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引進的台灣國學教材是什麼樣的,為何內地的國學教育難與台灣接軌?
目前內地已經有包括北京四中在內的30所中學使用台灣國學教材。然而記者了解到,目前使用教材的只有武漢四中、太原外國語第二學校、華中科技大學附屬中學、鄭州五中等學校,而北京四中並沒有使用該教材。在北京,使用台灣國學教材的,是一所民辦高中——北大附屬實驗學校。 via 台灣教材進京遇難題:課時不夠內地國學師資難找
還有一個問題:引進這類教材的實際教育意義如何?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原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這段話出自台灣地區高中階段必修科目的教材——《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中「孔子的為人」一章。
當北大附屬實驗學校、武漢四中、太原外國語第二學校、華中科技大學附屬中學、鄭州五中等學校他們的課本中會多出這樣一本來自海峽對岸的教科書。因為中華書局引進了這本《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並在此基礎上修訂出版了《中華文化基礎教材》。
雖然這並不是台灣教材第一次進入內地,卻是第一次以選修課甚至必修課教材的身份進入內地。
《中華文化基礎教材》的前世今生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在台灣地區可謂經歷了種種變遷與調整。
台灣地區60多年來在高中課程中一直安排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科目,與《高中國文》並列,屬於必修科目,並編有教科書,內容主要涵蓋傳統儒家的經典——「四書」。
2006年,台灣地區政黨輪替,在民進黨「去中國化」的政策下,廢除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科目。為平息反對聲浪,將科目改為《論孟選讀》,但由必修改為選修,教學課時也大幅減少。
2011年,由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董金裕教授擔任《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大綱修訂小組的召集人。小組最終通過課程大綱,將該課程由選修恢復為必選,同時為避免部分人士的反彈,將課程名中「中國」一詞改為「中華」,從2012年9月起正式實施。
內地引進版教材《中華文化基礎教材》與原教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在內容和體例方面基本一致。內容以儒家經典《四書》為主,面向高中學生進行分類講解,分為22個單元,共計選入《論語》168章、《孟子》50章、《大學》4章、《中庸》4章。每個單元之前均附有「引言」,之後則設計有「問題與討論」,各章中還穿插大量「章旨」、「注釋」、「解讀」、「相關名言」等板塊。
教材體例分上下冊。上冊為「論語選讀」,分11單元,分別為「導言」、「孔子的為人」、「論學」、「論仁」、「論孝」、「論道德修養」、「論士與君子」、「論詩禮樂」、「論教育」、「論政治」、「論古今人物與孔門弟子」。
下冊為「孟子選讀」與「學庸選讀」。其中,「孟子選讀」8單元,含「導言」、「孟子的抱負」、「論人性本善」、「義利之辨」、「論涵養」、「論教與學」、「論政治」、「尚論古人」;「學庸選讀」3單元,含「導言」、「大學」、「中庸」。
大部分單元後還列有「今人今事」與「歷屆大考試題」。
負責下冊教材修訂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梁濤表示,雖然引進版教材與原教材在內容和體例方面基本一致,但還是有大概10處的修訂,主要包括注釋、台灣與內地表達方式差異的調整以及今人今事。
在「孔子的為人」一章,今人今事講述了一對紮根四川涼山峽谷絕壁上的彝族寨子18年的支教夫妻。
在「歷屆大考試題」方面,原教材僅選擇台灣地區高中大考試題,引進後的教材則改為以內地的全國和地方高考試題以及高校自主招生試題為主,更符合內地的教學實際,同時部分地輔之以新加坡和香港、台灣地區的相關試題,用以拓寬學校和學生的視野。
台灣的國學教育
台灣著名學者傅佩榮曾說:「台灣沒有『國學熱』,因為從來就沒有『冷』過。」而這很大一部分得益於台灣從小開始的國學教育。
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發行人兼總編輯林載爵生於1950年代的台灣,據他回憶,他從小接受的教育是百分之百的中華文化教育。比如,「小學四年級開始每個禮拜都有書法課。你必須自己帶著毛筆、硯台,練習寫字。書法老師在寫得不錯的地方會用紅色的筆畫圓圈。這是非常傳統的、嚴格的書法教育。到念中學時,我們必須讀《論語》、《孟子》,那是國文課本里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林載爵提到,他從13歲上中學到18歲考大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都是必考的科目之一。「所以說在我們的成長年代裡,傳統文化的學習是生活的一部分。」
從小學到初中,台灣如今稱為「國民中小學9年一貫制」教育。在國民教育期間,它的教育目標明晰,就是「培養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的健全國民」。所以在其《語文課程綱要》中,明確地將「體認中華文化的精髓」作為其語文教育的基本理念。
林載爵打了個比方:「譬如我們談到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問題時,我們看到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者或者道家學者提出什麼樣的解釋,這種解釋到今天我們還可以發現。我們在處理公領域的原則是什麼,我們如何保留我們私領域的生活,這問題中間有它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是經過很長的歲月、整個生活變動發展的影響之後,無形之中公私領域的分界變成生活中的一個部分,融入了你的生活。」
內地國學的冷與熱
近年來,我國內地的國學復興之火呈現燎原之勢,各大高校開始開設國學院、國學研究中心;基礎教育的小學和初中階段一般都開設了國學課程;各種師資培訓也繽紛而出……
然而對於這種趨勢,一向比較關注語文教育的作家葉開認為,國學並沒有真正地熱起來,只是被市場化、功利化。國學界雖然有些大師,但也有很多的文化騙子,扭曲了中國傳統文化。而理性、發展地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學習最經典的、最接近真實的傳統文化才是真正的恢復和弘揚。
文化批評家葉匡政對此則更為嚴厲,讓一個成年人讀國學,了解傳統文化改變已有的價值觀,是很難的。「現在社會,出現了價值觀真空,比如成功就是有錢,幸福就是賺很多錢;而《論語》中講到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也是快樂;國學中的『德』,是維繫社會的根本。它教會人們正確地看待生命、看待世界。」
目前國內80%至90%的小學都開展了經典誦讀,但這種誦讀大多停留在詩詞誦讀的層面。而在高中階段,目前也有少數學校開展了經典導讀,但是大多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教育體系。
而且相較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學校中,國學課程大多是高中必修課程,內地國學教育實際上被分散到了語文、歷史和政治類課程中,很少單獨開課,更沒有設置專門的國學教師崗位。
兩岸文化的交流與碰撞
2006年,廈門松柏中學的語文教師林采鳳為高一學生開設了一門選修課。而李老師所用的教材就是委託該校就讀的台灣學生從台灣帶回來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2008年,新華出版社將這套教材以《國學基本教材》為名出版,那次是內地首度引進台灣國學教材。
在當時,「國學」呈現出虛假繁榮的局面。易中天說國學從來沒熱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說國學是虛熱。對於國學普及,似乎是熱情多於理性。《國學基本教材》的主編葉匡政則表示,《國學基本教材》的出版,則表明內地「國學熱」正悄然回歸到一個理性建設的階段。
葉匡政說,台灣國學教材注重中國儒家倫理道德對學生的熏陶,把立高遠志向、孝敬父母、學會感恩、勸學惜時、做品行修養高潔之人作為國學教育的主要目標。
包括廈門大學「專科學者」謝泳教授在內的不少知名學者都很欣賞這本教材。謝泳還寫了一篇題為《打開中學語文教學的新思路》的博客文章。文章中稱這本教材的最大優點不光是讓學生識讀文言,而是理解和體會儒家文化的精神,特別是這種精神的現代意義。
他還表示,過去語文教學的一個明顯失誤是把傳統文化停留在技術層面理解,把文言文的簡單識讀,看成是最重要的教學任務,而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卻極少注意,這是近幾年才取得共識的。
國學基本教材》雖然也作為廈門兩所學校的選修課本,但是並沒有正式進入試點作為教材推廣使用,而是作為大眾讀物,供普通讀者學習使用。
當內地積極地將台灣教材引進的一年多後,湖南教育出版社編輯的國家課程標準初、高中數學教科書(共28冊),在2009年秋季通過台灣九章出版社也第一次進入了台灣的書店。
這是台灣首次引進內地版正在使用的基礎數學教育教科書,在兩岸文化合作交流史上尚屬首例。在湖南教育出版社數學編輯室主任胡旺看來,這些年來,兩岸的版權貿易交流十分活躍,但大多集中在中醫、旅遊、文學及歷史等領域,即使到現在,教育出版領域尤其是在教科書方面的版權輸出仍不多見。
由於台灣教科書有一定的審查制度,內地的數學教科書不能進到台灣的校園,電子版也最終被叫停。
「台灣的數學教科書為了簡化內容,已經變得支離破碎。而內地的數學教科書比較難也比較完整。」台灣九章出版社社長李文先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但內地數學教材比台灣高出兩三個年級,台灣數學考試又是以選擇題為主,所以引進的數學教材只有教學和研究人員才會購買。」
不同於《國學基本教材》和國家課程標準初、高中數學教科書使用渠道受限,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文化基礎教材》,最大的意義在於,已經有一批合作的試點高中會使用新教材開課。
中華書局副編審祝安順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目前中華書局已經與包括北京四中、華南師範大學附中等5所知名中學共建中華傳統文化(高中)教學研究基地,並將逐步建立面向全國中小學的中華傳統文化教育服務體系。而且他們在引進推廣台灣國學教材的同時,還在研究3個課題,就是傳統文化如何課程化,如何體驗化,如何常識化,讓學生們了解傳統文化學什麼,怎麼學,有什麼用。
葉開與葉匡政均強調,國學傳播中一定要「去其糟粕,將精髓和優秀的理念傳播開來,像《弟子規》這種後人編寫,解讀有所歪曲前人真意的讀本,是不能奉若經典的」。
至於說,還有一個問題:引進這類教材的實際教育意義如何?我認為純粹是勞民傷財,沒什麼意義。
大陸還有幾個人能靜下心來做點學問?連少林寺都上市啦
大陸若能參照此教材自行編訂,於傳統文化之傳播與復興大有裨益,非屬勞民傷財一類。此事關乎國民素質與國家風尚,但愚意以為,孩童傳統文化之培育應重在「行」字,即從儒家洒掃應對之傳統、與遊學之教學形式為主要,切應因應孩童之天性為之,勿只一味背誦,而使其厭倦、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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