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古典學研究？

01-23

由劉小楓、甘陽主編的《經典與解釋》系列自2000年已陸續出版圖書350餘種，吸引了不少人對古典學的興趣，但在學術界也引起不小的爭議。這樣一種含有濃厚施特勞斯傾向的古典學研究顯然是政治哲學意義上的，請問大家，如何看待這種研究在當下中國的意義？

謝邀，不是這個專業的，晚飯時候隨便水一題。

首先說明一下，劉小楓、甘陽主編的《經典與解釋》系列我個人看過二十本左右，憑印象流其中一多半算是是施特勞斯學派的，但仍然有不少作品和施特勞斯學派關係並不明顯。即使是看施特勞斯學派的東西，也不代表接受劉小楓、甘陽或者其他國內學者的理論。所以，一提古典學就只知道施特勞斯，一說施特勞斯就必提劉小楓、甘陽是毫無必要的事情。

說回正題，前面幾個高票答案更側重古典學本身，而沒有提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古典學研究。就我個人的理解，粗略的說，對於現代政治哲學和倫理學思想可以分兩大類。一類繼續推進和深化近現代政治哲學的觀點，比如羅爾斯、德沃金都是站在現代性這一邊的人。另一類則認為現代性是存在缺陷和不足的，因此需要對現代性進行修正、反思，甚至主張推翻現代性，比如某些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權主義、共和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都從不同的角度對現代性提出了批評（儘管這些觀念本身都是現代性的產物）。在對現代性進行批評的時候，總免不了需要從一些現代性之外的思想和觀念中汲取養分，而對於西方思想家來說古典學是最觸手可及的智識資源。

所以，即使不提施特勞斯，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最傑出的的政治哲學家和倫理學家通過對古希臘羅馬思想的研究提出對現代社會有價值的思想。比如麥金泰爾、娜斯鮑姆。還有些思想家（比如共和主義的斯金納和波考克）雖然研究的是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或者哈林頓這樣的近代思想家，但是其思想仍然與古典思想直接的關係。

再進一步說，即使是贊同現代性的人也必須承認，對於古典學儘可能充分的了解和認識對於理解近代政治思想是有極大的幫助的，因為大多數近代政治思想家在著書立說的時候，都不可避免的要與古典政治思想對話。

然後回答一下題主自己提出的四個問題：

1. 是否古典的就是善的，就優於現代？

答：古典並不見得優於現代，明確主張古典優於現代的思想家是非常有限的。但反過來說現代性也遠遠做不到包治百病、所向披靡，所以我們始終需要從其他思想中發掘對我們有幫助的智識資源來補充和矯正現代性的缺陷。

2. 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古典學還是真正的古典學？

答：古典學是一個非常廣大的範圍，顯然既包括政治哲學的部分，也包含和政治哲學無關的部分。所以要糾結真正的古典學是非常無聊的問題。

這裡多啰嗦一句，題主所說的「現實有用的歷史分析，更多應當基於政治制度史而非思想史」我個人覺得是完全錯誤的，歷史上的具體制度嚴重受限於當時的客觀物質和技術條件以及具體的歷史場景。相反，歷史上的思想在不同的年代經由不同的解讀和詮釋則可能一次又一次換髮生命力，並為不同時代的人提供智力的支持。所以我們會不斷的研究柏拉圖，試圖從柏拉圖的思想中發掘對我們有幫助的東西，但是沒有人認為審判蘇格拉底的雅典司法制度對現實還能有任何幫助。

3. 古典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答：上面已經說了，只要我們認為現代性不是完美無缺的，那古典學就始終存在直接的現實意義，永遠不會被人遺忘。同樣這句話，我去年也用在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價上。不佔據主流不代表沒有現實意義。

4. 中國式的古典學應當是怎樣的？

前面已經提到了，在對現代性思想進行反思和批評時，不可避免需要藉助一些其他智識資源。僅僅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也是有意義。現在的研究水平有限，研究結果不令人信服並不代表這種研究本身是無價值的。相反，如果比較西方古典學研究的細緻程度，中國古典政治思想中可供研究和發掘的資源還遠遠沒有被窮盡。

最後，直白的說一句，人家辛辛苦苦翻譯出版了那麼多書，能夠佔據更高的山頭一點不過分。你要是不服氣，能為中國的學術界再出兩三百本學術書，我也在每個問題下面說你的好話。

不知不覺水得太多，活還有好多T^T

謝邀。

我並沒有讀過這套叢書。不過從我在網上找到的一些資料來看，這部叢書言必稱「中學」、「西學」、「文化脈絡」，貌似目的性挺強，功利主義色彩挺重。

古典學研究並不是解決某某問題的靈丹妙藥。從我自己在美國對古典學研究氛圍的體驗來說，大部分時候大家是以一種「探究有趣事物」的心態來做古典學研究的。

很多時候，求的太急太猛，不得其道，反而求不得。

機場答題，言簡勿怪。

非常同意題主的看法，劉甘二位國師倡導的古典學研究，基本上是一種政治哲學的古典學。

從大的方向來說，我認為這種態度是可取的。答主在英國的古典學系交換過一學期，和一些小夥伴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即使要建立古典學，也絕對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古典學。它不需要過分關注錢幣銘文等過於歷史和考據方面的工作，它需要有自身的一套問題域。因為中國建立西方古典學的目的不可能與西方的古典學相同，中國的古典學恐怕更多是在比較古典學的視角下展開的。

此外，在古典學的學科基礎上來講，即便中國學者這幾年大力傳播古典學，但在專業水平上和西方的差距簡直不能以道里計。一個簡單的例子是，西方的中學教育中就已經滲透了頗為系統的古典學教育，許多剛入學的普通大一新生的古典語言能力我認為已經超過了不少中國專業學者。在這種龐大的文化教育背景和水平的差異下，我認為在中國移植西方的古典學也是無意義的。

正如西方中國研究視角下的中國古代哲學研究與中國大學中的中國哲學研究是非常不同的，中國所要建立的古典學也應當是與西方是相當不同的，而且它還需要解決中國文明自身的一系列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劉甘二人的古典學大方向是可取的。

但即便中國的古典學是一種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古典學，它也需要遵守一系列的專業規範。我覺得目前劉甘帶起的古典學風潮最大的弱點就是業餘。首先，對施特勞斯的推崇有些過度。即使要做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古典學，也不是只有施特勞斯一家。其次，太過泡沫化，似乎總想著一下把握整個西方思想脈絡，缺乏了對專業能力的嚴格細緻的訓練，我覺得這基本是施派的一個共通的傾向，有好處也有壞處。

一句話，我認為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古典學研究是必要的。但是目前這種形態的古典學研究的問題在於：空洞的情懷壓倒了專業訓練和專業研究。

答主在古典學上是渣渣，所以也沒啥資格說這說那。。

表面上的、正式寫出來的意義當然是說我們要深入、細緻地了解西方思想、解釋西方思想，從中獲取一些教益。至少也要在新的時代用更高標準翻譯介紹一些原典和相關研究，單純對於中國的學術研究來說也是個標杆。這個當然是很好而且很必要的。

但是還有一層「意義」是被人們不太喜歡甚至狂批的，就是導致很多人在「細緻入微解讀西方經典」的旗號下「走火入魔」，從字裡行間中發現太多太過離奇的所謂微言大義，弄出很多怪論，這在批評者們看來是對青年學生、學者的誤導，是在浪費精力和智慧。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不僅僅只是學術上的治學進路和具體觀點的爭議，有些解讀、有些挖掘出來的微言大義有某些實際政治上的含義：當下某些人謀求的某些價值和政治制度其實是不值得追求的，這些人的主張隱含著甚至明顯存在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在作為標杆被模仿的西方已經展現出來了，或是已經被人們注意到正在被修正或者只是一些「先知」看出來了在寂寞地吶喊。因此考慮到我們一百多年來就總是在誤會西方進而走很多彎路，我們根本就不應該貿然學習這些制度和背後的價值、理論，那些鼓吹這種制度、理論的人是膚淺的甚至是邪惡地懷揣某種目的在故意禍國殃民，是值得警惕的。我們不應該受到這些人的蠱惑而是應該「回到」西方思想的本源、本意上去，接過那些寂寞先知們的旗幟和接力棒，正確理解那些制度和背後的理論論證，認清西方思想及其主流政治制度。

這樣一來，在批評者們（當然就是那些「蠢人」和「壞人」）看來，本是在談論「政治哲學」的，但討論的重點已經偏移了，一來是「居心」之類的問題扯進來了，二來是現實政治該如何反而很遙遠和不重要了（只有聊明白了柏拉圖是怎麼回事才能聊當下，而這又需要學明白古希臘文拉丁文……），三來是這等於默認和接受了當下現有的制度和秩序，甚至因為當下的制度和秩序強烈地反對了那些有問題的主張，反倒可愛起來。批評者們就會感到沮喪和氣憤，他們一方面要面對「合法」暴力的實實在在的隨時可能到來的威脅，另一方面又要面對各種在他們看來稀奇古怪的自居正確的解釋和相應的政治觀點（如果有的話），而且總有年輕的、渴望在學術上建功立業的、精力旺盛才華橫溢的青年學生投身到故紙堆的字裡行間去，自我陶醉於這種遠離政治卻又宣稱自己應該是最懂政治的「政治哲學」中去，這當然無助於他們的事業。

另外重要的是那些「奇談怪論」的持有者的語言功夫、文字功夫往往似乎還比這些「邪惡」「愚蠢」的人好很多，在他們的滔滔不絕洋洋洒洒面前，這些「邪惡」「愚蠢」的人的主張似乎真的是膚淺的和邪惡的，因而這些「邪惡」「愚蠢」的人似乎也有點自慚形穢。

一月份恰好在北京，旁聽了一會兒這套叢書350本紀念的會議。
上面的答案大多數還是著眼於學術上分析劉小楓搞的那一套，可是當天在場的還有教育部來的領導、對著劉小楓大光頭吞雲吐霧的甘陽，旁邊坐著汪暉（以及周遭跟隨而來的一些清華學生粉絲），甘、劉的對面，還有李猛、丁耘，以及給吳飛預留的空座。很顯然，無法用「中國施派」這個簡單的標籤來簡單歸類。

捅破窗戶紙說的明確一點，在座諸位關心的絕不僅是學術相關的問題，所以從古典學術研究的角度談這個話題只是隔靴搔癢。個人愚見，他們更關心的是知識和權力的關係。放到現實語境中，就是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一些知識分子擔憂自己在眼下中國政教學現狀中何以自處，各自在嗅到了理性主義與民族意識的氣味後心照不宣，要拿出來一套超越價值中立的方案。這套方案背後的那個最高問題，在座者可能已有共識。施特勞斯只是最新的一塊招牌而已。

聯繫一下近兩年廟堂之上肉食者所為對文化界的波及，我看人文學術工作者該不該，或者說該如何「把握」自身所處的時代，才是這個問題下值得我們思考的事情。

主要涉及到新左派和施特勞斯學派。劉小楓是施特勞斯學派眾所周知。施特勞斯學派之所以將古代政治哲學放在重要地位，按照陳建洪教授的《論施特勞斯》的觀點，是因為古代政治哲學致力於構造完美社會，這和當代政治哲學的目標是完全不同的。完美社會就想一面鏡子，時刻對照著現實社會，雖然無法實現，但是仍有意義。

那麼從劉小楓和新左派的角度來講，中國古典文化和西方古典文化一樣，描述了一個理想的完美社會，所以他們才會致力於這一類問題的發掘。

我是題主，感謝幾位的回答，下面我從個人視角做個點評並說說個人看法。

@朱子建的回答里，「中國建立西方古典學的目的不可能與西方的古典學相同，中國的古典學恐怕更多是在比較古典學的視角下展開的」的說法跟我的看法基本相同，即中國語境下的古典學研究不可能直接從西方嫁接而必須擁有自己的語境。這樣的語境，在甘陽國師的眼中即是「新時代的通三統」，對西方、東方、馬克思融會貫通，構建一個類似於當局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法治、國家治理）體系」的新體系。

@劉學浩的回答強調了中國古典學研究中濃厚的施特勞斯學派特色，即「微言大義，隱微閱讀」。在我看來這種對古典學的閱讀理解類似於當年紅學研究中的索隱派，即貫穿了很多並非經典作品言說對象而是解讀者個人信仰的東西。而這類來自作為現代人的解讀者的思想和觀念，很顯然並非古典。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 @卡拉貢尼斯的想法：當下中國的古典學研究目的性太強，太功利。

在作為古典學始作俑者的劉小楓筆下，中國的古典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認為《經典與解釋》叢書推薦的目的僅僅是推薦西方經典，並不是拿什麼藥物治什麼病，一方面又說深入西方經典後可以達到「反觀中國問題認識更深刻，腦子更靈活」的目的。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似乎又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我個人認為他們搞古典學的主要原因是後者，因此古典學研究是政治哲學的，充滿了與現實千絲萬縷的聯繫，也可以說具有功利色彩。

我認為中國當下的古典學研究應當搞清楚幾個問題：

第一：是否古典的就是善的，就優於現代？

在這樣的問題上，劉、甘等人沒有任何妥協，他們堅持認為古典文明具有高貴的靈魂，能夠在商業文明的當下把平庸的社會人重新變得高貴。

但是這樣一種沒有太多論證的判斷顯然是容易被駁斥的。在我看來這種思想的起源更多是對近世以來「世道必進，後勝於今」的矯枉過正。二十世紀以來工商業文明的發展和繁榮讓部分現代人完全站在歷史虛無主義的立場上審視問題，因此忽視了古典。這樣的一種趨勢被施特勞斯敏銳地捕捉到，因此他和他的學派希望通過重新解讀柏拉圖、霍布斯、修昔底德和莎士比亞博取一種和主流異議的立場。但很明顯這種對經典的過度偏好僅僅是權宜之計，被當下的中國古典學奉為真理。

第二：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古典學還是真正的古典學？

劉小楓對古典學有一個很詩意的解釋：與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瞭然於胸。但這樣一種解釋不得不讓人懷疑這種古典學研究是否是唯一目的在於解讀古典的學問，即更多基於文本解讀和歷史分析的應當被劃為文史的人文科學，還是類似《孔子改制考》的六經注我？至少當下的古典學研究沒有讓我看到前者的影子。

另一個問題就是制度史和思想史之爭，在我看來對現實有用的歷史分析，更多應當基於政治制度史而非思想史。因此傳統的政治學研究者明顯更加關注洛克，關注聯邦黨人，而不是思想上更有深度和預見性的霍布斯，至於治史的修昔底德和文藝巨擘莎翁就更不處於政治學的場域。這樣一種特殊的研究轉向不得不讓我們懷疑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古典學研究是處於真心還是單純為了標新立異（就不說嘩眾取寵了）。

第三：古典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題主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聽過這樣一個觀點:但凡社會科學的研究必須立足現實，作用於現實政治情勢。這樣的觀點被在場的很多學者所詬病，但個人認為還是有一定用處的。政治科學發展到現代，在制度上已經基本處於不需大完善只要小的修補的程度（雖然遠沒有達到「歷史的終結」），在這種時候，指責基於自由主義立場的現代思想的平庸並引進古典意識，試圖在政治上建立一個古典政制構想是否合乎時宜？如果如劉小楓所說，為了讓古典學在現代有立錐之地，那麼歷史學上的研究就足夠了，為何要來一個轉向？

第四：中國式的古典學應當是怎樣的？

當下的學者治古典學，已經有部分人意識到了國人治相對陌生西方古典，不如回歸中國古典。因此出現了儒家政治哲學熱。其中最有政治哲學意義的莫過於儒家憲政。公羊學、方以智，這些都不是主流中國史或中國哲學研究的對象，被古典學者擺上檯面。更有趣的是，部分儒家憲政學者在文章中常常引用劉甘引進的施米特和施特勞斯，讓中國的儒家憲政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施米特的中國化。那就似乎不再是古典學了。事實上，關於儒家憲政的思想，就存在這樣一種先天性的悖論：若將古典中國的儒家與憲政相掛鉤，即認為憲政並非布丹以來西方承認的一套包含權力分配製約、代議制，民主選舉內容的範式，但如此的憲政就並非慣習語境中憲政，而類似於《政治學》中的constitution，這明顯與普遍認知不同。但普遍意義上的憲政即與儒家的等級制、君主專制思想違背。因此也有一種學者過度誇大董仲舒等古典學者思想里的「屈君伸天」，那就是政治神學了，在缺乏語境的今天，這麼做更是痴人說夢。因此怎樣發展出中國式的古典學也應拭目以待。

上面這四個問題我都只有能力提出，卻無法解答，因為需要事實的經驗與研究成就，如此。

謝邀……

我不了解政治哲學就不做點評了……

但就我個人比較了解的領域來說……如果真有哪個人敢在我比較了解的領域（科學哲學和倫理學兩個領域）拋出一個這樣的研究綱領的話……我幾乎保證轉眼就被打成篩子……在我看來劉、甘二人的東西也就是吹出來的，一點價值都沒有……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所謂的「現代性」很有可能是一個偽概念……那些被劃分進入「現代性」的一些思想，除了他們誕生的時間以外，可有什麼共同點嗎？……我完全看不出來……因此，「現代性」可能完完全全是編造出來的東西，因此，所謂的「反思現代性」不外如是，只不過是畫個靶子自己打，方便豎起一個大旗而已……

至於古典的問題，我個人比較傾向於拉里·勞丹在科學哲學上表達的態度，它應該並且只應該用於揭示一個改變的方向……對於任何想要直接從故紙堆裡面翻出些什麼的人，我對他們僅僅報以「呵呵」二字，慢慢找去吧，如果17世紀以前的故紙堆裡面真的還能夠直接汲取出什麼營養的話，那就從一開始就不會被拋棄幾個世紀了，就如同前面Marcel 的答案中說得一樣，太容易被駁斥了……

題主的此一提問、是當今中國哲學如何發展的關候與關鍵，是一個相當棘手難以解答的中國國情、人文文化科學水平學養的致命問題，中國政治語境與哲學關係最堅銳並不自知的特大予盾問題。西方哲學從古西臘至後現乃至今天、它是以追問和解除最堅端的予盾為要旨的。所以它在中國的今天直接關係幾個致命問題；第一：國本和政治屋次關係的認識問題與現代如何著待馬哲的語境及它囿限國人的哲思問題；第二：國本文化復龕問題、即目前的中國文化語境是繼父當權佔道、生父孤魂不能龕位，在本士吃的是中國飯、乾的是自己的生命事業卻說的既不是中文、或不是西方語境的違心話、何有本土的道、西方的哲學？或是何有適合現代國情語境的真正中國的哲學？如果劉、陽真正是國師證明宏揚古典的意識與思維可以說言不由衷、夠高明的了。朱子建的回答基本中肯確如、特別說答主是渣渣太確當經典了！但未中核心的要害；中國的國情語境本身就是政治與哲學的最特別的特級語境予盾。之所以筆者己創立了中華國本的「生命哲學」——《腦理學》用二十萬字系統一論述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語境哲學。

謝邀，但是抱歉，圈子太小，不敢答。

這套書裡面施特勞斯系列的玩意有很多，但是更多的跟施特勞斯那個套路沒啥關係。裡面有很多也不走所謂的政治路線。

商務印書館的橙皮哲學系列出了一大堆大陸哲學，難道就能管這個叫大陸哲學叢書？

至於宣傳施特勞斯甚至那一套的東西，難道讀者自己不會剔出去？真是這樣的話那怪誰呢……

就不想好好學語言的人愛搞的那點有的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