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士族」對漢末三國與兩晉有著怎樣的影響?

為什麼有學者認為魏晉時代是中國中世紀歷史的開端?依據是什麼


本不想回答這種龐大無比的問題,因為不是幾句話能說明白的,高度概括的精鍊語言大概就是掛一漏十,不能說有錯誤,但終究是一葉障目。

所謂士族,在後漢並不真正意義上的存在,直到曹魏晚期至魏晉禪代之際才完全形成。像荀攸、鍾繇、陳群、何夔、楊修、衛覬、崔林、華歆、王朗、邢顒、高柔、杜畿、韓暨、裴潛、盧毓、孫資、劉靖、賈逵、溫恢、和洽、蔡睦、鄭渾、袁渙等人,身份是士人,而不是出自士族,雖然日後他們的家族的確都成為了魏晉士族的顯赫一員,但三國初期還不能稱為士族。

無論是以政治上的九品官人法施行、經濟上的占田蔭客制實施、還是以崔林登上三公封侯把後漢割裂了二百年的官僚與爵位系統重新連接為標誌,士族的正式形成最早也要在曹魏建立以後。

再說句題外話,後漢的士人是一個很寬泛的介於身份和階級之間的屬性,在後漢言【士族集團】,不用細看肯定都是扯淡的。

如果喜歡看這種大視角下的分析,而不是自己去讀書真正認識這段歷史,推薦幾個回答

【這個問題里我大致分析了漢末各階級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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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里我的回復和 @越石暮年扶風賦 的回復基本可以理清漢末三國之際的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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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大致描述了下士族在曹魏形成時期幹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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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送幾個精品的回答

@越石暮年扶風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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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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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世家起步而逐漸形成的所謂「士族」,並不能被當做一個所謂「集團」來看,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具備多麼具體的政治利益一致性,頂多可以視為「士大夫」階層在漢末魏晉的一個演化形態而已,如果抱著「提純」的心態,硬要把「士族」說成是一個能夠「一致成團」影響漢魏之際、魏晉之際、兩晉之際乃至南朝歷次變局的「集團」,就有些過於臆斷了。

在漢末,門生故吏遍天下的世家大族確實是有的,能夠在郡縣層級通過婚媾聯姻相互助益的鄉里望族也確實是有的,這都是東漢朝廷不能扼制土地兼并,造成望族能夠以大地主之姿積累學術、聲望、人脈所致的必然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漢末開啟的割據亂世提供了一種頗為根本性的隱患。

但是,漢帝國的皇權依舊能在檯面上、體制上壓過這股勢頭,即便漢帝皇權衰弱了,也有各地掛著不同位階將軍號的軍閥能夠依憑手中的軍力與軍府體制壓過所謂的地方士族,至少形成一種「軍權掌控局面+名望打點門面」的割據霸權局面,實權仍在新軍閥憑藉軍力形成的新霸權與新皇權手中。

從漢末群雄與三國皇權的幕府或朝堂中,我們完全看不到如同東晉那般的門閥政治,以及如同南朝那般的制度保障,甚至可以看到基本上大比例沿用漢帝國舊制度的季漢政權能夠在地利自守、賢相理政、外來軍權的輔翼下續命四十多年;也可以看到像孫吳朝堂那樣的宗室內訌而權柄不入外姓,更能看到像董卓、公孫瓚、陶謙這般憑藉軍府權力或州府權力便能主宰一方的軍閥頭子。即便是憑藉官宦世家名望起家的袁紹、袁術也並未見其軍府、州府有多麼受制於地方望族,似乎除了一個單騎赴荊州的劉表,全無地方望族把持割據軍閥大權的其他顯著事例。

至於司馬氏家族,固然有其河內郡望族的名望在,但司馬懿能夠把持曹魏朝政,更多是因為扎紮實實的軍功以及由此而來的軍界人望,以及曹丕以來開國明君重臣均不長壽的運氣因素。哪裡能夠僅僅憑藉一個後人臆想中的名望就凝聚起一干陰養死士與魏朝軍士為他司馬老賊站隊呢?

陳寅恪先生所論司馬晉士族政權取代曹操寒族政權的論調,已然被二三十年來的學界所充分論證否掉了,終究只是陳老先生當年受限於材料不足而做下的一個已然被歸謬的腦洞,犯不著繼續拿來奉為圭臬。

至於司馬晉創建之後通過占田法與泰始律放給所謂「士族」的利好政策,本來就是新朝建立以後針對全部統治階級的「恩賞」政策罷了,因為位階有差而區分出來了個等級,哪朝哪代趁著新朝初立都會有的舉措,犯不著硬要歸到「回報支持司馬晉的士族」這個由頭上。畢竟曹丕不還聽從陳群的建議,搞了一個九品官人法咩?難道非要預設個「士族集團」的有色眼鏡,認為曹丕也是有意為之?而且曹操霸府選拔人才,也是通過荀彧、崔琰等人舉薦本州郡望家族的士人,荀、崔已經有了後來的州中正的味道了,還能說曹操也刻意培植「士族集團」?說好的寒族法家政權呢?豈不謬哉?

質言之,在當時的知識載體成本高昂的條件下,就不可能有人才培養的實質公平,知識必然壟斷在各郡縣少數幾個通過各種機緣膨脹起來的大地主大奴隸主家庭之中。而在當時那種交通與信息條件下,人才選拔就不可能實現徹徹底底的程序公平。所以無論什麼樣的制度,執行久了都會淪為壟斷郡縣話語權地方望族的「順風車」,用來編織與經營其家族前途。所以,無論是兩漢的多元人才選拔方式,還是魏晉的九品中正制,都會淪為士族形成的順風車,而不是本末倒置地反過來說,九品中正制從一開始就是所謂「士族集團」的陰謀。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進入下一層了。

西晉的政局一開始也並未被「士族」掌握,反而不論治亂,均由外戚與宗室把握,這其實是兩晉南朝的通例,而士族有且僅有在東晉一朝,由於司馬睿系東晉皇室在一開始的勢單力薄(類似劉表),這才形成了一個被田餘慶先生稱為「東晉門閥政治」的皇權變態形式。注意,這個時候的門閥政治可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因素助力,僅僅是時勢使然哦,換言之,即便在曹魏、西晉立國之初兩次制度性助力的推動下,士族也沒能形成的門閥政治,反而在沒有什麼制度性保障而全憑實力與時勢上位的東晉形成了,哪裡還能說東晉門閥政治是魏晉以來所謂「士族集團」的刻意影響醞釀所致呢

到了南朝,隨著劉裕憑藉北府兵建宋,蕭道成憑藉青齊人士組成的禁軍建齊,蕭衍憑藉雍州僚佐組織的兵力建梁,陳霸先憑藉嶺南僚佐組織的軍力建陳,紛紛以強勢軍權與赫赫軍功凝聚成了新的一代皇權。而且,宋齊梁陳各代,也只聽說過宗室與將軍武力對抗中央的,從未見過所謂清流士族再發揮什麼軍政變局的主角作用。質言之,南朝士族雖能制度性地憑藉譜牒之學、官品定階、吏部銓選、清濁分流的舉措把持朝堂行政的人事權,卻也不得不通過投機成為各大宗王將軍之軍府僚佐的機會,來維持其政治利益與政治地位。南朝帝王如果是明君,便可通過拉攏士族為自己裝點門面,如果是暴君,則可輕易屠戮士族發泄戾氣,而士族成員也只能通過策動地方宗王實現對暴君的制裁。

綜上,漢魏晉的士族,仍舊只是士大夫階層的一個階段形態而已,並不能視為一個「集團」,而僅僅能夠視為一個「階層」,他們固然能夠趁著科舉制與印刷術到來以前對知識的壟斷攫取所屬家族在漢魏晉歷朝的政治利益以及篡代頻頻之時的投機利益,但絕對不能非常「輝格解釋」地把他們視為一個可以主宰漢末魏晉南北朝歷史進程的主體,而忽視了南北朝隋唐逐步形成的一代代強勢皇權。質言之,如田餘慶先生在其名著後論中所言,不能把「東晉門閥政治」看做是一個前有漢末魏晉鋪墊、後有南朝延續的「長期變態」。

門閥政治只是皇權政治在東晉百年間的變態,是政治體制演變的迴流。門閥政治的存在是暫時性的,過渡性的,它是從皇權政治而來,又依一定的條件向皇權政治轉化向皇權政治回歸。皇權政治的各種制度經過南朝百餘年的發展,終於與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淵源。 ——《東晉門閥政治》北大紅皮版第345頁

再說得明白一些,與其圖省事歸納出一個假大空的「士族集團」來極其失真地理解漢末魏晉南北朝,倒不如多多留心一個個家族具體是如何弄權、佔位、聯姻的,這樣方能更加趨近事實地了解漢末魏晉南北朝的四百年亂世。否則,你老是用一個後人硬塞給歷史的概念去套史實,就是實打實的「削足適履」了。


士族集團的源起,便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首倡儒術」後,研習儒家經學的學者們,壟斷了儒家孔孟一門經典學說的解釋權,並在家族內部代代傳襲,進而掌握了整個國家文化制度的話語權。

東漢王朝時,這些儒家經學士大夫家族,經過兩百餘年的彼此聯姻,互通聲息,積累聲望,壟斷知識,終於進化為士族集團,從此在之後的近四百年呼風喚雨,佔據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

東漢桓帝靈帝時代,以察舉制選拔官吏,高門世家和士人風評便實際決定了一個官員的升遷進退,漢靈帝被史家詬病的所謂「皇帝賣官」,無非是在高門士族把持人事薦舉權的名義下,皇帝卡住高級官職任命權這個口子,逼他們任職時多交一筆錢上供罷了。

士族集團把持歷史話語權下,稱這筆錢都被漢靈帝用來給自己修西園享樂了。可是參考西園軍的建立,則他這筆錢很大部分其實是用來建立一支直於屬皇帝、不受被高門士族影響的大將軍何進管轄的新禁軍,也即是加強皇權的一部分舉措。

只是隨著漢靈帝的早逝,汝南袁氏的以袁紹、袁術兄弟為代表的士族集團,在漢末亂世時趁機起兵,一南一北分別裹挾一群諸侯,一度成為天下最強兩大勢力,眼看就要取漢室而代之,開創一個士族統治的王朝。

幸好他們兄弟嫡庶有別,水火不容,同室操戈,讓本為袁紹附庸勢力的曹操逆勢而動,相繼擊滅二袁,統一中國北方,並以法家申韓之術施政,提倡「唯才是舉」打破士族對人才選拔的壟斷,又實施屯田制和士族集團爭奪人口,終於遏止士族集團的勢力擴張於一時。

但曹操死後,世家大族們還是由潁川陳氏的陳群首倡,建立了影響魏晉南北朝各代的九品中正制,世家門閥對官職任免的操控權更比東漢察舉制更進一步,在實際上把持了國家政權。

所謂九品中正制,即確定士族天生便有做官特權,又按其任官等級由國家分配給牛畜和蔭戶。

士族們官職越高,門第就越高,其子弟能擔任的官職也就越高,甚至哪怕兒童也註定可以得到好的肥缺;而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再有才能也被官場擯斥,只能終身沉淪下僚。這就是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士族集團的代表河內司馬氏,其祖孫三代前赴後繼,南北征戰,司馬懿征遼、司馬師平淮、司馬昭破蜀、司馬炎滅吳,終於削平四方敵人,取代魏朝,統一天下,建立第一個屬於士族自己的王朝,晉王朝,又給高門士族們增加了蔭親屬佃客的特權。

即國家允許士族高官的遠近親屬和佃客都依附於他們,這些蔭親佃客從此免向國家交租稅、服徭役,而改向他們依附的士族門閥去交租服役。門第越高的士族,其被法律允許免稅役的蔭親佃客便越多,甚至到了「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的地步。

因此這一制度的實質,便是承認高級士族按門第高低、勢力大小,有權得到一部分國民作為自己的領民部曲,有權分割一部分國家稅賦作為自己的私家稅賦。除了沒有自己的采邑封地以外,他們已經形同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領主了。

晉朝大臣劉毅譏諷晉武帝司馬炎「不如桓靈」的軼事,常被認為是對「司馬炎賣官鬻爵」的批判。其實不然,劉毅的一貫政見,是堅決反對、並主張廢除九品中正制的,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污濁」。

他此言正是諷刺九品中正制下,官職任命皆被世家門閥把持,則「賣官錢入私門」是入了門閥們的私門,而不是和漢靈帝時一樣入了皇帝的府庫,所以司馬炎在這點還不如漢靈帝——虧大了。司馬炎是以不怒反笑,正因皆說中了他的心坎。只是門閥世族時代,皇權被抑制,和世家門閥共存也是必然。

五胡亂華時期,胡族政權如羯人趙國、鮮卑燕國,為維護其統治需要,同樣秉承西晉九品官人之制,維護高門士族特權。

如羯趙殺人魔王石虎,不惜民力,大規模殘酷徭役和兵役,虐殺黎民百姓以百萬計,卻能穩定統治竟得善終,便是因為他同時和高門士族合作愉快,如恢復九品官人舊制,優免關中七姓望族戍役,在諸郡國立五經博士等。

士族集團在胡人統治下,保持了魏晉以來被選授官職的特權,雖幼童亦得美官,而無門第無權勢之人,即使有才德也被擯斥出政治舞台,(「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便能和暴虐的胡族統治者合作愉快,共同鎮壓底層百姓的反抗。

北魏孝文帝元宏改革後,更讓鮮卑貴族也漢化為門閥,和漢人高門混同為一。而南方的東晉,和後繼的宋齊梁陳各朝,則特重譜系,朝廷專門設立譜局,選官用人時必先查考其譜籍,嚴厲打擊庶族和寒門冒籍。

關東士族(郡姓)如王、崔、盧、李、鄭;關中士族(郡姓)如韋、裴、柳、薛、楊、杜;漢化鮮卑大姓(虜姓)如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江南過江士族(僑姓)如王、謝、袁、蕭;江南本地士族(吳姓)如朱、張、顧、陸……

因此,在兩晉南北朝的幾百年里,不論各個胡漢王朝怎樣如走馬燈般更迭,這些高門大姓的世家大族,卻能代代保持榮華富貴、常有功臣名人,始終佔據帝國最高的政治地位。

從晉武帝司馬炎起,鑒於曹魏宗王無權而輕易被取代的教訓,各朝皇帝就不約而同選擇了分封自家皇族典兵之策,雖然此舉造成了皇族接連不斷的自相殘殺,為外人乘虛取而代之,造成頻繁的朝代更迭,以及五胡亂華這樣的大動亂,也沒有嚇阻後來的皇帝們,朝朝代代依樣畫葫蘆。

——只因世家大族權重,若不想泰阿倒執,便必須以皇族宗王掌兵,來為皇室屏藩。

雖然各朝帝王同時也在窮盡心智,不斷採取舉措打擊和制衡士族門閥,和他們爭搶政權、稅賦、人口,但因為士族門閥壟斷了絕大部分的知識、人才、財政、國計民生,因此無數雄才大略的英主明君,從魏武王曹操起,一直到唐高祖李淵為止,都難以真正解決這棘手難題。

隋文帝楊堅廢止中正官,開創科舉制,其子隋明帝楊廣又始建進士科,力圖從世家大族手中完全奪回選官人事權,高門士族對此極為不滿,竟稱此舉是「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所以導致了隋朝滅亡。

【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故亡。】——柳芳《氏族志》

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則天大聖皇帝武瞾、唐玄宗李隆基等數代英主持續完善科舉制,大量增加科舉入仕名額,提拔寒門士人身居高位,參決政事。

武瞾更在唐周鼎革之際殘酷打擊關隴門閥,並限制奴婢數量、保障奴婢人身、打擊豪強地主,進而消滅了士族集團的部曲佃客制。

唐朝中後期雕版印刷術的普及,徹底終結了世家大族對知識的壟斷,同時黃巢起義和五代兵亂又徹底摧毀了士族賴以生存的經濟根基,即大地主莊田制,在那以後,士族終於成為徹底歷史名詞。


謝邀。這個問題太大了,請容我把題目換成:論門閥政治對東晉皇權的影響是什麼?這樣是不是好答許多?好理解許多?這種要麼出現在中學歷史考試中,要麼出現在歷史研究生的論文中的題目,也就是隨口胡謅兩句。

首先得搞清楚所謂的「中國中世紀」這個名詞到底恰不恰當。眾所周知所謂中世紀,也就是所謂的中古時期是在5世紀-17世紀,如果非要往這上面來靠,魏晉時期確實也算是合得上時間線。

士族也就是門閥,門第,也就是我國從兩漢起到隋唐的最重要的官員選拔來源和系統,到了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把門閥政治推向了頂峰。換種說法,就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

題目既然問影響,我們就來談影響,這裡也只舉門閥政治,或者說士族政治體現最明顯的朝代為例——東晉。

晉室南遷,宗室力量極其孱弱,皇權極度衰微。皇帝基本上是個光桿司令,是被士族集團用來當吉祥物,以號召天下的工具。司馬睿這個皇帝自身是沒有任何力量的,連趙構都比不上,更別說劉秀了,東晉與南宋和東漢都不同。當時東晉的情況也和南宋與東漢不同,所以這種特殊的外部情況造就了剛剛提到的皇權政治的變態。

但這種門閥政治是沒辦法長久存在的,一定是最終歸結於皇權,它們必須依附皇權才更能得以生存,後面的王敦,庾亮等人就是鮮明的例子。


左右中國幾百年的歷史走向的一群大地主,你可以傾慕他們的風度才華,也可以鄙視他們的奢靡與不思進取。從他們壟斷文化教育方面看,大概跟中世紀有一點相似,但是一定要各方面相互比較難免有牽強附會的意思在。


這他么中世紀的歐洲是13世紀,魏晉比它早了900年,這尼瑪有可比性?


我不太贊成把中西歷史做一個橫向對比,比如近代以來,很多新的知識傳入,一些新的概念也被我們認知,比如歷史上的,西方有所謂古典的古希臘,古羅馬時期,文藝復興之後有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間的那段,人們稱它為中世紀,中世紀是有著特殊的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我們不太好把中國的某一個時期拿出來比較,把這個時期中國的「中世紀」

傅斯年曾在《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中說過:大凡用新名詞稱舊事物,物質上都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事物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亦。

我們國家學術界往往在研究問題時遇到舊事物與「新概念」的交錯,這些問題近年來已經有所好轉,所以希望題主能夠加以注意

至於士族問題,士族何以發展而為門閥,門閥政治的演變,則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從漢至唐,一直存在,只是魏晉時代社會動蕩,所以門閥問題尤為明顯

推薦田餘慶的《東晉門閥政治》


瀉藥。。。。。。

這個問題非常龐大,其影響力涉及當時整個中華文明的方方面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中國古代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情況下,士族們及其身邊黨羽幾乎壟斷著整個國家的土地。掌握經濟命脈就掌握了國家命脈,士族們不一定自己直接掌握土地,但是地方上各個大土地主幾乎都和那些士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這些大地主再將土地分發給農民耕種。東漢末年的最高地方行政長官叫「牧」,這個牧的意思就是放牧,可見當時士族們對待平民的態度。士族們掌握了經濟問題,就可以隨時隨地和中央叫板。

我舉一個三國時期的例子吧,魏國曹睿時代,曹睿當時要立後,我不記得兩個候選人叫什麼名字了,但是一個出身高級士族,還有一個是寒族,姑且前者叫貴族女,後者叫寒族女吧。寒族女最終被立為了皇后,而太后去安慰貴族女,但是貴族女當著太后的面說了什麼?她說「你們曹家就喜歡立賤人為後」。這裡的賤人不是現代意義那個賤人,而是貧賤低微的人。可見,魏國曹睿時期皇族已經越來越壓制不住士族們了,司馬家取代曹家也是遲早的事情。

政治方面上,士族之所以被稱為門閥,就是因為其家族政治傳承性非常強,而且官僚人事制度是薦舉制加九品中正制,給士族世代壟斷官僚最大的便利。也就是說,皇族要用什麼人,基本也都得這些士族們說了算。而這些士族也是變成了一個獨立於皇權的非常龐大的政治勢力,當魏國前期幾代人,曹操、曹丕、曹睿,他們還是有能力將兵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曹睿時代有一點兒支不上了,曹真死後,曹家真是拿不出會掌握兵權的人了。為什麼曹睿非要將曹爽這個政治弱智放到託孤大臣的地位上?真是曹睿腦子抽了嗎?因為曹爽是曹家最後在軍隊中有威望的人了。在曹爽之後,兵權完全落到了司馬家手裡,曹家天下也就被掏空了。

後來司馬炎借鑒魏國滅亡的原因,必須將兵權掌握在司馬家手裡,那怕司馬家出了一堆智障。於是乎,八王之亂。別看八王之亂好像是一堆姓司馬的人殺另一堆姓司馬的人,在這表面戰場上,各個地方的宗親王打仗真正依靠的還是旁姓。所以士族壓制皇權並沒有在司馬炎這裡結束掉,反而還更加劇了。後來劉宋代晉,劉裕所在的政治勢力當時叫做北府兵,就是那些司馬家依靠的軍事士族的手下。雖然劉裕本人不是士族,可是他也和那些士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軍事上,從三國時期開始,軍隊的組成問題完全不同於現代的國家軍隊建設。我記得蜀國好像是軍隊歸國家所有,而魏國和吳國可不一樣。魏吳兩國的軍隊是由各個官員所養的私兵所組成的,這意味著如果要湊一支人數龐大的軍隊,就要涉及到眾多官員的個人「利益」,沒錯,私兵對他們來說就像個人財產一樣。

在曹操打官渡之戰之前,他的作戰軍隊人數從未超過十萬,不是因為他動員不起來十萬人,而是因為那些官員並不完全相信曹操,根本不給他那麼多兵。而打完了官渡,到赤壁之戰之前,曹操隨便就可以調個十萬二十萬,因為北方曹操已然成為霸主,大家都願意把自己的私兵交給曹操,讓他們建功立業,回來功勞當然還要在自己賬上。而赤壁之戰結束後,曹操不可戰勝的神話被打破了,所以在赤壁之戰之後,曹操打仗可領的兵又少了好多,每次也就十萬上下,而且從來都是半途而廢。打馬超張魯,得隴不望蜀,防禦孫權北伐,不再出奇兵致勝,只求保住疆土,打襄樊之戰,被關羽嚇得準備遷都。比如說,曹操讓于禁帶三萬人去救援,這三萬人全是于禁個人的私兵。為什麼于禁 投降了,曹操要諷刺說「不如龐德」?因為龐德不在乎自己那幾千私兵,于禁可愛自己的士兵呢!如果曹操的例子還不夠信服,那麼再舉個諸葛恪的。諸葛恪是吳國的託孤大臣,而且廢了其他的託孤大臣,自己獨掌吳國朝局,大有另一個諸葛亮的樣子。但是自己北伐打敗了,回來收到了無數官員的彈劾攻擊,諸葛恪在朝堂立刻失去了威信,結果身敗名裂,被滅三族。因為他損害了官員們的切身利益。

文化上,那個年代,能讀書的都是士族,普通老百姓能數數就不錯了,還指望識字?所以基本也都被士族們所壟斷。

其實這一點從東漢就開始了,在讀《後漢書》和《三國志》,經常有記載,許多家境貧寒的人都有詩書傳家。比如劉備,諸葛亮。雖然劉備早年織席販履,但是十五歲的時候還能被母親送到盧植手下學習,之後平定黃巾軍,主帥何進,三個主要軍事將領朱儁、盧植、皇甫嵩。雖然劉備窮,但也是沒落的貴族。諸葛亮也是,他祖上就一直在做官,只不過自己小的時候父親母親就去世了,再加上戰亂離鄉,生活才變得困窘。

在晉朝,司馬家不敢以「忠」作為統治的道德核心,所以以「孝」治天下。《陳情表》裡面有寫:伏唯聖朝以孝治天下。而這個孝也是最大程度的能符合士族的,因為孝就意味著對家族負責,對家族負責就意味著在官場上的站隊問題,這很能影響政治勢力的角逐和政策的走向。

再往後看,是南北朝,皇帝天天換,但是家族卻不衰落,這一影響一直持續到唐朝乃至宋朝。

最近忙著考試,等放假了我整理一張南北朝的士族譜圖和東漢末期到晉朝的士族分布圖,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來士族對整個天下的影響。

最後點一下題目,中世紀是歐洲的說法,因為那個時候階級完全固化,高塔之上歡歌燕舞,高塔之下餓殍遍地。但是中國嚴格意義上沒有中世紀,因為自下而上的通道一直沒有完全封死,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還是有機會進入上層的,只不過和其他朝代相比非常非常小而已。比如打仗,在戰爭中,攻城戰時非常危險的,也是死亡率極高的,所以攻城部隊是和一般部隊區分開來的,攻城部隊約等於死士,也是獎賞最高的,中國歷史上一直有不少優秀的軍事將領是從這個攻城部隊中崛起的。而歐洲呢?你想打仗建功?抱歉,最底層的軍隊都是貴族組成的,貧民除了勞動,為這個國家創造經濟產物以外幾乎不可能參與到其他活動中。

然而之所以說魏晉是中國中世紀歷史的開端,就是因為中國的政治權利核心的掌握階級開始從皇族和外戚逐漸轉移到了非皇族和非外戚,而魏晉之所以突出,就是因為那麼多地方非皇家大族第一次登上歷史舞台的主角地位,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摸石頭過河,一通大亂斗,才顯得格外精彩。等到了隋唐,科舉制完善,底層基礎教育日益普及,上下通道逐漸變得流暢穩定,整個國家機器在當時生產力允許的情況下變得極其完備,也就不說什麼中世紀不中世紀了。

以上是我的個人看法,如果有不對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來。畢竟涉及的資料很多,有些地方可能不對,先抱歉了。。。。。。


先佔位

士族對漢末的影響最大的就是劃分國家資源,把持行政管理,控制輿論導向。招董卓進京就是名士袁紹想出來的。


這個題目都夠寫一篇博士論文了,還不一定寫得完。對這塊不了解,之前有看過一本書《東晉的門閥制度》,可惜只看了部分,沒看完。

這個題目能討論的範圍太大,自己只是一些花拳繡腿,不敢進這個大坑。

不僅僅是可以從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甚至有心的人都可以從組織方式、生產方式等一系列的方面討論。也包括像藝術宗教之類的。可以說是從各個方面塑造影響了後世的中國。 我只有一點可以肯定,不會像中學歷史教科書介紹那麼簡單。如果這有興趣,可以看一些西方人寫的中國古代歷史。西方人不喜歡討論帝王將相,喜歡從各個方面來看,比如劍橋中國史各個部分。我功力不夠,只能拋磚引玉。


之所以有這個說法,最淺顯易推敲的還是九品中正制的出現。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則傳統中央集權和封建君主專制地位受到挑戰,各個強大的世族門閥將權利分成若干份。

恰好與歐洲的中世紀有些相似,伴隨著封臣的增多,君主自治的領土越來越少,君主的權利也就越來越小。

但是中國文明任何時候都不能與其他文明相提並論。

兩晉的階級壟斷嚴格講,與歐洲中世紀的階級壟斷有較大差別,一個仍然有希望從平民晉陞統治階級,而另一個基本路是死的。

因為涉及諸國文化政治話題,不查閱資料不太好隨意作答。

建議自行查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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