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章中孟子的辯論技巧？

諸子百家的辨論技巧的差別。

我以前寫過一篇整理，稍微修繕一下貼過來吧～

這篇文章寫於2014年，靈感來自黃執中學長的價值辯論中的比較 之一，是我首次嘗試對自己的辯論理念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說來慚愧，和最近新寫的這篇文章如何可以給辯手一個較為完善的訓練體系？兩相比較之後，我發覺這兩年似乎沒有多少長進QQ）

一、拆解資料：定義和測量

　　梁惠王說：「我對國家很盡心。河內發生災荒，就把部分百姓移到河東，把糧食運到河內。河東發生災荒的時候也是。觀察鄰國的政務，沒有人和我一樣用心。但是鄰國的居民不減少，我的居民不增加，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說：「大王喜歡戰爭，請讓我用戰爭做比喻。如果有士兵，在擊打戰鼓，雙方兵刃相交的時候，丟棄盔甲拖著兵器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後停止，有的跑了五十步停止。結果跑了五十步的人嘲笑跑了一百步的人，您覺得如何？ 」

　　「當然不可以，他只不過沒有跑到百步而已，他還是逃跑了。 」

　　這是《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著名的段落，也是成語「五十步笑百步」的來源。

　　在這段對話中，梁惠王舉出「資料」質疑孟子的「論點」也就是：如果施行仁政，那麼百姓就會增加。根據他的資料，他施行仁政，可是百姓卻沒有增加，其他國家不施行仁政，百姓也沒有減少－－透過一份資料，同時從正反兩個層面進行質疑，梁惠王這資料用的不錯。

　　那麼孟子是怎麼回應的呢？

他的做法是，質疑梁惠王對「仁政」的定義。

　　在士兵的例子裡面，逃跑就是逃跑，不會因為跑得近或者跑得遠而有差別，這是因為事情的本質不會因為程度而改變。所以，雖然梁惠王做的比鄰國還要多，他的行為還是稱不上「真正的仁政」。

　　當然，這麼進行攻擊後，孟子也很負責任的說明了什麼是真正的仁政，大破後需要有大立，如果只是單方面拆解卻不願意論證，那麼說服力終究有限。

　　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故技重施，只是這次就比較草率。

　　齊宣王問說：「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紂王，有這回事嗎？」

　　孟子說：「文獻上看起來是有的。」

　　齊宣王問：「臣子殺害君主，這樣可以嗎？」

　　孟子說：「嗯？敗壞仁的人叫『賊』。敗壞義的叫『殘』。殘、賊的人就『獨夫』。我只聽說有獨夫紂被殺了，沒聽說過弒君這種事。」

　　相比梁惠王，齊宣王的水準比較低，孟子的回答也比較隨便。氣勢少了，遊刃有餘的瀟灑卻多了，說服力卻沒有減少太多，這就是因應對手並且做出不同判斷的工夫。

　　另外，包含定義在內，拆解資料的方向總共有四個：定義、測量、樣本、推論。通常來說，我們很難檢驗資料的樣本，因為就算是論文，也只會交代抽樣方法，而不會真正呈現所有樣本。而推論可以獨立成另外一個課題，因此接下來，我們就談談使用「測量」來拆解資料的方式，這是在《孟子．公孫丑章句下》的例子。

　　燕國人叛亂，齊王說：「我覺得自己很慚愧，對不起孟子QQ」

　　陳賈說：「大王不要心煩，你覺得自己和周公相比，誰比較有仁義和智慧？」

　　齊王說：「靠！你這什麼問題？」

　　陳賈說：「周公派遣管叔去監督殷人，管叔卻帶著殷人叛亂。如果周公早就知道他會叛亂，那麼這麼做就是不仁。如果他不知道，就是不智。周公都不能完全具備仁和智，何況是大王呢？請允許我見到孟子的時候替您解釋。」

　　陳賈見到孟子後問他：「周公是什麼人？」

　　孟子說：「古時候的聖人。」

　　陳賈說：「周公派管叔監督殷人，結果管叔和殷人一起叛亂，有這回事吧？」

　　孟子說：「嗯哼。」

　　陳賈說：「周公是知道他會叛亂還派他去嗎？」

　　孟子說：「他不知道吧。」

　　「嘿嘿，那麼你的意思是聖人也會犯錯囉？」

　　孟子說：「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過錯，不是情有可原嗎？而且古時候的君子，犯了做就改正；現在的君子，犯了錯卻繼續不改。古時候的君子，他的過錯好像日蝕、月蝕，人民都可以看見；等到他改正後，人民都仰望他。現在的君子，豈止通融錯誤？甚至還為錯誤辯解。」

　　在這段故事開頭，齊王對燕人的叛亂感到很苦惱，陳賈舉出「資料」告訴他，犯錯不用苦惱，就連周公也會犯類似的錯誤。

　　面對這份資料，孟子並不是質疑「錯誤的定義」，而是「測量的精度」，換句話說，同樣是錯誤卻有大錯誤和小錯誤，把他們混為一談得出的結果肯定會非常偏頗。此外，孟子也進一步說明了這兩種錯誤的不同，拆解後還有論述，在在證明了孟子的正氣浩然。

二、比較價值：前提和缺失比較

　　孟子謁見梁惠王。王問：「老先生，你不遠千里而來，應該是有什麼利益要帶給我的國家囉？」

　　孟子回答說：「大王何避開口就談利益呢？只要有仁義就夠了！大王問『要怎麼對我的國家有利？』大夫問：『要怎麼對我的封邑有利？』士人平民問：『要怎麼對我自己有利？』上下互相爭奪利益那國家就危險了。有萬輛兵車的國家中，殺掉國君的肯定是有千輛兵車的大夫；有千輛兵車的國家中，殺掉國君的肯定是有百輛兵車的家族。在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中有千輛，千輛的國家中有百輛，實在不能說不多。如果先談利後談義，他們不搶奪更多是不會滿足的。相反的，沒有重視仁卻遺棄親人的，也沒有重視義的人卻不先考量君主的。所以大王只要談仁義就好，何必談利呢？」

　　這是《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著名的「王何必曰利」，在這段對話裡頭，孟子進行的是「仁義／利益」兩者的價值比較。要成功進行價值比較，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找到對方價值的前提，然後在闡述自己價值的同時，兼容對方的前提。

　　梁惠王談利益，可是他的前提是：能夠保有利益。沒有這個前提，後面談再多都是空話，因此孟子針對這個前提直接進攻，先是論述追求利益如何破壞這個前提，然後反過來，論述仁義又是如何能夠穩固現有的利益。如此正反論述搭配排比修辭，孟子對進行的「仁義／利益」比較可說是氣勢萬鈞、無懈可擊。

　　「尋找前提」這個方法，不只在進攻的時候好用，防守的時候更好用。

　　在《孟子．離婁章句上》有這麼一段對話：

　　淳于髡問：「男女之間不親手遞送物品，這是禮吧？」

　　孟子說：「這是禮。」

　　淳于髡問：「那如果嫂嫂溺水了，要不要用手救她呢？」

　　孟子說：「嫂嫂溺水不救，這是豺狼。男女之間不親手遞送物品，這是禮節。嫂嫂溺水用手救她，這是權變。」

　　在這裡，淳于髡透過嫂嫂溺水的狀況，要求孟子比較「性命／禮節」這兩個價值，孟子要守護禮同時兼顧嫂嫂的性命，在這裡他有兩個選擇：尋找性命的前提，或者尋找禮節的前提。

　　另一個例子是《孟子．盡心章句上》桃應的問題。

　　桃應說：「舜是天子，皋陶是法官，瞽瞍殺了人，該拿他怎麼辦。」

　　孟子說：「讓皋陶把他抓起來囉。」

　　「那麼舜不阻止嗎？」

　　孟子說：「舜怎麼能阻止呢？皋陶的權力是他授予的啊。」

　　「那麼舜應該拿他老爸怎麼辦？」

　　孟子說：「對舜來說，拋棄天下就和拋棄破草鞋一樣。她會偷偷的背著父親逃跑，躲到海邊去，後半生開開心心的活著，忘了天下。」

　　桃應的要求孟子比較的是「孝順／法治」這兩個價值。和前面處理禮節的方式相似，孟子也回過頭去尋找法律的前提，因此他認為以拋棄天下作為代價，帶著父親逃跑是最好的選擇。

　　當然，淳于髡和桃應都可以進一步詢問孟子「權變」的標準，也就是禮節和法治的前提。可惜淳于髡沒問，桃應不問，孟子也沒說。但是不用他說，大家應該也都知道，在法制和禮節背後的是什麼。

　　最後要談的是：「缺失性比較」，也就是全有全無的比較。

　　這是《孟子．告子章句下》：

　　任國有人問屋盧子：「禮節和吃飯哪個重要？」

　　屋盧子說：「禮節重要。」

　　「娶妻和禮節哪個重要？」

　　屋盧子說：「還是禮節重要。」

　　那個人說：「如果拘泥禮節就會餓死，不遵守禮節卻可以得到食物，還要遵守禮節嗎？如果按照『親迎禮』就取不到妻子，不按照『親迎禮』反而可以取到妻子，還要遵守親迎禮嗎？」

　　屋盧子回答不出來。隔天到鄒國，把事情告訴孟子。

　　孟子說：「回答這個問題有什麼難的？不測量本來的高低，卻只比較末端，這樣一來木塊也能高過樓頂啊。我們說金屬比羽毛重，難道是衣帶鉤的金屬和一整車的羽毛比較的結果嗎？拿吃飯最重要的部分和禮節最不重要的部分比較，那何止吃飯重要？拿取妻最重要的部分和禮節最不重要的部分比較，那何止娶妻重要？你回去問他：『扭斷哥哥的手臂搶他的食物就能吃到飯，不這麼做就沒飯吃，你會這麼做嗎？爬過東邊的牆去侵犯他家的女兒就可以得到老婆，不這麼做就取不到妻子，你會這麼做嗎？』」

　　在這段對話中，任人比較「禮節／吃飯」以及「禮節／娶妻」的方式，是取食色之重對比上理之輕，或者說：選了禮節就沒有飯可以吃、沒老婆可以取，彼此是全有全無的零合關係，也就是所謂的「缺失性比較」。

　　面對「缺失性比較」唯一的回應手段，就是指出對方正在使用缺失比較，並且自己也使用缺失比較，讓觀眾知道這樣的比較沒有義意。

這個價值比較的策略，基本上是所有人都會使用的「泥巴仗戰術」，意思是明明知道對方肯定有辦法破解，卻還是不得不使用，因為你不使用對方就會用，到時候吃虧吃虧的只會是自己，可以說是辯論比賽中的惡性競爭。

三、類比論證：應用和拆解

　　孟子對齊宣王說：「假如大王有個臣子，把妻兒託付給朋友，自己到楚國遊歷。他回來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的妻兒在挨餓受凍，該怎麼對這個朋友？」

　　齊宣王說：「拋棄這個朋友。」

　　孟子說：「獄官不能管理下屬，應該怎麼做？」

　　齊宣王說：「撤換他。」

　　孟子問：「國家如果治理不好，又應該怎麼做呢？」

　　齊宣王轉頭看了看左右的人，然後開始談論其他話題。

　　論證命題的方法有兩種，分別是：演繹法以及歸納法。

　　嚴格來說，真正在邏輯上有效的只有演繹法，但是日常生活中，我們更常使用歸納法，用過去的經驗預測未來、部分的樣本推測全體。歸納法的重點在於：找出事物的規律，也就是觀變思常。

　　而「類比論證」則是歸納法的一個類型：透過歸納思維，我們發現某類事物都服膺某個規則，因此在碰到另一個同樣屬於該類的事物時，我們就會推測它應該也服從相同的規則，這就是類比論證的運作方式。

　　而在這段對話中，孟子舉出的都是某個身分（類別）的人，違反本份後該如何處置（規則）的例子。既然朋友和士師在違反本份後，都應該被拋棄，那麼君王沒有做好本份，又應該怎麼處置呢？

　　孟子的類比層層遞進而且舉例洽當，所以使的齊宣王沒有辦法有效回應。可是在實際運用的時候，需要注意兩個問題：

　　第一，對手不一定會配合回答每個類比；

　　陳臻在《孟子．公孫丑章句下》就犯了這個錯誤。

　　陳臻問說：「以前在齊國，齊王送你一百鎰（兩百兩）金子你不接受；在送國的時候，送你七十鎰你卻接受了；在薛的時候，送你五十鎰你也接受前面不接受如果是對的，那麼現在不接受就是錯了；現在接受如果是對的，那麼過去接受就是不對的，您必定要在這兩個狀況選一個。」

　　孟子說：「都對。在宋的時候，我將要遠行，遠行必須要路費，對方說『送我路費。』我為什麼不接受？在薛的時候，我要防備盜賊，對方說『聽說你要防備盜賊，那送點錢給你買兵器。』我為什麼不接受？但是在齊的時候，我不需要錢。沒有理由卻贈送別人錢財，就是收買，哪有是君子卻可以被人收買的道理？」

　　宋、薛的國君都要給孟子錢，這同類型的行為，面對同類型的行為，應該要有相同的反應（規則），那麼為什麼面對齊王的時候，可以有不同的反應呢？

　　陳臻對孟子使用的是個「雙刀論證」也就是俗稱的「悖論」，對方不管怎麼選都會導致自相矛盾的結果。坦白說，他這兩刀姿勢標準、招式到位只可惜底氣不足，讓孟子用雄渾的內力強行破招。

　　他說：因為齊和宋、薛的狀況不同，因此不能類比。

　　拿來類比例子必定是有同有異，因為如果全部皆同，那就不較「類比」而是「實證資料」，因此只要能找出其中不同，你也可以和孟子一樣，拆解類比輕鬆上手。

　　然而，最恐怖的狀況不是對手不配合，或者類比被對方拆掉。

　　最可怕的狀況是：類比被對方挪為己用！

　　在《孟子．告子章句上》告子就被這樣打得滿頭包。

　　告子說：「人性就好杞柳；義好比杯盤。要使人性有仁義，就像是杞柳成為杯盤。」

　　孟子說：「你能順著杞柳的本性把它做成杯盤嗎？還是要傷害了杞柳後才能做成杯盤？如果要傷害杞柳蔡能做成杯，那是不是也要傷害人性才能得到仁義。率領天下的人卻禍害仁義，肯定都是有你這種言論的人。」

　　告子說：「人性好比湍急的水流，在東邊開個缺口就往東流，在西邊開缺口就往西流。人性沒有善與不善，就好比水流沒有東西的分別。」

　　孟子說：「水流確實不分東西，可是它不分上下嗎？人性的善，就像水往下流。人沒有不善，水沒有不往下。你拍打水面可以讓水濺過額頭，阻擋使它逆流可以流上山坡。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這是環境造成的結果，就好比你可以使一個人變得不善，兩件事情本質是一樣的。」

第一，長於論辯，是《孟子》散文的特徵。

（1）《孟子》中的論辯文，也巧妙靈活地運用了邏輯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應手地運用類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縱，反覆詰難，迂迴曲折地把對方引入自己預設的結論中。如《梁惠王下》，步步設問，「王顧左右而言他」。

（2）「孟子長於譬喻」，在論辯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體生動的形象表現出來。

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第二，氣勢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特徵。

孟子曾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寫起文章來，自然就情感激越，辭鋒犀利，氣勢磅礴。

同時，《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疊句等修辭手法，來加強文章的氣勢，使文氣磅礴，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第三，《孟子》的語言明白曉暢，平實淺近，同時又精鍊準確。

《孟子》繼承發展《論語》《左傳》《國語》等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形式，形成了一種精練簡約、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可以說，後來統治了我國兩千多年的標準書面語，在《孟子》那裡已經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