《周禮》到底還干過些啥事，其實《周禮》只是《商禮》改了個名字，做了些修改而已。
　　而真正商周時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全部是商族人。也就是孔子在《論語·微子》中稱讚的「三仁」（三個仁人）。箕子與比干、微子並稱為商紂王時期的「三賢」，也是真正的儒家「仁義」文化的三位傳承人，被孔子稱為最早的三個「仁者」。但是比干被商紂殺掉，斷了一支。微子投靠了周武王，被封在宋地（也是孔子的直系先祖），但是宋為周屬國，要受到周王節制，沒有辦法恢復自身的儒家文化和制度。這樣，其實最後，真正保留並傳承了儒家文化的，就只有箕子這一支了，箕子才是儒家文化的真正始祖和唯一的嫡傳獨苗。
　　周武很仰慕箕子的才幹的，滅商後誠邀箕子出山，箕子雖於商紂不合，畢竟自己是商人，是紂王的叔叔。不情願接受異族周人統治。「箕子諫紂不聽，囚箕子以為奴人。周武王克商，命召公釋箕子之囚。……箕子既為武王傳道，不肯仕，武王亦不敢強，箕子乃避中國，東入朝鮮。」
　　殷商這個民族，最初的起源地在遼東，輾轉到山東，再從山東入中原。被周滅掉後。最初的商遺民原打算在山東沿海另立國家。滅商前，姜尚用大量寶物和美色，賭賂離間淮夷等各部落反叛商紂，因此當周人進攻商都時，商的主力部隊正在征淮夷，來不及回調。聞訊時商都已被周人攻佔，回天無力。商余部原計劃在山東沿海另立新國，延續殷商「仁義文化」香火。史載商余部退至山東奄國（後來的魯國），這是商夷的的舊根據地和最後據點，當地沒有周人，全是商夷族人。商殘軍曾向周武和姜尚講和，表示承認戰敗，希望周王許其在「奄城」立國，雙方井水不犯河水。尚姜認為即已滅商則兩族仇恨已結，如令其做大，必留後患，力主攻奄，拒絕了其要求。前無退路，後無援兵的商殘軍在古中國境內再無退路，決定於城同亡，跟周軍做最後決戰。周軍勸降無效後，下令屠城滅族，平了奄城，改建為「魯國」，以示羞辱。
……《論語·子罕》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 陋，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漢書》記載:「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孔子悼道不行，欲居九夷。」《後漢書·東夷傳》序文記:「東方曰夷。夷有九種……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孔子在哀悼儒道不行的時候，想到儒道大行的君子之國朝鮮，願意乘桴浮海，到「君子居之」的東夷朝鮮居住。這說明朝鮮的憲政儒風文明由來已久。

孔子的意思是說：「如果我的大道得不到弘揚，那我就坐船出海。」（原文出自《論語》：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漢書》、《後漢書》都認為孔子出海的目的地就是朝鮮。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漢書地理志）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周禮的核心是『封建』.封土建國.夏君夷民.形成一套天子－貴族—士—國人—奴隸的體系，也正是這一套產權分明的體系，使得諸侯國有動力去向外擴張，對內安民，使得中國在公元前就完成了初步的擴張，將所謂中國本部極快的納入了華夏的固有領域之內，同時有名義上的共主，周天子。周禮是一套成功的政治體系。……而後世的儒家核心是士與皇帝共天下的官僚體系，實現的方式就是科舉制，其核心通過考試權，保障士大夫階層的參政權……所以孔子和後世的儒家主張的核心完全不一樣…………就如同我黨高唱共產主義理想，干著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